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價格矛盾是食安問題爆發根源，一味大刑伺候不可取_風聞

中國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問題，頻頻爆發，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信心和政府公信力，而且多次國家重拳出擊打擊造假，還是屢禁不絕，雖然製造毒牛奶和地溝油的罪魁禍首，最終都得到了死刑判決，三鹿奶粉董事長被判處無期徒刑，一併處理的還有很多高管和官員，可以説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這麼重手的處理，出手不可謂不重，但是這並沒有起到防止食品安全問題的作用。

2009年1月21日，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奶農張玉軍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認定被告人耿金平犯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判處死刑。

三鹿奶粉董事長被判處無期徒刑，還有很多高管和官員一併處分

我認為應該從更根本的問題去解決，理清經濟關係，從根源出手才行，治理洪水，靠堵是堵不住的，或者説堵的成本很高，最好的辦法，還是疏導。有人認為加強監管就能杜絕這類事情，這基本上是幻覺，造假是一種羣眾智慧，現在比三聚氰胺加牛奶更加先進的造假方法層出不窮，你怎麼去監管，基本上任何一種造假手段只有在產生嚴重後果之後才會有政府來關心一下。還有人説這是因為中國人道德敗壞，所以總是作假，但這類道德説教是沒有現實意義的。你即使能夠證明中國人確實道德敗壞，那你打算怎麼去解決呢？

中國的所有造假食品，垃圾食品都是從90年代開始的，當時正好處於價格闖關物價飛漲的時候，政府和老百姓的壓力都非常大，那麼降低物價最好的辦法就是造假，注水肉，垃圾食品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這種造假食品本質跟社會發展有一定關係，當物價飛漲，牛肉漲價一倍，你還要用以前的價格買牛肉，那就只有造假了。

價格闖關物價飛漲是一代人記憶

我們以三鹿奶粉為例看看裏面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在食品的製作過程中需要檢查蛋白質的含量，業界常常使用“凱氏定氮法”來間接測量，這是通過檢測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來間接推算蛋白質的含量，也就是説如果食品中的氮含量越高，那麼檢測出來蛋白質含量也會越高，好在這個蛋白精的氮含量極高，因此只要添加一點點，立刻可以大幅度提高蛋白質含量，與此同時，再往食品中摻水，檢測儀器就被順利矇蔽了。換句話説，蛋白精是為了掩蓋牛奶摻水用的。

就有些不法分子動起了歪腦筋，他們發現現有的儀器設備很難檢測蛋白精，不是説不能檢測，而是説檢測的成本比較高。很快，蛋白精這東西在全國範圍內蔓延開了，即使是現在，你去阿里巴巴網站上搜索一下，你還能發現很多賣家呢。

有人説這個蛋白精是三鹿摻入的，而三鹿説這個東西是奶農摻入的，其實原因要複雜得多。即使是三鹿乾的，也不能證明奶農沒幹，即使是奶農乾的，也不能因此證明三鹿沒幹。真實情況是，蛋白精這東西在中國食品加工業中消耗量極大，有些廠家的起訂量就是好幾噸，我相信本文的讀者很有可能也吃過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但為什麼看起來沒啥事呢？這是因為攝入量通常較少，成年人不像嬰兒那樣只吃奶粉，而且成年人抵抗力更強一些，不那麼容易結石。

説到這裏我們發現，原來“結石兒”和“大頭娃”其實是一回事，前者用工業廢料冒充蛋白質，而後者是乾脆不含蛋白質，為什麼這些人就和蛋白質過不去呢？道理很簡單，消費者太窮，使得他們無法接受高價貨，例如大頭娃吃的毒奶粉只有8塊多一包，而結石兒吃的奶粉也只有18塊一包，按照八公斤牛奶生產一公斤奶粉的規則，一公斤牛奶都在2元多這樣生產下來成本都不止這點，如果不做假還怎麼賺錢。

