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供給側革命 |“正是減税好時節”_風聞

1981年8月4日，參眾兩院通過了里根總統的《經濟復甦和税收法案》，萬尼斯基馬不停蹄地趕往白宮，手裏拿着一份五頁紙的文件，文件上訂了一張便條：“謹祝取得税法方面的光輝成就。”

萬尼斯基將文件交給里根團隊核心成員安德森時説：“我知道，總統先生忙於減税和預算削減，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

安德森接過話説：“沒錯，接下來我們將集中火力在監管上。”

“不不不。”萬尼斯基打斷了安德森的話，嚴肅地説：“現在的問題是貨幣”。

此時，美國經濟正在經歷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時期，一場醖釀和謀劃近十年的革命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1.邁克1****號

1974年底，星期一晚上六點，邁克1號餐廳：

“滯脹的根源是什麼？商業？資本主義？制度？”

蒙代爾將杯裏剩餘的波旁威士忌一飲而盡，然後接着説：

“都不是，根源在於政府。政府無節制印鈔票就會通貨膨脹。政府提高税率，就會傷害資本積累，造成失業。最後，失業是註定的。”

“是的，收的税越多，到手得越少。”坐在邊上的拉弗插了一句。

萬尼斯基起身給蒙代爾酒杯里加了威士忌和冰塊，並問道：“教授（蒙代爾），你的辦法是？”

“謝謝！”“組合拳，穩定美元，削減税率。”蒙代爾脱口而出。

“赤字怎麼辦？”沉默許久的貝利直截了當地問道，手裏還拿着半杯馬丁尼。

“不用擔心，阿拉伯的富人、日本人、聯邦德國人，都會填補這些虧空……去邁阿密看看，”蒙代爾言語開始飄忽，邏輯愈加混亂。不過，大家已經習慣了，這是酒精在起作用。

“教授，阿瑟，貝利，萊爾曼，來，一起。”萬尼斯基負責每次在這個時候打圓場，然後現場觥籌交錯、七嘴八舌，買醉在夜色之中……

這是邁克1號餐廳的一次普通聚會。這間塗着黃銅和紅褐色花彩的餐廳，位於紐約曼哈頓下區，此時正處於美國證券交易所的陰影籠罩下——股市大跌、高通脹、高失業。

從1974年末到1976年初，這羣“酒鬼”大致每月相聚一次，時間都選在星期一晚上六點。

除了“七大常委”外，還有一羣焦慮不安的華爾街人以及慕名而來的華盛頓人。他們“坐在絨革扶手椅上，靠着椅背喝上一杯，又或者走進排骨餐廳”，點上一份夢想，“彷彿未來數年的交易單都擺在眼前”（羅伯特·貝利原話）。

邁克1號聚集的這羣“不法分子”、“華爾街新星”、“ 極有前途的財經界年輕驕子”，試圖向滯脹發起了堂吉訶德式的攻擊。只是當時他們無法預料到，這羣不靠譜的人最後居然會成功，否則定然會有人把邁克1號買下收藏起來。

後來，人們將這羣人及其“胡言亂語”起了一個名字，叫“供給學派”，而他們這次行動稱之為“供給側革命”。

發起這場革命的“七大常委”，包括羅伯特·蒙代爾、阿瑟·拉弗、裘德·萬尼斯基、羅伯特·貝利，還有查爾斯·帕克、盧·萊爾曼、傑弗裏·貝爾。

其中，帕克是投行，每次聚餐基本都是由他買單。貝爾是個保守的政治活動家，剛從越南迴國。萊爾曼是位出色的藥店創業者，後來在上東區成立萊爾曼研究中心，並主持聚會。

貝利，個子比較矮，戴着厚厚的眼鏡，衣着樸素整潔，是這一組織的牽頭人。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媒體人，那年剛滿37歲，卻掌控着全美髮行量最大的商業報紙——《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

貝利出自中產家庭，是土生土長的中西部人，言談舉止從小受到嚴格訓練。他嘴裏總是對常青藤的媚俗表示不屑，認為中西部人更加嚴謹和善於思考，但卻在報社僱傭了不少常青藤高材生。與萬尼斯基的滔滔不絕不同，貝利言語不多，甚至惜字如金，文章言簡意賅、文風犀利。

貝利浸淫華爾街多年，長期與年輕經紀商、高管打交道，具有非常強的新聞敏鋭感。在滯脹爆發這兩年，貝利發現，大批年輕人對政府的“降低預期”這些無用的新名詞感到十分厭煩，他們希望聽到新的聲音。

出於職業敏感，貝利開始四處探尋批判者、懷疑論者，試圖召集他們一起在邁克1號喝着馬爹利、吃着牛排，然後針砭時弊、指點江山。

貝利意識到他必須找個得力的助手，於是將才華橫溢的萬尼斯基招入麾下。

萬尼斯基，比貝利小一歲，皮膚黝黑，黑色襯衫佩白色領帶是他的標配。萬尼斯基是華爾街新聞圈有名的“地頭蛇”。他也出自中產家庭，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獲得了新聞學博士，同時也沾染了一身西部牛仔的狂野氣息。

1962年萬尼斯基開着那輛別克Riviera、穿着Lame套裝來到了《國家觀察員報》，副駕駛座上還坐着一位拉斯維加斯的長腿歌女（他的老婆）。

剛來編輯部報到那天，同事們試圖用美式辦公室惡作劇捉弄這位吐露着東歐內陸氣息的“工人子弟”。一位同事告訴他，隔壁有個迷路的拉美客（其實是道瓊斯的首席執行官沃倫·菲利普，該報當時是道瓊斯旗下的政治刊物，由《華爾街日報》發行）。

結果，萬尼斯基請菲利普出去喝了一杯威士忌後，與這位最大的Boss搞好了關係。從此，萬尼斯基在華爾街新聞圈這方寸之地大顯身手，將其無與倫比的情商以及挖掘“明日之星”的敏鋭天賦發揮到了極致。

