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妄的猜忌還是真實的衝突 ——中美貿易摩擦的政治經濟學_風聞

本文章轉自微信平台讀書雜誌 文 | 汪毅霖

編者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在國際上引發風浪，然而，太陽下無新事，和歷史上歷次事件一樣，這原本就是國際舊秩序的主導者意圖抑制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然而貿易摩擦顯示出被主流經濟學奉為圭臬的自由貿易理論的蒼白無力，虛妄的猜忌與真實的衝突其實一直存在於國際貿易的歷史和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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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云：陽光底下無新事。從近代史的視角來看，二〇一八年以來的貿易摩擦實在算不得新鮮，倒不如説是一種歷史的常態。往近了説，當前的中美關係與二十世紀初的英德摩擦和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日摩擦具有極強的相似性；往遠了看，此次貿易摩擦同十七世紀的英荷矛盾和十九世紀的美英矛盾也頗有類同感，都是在雙方的相對經濟實力發生了質的變化的情況下，國際舊秩序的主導者意圖抑制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

 是由於經濟實力對比及其所代表的國際政治影響力的變化，中國和美國近年來在對待自由貿易的態度上發生了引人矚目的立場對調。如果從短歷史的角度解讀，中美之間的立場轉換表現為從“二戰”結束到二〇〇七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始終是貿易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如今則是中國成為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美國反而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代表。如果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解讀這一立場對調，則我們會發現：中美之間在鴉片戰爭前後發生接觸（一七八四年美國的“中國皇后號”到訪是雙方第一次貿易交流）以來，期間幾乎一直是美強中弱，而對應的美方立場便是“美國總是處在優越者的一方，……這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毫無疑問，我們那時喜歡這種關係，正因為它是不平等的”（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然而，當前中國卻成為美國霸主地位的新的挑戰者，雙方有發生根本性的國際地位對調的可能。

1784年8月28日中國皇后號進入廣州黃埔港，鳴炮十三響並升起美國國旗，拉開了中美貿易的大幕（來源：wikipedia.org）

雖然中美貿易戰從世界近代史的層面看並非新鮮事，然而用舊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此次中美貿易摩擦卻不見得可行。不客氣地説，貿易摩擦顯示出被主流經濟學奉為圭臬的自由貿易理論的蒼白無力。即使我們僅僅從中美立場轉換的視角進行觀察，我們也會發現自由貿易理論在解釋力上的嚴重侷限性：如果我們考察的是短歷史中的中美立場轉換，那麼自由貿易理論無論如何也無從解釋美國政府挑起的貿易戰，除非假設美國的高層決策者集體喪失了理性——因為自由貿易理論的經濟含義是貿易令雙方共贏。而如果我們討論的是長曆史下的中美立場轉換，則自由貿易理論更加無法回答為什麼以中國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長期以來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近代史上的壓迫視為自身落後的外部根源——以炮艦外交為支撐的商品傾銷和資源掠奪賦予了中國人無法磨滅的痛苦記憶。

於是，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中的立場轉換問題顯著體現了主流經濟學貿易理論的歷史健忘症。典型症狀是既不去面對發達國家自身在崛起過程中所採取的貿易反自由政策，更要撤掉現今發展中國家按照類似方式向上攀爬的梯子。於是，不僅近代的國際貿易史中充斥着成功者視角的敍事，國際貿易的理論也變得像是在為成功者保住勝利果實背書。這一切的開始可以從大衞·休謨的《論貿易的猜忌》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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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二年，哲學家休謨在論文集《政治論叢》中發表了《論貿易的猜忌》，此篇短文的問世無疑可算作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貿易理論的起源。對休謨的觀點的極致簡單的概括是：自由的國際貿易有利於任何一個參與其間的國家，而貿易保護主義只是一種虛妄的猜忌。作為彼此最好的朋友，休謨的自由貿易互惠論無疑影響了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及其發表於一七七六年的《國富論》，繼而被大衞·李嘉圖、約翰·密爾發展為比較優勢原理。直到二百多年後的今天，自由貿易互惠論和比較優勢原理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仍被經濟學教科書奉為金科玉律，歷史上出現過的與之相反的理論觀點和與之相悖的客觀史實被有意地遮蔽了。

