歷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_風聞

作者簡介：林甘泉（1931年11月—2017年10月），男，漢族，1931年11月生，福建省石獅人，中共黨員，1949年4月廈門大學歷史系肄業，中國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古代經濟史學家和秦漢史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

從事秦漢史、土地制度史、經濟史、史學理論的研究。曾參加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撰寫工作，是第二、三冊主要執筆人。著有《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論稿》、《林甘泉文集》，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郭沫若與中國史學》、《中國歷史大辭典·秦漢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秦漢史》、《中國歷史25講》、《孔子與20世紀中國》，合著有《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

原帖：http://his.cssn.cn/lsx/sjls/201809/t20180930_46636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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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並不是一個很嚴謹的方法論的表述。作為基礎知識，除了我們專業方向以外，應該充實一點古今中外法。比較寬闊的基礎知識，研究起來才會有後勁，而非多少年來圍繞一個課題轉。此外，作為一名專業的史學工作者怎麼處理古今、中外的關係?古今關係是歷史的連續性和時代性的關係問題，中外關係是民族性與全球性的關係問題，也可説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關係問題。我們研究斷代史或專門史可能都會碰到這樣一個問題。

　　究竟什麼是歷史?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詮釋，但有一個共同認識，歷史是過去存在的事物和現象，是客觀世界以往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過這樣一句話：“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①但按照我的看法，對我們歷史學研究者來講，歷史學應研究人類史而不包括自然史，或者説自然史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話之後還有一句：“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裏不談；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這就是説歷史研究的對象很廣泛。過去有一個説法，史無定法，意思是研究歷史不能拘守於一種方法。我認為這種説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點補充，説歷史研究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博採各種史學方法，這樣就更全面一些。我們研究古今中外法，也是這樣一個意思。在方法論層面，我們不拒絕任何一個方法。

　　關於歷史研究方法，學術界已經講得很多了。歷史是一部百科全書，歷史不僅有不同的研究領域，而且有不同的認識層次。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説歷史是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事實判斷層次，通常我們講的考據學基本是這個層次，這個層次主要涵蓋的是佔有材料的多少、真偽問題，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邏輯的方法，這裏面沒有階級性。我從來反對講究什麼無產階級考據學、資產階級考據學。我們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麼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層次是認識判斷的層次，由表及裏，涉及歷史發展的一些規律，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區別主要在這個層次開始。但學一些唯物史觀可能對考據學更有幫助一些。也不是説在這個層次只有唯物史觀才科學。我們現在講陳寅恪先生的兩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當然既有第一個層次的問題，但很多是認識層次的問題。

　　第三個層次是價值判斷的層次，不僅唯物史觀者與唯心史觀者會有不同認識，而且同是唯心史觀的史學家也會有不同認識。同是唯物史觀的學者在價值判斷上也會有意見分歧。如對歷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評價，反映了這個問題。

　　不同層次都需要有人來做工作。第一個層次，清代學者和近代學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績。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但歷史學確實不能侷限於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證。從歷史學的功能講，從推動歷史學發展的制高點來講，第二個和第三個層次要投入更多力量。我覺得像我們這樣一個專業的機構，各層次佈局力量是要有一個通盤的考慮。

　　我們對西方的歷史學、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各種方法論和代表論著，要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多接觸、多瞭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觀念的介紹和傳播對歷史學者擴大視野、更新觀念，克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毛病是有好處的。這裏就探討創新的問題。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講創新。歷史學的創新問題，歷史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它已經過去了，作為一個客觀研究的對象，它是不可能創新的，但是對歷史的認識應該是與時俱進的，我們的觀念、研究方法，甚至得出的結論，應該隨着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史料的增加和新的發現、知識的豐富，對歷史的認識是應該更新和與時俱進的。人文科學的更新應該是在一個積累的基礎之上，不大讚成人文科學是所謂的“顛覆性”創新。一些認識在今天看來可能是錯誤的，但在瞭解學習時，對我們知識的積累是有好處的。西方後現代主義其實不是西方的主流，但是也叫得挺響，有些觀念有其可取地方。但總採取“顛覆性”是很難達到科學的境界，很難達到超越前人的成就。 