萬尼斯基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他愛讀書、交友和高談闊論，熱衷於刨根問底。貝利將萬尼斯基從調到《華爾街日報》社論版。萬尼斯基加入貝利的報社後，兩個人都住在臨時宿舍，每天下班吃完晚飯後，兩個人一起在曼哈頓下區散步，萬尼斯基嘴裏總是滔滔不絕地談古論今。

邁克1號是這場供給側革命發起的根據地，貝利是總策劃，萬尼斯基是聯絡員、活動家，他們掌控的《華爾街日報》則是革命宣傳機、動員機、播種機。

另外兩位，蒙代爾和拉弗是靈魂人物，也是這個團隊中相對靠譜的“重量級人物”。

拉弗，34歲，擔任過聯邦政府財政部預算員，是這羣人中看起來最正常的。他稍顯矮胖，衣着整潔，笑容燦爛，但是這些外在顯然極具欺騙性。他愛講葷段子而不能自拔，肩膀上時常都停着一隻奇異的鳥類，完全是滑稽做派。他更是在1978年的加利福尼亞抗税運動中大出風頭，以至於經常出現在記者圈的飯局中。

蒙代爾是拉弗的老師，42歲，出生於加拿大，剛剛來到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任教，但早已在學術圈享譽盛名。蒙代爾雖然是其中最年長的一位，卻是一副過時的嬉皮士做派。他，長髮披肩，打扮怪異，身穿彩妝，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叛逆氣息，完全沒有學院派教授的風範。

令人好奇的是，這位來自加拿大的教授，説話含糊，用詞飄忽，吐字偶然夾雜加拿大口音。他經常酒過三巡後才借酒發揮，奇談怪論頻頻出，熱鬧的討論經常因此而冷場，因為人們經常聽不懂他到底在説什麼。供給學派的批判者們喜歡嘲笑蒙代爾的理論來自“酒精中毒”。

蒙代爾富有才華，但天生喜歡玩脱且出其不意。一次貝利趕稿緊急求助他解釋國際貨幣系統的問題，而蒙代爾則先念了一段教皇的詩，然後才借題發揮。可以確認的是，這次蒙代爾沒有喝酒。

蒙代爾與拉弗二人亦師亦友、師徒情深，一起並肩作戰一輩子。作為經濟學教授，蒙代爾追求本質，理論完整，富有“浪漫主義”革命家的氣質；拉弗側重經驗主義，擅長數據分析，更像一位學者型實幹家。

放蕩不羈的萬尼斯基在華爾街圈能量很大。早在1971年，拉弗擔任尼克松總統預算員期間，萬尼斯基因傳達政治通告而結識了拉弗，後來拉弗將蒙代爾介紹給了萬尼斯基。到了1974年滯脹危機時，貝利、萬尼斯基積極邀請蒙代爾、拉弗以及這羣老饕們到邁克1號聚餐。

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加盟，逐漸吸引了一羣華爾街交易商以及年輕人駐足餐廳，並點上一杯威士忌安靜地聽教授們高談闊論。蒙代爾和拉弗很快統治了整個邁克1號。萬尼斯基在聚會時充當司儀的角色。他招呼各位老饕，為他們點牛排、倒酒，還有一個重任就是努力不讓蒙代爾教授信馬由繮，然後將教授的“胡言亂語”翻譯給聽眾。

這羣老饕們，除了一致否定當時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外，還有一項是一致投反對票的——戒酒令。貝利喜歡馬丁尼，萬尼斯基不挑且酒量最好。蒙代爾是眾人皆知的“酒鬼”，他喜歡喝上兩口威士忌後才開始表演，中間還會不停地發出粗喘聲和酒精味。人們聽不懂時，總會歸咎於那是酒精作用後的一派胡言。

有一次尼克松的顧問團幹事來做客，午飯前幹了三杯只加冰塊的兩倍波旁威士忌，吃飯的時候又喝了一杯單倍波旁威士忌，整個過程沒有一句廢話。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商務風格。只點金巴利和蘇打水或乾白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懦夫，幾乎沒有男人點過冰茶。

這是真實的《70年代秀》，社會開放、民主、自我、瘋狂、叛逆，有充斥着威士忌、毒品、性、搖滾、迪斯科、嬉皮士和“重金屬味”。

但是，正是這羣無黨派分子，“迪斯科學術分子”，華盛頓、華爾街以及新聞界叛逆者，拯救了深陷滯脹泥潭十年之久的美國。他們幾乎都在40歲以下，自發地聚集在邁克1號。

這間餐廳，在1874年，還是華爾街第二梯隊的一間狗窩，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但當時卻是這場革命的策源地。

這羣老饕們，是如何尋求政治支持？又如何拯救這個國家於危難？

2.“我時代”

美國演員、“新新聞主義之父”湯姆·沃爾夫稱1970年代為“我時代”。

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稀在《自戀文化》（1979）中指出“我時代”的根源：“高通脹促使人趕緊花錢，催生一種只顧當下的‘自戀’心性”。

自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開始，通脹快速飆升，人們趕緊花錢，又不停借錢，貨幣需求放大，美聯儲又印發更多美元，通貨膨脹率和槓桿率越來越高，美國經濟陷入“自我膨脹”的負反饋。

面對惡性通脹，美元持續貶值，全球投資者驚慌失措，諾亞方舟在哪裏？救命稻草又在哪裏？

人們最終發現，最靠得住是地球。地球給人類最大的饋贈除了陽光雨露之外，還有大宗商品。每到人類自己玩過火時，大宗商品都是雷打不動的硬通貨，大量資金投向黃金、石油、天然氣、土地，一夜之間地球的饋贈變得極為稀缺，價格飛漲。

此時，蘇聯計劃經濟本已走到崩潰的邊緣，但是“沙文主義”霸佔的大片領土以及地下的礦產資源，再一次拯救了這個國家。蘇聯的礦井開足了馬力，石油源源不斷地輸出，美元從天而降。