而今天我們超市的奶粉，基本都是幾百元起步的價格。為了保證奶粉安全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安全是安全了，但是幾百元奶粉對幾千元工資的家庭來説都是不小的負擔，如果處處都這麼去處理那我們的社會成本會高得多。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去認識問題，而唯有經濟學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毒奶粉的本質是農村消費者太窮了，因此他們只能接受8-18塊錢的奶粉，這結果就是留給生產商的利潤太微薄，使得生產商只能向供應商壓價，而隨着農產品和石油價格的普遍上漲，供應商的成本越來越高，一邊是成本水漲船高，一邊是客户拼命壓價，在這種情況下，誰不作假誰就是傻子或者説不做假就只能虧錢。更何況這些小供應商本就是家庭式作坊，根本也沒有品牌可言，他們要作假是毫無顧忌的。有趣的是，這些小供應商通常也是農民，也就是説，農民收入太低，使得他們沒能力消費，沒能力消費又使得其他農民的收入太低，只得靠作假來提高收入，如此惡性循環。

為什麼蛋白精主要是中國人在用，美國人幾乎不用呢？那是因為中國的食品價格被故意限制，中國人極端恐懼CPI，看到這東西上漲就如見到洪水猛獸一般，政府會想盡一切辦法來限制食品價格上漲。政府完全可以限制一碗牛肉麪不能超過4塊錢，但你就別指望碗裏還能有多少牛肉給你吃了，即使你真吃到了牛肉，説不定這只是“牛肉精”罷了。現在很多地方10元錢的牛肉麪已經很難見到多少牛肉了。。

中國的農民不僅補貼城裏人，還在補貼全世界，而且他們還要承擔0708年暴漲的油價和化肥價格，一旦有些人呼籲説要提高糧價給農民實際的好處，立刻有人站出來反對説：即使提高糧價，農民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所以還不如不提高。由此看來，所謂的城裏人以及城裏人的媒體是多麼的虛偽，他們常常口口聲聲要幫助農民，可一説到要提高糧價，立刻覺得自己的奶酪被人動了，馬上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般。然後想出各種辦法來證明即使提高糧價，農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別忘了，韓國日本的農民收入相對高，那是城裏人吃10元一斤的大米，100元一顆的蔬菜換來的。

城裏人當然可以這麼想，但他們吃的是什麼就由不得自己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餵養出來的豬肉，牛肉，雞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覺中，幾乎每個人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一個國家幾億人竟然會莫名其妙去吃這種和食品毫無關係的工業原料，可悲嗎？

人們只説農民作假壞，他們不知道農民多悲慘！現在農民好過一點全靠在城裏賣血、賣汗、賣命、賣身，卻掙着最低的工資，干城里人最不想幹的活；而城裏人呆在電梯大廈裏，吹着空調，坐着椅子、喝着茶、玩着電腦、看着報紙、寫寫文章，做着最輕鬆的工作，一個月掙上千的工資，欺負和歧視着民工；許多官員表面都是君子、嘴裏講的都是黨的政策和愛國愛民的大話、肚子裏想的都是利用黨的政策整錢；國家政策要保護農業，限制糧價，保護市民，其實是盤剝農民階級，破壞農業經濟；試鄉：如果農業經濟不被人為限制，糧食漲價，種糧能賺錢，農民都願回鄉種地，城裏人勤勞一點，自已照顧自己，不依靠民工，多花點錢買米，少花點錢奢侈糜爛、誰還會昧着良心弄虛作假，害人害己？

三鹿之所以能夠在當來能夠有如此巨大的發展，就是因為中國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的母親可以連續餵奶好幾年，而現在她們都要外出掙錢，可能生完孩子沒幾個月，她們就見不到孩子了。這可不是因為他的母親如此狠心，實在是因為在家種田根本就沒有活路了，所以他們的孩子只能放着好好的母乳不吃或少吃，轉而跑去吃毒奶粉。

這個奶粉問題的本質是中國的三農問題，而這個問題對中國的經濟損失，至少是每年千億級別的。現在中國進口奶粉幾百元一罐，每個家長都會孩子多付出了幾百元，如果有國產的，會節省很多錢。中國現在每年進口奶粉超過一百萬噸，就算最便宜的，一公斤10美元，那也是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損失。而這些錢如果是在國內，會帶來多少就業？解決多少農民的生計？帶來多少税收？