　　還有一點，我們在接受西方社會科學的觀念時，要有清醒認識。西方學術歸根結底，是為西方的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服務的。這是客觀事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清醒認識，我們國家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競爭力，就很成問題。亨廷頓《文明的衝突》有個分析，文明系統有很多，就歐洲來講，西方國家認為自己打不起來，繼承的是希臘羅馬的文化，中華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衝突是根本衝突，兩種文明是沒有辦法調和的。另外，像中世紀不完全和希臘羅馬一樣，社會矛盾可以解決，政治上可以解決。中國和美國通過武力解決矛盾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兩方要很好地正視政治文明的問題。西方一些勢力，總認為中國是要獲取過去中華帝國統治世界。

　　現在文化界也比較亂，有的人是希望復古，把中國傳統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念。其實這些都是一種情緒化的偏激言論。我們應該多關心知識界、文化界的思潮，但這些思潮都有一個問題，即缺少對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社會變化、學術論爭、文化思潮的激盪起伏的瞭解。其中有的人亂髮議論、隨風倒，對我們學術文化的發展沒有好處，對自己學術積累也沒有什麼好處。

　　就歷史整體的方法論原則而言，我們應該認識到一點，研究歷史的方法和解讀歷史的方法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馬克思一段話講得很好：“當然，在形式上，敍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敍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②

　　歷史現象是複雜的，我們總要對説明的對象有所取捨，不能籠統地將所有材料都湊集在一起。當然如果是史料彙編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觀的創始人主張要把歷史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統一起來。這是對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論關係的科學説明。20世紀60年代對史論結合關係有過討論，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説無論“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的提法都帶有侷限性和片面性。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實際上無法把問題的複雜性説清楚。毛澤東講得還是比較全面的：我們要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比較符合唯物史觀創始人提出的方法論原則。毛澤東是個天才，但有時也很情緒化。所以有的人講，説他不是史家勝似史家，有點道理。但問題在於他自己講的事件，如“批儒評法”，自己就違背了方法論原則。

　　歷史是指過去的人類史，過去是一個流動的概念，今天的現實，明天就成為過去，歷史長河是無窮無盡的現實所組成的。我們生活在現實中，同時也生活在歷史中。我們提倡要按歷史的本來面目研究歷史，但實際上，對歷史的理解和詮釋往往不能不受現實的影響。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説過：歷史是活的歷史，編年史是死的歷史；歷史是當代史，編年史是過去史。當生活的發展需要時，死的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變成現在史。他講的是歷史研究與現實生活關係的問題。他對歷史的解釋主要着眼於人的思想活動，他否認過去史的客觀性，就不免要把歷史研究引向唯心論的歧途。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主編克拉克在這部書總導言裏面説的一段話：如果過去和現代之間沒有連續性，如果一個生活在現代的歷史學家不能把過去融化在他的現代中，那麼他就不可能理解過去，或者寫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認為真的可以理解的有關過去的任何情況。我認為這個思想是比較深刻的。

　　中國傳統史學很重視經世致用的功能。一些傑出的史學家都很重視今與古的關係，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司馬遷在《史記》中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網羅天下放矢舊聞，王跡所興，見盛觀衰。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變。《資治通鑑》全書294卷，記載戰國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佔全書的40％，貫徹了詳今略古的精神。司馬光講：止欲敍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誡。

　　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優秀的史學家都把關注現實，通古今之變看成是一個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們抱着這樣的宗旨，所以他們的著作可以一直奉為經典，可以流傳下來，成為史學史的標誌性經典著作。