有了美元撐腰，蘇聯將手伸到了阿富汗、越南、拉美、非洲，獠牙四露，咄咄逼人。而美國此時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大國風範，股市大跌，市債違約，美元貶值，資本外逃，經濟停滯，通脹居高不下，失業率攀升。

1972年至1973年，雞蛋上漲49%，物價“扯蛋”之後便“雞飛蛋打”，雞鴨魚牛羊豬等飛禽走獸都蹦起來，肉類整體價格上漲了25%。

德克薩斯一個農場主將4萬隻雞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國電視觀眾目瞪口呆。原因竟是當時家禽價格不夠高，還無法獲得補貼。

1973年4月，頂半邊天的家庭主婦發起了一場為期一週的全國抵制肉類運動。這與前些年中國“抵制房價上漲運動”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1973年10月，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會議召開，尼克松政府將通脹歸結為貪得無厭的阿拉伯人。隨後，科學家與學者從抽出了一個古老的粉飾——厄爾尼諾——惹的禍。

20日，週六晚，尼克松濫用職權對司法部進行“大屠殺”，震驚全美；31日，眾議院啓動對尼克松的彈劾程序。

尼克松總統是凱恩斯主義的擁躉，“我如今在經濟上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1971年，他對《紐約時報》説，我正準備將美元貶值。他根據菲利普斯曲線，通過美元貶值來降低失業率，然後通過物價操控來控制通貨膨脹。

這看起來似乎兩全其美，但尼克松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強控物價，“凍結”食品價格，結果物價失控，自己深陷“水門”。

1974年5月，物價總體年漲幅增加了11%，經濟持續走低，失業率持續走高。

這個時候人們挖出了一個“氣象播報員”——60年代約翰遜政府時期的CEA主席亞瑟·奧坤的統計數據。奧坤模仿氣象温度和濕度表示舒適度指標的做法，將通脹率與失業率結合，整出一個“經濟不舒適指數”。這個指數從最初的6漲到了此時18。人們調侃説，這已經不是“不舒適”了，然後將其改稱為“痛苦指數”。

整個漫長的70年代，美國兩屆政府忙於強制控制物價，阻撓工會加薪，控制消費慾望。學院派經濟學家和政府經濟顧問，除了“慚愧”，每天都在爭論，結果卻是希望民眾給他們多一些時間。

此時，薩繆爾森則將60年代英國一位政治家發明的一個合成詞“滯脹”搬了過來，準確地形容了當時特殊的經濟現象，但也無比打臉。此時，討論經濟問題儼然成了“全民娛樂”，當然其中少不了調侃薩繆爾森。而在經濟學界，一場嚴肅的羣毆運動正在爆發。

在滯脹爆發之前，薩繆爾森是全球經濟學界的領袖，他領導的新古典綜合學派風光無限。這個學派的理論大旗便是著名“菲利普斯曲線”。這個曲線告訴我們高失業與高通脹不可能同時存在。

菲利普斯曲線，原本是新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發明的。後來，經過薩繆爾森和漢森改良，並將其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然後這位經濟學者名聲大噪。

薩繆爾森不但提攜後輩，還將菲利普斯曲線納入新古典綜合派作為“鎮山之寶”。他用菲利普斯曲線直接明瞭地告訴政府官僚、貨幣當局以及整個經濟學界，要想降低失業率，增加通脹即可。兩黨候選人如獲至寶，終於化解了失業這個最難的政治考題，菲利普斯曲線在整個60年代無出其右。

但是，此時高失業、高通脹並存，被凱恩斯主義壓制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怎麼會放過如此良機。於是，各門各派、各山各洞傾巢而出，一場精彩紛呈的惡戰不可避免。

最具代表性的是弗裏德曼。這位個子不高的經濟學家用理論、數據、經驗埋葬了菲利普斯曲線，幾乎憑藉一己之力踩着菲利普斯登上了70年代的主流經濟學頂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為貨幣主義安營紮寨。

來自澳洲的經濟學家被薩繆爾森頂在最前面，曾經享盡榮光，如今也受盡委屈。這羣新自由主義者把所有的怨氣都撒向了菲利普斯曲線，對菲利普斯實施一頓羣毆暴打。菲利普斯實在吵不過這羣躍躍欲試、急於“篡位”的美國佬，後來他返回並長居清靜無爭的故鄉澳洲，開啓了自己的新課題——研究中國經濟。

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在“神仙打架”，普通市民看不懂，也不關心，只想擺脱這種糟糕的境地。

“我瘋狂如陷地獄，我受夠了！”

1976年的《電視台風雲》發出了民眾心中的怒吼。

受“口紅效應”，大量市民湧進了電影院，在電影中沉醉、麻痹與自我安慰。《金剛》、《星球大戰》、《飛越瘋人院》、《教父》、《機場》、《驅魔人》、《大白鯊》、《殺人蜂》、《火燒摩天樓》、《超世紀諜殺案》等世界末日及驚悚電影爆紅，締造了那個輝煌的大片時代。

永不服輸、力挽狂瀾以及個人英雄主義，是美國電影每一個時代的不朽主題。從電影院走出來的民眾，他們對黑板經濟學家（科斯曾批評薩繆爾森為“黑板經濟學家”）的陳詞濫調早厭煩不已，渴望像史泰龍演繹的“洛奇式”英雄（《洛奇》1976年），不問出處，敢於挑戰，拯救美國。

邁克1號這羣難登大雅之堂的“江湖郎中”，就像洛奇，人微言輕，學業尚淺，甚至沒有資格參與“羣毆”菲利普斯的運動，偶有驚人之語也遭人嘲諷。

1971年，作為一名預算官員，拉弗對當年國民生產綜指的預測在華盛頓掀起了一陣風暴，整個華爾街新聞圈都在討論這個來自管理預算處的年輕人。當時還是《國家觀察員報》記者的萬尼斯基給給他打電話，從此二人譜寫了一段偉大的友誼。

