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三：帕提亞與希臘化文化的東漸_風聞
diewisch-历史唯物观察者-2019-03-27 09:43
帕提亞帝國（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名阿薩息斯王朝或安息帝國，是亞洲西部伊朗地區古典時期的奴隸制帝國。
帕提亞帝國建於公元前247年，開國君主為阿爾撒息。公元226年被薩珊波斯代替。全盛時期的安息帝國疆域北達小亞細亞東南的幼發拉底河，東抵阿姆河。安息帝國位於羅馬帝國與漢朝中國之間的絲綢之路上，成為了商貿中心，與漢朝、羅馬、貴霜帝國並列為當時亞歐四大強國之一。
生民無疆最大的問題是對史料故意歪曲外加選擇性挑選，沒有討論的必要。
原帖：http://www.cssn.cn/sjs/sjs_sjgdzgs/201902/t20190220_4833265.shtml
作為東西方古典世界的兩極，古代的希臘和中國雖無直接的文化交往，但在歷史時期卻通過中介族羣的傳遞作用確立了間接的文化交往關係。本文以帕提亞為對象，結合中外古典文獻和近些年所見考古材料，並在借鑑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來説明在漢代中國與帕提亞交往的歷史過程中，希臘化文化是如何傳入中國的。
一、文獻所記漢代中國—帕提亞交往與希臘化文化信息的入華
帕提亞帝國崛起於希臘化世界各文明相互交融的大時代，且又長期處於希臘化文化的浸潤之下，希臘化是其一個明顯的特徵。至公元前2世紀後期，張騫鑿空和漢與帕提亞外交關係確立，漢代的中國人便逐漸跨入希臘化世界的門檻，希臘化文化信息亦隨之傳入中國。根據漢籍的相關記載，在漢與帕提亞的相互交往中，傳入漢地的希臘化信息大致有如下幾類。
1.錢幣。從司馬遷到班固，漢代中國不僅如實地記載了帕提亞錢幣的希臘化特徵，而且還及時地記錄了帕提亞歷史發展的具體細節。此外，班固言“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也説明錢幣正反面人物為夫妻關係，這可與約瑟夫所記弗拉阿塔克斯與其母穆薩禍亂朝綱的事實相互印證。
2.物產風俗。伴隨着通使往來的頻繁，希臘化世界東部地區的物產亦隨之東來。研究者常舉葡萄和苜蓿為例來説明問題。兩漢史籍皆言大宛、烏弋山離和帕提亞有“蒲陶酒”，其原料即蒲陶。因此，兩漢時期葡萄種植極可能是從帕提亞或其周邊地區引入中原地區的。此外，希臘化亞洲產良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3.神話故事。希臘的一些神話故事也被帶到了漢代中國人觀念中。《後漢書·西域傳》和《晉書·四夷傳》關於甘英西使大秦行至帕提亞西界時所聽聞的故事，似乎可以説明這一點。
4.書寫。希臘化世界普遍的書寫方式也通過帕提亞傳入了中國。《史記·大宛列傳》説帕提亞“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西域傳》亦有此言。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 漢籍寥寥數語，卻較為準確地傳達了此類信息。
帕提亞是希臘化時代後期崛起於希臘化世界的國家，也是兩漢時期漢與羅馬絲路沿途中的“最大國”。正是通過這個中介，希臘化世界的很多文化信息逐漸傳遞到了漢代的中國。司馬遷、班固以及范曄等人關於希臘化亞洲世界的諸方面記載，不僅與古典作家的某些記載吻合，而且也逐步被考古發掘所證實。
二、考古所見漢代中國與帕提亞的交流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國內陸續發掘的漢墓遺址中時有帶域外文化風格的器物出土。這些發現不僅佐證了兩漢文獻關於帕提亞通漢的記載，而且也補充和豐富了以往研究漢與帕提亞絲路關係存在的不足。
1.青海大通銀壺。該銀壺獨特之處在於，其口沿、腹部和底部分別裝飾有波浪紋、卷草紋和雉堞紋。就其藝術淵源，學界大多數意見仍傾向於帕提亞説。銀壺雖出土於匈奴墓中，但在該墓附近同一時期的漢墓中，還出土了一枚“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駝鈕銅印，即説明該墓主人系匈奴人，此地時已歸轄於漢。因此，將銀壺歸於帕提亞與漢中國交往關係的物證，亦可説通。