　　今天的中國是從歷史發展而來，學習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的國情。反過來説，關注中國的現實國情，又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一些歷史的深層次問題。現實與歷史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人類歷史是從前到後、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順勢發展的。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對文明的認識，都是從後來追溯先前，逆向考察，來逐步深入和發展的。從來對歷史的認識總是後者勝於前者，總的趨勢是這樣。所以馬克思才會以生物學作一比喻：猴體的解剖對人體的解剖是一把鑰匙。當然馬克思也講不應當把二者等同起來。馬克思還有一段話對我們有啓發：關於人類生活形態的考察及科學分析，一般是與人類生活形態的現實發展，循由相反的道路，總是從發展的完成結果開始。我們對古代歷史發展的過程，歷史上的一些現象、制度等的認識，都應該站在今天曆史的高度來認識。我過去寫過文章，不贊成把當時當地的標準作為一種價值判斷的標準。要考察當時當地的一些標準，但價值判斷要站在今天的高度來進行。歷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關係，如語源學與歷史學的關係，歷史學要藉助於語源學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現在有的學者對這兩者沒有區分開。如果沒有區別好，很多事情都要亂了。因為我們今天對歷史的解釋和説明，很多詞彙、觀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過的意思，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如民主、革命。要藉助語源學，但不能用語源學代替歷史學。在使用一些詞彙和概念的時候，既要説明它的最早的出處，又要説明它後來內涵、外延的發展變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從外域輸入的。不做這樣的區分的話，古今就搞亂了。如果只考慮今天講的意思，不考慮它的歷史變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頭的意思，排斥它後來的變化，都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而只能導致刻舟求劍，或者膠柱鼓瑟式地誤讀歷史。正確處理歷史研究中的古今關係，不僅要注意一些歷史現象、制度、人物的時代性、階級性，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説明歷史，還要承認對歷史的價值判斷是受當代歷史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的。“中國”這個概念，指意有多種，原來是一個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來華傳教士都開始稱我國為“中國”或“中華帝國”。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第一次在外交文獻上出現“中國”一詞。我們現在講“中國”是一個近代主權國家概念，有主權、疆域不容侵犯的這樣一種主權國家概念。怎麼處理古與今的關係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我們既不能違背歷史的本來面目，也不能違揹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歷史上中國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縮，近代以來又受到帝國主義的宰割。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認定在清初康雍乾時期，在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裏縮。為什麼講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認定在清初康雍乾時期?這樣講不僅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歷史疆域基本上是穩定的。不無巧合的是從歐洲來講，近代主權國家基本上是在17、18世紀形成的。就是從國際法來講，我們也站得住。我們為何不選擇鴉片戰爭以後，而選擇鴉片戰爭以前呢?康雍乾時期疆域基本上穩定了。我們講中國歷史的時候，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土地，我們是必須記的。但除了香港、澳門，我們並沒有要求把這些土地都收回來。在今和古的問題上，我們不能書呆子，要考慮到今天的政治。 

　　還有民族關係問題，中國傳統史學往往把漢族建立的王朝説成是中國，西方也是把中原王朝稱中國。這在政治上、理論上都站不住的。今天的中國是多民族統一的主權國家，是幾千年歷史發展而來的。南北朝時期，南方稱北方為索虜、北方稱南方為島夷，都是一種狹隘的民族偏見。實際上南北兩方都説自己是正統。但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來看的話，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他們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嚴格地講，中國歷史與歷史中國兩個概念是有點區別的。歷史上只有幾個少數民族繁衍到今天，大部分都融合到漢族，同樣少數民族也融合和同化了不少漢族。從漢族的前身華夏族，就跟少數民族有一個融合和同化的過程。“文化大革命”前，民族史研究者中存在一個要不要用融合或同化的爭論，依我看，歷史地講，既有融合也有同化。我們不必替歷史上的漢族背這個包袱。從政治體制來講，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關係大體上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把少數民族納入中原王朝版圖，成為地方政府。第二種是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政府，對漢朝中央政府有朝貢關係，但是又時叛時和。第三種是匈奴、突厥等少數民族始終採取敵對態度。用狹隘的大漢族主義立場，這些問題就説不清楚了。但拋開這種立場，這三種形式，在康雍乾時在中國歷史版圖的疆域之內，作為活動舞台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較麻煩的是一些跨境民族，如高句麗問題。高句麗是中國歷史上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政權。但向朝鮮半島發展，在南北朝時期政治中心遷到平壤。完全説高句麗是中國的，有點説不過去。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就要承認歷史現實。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要承認周邊地區跨境民族和跨境政權的存在。學術和政治、今古關係可以得到調和。