在華爾街幹這行以來，萬尼斯基差不多每天都見得到各種“大人物”，但是當見到拉弗時，他像個孩子，抓住拉弗不放，問了一大堆問題，“供給和需求的規律是什麼？”“都是些很傻的問題”，萬尼斯基後來回憶説。

但因這番預測言論，拉弗遭到了當時最頂級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殘酷打擊。在一次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講台上，薩繆爾森甚至使用了“為什麼大家都笑拉弗”這樣嘲笑式的標題。

當時台下一名叫馬丁·安德森的學生回憶説：“薩繆爾森的演講，尤其是標題，十分殘忍無情，足以摧毀年輕學者的學術聲譽。……當日他在芝加哥對拉弗所做的一切是非常典型的學閥作風。”

蒙代爾早已在學院派中脱穎而出，但是與拉弗一樣不受學院派待見，更不要説得到政府幕僚的賞識。

早在肯尼迪政府時期，蒙代爾曾向美聯儲提出過建議，卻遭到後者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管的非議。

事實上，“供給經濟學”一詞，本源帶諷刺的意味。喜劇演員本·斯坦因曾在《春天不是讀書天》中調侃過“供給主義”。1976年，在一次經濟學界重量級會議上，他的父親赫伯特·斯坦因、也是一名經濟學家、聯邦政府顧問，還是一名憂心預算赤字的共和黨員，杜撰了“供給側財政主義者”一詞。他非常不屑地説，這種理論只有大概兩個信徒，而且三番五次來華盛頓，試圖發展蒙代爾和拉弗的官僚信徒。

萬尼斯基最開始聽到“供給側財政主義者”這詞有些不快，但等他反應過來時又立即稱讚這個説法精妙無比。萬尼斯基思來想去，將其修改了一下，變成了“供給經濟學”，這樣可以與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經濟學”（基於有效需求不足而建立的凱恩斯主義）爭鋒相對。

如此“供給經濟學”一詞可謂傳神至極，似乎暗示着專治凱恩斯式政策留下的後遺症。

所幸的是，那個是一個自由狂熱的“我時代”，每個小人物都有機會如邁克爾·傑克遜般“太空起舞”，亦或像“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般“一球成名”。

1974年，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第二年，這羣由嬉皮士、酒鬼、“地頭蛇”組成的供給學派，自發聚集在邁克1號，在神遊闊論、爛醉如泥中出發了，帶有幾許洛奇式英雄色彩，也有一點“教父”（《教父》1972年）黑幫般的浪漫主義。

**3.**滄海遺珠

蒙代爾，是這羣老饕們中理論成就最高、最成熟的一位。

蒙代爾在經濟學方面天賦秉異，他23歲便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博士，29歲發表了只有八頁的《最優貨幣區理論》——蒙代爾因“最優貨幣區”理論獲得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歐共體根據該理論創立了歐元，蒙代爾也被譽為“歐元之父”。

1963年（31歲），蒙代爾發表了劃時代論文——《固定和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和穩定政策》。這篇論文考察了全球開放經濟體下，貨幣和財政政策在浮動匯率環境中如何變化。

令人奇怪的是，當時處於佈雷頓森林體系之中，幾乎所有國家的貨幣都與美元固定，極少經濟學家會去關注浮動匯率的狀況，為什麼蒙代爾會研究浮動匯率呢？蒙代爾此舉，就好比在一夫一妻制下研究一妻多夫制，有什麼意義呢？

後來，蒙代爾自己回憶説，1950年代，他的家鄉加拿大利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則，對美元匯率有所調整，這啓發他關注浮動匯率。另外，“特里芬難題”的提出，讓他意識到維持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艱難性。

1971年，尼克松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世界進入浮動匯率時代。歷史演變體現了蒙代爾的遠見卓識。同時，這也意味着屬於蒙代爾的時代來了。

1971年4月，蒙代爾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全球通貨膨脹大會上，用意大利語向全世界最頂尖的經濟學家闡明瞭他的主張。

蒙代爾提出大拇指原則（丁伯根法則），即一目的一政策。“央媽”乾媽的事，財爸乾爸的事。貨幣政策最適合控制美元流動，税收政策則重在調節經濟活動。組合起來便可以扭轉乾坤，即維持物價穩定和大規模減税。

這就是解決滯脹的組合拳政策。

會上，他預言了未來十年會出現經濟災難。

其實，蒙代爾的大拇指法則和穩定物價的主張，與德國弗萊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歐根的貨幣政策有限原則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當時大部分經濟學家的思維和思想，都還停留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年代。面對浮動匯率和信用匯率攪亂的世界，學院派難以適應，不知該如何構建新的遊戲規則。在場的經濟學家們，自然也就無法理解蒙代爾的主張。

“蒙代爾，你在搞笑嗎？貨幣緊縮與減税二者往相反的方向走，如何解決赤字問題？”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哈伯勒問道。

蒙代爾認為，境外資金能打破貨幣緊縮與減税之間的矛盾。

哈伯勒説：“你是不是瘋了？”兩個人吵了起來，蒙代爾説他像鸚鵡學舌。

會後，媒體給他起了一個綽號——聖塞巴斯蒂安（中箭太多）。

一個月後，普林斯頓系刊《國際金融文集》發表了蒙代爾的演講稿，題目為《美元與政策組合：1971》。多年後，經濟學家們發現這一篇被忽略的重要文章。

蒙代爾不僅對開放經濟體下的經濟政策駕輕就熟，還從歷史的案例為自己的理論做背書。

蒙代爾認為，美國曆史上有兩個時代印證了他的政策組合：一是“咆哮的二十年”（1920年代，柯立芝繁榮），二是1960年代的繁榮。

1914年，美國在一戰中獲得大量的黃金儲備，剛成立一年的美聯儲接到了管理國際黃金標準的艱鉅任務。結果，貪婪的美聯儲居然打破了黃金標準，大幅度抬高美元，如此導致美國通脹率快速上升。