蘇格蘭肖像美術館的休謨（左）與亞當·斯密（右）雕像（來源：wikipedia.org）

遺憾的是，關於自由貿易的互利和諧論調及將一切質疑視為虛妄猜忌的獨斷，無法合理解釋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摩擦。相反，多數經濟學家長期以來所嘲笑的非專業人士的常識性看法——國際貿易中存在真實的國家利益衝突——倒是在如今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顯得頗有道理。

所謂的非專業人士看法實際上在經濟學思想史中有着比自由貿易理論更為悠久的傳統，其可以遠溯至十五到十八世紀流行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在十九世紀則尤其體現於美國學派和德國曆史學派的經濟思想。只不過，前者因斯密的批評而早已被主流經濟學界所遺棄，後者則始終因觀點和方法的“異端”而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敵視。作為美國學派和德國曆史學派共同先行者及美國國父之一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一七九〇年提交國會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寫道：一個國家“自生自發地向新產業過渡可能會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尤其難以跨越的障礙是“已經先行佔有和發展該產業所帶來的先期優勢”，故在沒有政府扶持和保護的情況下，“一國新進入產業和另一國已經發展成熟的產業之間的競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切實際的”。漢密爾頓的上述看法指導了美國學派和美國製造業體系的建立，並經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君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二年流亡美國期間深受漢密爾頓和美國學派的影響）而塑造了德國曆史學派及眾多後發國家的經濟政策。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是美國首任財政部部長，《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在首次提交給國會時並未獲得通過，但實際上指導了美國製造業體系的建立（來源：wikipedia.org）

休謨所理解的虛妄的猜忌和漢密爾頓所認為的真實的衝突並非是一對無法共存的概念。在一九九四年的萊昂內爾·羅賓斯講座中，羅賓斯的親傳弟子威廉·鮑莫爾提出：國際貿易存在多種可能的結果，僅在一些情況下雙方都可獲益，而通常情況是有利於一國的結果卻對另一國極為不利。具體説來，發達國家將受益於一個貧窮落後的貿易伙伴的經濟增長，因為後者的增長意味着全球生產率的提高和可貿易商品的增多，此時國際貿易存在雙贏。但是，這種雙贏結果是有邊界的，當原本落後的國家成長為在全球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經濟體時，真實的利益衝突就開始了，因為雙方已經成為國際市場份額的直接競爭者，恰如中美目前的情況。

在鮑莫爾這本最初發表於一九九四年的著作中，作者關注的還是美日關係，聚焦於日本生產率的提高如何不利於美國（拉爾夫·戈莫里、威廉·鮑莫爾：《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此時的中國尚無法進入討論的中心舞台。然而十年之後，主流經濟學的巨擘，當時已近望九之齡的保羅·薩繆爾森也在一篇論文中討論了國際貿易領域發生真實的國家利益衝突的可能性，而中美關係在這篇二〇〇四年的文獻中已經成為分析的焦點（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薩翁的思想可以做一種直觀的簡化解讀：中國和美國在國際貿易領域存在分工，前者處於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後者則位於高端。如果中國在原有的低端產業領域實現了生產效率提高，這一結果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美國人可以享受更為廉價的中國造低端商品。但是，如果中國在高端領域實現了技術和生產力的突破，則美國的利益將會受損，甚至中美之間的比較優勢會發生對調——中國生產高端商品更符合經濟原則，美國則相反。

 [美]威廉・鮑莫爾、[美]拉爾夫・戈莫里 :《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中信出版社，2003）

於是，只要稍微拓寬一下我們在經濟學上的理論視野就會清楚，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並非美國人單方面失了智，而是有其爆發的經濟基礎。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並非無法用經濟學理論加以解釋，只不過我們有時會被自由貿易互惠論矇蔽，反而看不清真實的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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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之間的貿易衝突並非新鮮事，且縱觀近代歷史，多數的摩擦也不會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而是可能引發大國之間的全面對抗，於是便有了西方世界近年來對中國“國強必霸”的擔憂。所以，欲全面理解此次中美貿易摩擦就不能僅就經濟的層面進行分析，而是要從“政治”經濟學的更全面的視角加以思考。