　　還有一個民族英雄問題，如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看待這個問題，也好處理。岳飛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英雄。阿骨打、努爾哈赤都可以用這樣的原則看待。

　　中外關係是民族性與全球性關係、統一性與多樣性的關係問題。不同國家歷史發展的差異性表現為歷史的多樣性。歷史的統一性主要是指歷史發展有共同的規律。統一性寓於多樣性之中。現在有的人過分強調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好像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完全不同於外國。有的主張中國人文科學的名詞、概念都應該採用中國傳統的説法，而不是近代從西方傳入的名詞、概念，有的主張“儒化”，恢復儒家教育、考試製度，有的地方對小學教育，主張《三字經》《弟子規》是最好的啓蒙教材，還有的把中國民族復興理解為儒學思想的復興，儒家思想不僅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而且可以解決西方世界的問題和矛盾。我覺得這樣就過分而且偏了。統一性、規律性主要體現在唯物史觀中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問題。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有共同的規律，不能因為差異性，特別不能因為西方的興起如馬克思所講的充滿了血與淚的歷史，對半殖民地的掠奪侵略，中國是一部屈辱史，要恢復民族的自尊、自信就排斥外來的名詞，用傳統文化中的説法來代替，這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如説歷史分期討論了幾十年，不能解決，就是個“偽問題”。我的看法，歷史分期可以有多種劃分，就是歷史的階段性，歷史的階段性問題就是説你的切入點是什麼，你的標準是拿什麼作為主要的劃分標準，劃分歷史變動的標準是什麼?可以有不同的劃分，可以從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機時代。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是從生產方式，從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來劃分。如果説並不同意唯物史觀的社會經濟形態分期也可以。以前講什麼不講什麼有壓力，現代都可以講，秦漢到明清不能叫封建社會，叫帝制社會，辛亥革命后帝制沒了，社會性質有很大變化，你得講通這個，光用有沒有皇帝劃分歷史階段，這個科學嗎?又如宗法社會，不同地區宗法社會作為一種權力關係有不同表現。商鞅變法重要的一點就是分大家為小家，不分家要受到處罰；漢武帝打擊強宗豪族。宗法形式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現，不同地區也有不同表現。

　　現在有的人認為封建不能用，只有西歐才有。如果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也可以。但有學者將按馬克思的原典原意，封建就是西歐的封君封臣制度、莊園制度、采邑制度，除此之外，中國完全兩樣，根本談不上。我很反對這種説法。以前我寫過論封建一文，沒有引用馬克思這段話，今天我把它説出來，馬克思《給施密特的信》，我們看馬克思對於封建是怎麼講的：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這種統一無論在這個場合還是在其他一些場合都是如此。難道封建主義曾經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嗎?它在西法蘭克王國奠定了基礎，在諾曼底為挪威侵略者進一步發展，在英格蘭和南意大利為法國的諾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於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國，這個王國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遺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現。③這段話足以説明在馬克思的原典中不是如某些人所説的，只有西歐才能叫封建主義。

　　我們學歷史，不大讚成從概念到概念來談理論。我們研究史學理論要結合兩個實際，一個是中國歷史實際，還有一個是中國史學史實際，找出一些帶有理論性的問題，來探討它的理論性、規律性，這個很重要。從一個單位，從一個學科發展來講，要重視理論問題的研究，才能掌握推動學科發展的制高點。我贊成大家利用電腦做工具，現在大家條件比我們好，不像我們花那麼大力氣收集資料。但我希望大家抽點時間讀書、讀文本，但有一些文獻上的名詞或記載，背後包含的意思不是靠互聯網就可以簡單理解。還是需要讀文本，不論是讀馬列著作，還是中國傳統典籍。我覺得自己的體會，要自己培養一種境界，把讀書當成一種樂趣，當成一種享受，這樣生活得比較有味道。不要把人變得現代化、工具化了。

　　(徐歆毅 張欣整理)

　　編後語：

　　本文據2011年3月15日林甘泉先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室“理論與史學”論壇第4講作“歷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講座錄音整理而成。2017年10月25日，先生因病逝世。謹以此文，致以深切緬懷。

　　註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頁。

　　②[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747頁。

（原文刊於《理論與史學》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