1916年物價漲了13%，1917年為18%，1918年為20%，遠遠超過1970年代的水平。1920-1921年美國經濟在大衰退中嚴重緊縮，美元價格下跌了60%，失業率高達12%。

這是一種典型的先快速通脹，後立即緊縮導致經濟停滯的現象。弗裏德曼用緊急“踩剎車”來形容這一不當的措施。

1920年，沃倫·哈丁當選總統，任命匹茲堡銀行家安德魯·梅隆作為他財政秘書。梅隆上任推行了大幅度的減税，邊際税率上限從73%降到25%，下限降到了1%；同時建議美聯儲以穩定物價為目標，而不是盲目緊縮。

蒙代爾認為，是梅隆的措施催生了供給經濟學，即維持物價穩定+減税刺激的政策組合。

另外，蒙代爾還將1960年代的繁榮歸於供給經濟學的政策組合。

1962年-1965年，營業税被和個人所得税都被削減，這一政策刺激了經濟增長。雖然當時蒙代爾在學術上開始嶄露頭角，也提出了政策組合，但是畢竟他才29歲，距離決策層還很遙遠，沒有人會將政策效果與他聯繫在一起。

但是到了1965年，約翰遜總統提出雄心勃勃的“大社會”計劃，並試圖增加税收。1965年到1969年，聯邦支出總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三年每年支出增加只有2%。

約翰遜總統試圖讓美聯儲為財政部買單，但他開始並沒有把握，畢竟按照聯邦法律，美聯儲主席不會聽命於他。

這一年，美聯儲主席馬丁提高了美利率。約翰遜把他叫到了“一間柴房”，向他説明為什麼美聯儲要按總統的吩咐去做。

馬丁回去完全照做，在他任期內，聯邦基金利率幾乎就沒有跑贏不斷上漲的通脹率。

後來，美聯儲歷史專家、經濟學家亞蘭·H.梅爾澤揭了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聯儲的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學術人格揭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事實”：馬丁一直認為美聯儲是聯邦政府的內部部門，是政府意願的執行者。

“美聯儲必須想辦法補貼預算赤字。國會和行政部門設定預算。美聯儲就成了國會的代理人。他（馬丁）認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沒辦法補貼赤字。”梅爾澤説道。

約翰遜的“大社會”和對越戰爭，大大拖累了政府財政預算、税收的增加，逐漸醖釀了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拉弗，則從理論淵源上為供給學派背書。拉弗認為，供給學派是古典主義經濟學傳統理論的推演。拉弗告訴貝利：“薩伊定律……就是你的信仰。”

薩伊認為供給決定需求，只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新產品漲價、舊產品自然降價，如此平衡，可以實現無通脹增長。

供給學派打出“回到薩伊”的口號。

奧地利學派和古典主義，認祖歸宗都相當於高度，前者找到了天主教思想、古希臘、古羅馬以及西班牙黃金時代的經院哲學家，後者則是基督教（新教）思想和牛頓宇宙觀。

這足以看出，供給學派在理論修為、學術套路、系統構建方面，遠遜奧地利學派和古典主義。

蒙代爾依然長期遊離於學院派之外，就像經濟學界的“滄海遺珠”。蒙代爾和拉弗師徒二人還是確立了供給學派的初淺框架，共同拿出了一份治理滯脹的方案。

所幸的是，這枚寶貴的“遺株”被萬尼斯基發現。

4.“正是減税好時節”

1974年5月，拉弗與萬尼斯基一同參加了美國企業協會舉辦的一場通脹峯會，與會者都是當時經濟學界的翹楚，當然也包括蒙代爾。

會上，蒙代爾再次重申了他的經濟政策：“石油收入確實積累得很快，但它迴流到國際資本市場的速度也同樣很快，而且另一方面還容易造成融資規模擴大。”

蒙代爾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是，龐大的石油收入是否很快流入西方銀行和投資賬户並投入生產。

他無法保證這一點，當時美元貶值壓力越來越大，大量資本外逃，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低，許多歐洲人像拒絕空氣幣一樣拒絕美元。

在倫敦，一位來自紐約的旅客説：“這裏的銀行，旅館，商店都一樣，他們看到我們手裏的美元時流露出的神情，好像這些美元攜帶着病菌一樣。”在巴黎，出租車上掛着“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寫着“不要美元”。

蒙代爾認為，問題在於西方國家的投資環境不好，主要税率太高。他説：“如果減税，沒錯就是減税，然後流入阿拉伯的所有石油收入，就能轉化為西方世界的實際投資和擴張。”

這次大會上，拉弗也發表了講話，並將萬尼斯基介紹給蒙代爾，萬尼斯基第一次見到蒙代爾，就將其當作圖騰一樣來崇拜。

會後，三個人約好一起討論，正在拉弗和蒙代爾侃侃而談時，瓦尼斯基的新聞天賦爆棚，他閉嘴仔細聆聽，同時拿起畫筆畫出了這兩位經濟學家。幾個星期後，這幅略帶倉促草率的畫刊登上了華爾街日報言論版。

此後，萬尼斯基、拉弗、蒙代爾三人經常聚在邁克1號，其中還有貝利以及其他一批常客。萬尼斯基積極操辦聚會，專心聆聽、記錄，是不是提出一些問題。萬尼斯基的好問、好學以及天賦，逐漸使其成為一名專業的“媒體經濟學家”。