毫無疑問，近代以來的國際貿易史實際上是一部充滿了暴力衝突和炮艦外交的歷史。有趣的是，作為自由貿易理論的開篇之作，《論貿易的猜忌》中卻提到了一個不支持貿易互惠論的例子：“只有一個商業國家會對鄰國的改進及其工業憂心忡忡，這個國家就是荷蘭”，“在政治事務方面，荷蘭人即使把其全部收益做抵押，也不能像先前那樣聲勢顯赫”。

休謨在論及這一反例時語焉不詳，因為那個會令荷蘭憂心忡忡的鄰邦就是其母國不列顛，而令荷蘭國際地位下降的原因也不僅僅是“它既沒有多少土地，也沒有大宗的商品”。英荷競爭的過程實際上充滿了鐵和血的味道，其反映了作為新興勢力的國家如何通過非自由的手段來趕超作為統治勢力的國家。

對於這一過程，休謨的好友斯密在《國富論》中倒是毫不隱晦。雖然總體上主張自由貿易，但斯密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在兩種理由下是適當的。一項次要的理由是經濟性的，即要求國內生產的商品與外國進口的商品在税收負擔上應當一致（在現代經濟學中演化為各類貿易公平論）；而另一項主要理由則完全是政治性的且不入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法眼——為國防所需。

17到18世紀，為爭奪海上貿易主導權，英荷之間展開了四場戰爭，荷蘭獨霸航海貿易的國際局勢由此扭轉（圖為1652年第一次英荷戰爭，來源：fineart.com）

由於英國的國防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繫於海上的力量，故英國於一六五一年頒佈了《航海條例》以限制外國的航運業。《航海條例》的重點打擊對象是荷蘭，要旨是在英國勢力可及的範圍內，禁止一切利用荷蘭的航運業所開展的貿易。在當時，這是有海上馬車伕之稱的荷蘭所無法容忍的。於是，為了貿易利益，英荷兩國的矛盾在克倫威爾和查理二世時期終於上升為戰爭。英荷爭霸的結果眾所周知，荷蘭戰敗後逐漸失去了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領導地位，而英國則在十九世紀中葉成長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對於這一段歷史，斯密的評價是：就算《航海條例》不利於財富的增加，但“國防比財富重要得多”。自由貿易的準則此時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十八、十九世紀的美英關係與十七世紀的英荷關係頗有幾分相似，只不過英國此時已經成為統治勢力，美國則代表了新興勢力。在殖民地時期，英國對待北美各殖民地的治理思路是將其作為原材料來源地、製成品傾銷地和國家税收的海外税源，而並沒有打算在當地發展製造業。李斯特在一八四一年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提到，查坦勳爵和諾思勳爵（都曾在獨立戰爭前後擔任英國首相）“毫不遲疑地在議會公開聲明，在北美洲就是一隻馬蹄釘也不應當允許製造”。宗主國的汲取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滿，終經一七七五年和一八一二年兩次美英戰爭而徹底擺脱了英國的統治。美國獲得政治獨立後便可在經濟領域實施自主的產業政策，即漢密爾頓在《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所設計的美國製造業體系。於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基本上都是以高關税為工具實施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結果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就已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漢密爾頓認為英國自由貿易理念為殖民宗主國的利益服務，新興的美國必須採用保護主義政策來輔助國內經濟發展，這為美國“二戰”前的貿易政策定下了基調（圖為美國1821-2016年平均關税變化，來源：wikipedia.org）

無論是英荷關係中的英國還是美英關係中的美國，上述所考察的事例都反映了新興者戰勝傳統勢力，即通過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為經濟發展和平等的對外貿易鋪平了道路。當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和美國在“二戰”後開始轉向鼓吹自由貿易時，它們早已是當時的頭號工業化強國，且放眼全球並無可能的挑戰者，故自由貿易能最大化其工業利潤且可收阻礙後發國家民族工業成長之效——英國甚至在美國內戰期間打着自由貿易的旗號支持南方蓄奴州。