2.凸瓣紋銀盒。出土於廣州象崗南越國第二代王趙昧墓。現在看來，作為東西文化交流見證的銀盒應屬舶來品，其伊朗淵源説應該較為可靠。因為此類銀盒出土的年代，往往都在西漢早、中期，即都屬於漢與帕提亞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前流入中國的實物。因此，在漢與帕提亞確立官方交往之前，漢代中國顯然早已與帕提亞時期的伊朗存在文化交流的跡象。
3.廣西寮尾陶壺。出土於廣西合浦縣寮尾東漢墓。總的來看，認定該陶壺屬於自海路東來的帕提亞舶來品應該是成立的。
綜上所論，我們可做以下總結和補充：
第一，以上三類物證，就其藝術風格論，大部分皆屬於帕提亞時期的器物。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青海大通銀壺應該是從北方陸路傳入的。
第二，凸瓣紋銀盒出土墓葬的年代約為戰國末年至漢初，其地點“既多毗鄰沿海，又相距廣遠”。這表明在漢帝國依陸路正式通帕提亞以前，民間或地方已存在由海路通帕提亞的可能性。
第三，學界對於南越王墓銀盒的舶來路線問題爭議較多，大多數學者認為是從海路傳入，但仍有部分學者認為是從陸路傳入。不過，廣西寮尾陶壺的發現似乎進一步支持了南越王墓銀盒藉由海路傳入的可能性。
第四，以上物證的入華，雖不能排除其中的一兩件存在“蠻夷賈船，轉送致之”的可能性，但不一定皆通過“轉送”而來。所以，張騫西使以前，漢代中國與帕提亞極可能已存在直接的交往關係。
第五，現結合考古物證來看，帕提亞與漢代中國海路關係的存在，不僅早有文獻可作推測，而且也越來越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證實。
三、漢代中國—帕提亞交往與漢代藝術中的希臘化文化因素
20世紀初以來，國內不時發掘出土兩漢時期帶有希臘化文化特徵的考古實物。這些實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希臘文化特徵，有的則表現出希臘化亞洲普遍流行的藝術風格。古典希臘和中國分處歐亞大陸兩端，正是當道於絲路要衝的“希臘化亞洲”國家鋪就了雙方聯繫的橋樑。與漢代中國建立直接外交關係的西域“最大國”帕提亞為例，從相關考古實物出發，對帕提亞與希臘化文化的東漸問題作進一步闡述。
1.漢代有翼神獸。漢代有翼神獸的出現，與希臘化時期帕提亞帝國普遍流行的格里芬（Griffin）觀念密切相關。漢通帕提亞後，漢代的石刻藝術中才普遍出現天祿、辟邪等有翼神獸的造型。這樣看來，兩漢時期藝術造型中有翼神獸和希臘裝飾紋樣的出現，顯然是漢通帕提亞後，受希臘化文化影響至深的帕提亞藝術東漸的直接結果。
2.和田人首牛頭萊通。就文化淵源和藝術造型而言，和田約特幹遺址出土的人首牛頭萊通，應源於帕提亞時期西亞地區普遍流行的藝術式樣，而帕提亞時期人首牛頭萊通的出現無疑是希臘化時期這一藝術融合潮流的繼續和延伸。約特幹在兩漢時期為和田國的重要城市，為絲路南道的必經之地，張騫兩次西使皆經過和田。因此，可認為和田出土的人首牛頭萊通應該是帶有希臘化特徵的帕提亞人首牛頭萊通進一步影響漢魏中國造型藝術的有力實證。
3. 山普拉馬人彩色壁掛。壁掛中的馬人形象應系希臘神話中的喀戎無疑，且該壁掛所反映的文化主題應與希臘化中亞地區流行的文化大有關聯。山普拉馬人壁掛顯然屬於帕提亞時期西亞和中亞地區普遍流行的織物式樣。而就其所體現的文化要素而言，馬人吹長笛的形象在希臘羅馬造型藝術中較為常見，站立的武士及其裝束則又體現出其中亞身份和草原遊牧民的屬性。帕提亞人長期受希臘文化浸染，且本身又具有遊牧民族的文化淵源，要説該壁掛出於帕提亞帝國的藝術家之手亦無不可。該馬人壁掛在山普拉的出土，不僅反映了愛希臘的帕提亞對漢王朝邊疆地區文化藝術的影響，而且也説明了漢代中國與帕提亞在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複雜性。
考古材料已説明前張騫時代的中國與帕提亞已存在交往關係。帕提亞時期希臘化文化因素的入華，是絲路初興階段內陸歐亞文化發展的重要篇章。在漢帝國與羅馬帝國構成的兩極貿易體系中，帕提亞籍其地緣優勢，扮演了極其重要的歷史角色。在漢代中國與“愛希臘”的帕提亞相互交往的300多年裏，帕提亞本土的文化因素與帕提亞藝術中所混雜的希臘化文化因素亦逐漸地越過葱嶺，東漸入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或直接或間接地對漢代中國文化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歷史》2018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崔蕊滿/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