1974年12月，在插入這幅畫之後，萬尼斯基推出了屬於他的專欄“華爾街日報經濟學”。專欄用了一個應景而扣人的標題“正是減税好時節”。

“正是減税好時節”系列文章，闡述了過去幾個月內從蒙代爾那裏學到的東西，每篇文章都由蒙代爾檢查並校對之後才發表。

聰明的萬尼斯基在短時間內，吸收了蒙代爾自1961年以來關於政策組合的理論，並憑藉其天才般的春秋筆法，很快將蒙代爾的主張以淺顯易懂、邏輯清晰的方式，告知廣大讀者。

其中一篇文章這樣寫道：“美國税收水平已阻礙了經濟增長……國家經濟被税收遏住了咽喉——它窒息了”，“為了組織通脹，你需要增加而不是減少商品”。

萬尼斯基的“正是減税好時節”完美地總結了蒙代爾的政策方案，告訴美國人：以減税刺激“生產”積極性；以貨幣政策收緊美元供應，以減税確保人們持有更為稀缺且價值因此升高的美元；觀察外資在減税下的反應，調節貨幣緊縮的效果。

供給學派依靠蒙代爾這位大師，教出了一位“首席執行官”（拉弗），一羣政府政策制定及執行官，當然還包括兩位“媒體經濟學家”（瓦尼斯基、貝利）。

1974年秋，瓦尼斯基從蒙代爾那裏學來的東西都傾囊告知貝利。而執着於預算平衡的貝利，一直對政府預算赤字一直表示憂慮。邁克1號聚會最大的價值是轉變了貝利的思想。在邁克1號喝下無數杯馬丁尼後，貝利逐漸皈依供給學派，並於1977年1月寫下了《凱恩斯已死》的社論。

如此，貝利控制的《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才毫無顧忌地為供給學派“鼓吹”。在邁克1號，蒙代爾的表現收穫了一羣鐵粉，而在《華爾街日報》上，每週都有兩百萬的讀者在閲讀“正是減税好時節”：

“如果不減税，政府的赤字可能會更大。”

“減税造成的財政赤字，可以通過吸引國際資本來彌補。”

萬尼斯基反覆教導讀者：美國人希望借大宗商品避險然後熬過通脹，而國外投資者希望藉助美元熬過通脹。只要美元升值強大起來，“全世界將會瘋狂搶購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特別是美國財政部債券。這樣國內流動性問題和財政赤字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文章發表後，“正是減税好時節”反饋如潮。到了1975年春，蒙代爾的政策組合已在華爾街金融圈中口口相傳。所以，自“正是減税好時節”開始，《華爾街日報》在全美掀起了一股供給側思潮。到了1980年代，不少相見恨晚的年輕學者都加入了這場運動中，並以“供給經濟學”之名發表自己的主張，供給經濟學及這羣老饕們名聲大噪。

萬尼斯基天生就是為大場面而生，他猶如打了雞血，心潮澎湃，激情亢奮，趁熱打鐵，在歐文·克里斯托的《公共利益》上推出了一篇加長版的“正是減税好時候”，來為這個系列做個壓軸。這篇文章以優美的文風，展現了蒙代爾和拉弗兩位經濟學家的主張，標題為“蒙代爾-拉弗假設”。

“美國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噩夢。”萬尼斯基開篇就對官方的經濟政策及智囊進行聲討一番：“美國的頂級經濟學家們口口聲聲要對經濟進行‘精準調控’……很明顯，學界一直與經濟一樣置身於危機之中。”

“六年裏，尼克松將劍橋和芝加哥的經濟醫生們開出的所有抗體一股腦全部注入了抽搐的經濟病體，然而生命體徵卻一再下降。尼克松先生成了凱恩斯主義者，‘完全就業’預算也此成立。赤字既是蓄謀，也是意外。”

“招數使盡，很多人開始疑惑：病情是否真的那麼重？藥方又是否加重了病情？”

瓦尼斯基似乎感知到，蒙代爾、拉弗、貝利、還有他，當然也包括老饕們，正在用輿論的力量，掀起一場未知的革命。

5.“餐巾紙曲線”

1974年，正是邁克1號開始聚會之時，國會這些頑固幕僚居然開始鬆動要推行減税。一名退役的職業足球球員傑克·肯普——年輕的國會議員，提出了一項減税議案。當時國會幕僚保爾·克萊格·羅伯特，負責該議案的修改。

拉弗和貝利意識到：必須儘快行動，爭取盟友，打入內部。

萬尼斯基在發表“正是減税好時節”幾個月前，已經開始策劃行動。

萬尼斯基，可謂八面玲瓏、耳目眾多。他與福特總統的幕僚唐納德·H.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理查德·切尼交往甚密。

8月，福特總統入主白宮後便被兇猛的滯脹搞得焦頭爛額，而三個月後馬上面臨國會選舉。萬尼斯基意識到機會來了，他找到拉姆斯菲爾德説，自己有一計可助總統先生贏得國會選舉。

但是，忙得不可開交的拉姆斯菲爾德沒把萬尼斯基的話放在心上。直到選舉大敗而歸之後，他才想起了萬尼斯基。12月，拉姆斯菲爾德授意切尼來到距離財政部兩條街之遙的兩大洲餐廳，會見萬尼斯基和拉弗。

拉姆斯菲爾德早在尼克松時期就認識拉弗，並稱贊他為“天才”。拉姆斯菲爾德向萬尼斯基保證，你們儘管大膽向切尼提出方案，我都會一字不漏地轉告給總統先生。

在兩大洲餐廳裏，飯局過半，拉弗一直反覆地強調政府需要減税。但是，切尼並沒覺得有什麼新奇之處。他説：“總統已經計劃減税，具體辦法是向納税人一次性郵寄退税支票，數額或為100美元。”

拉弗打斷了切尼：“不是退税支票，而是降低税率。”

切尼接着説：“降低税率，政府財政收入會減少，風險太大。”

拉弗立即否定了切尼的主張：“降低税率不會減少財政收入，還會帶來更多收入。”

看到切尼似懂非懂、一臉茫然，着急的拉弗拿起吧枱的一張餐巾紙，掏出鋼筆畫了“半個麥當勞曲線”（據貝利所述），豎軸是税率，橫軸是財政收入。

拉弗指着餐巾紙説：“如果税率過高，超過頂點，財政收入就會減少，降低税率，收入反而會增加。”