美國在十九世紀末終歸還是衝破了英國所設下的偽自由主義的陷阱，而中國人更熟悉的歷史則是落後國家無力應對歐風美雨，長期處於政治和經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自然不可能有什麼平等的國際貿易——只有按照不平等條約參與全球市場的偽自由而無退出不平等貿易的真自由。實可謂：自由，自由，多少國際貿易領域的罪惡假汝之名。以最臭名昭著的對華鴉片貿易為例，不僅英國是主要的發起者（通過英、印、中的三角貿易），美國也將鴉片從土耳其販運到中國。對此，馬克思的評價是“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道德敗壞來填滿英國國庫”，費正清則乾脆稱之為“近代史上持續最久的國際罪行之一”。當中國試圖禁止這種醜惡的貿易時，英國卻以此為由宣戰並迫使中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美國也以門户開放的名義攫取了與英國同等的在華利益。不平等條約規定了5%的固定關税，從而使得中國長期都無法通過關税手段如美國一樣保護民族幼稚產業。關税自主權於一九二九始得重獲，而更廣泛的不平等直到“二戰”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最終解決。由是觀之，近代史上自由貿易的大敵可能不僅是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顯性的反自由），更突出的威脅恐怕還是打着自由旗號而行不平等之實的貿易強制主義（隱性的偽自由），後者按照不平等的國際規則將後發國家強拉入全球市場。

1843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作為《南京條約》附約的一部分，協定關税為5%（來源：tupian.baike.com）

對於西方文明如何影響當時處於落後狀態的亞洲國家如中國和印度，馬克思認為可以一分為二地看待：“一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如果考慮的是大歷史的長期效果，馬克思的評價固然沒有問題。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給後發國家的人民所帶來的苦難是不應被歷史所遺忘的，經濟學理論也不該回避這段歷史並僅僅描繪一幅只存在於假想中的和諧的國際貿易圖景。因為，真實的衝突與虛妄的猜忌一道存在於國際貿易的歷史和現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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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受西方列強壓迫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而中國趕超美國的方式也不大可能與英荷爭霸或美英爭鋒的方式一致，否則就是人類文明的返祖現象。新興大國和傳統勢力之間競爭方式的改變意味着中國正面臨着不同於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九世紀的美國的新的困難和使命，而我們可以通過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窺見其中之一斑。

從美方三〇一調查報告和雙方談判的內容來看，此次美國之所以發動貿易戰，除了表面上的美國對華鉅額貿易逆差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計劃衝擊了美國在產業鏈高端的主導地位，導致美國不惜損害賬面上的短期利益也要通過貿易戰來遏制中國。美國以阻礙中國的產業升級為目的而發動貿易戰是一種典型的發達國家撤掉梯子的舉動。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在一八八三年簽署時只有十三個國家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一九六七年成立時也只有五十一個成員國。所以在漫長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中，後發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模仿一直是一條低成本實現技術進步的捷徑，很多當前的發達國家都曾受益於此。然而，由於知識產權保護的日趨嚴格，後發國家依靠“逆向工程”——通過拆解國外商品並模仿其製造工序而實現技術進步——已幾乎毫無可能。相反，現有的國際貿易秩序和按照資源稟賦分工的市場規律傾向於讓後發國家走入產業分工的死衚衕模式。窮國依靠生產鞋子和睡衣是不可能持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因為在這些低端產業的生產過程中很難再創造出更多的知識，此類產業的生產與傳統農業一樣是規模報酬遞減的。

三〇一調查指美國依據《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第1301－1310節，對它認為是“不公平”的其他國家的貿易做法進行調查，由總統決定採取提高關税、限制進口、停止有關協定等報復措施（來源：sina.com.cn）

對外開放降低了中國獲取外國知識的學習成本，但核心技術靠化緣是化不來的。中國如果能依靠自力更生化解在核心技術上的瓶頸，從而最終完成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新的經濟發展質量轉型，則將為當今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探索出可資借鑑的中國方案。

除了要在核心技術的研發上走出一條不同於歷史常規的新路之外，中美貿易摩擦還意味着國際貿易規則甚至説整個國際制度體系已經到了發生劇烈變革的關口，故中國應該且正在擴大“制度開放”。這種更廣域的開放不僅意味着與國際慣例接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打破不平等和偽自由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建設一種合作共贏的新秩序。在這種國際新秩序中，中國不僅正試圖在中美之間走出一條能擺脱歷史上大國衝突宿命的新路，還在主動為世界經濟尤其是後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全球公共品。在此意義上，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中國夢就是世界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