中國有很多人的想法都很奇怪，例如，出了什麼事情之後他們通常不會花時間去考慮問題的根源在哪裏，而是立刻跳出來要揪出負責人員，在這個過程人大家互相扯皮、推脱、踢皮球。我想説的是，要找罪犯或者替罪羊都很容易，但這隻能是治標不治本的傻辦法，聰明辦法是理清其中的經濟關係，看看是否有可能杜絕這類事情的發生。

成都七中的事情，本質也是“公益性"食堂主導的低價和承包方的質量的矛盾。

地溝油的事情，本質也是低價油低價食品和生產方質量的矛盾。

導遊強迫遊客消費導致的矛盾，本質是低價團費和自然的旅遊的質量品質的矛盾。

四川當年的地震災區的豆腐渣工程其實也是當年搞教育設施升級，進行普九的基礎設施升級，非要地方政府出錢“再窮不能窮教育”。結果投入的成本一省再省，導致建築的標準非常低下，新修的教學樓質量都非常差，地震一來基本全部倒了，大量孩子死於劣質建築。但是本質來説這些建築只是質量差而已，並非不符合國家標準，但是地震來了悲劇就這麼發生了，這個本質還是價格和質量的天生矛盾。

災區的低質量建築

這樣的鬧法造成幾個非常不好的後果，是難以解決的矛盾：

1，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極度下降，不斷的出現劣質產品損害中國商品的國際形象，政府形象。每次出事都是質量低下，商人利慾薰心，政府監管不力。

2，每次出手都是懲罰商人，處理相關官員。官員和商人本質只是這個矛盾下的一個必然的犧牲品，處分他們並不能解決問題，就像曹操軍隊裏沒糧食了，就把糧官當貪污犯給殺了。雖然平息了民憤，但是實際問題沒有解決。

一日曹操軍隊後勤供應接濟不上，斷糧了。糧官王垕跑來問：“兵多糧少，該怎麼辦？”曹操説，改用小碗分糧。很快士兵發現食物少了，怨聲載道。於是曹操把糧官王垕找來説：“我要借你一樣東西，以壓眾怒，你不要吝嗇。我要借你的腦袋一用。”王垕大驚！曹操説：“我知道你無罪，但要是不殺你，下面人心不穩。”於是糧官被砍頭，曹操寫了一張榜文：“王垕貪污公糧，中飽私囊，現在已被查獲，按軍法處置。”於是眾怨始解。

3，基層官員因為害怕這種根本無法管理的事情導致自己仕途受損，只有懶政當神仙。 這樣鬧下去遲早基層官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然就不想管事了，蘇聯就是這樣的例子，結果就出現一大批戈巴喬夫這樣的，表面完美，沒有瑕疵的幹部。就比如三鹿奶粉成都七中食品這種事情，官員根本不可能一一的去核查他們的食品是否合格，或者説核查成本會非常高，出事了就一把抓處分，這樣官員只能自求多福，根本沒法去管，不懶政怎麼辦？

我認為目前應該做到的是，食品該漲價的就要漲價，可以相對的給貧窮人士一些對應的補貼。商人有了利潤空間才能有動力提高食品質量，或者説至少不讓商人虧本，即使有利慾薰心的人，那也是少數，這樣總比一個個的去監管每個批次的產品來的要更節省成本。那種用低價強制商家不漲價，最終導致逼良為娼的行為不能再來了。

第二，政府官員對於具體的每個食品的質量只有監管責任，沒有直接責任，不要再來搞什麼出了事情就處罰官員，官員根本不可能負責每個食品的生產過程，這是強人所難。

第三，堵不如疏，你要處處都堵這個食品造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過去十年反覆發生的食品造假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國家可以適當拿出一定補貼，給商家和老百姓互相補貼，老百姓接受漲價，商家保證不亂來。商家沒有了造假的動力才是最好的辦法。

這個矛盾在很多地方都有體現，我們的社會發展現在已經到了一個不需要追求廉價而應該真正去提高生活品質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