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事件”。

然而，這次會面後不久，福特政府很快向納税人寄出了退税支票。顯然，拉弗和萬尼斯基的想法落空了。

此時，只有兩個人見過拉弗曲線。

直到四年之後，瓦尼斯基在他的暢銷書《世界如何運轉》中，以濃墨重彩的筆法精彩地描述了這段故事，拉弗曲線才世人皆知。

這是供給學派唯一的著名歷史事件。

但這件事情，讓拉弗極為懊惱和難堪。全美都從萬尼斯基的書中看到了拉弗的當時舉動，經濟學家們因此將拉弗曲線諷刺為“餐廳紙曲線”，以説明其理論的膚淺性。反對者經常將“餐廳紙曲線”界定為供給學派的誕生標誌，以説明這個學派的經驗主義。

拉弗回憶説，我不知道我是否失禮了，是否弄髒了兩大洲餐廳的可愛餐布，以此來表達心中的無奈。

此次失利後，減税法案經過幾番國會辯論，獲得了一些年輕議員的支持，這也促使負責修改法案的年僅35歲的羅伯特聲名鵲起，知名度很快超過蒙代爾和拉弗。

但是，不論是當時學院派經濟學家，還是白宮、國會，都不支持大減税。供給學派的主張，距離核心決策層還很遙遠。

不過，可喜的是，通過《華爾街日報》的宣傳，越來越多人（包括國會成員）接受了供給學派的主張，至少是減税主張。

到了1976年3月，大約有兩百位“供給側財政主義者”。他們中除了邁克一號七大常委外，還包括供給學派創始人布坎南。另外，國會山上還有幾十個信徒，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小股“減税勢力”，其中為首是肯普議員。

3月15日，肯普法案在國會中已經獲得106人支持。

6.“一蹶不振”

1977 年1月20日，傑米·卡特入主白宮擔任總統。

但是，卡特總統執政這幾年，美國經濟堪稱災難。

1978年，通貨膨脹率為8%，失業率為6%，經濟失調指數為14%；1979年通脹率升至11%，失業率為6%，經濟失調指數升至17%；1980年通脹率升至14%，失業率升至7%，經濟失調指數高達21%。

1977-1979年，預算赤字在400-600億美元之間，1980年則高達740億美元。

根據羅伯茨在當時所言，經財政部證實，通脹率每10個點能夠為政府帶來16.5%的收益增加。但是，如此之高的通脹率，都無法彌補財政赤字，債券市場瀕臨崩潰。

1980年2月貝利社論版：“債券商裸露的傷口將華爾街變成了一條血色的河流。”“交易員通常認為極其緩慢變動債券價格目前正處於‘自由下墜’的過程中……這是自大蕭條以來首次出現的情形。”

當時賣得最火的書都是災難來的書籍，如最暢銷的霍華德·J.拉夫《如何在即將到來的災年實現繁榮》（1979），道格拉斯·R.凱西的《危機投資：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大蕭條中會出現機會和利潤》（1980），都預言大蕭條“即將到來”。

1978年，國民的耐心被陰魂不散的通脹和無所作為的政府磨光了。卡特總統無奈地簽署了一份支持減税的《税收法案》，削減了增值税税率。

同時，芝加哥學派領袖羅伯特·E.盧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對傳統經濟學做了深刻的反思：當前商界學者面臨的任務是整理經濟災難留下的殘骸，然後判斷在“凱恩斯革命”這一著名的學術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場的，哪些又是必須拋棄的。

1979年7月15日，卡特發表了著名演講《一蹶不振》。

“總統先生，我們日子難熬。我們只想談血汗和淚水。”

卡特在演講中如此陳述民眾意見。

“我們對（石油進口）的過度依賴，已經及大地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和國民。”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狀況加劇的原因。這種對國外石油的過分依賴，威脅着我們在經濟上的獨立性以及國家的重大安全。”

卡特將通脹歸結於國民多度消費和過度貪婪，以至於嚴重依賴於石油，才被阿拉伯人牽着鼻子走。整個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在告誡人們，要縮減需求、節制消費。

《一蹶不振》演講結束四天之後，卡通要求整個內閣十三名成員全部辭職，這是美國總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層“屠殺”。

清理完“不聽話”的班子成員，卡特急於招兵買馬，首先他找了美聯儲主席G·威廉·米勒來擔任財政部部長這個缺口。

如此一來，他也需要立即找一個美聯儲主席人選。身邊的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向總統推薦保羅·沃爾克。但總統的回答是：“保羅·沃爾克是誰？”

沃爾克，是一位身高6英尺7英寸的大個子，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是一位出色的華爾街金融家；曾在尼克松時期任財政部副部長，推動尼克松總統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1979年7月24日，沃爾克受邀到白宮會見卡特總統。在一個小時的會面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沃爾克在講話。離開白宮之後，沃爾克對自己説，“他永遠不會把這個職位給我”。但沒想到第二天，卡特親自打電話讓沃爾克擔任這個職位。

卡特為什麼選擇沃爾克，至今也是個謎。卡特的回憶錄《忠於信仰》對這一“標誌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從《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裏一直渴望“美元的聲音”更加非同凡響。

沃爾克不受任何理論約束，不屬於貨幣主義，也不屬於供給學派，他堅持實用主義，且以手腕強硬著稱。上任第一個月，在聯儲內部，沃爾克提高利息率的方案以4:3獲得通過。1979年底，隨着通脹延續強勢，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聲討撲面而來，聯儲成員全票贊同“立即加息”。

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創下歷史記錄，且依然兇猛上竄，沃爾克第一次“小試牛刀”發現市場沒有反應。

1979年11月，就在國會選舉的兩週前，通脹“老虎”以驚人的速度往上竄，在十萬火急之下，卡特通過電視全國講話，強調通過行業價格及薪資管制，來應對“大通脹”，而減税只能居於次席。

事實上，卡特在這一年忙於調節勞資糾紛，而貝利則批判這一政策的愚蠢（《數倒猢猻散》），獲得了普利策獎。

1980年，孤注一擲的沃爾克一口氣將聯邦基準利率提高到12.5%。

沃爾克在回憶這段歷史曾説過：“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訴我，我會當上美聯儲主席並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會鑿個洞鑽進去大哭一場。”

7.1980

1980年，是關鍵的一年。

當時，經濟學界、國會、白宮接受了減税主張，供給學派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拉弗、貝利提前就已謀劃扶持供給學派成員參與今年的總統大選。

不過，1978年12月，斯泰格爾的離世讓供給學派方寸大亂。無奈之下，他們只能將肯普推向前台，讓其攜肯普-羅斯法案，角逐總統職位。

但是，很快，坎普就放棄了。老布什、里根、康納利和安德森都試圖參加競爭，肯普知難而退。

為了能夠在白宮最高決策層中佔有一席之地，拉弗心生一計，決心輔佐里根上台，並讓肯普擔任副總統。

於是，拉弗設立一個局，在洛杉磯的家裏舉行了一場聚會，請了里根、肯普以及一些朋友來吃飯。飯後，拉弗支開眾人，讓肯普和里根兩個人在小屋子裏。

“先生，我很欣賞你。我的目光始終追隨着你。你是我心目中的影響，是我行動的榜樣，甚至是我生命般的存在。先生，我想説的是，我將參加競選，我會命令在此期間爭取到的所有議員，在選舉日到來之時為你投上一票。”

“傑克（肯普），到時你就得這麼説，”拉弗提前再三叮囑肯普。

里根和肯普在小屋子裏只待了不到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傑克，你按照我説的那樣做了嗎？”

“哦，沒有，亞瑟，我説不出來。我只是告訴他，我絕對不會對他不利。我會盡一切努力支持他。”

“傑克，你當不上副總統了。他不會選一個膽小鬼擔任自己的副總統……他怎麼會和一個沒有鬥志的人共事呢？”拉弗非常懊惱，壓抑着心中的怒火。

當然，拉弗不會放棄里根，實際上二人淵源頗深——當年拉弗還在斯坦福大學讀研究生時，就預言里根會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後來的事實正如拉弗所料。經過拉弗的努力，拉弗成為里根的好友。

里根也絕對不會放棄肯普及供給學派的一臂之力。他的競選經理人約翰·西爾斯，早就發現肯普法案的選民吸引力。

1979年1月，坎普和羅斯將修改的納恩修正案提交到國會，並獲得大多數票通過（坎普-羅斯法案）。通過後，羅斯像個來到幼兒園一位喜盈盈的父親一樣，掏出雪茄分給各位同事和員工。肯普在鐵鏽地帶、西部都具有相當的名義支持。

西爾斯努力將里根貼上供給學派的標籤，並以肯普方案作為競選施政綱領的核心。里根每一次競選演講，第一個説的就是減税。但是，其競爭對手老布什則諷刺，里根沉迷於“巫術經濟學”（供給經濟學）。卡特總統仍然拒絕以減税作為自己的首選主張。

1980年11月4日，里根在大眾投票10個點以及選舉團440票的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卡特、老布什，成功當選總統。

競選成功後，里根讓洛杉磯大獵頭彭德爾頓·詹姆斯在過渡期間幫其招募團隊。

按理説，憑藉拉弗與里根的私交，以及肯普-羅斯法案，里根核心團隊成員也應該少不了供給學派。

但是，萬尼斯基幹了一件讓供給學派所有努力幾近毀於一旦的蠢事。

1980年4月，正值總統競選激烈緊張之時，萬尼斯基被《鄉村之聲》設套，發表了不當言論，幾乎讓里根對整個供給學派失去了信任。

在這次採訪中，萬尼斯基説，里根得依靠肯普才敢參加競選活動。記者問：“你是極端分子嗎？”他的回答是“我們都是。”他甚至還説，肯普-羅斯法案的構思是他的功勞。

拉弗、羅伯茨以及里根團隊都極為氣憤。《鄉村之聲》事件後，供給學派逐漸疏遠了萬尼斯基，直到2005年去世。他也失去了加入里根團隊的資格。

戰鬥最關鍵時刻，大將身負重傷，令人無不懊惱……

“這真是太糟糕了，萬尼斯基曾經為知識革命的經濟方面作出瞭如此大的貢獻，使其開始擴展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里根團隊核心成員安德森非常遺憾地説。

羅伯茨曾經告誡萬尼斯基，他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威脅到供給學派在國會中的作為，“你所有的想法，都充斥着過多十九世紀的浪漫情懷。”而萬尼斯基的卻反擊説：“我們會將你獻祭給革命事業。”

這就是萬尼斯基作為革命者的偏執與狂熱。

不過，瓦尼斯基顯然不會就此罷休，為了保持影響力，他組織成立了“影子內閣委員會”，主要目標是支持萊爾曼擔任財政部長。

**8.**里根計劃

詹姆斯擬了一份考察名單，其中供給學派的熱門人物萊爾曼是財政部重要職位的候選人。

為了爭取機會，萊爾曼立即寫了一份信交給肯普以及坑普在眾議院中的最值得信賴的盟友斯托克曼（供給學派）。萊爾曼在信中直接了當地指出，當所有人的目光在減税時，美國最糟糕的地方在金融市場——股票、債務和信貸市場處於即將崩潰的狀態。建議新任總統必須儘快採取一切行動，避免國家陷入金融災難之中。

這封信讓斯托克曼大受啓發。不久，里根經濟顧問團隊首次在洛杉磯召開會議，斯托克曼立即寫了一份文章，讓肯普複印數份分發給會場上每一個成員。這篇文章的標題觸動人心——《避免敦刻爾克式經濟》。文章指出，如果不像當年英國人一樣撤退，儘快讓通脹消失，否則金融市場面臨崩盤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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