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悠久的“服飾禁令”史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短史記”文 | 楊津濤

因為穿衣服而打打殺殺，這種事在中國，有着上千年的歷史。

打打殺殺的理由，五花八門。

穿衣與“尊卑”

比如，朝廷喜歡製造服飾等級制度，將穿衣服與身份等級直接掛鈎。

這種手段簡單粗暴，但在彰顯統治者的權力存在感、甄別“順民”與“刁民”方面，很有效。

戰國時代的齊威王，看不慣民眾穿得舒服漂亮，頒佈錦繡禁令，凡身着錦繡之衣者，與誹謗國君同罪。

同罪的意思是，得死。

自漢代開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不許穿與自己的身份等級不合的服裝，成了明確的法律條文。到了唐代，朝廷又將黃色霸佔為皇權專用色，將紫色霸佔為三品以上官員的專用色。於是，普通人再不能穿有顏色的綾羅綢緞，和雜有紫色、黃色的衣服衣帶。

違者，視情節輕重，要麼坐牢，要麼去死。

不止是顏色，朝廷在尺寸上也有禁令。李德裕做淮南觀察使，勒令當地婦女剪短他們的裙子，“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因為朝廷有規矩，婦女之裙最多隻能有三寸拖地。

圖：穿寬袖服飾的唐代貴族婦女，見於敦煌壁畫

宋代延續唐制，服飾禁令更為細緻。

宋太宗下詔，地方上各行各業的人，包括“縣鎮場務諸色公人並庶人、商賈、伎術、不繫官伶人”，只允許穿黑、白兩色衣服，使用鐵質或角質的帶子，不許穿紫色服飾。幞頭、頭巾的高度不準超過2.5寸。婦女不允許戴假髮髻，不準把髮髻梳高。只有獲得朝廷認證的“命婦”，有資格使用銷金、泥金、真珠等飾品。

宋真宗時，皇后侄女杜氏穿了帶有銷金（一種在衣服上貼上極薄黃金的裝飾）的衣服。自家親戚穿衣違規，皇權不太好打打殺殺，杜氏被勒令出家為尼。

如果是普通百姓穿錯了衣服，那就慘了。宋代法律規定，製造銷金服飾的人、販賣銷金服飾的人，穿着銷金服飾的人，被逮住了，都得坐牢兩年，“並許人告”，歡迎百姓們互相舉報。

朱元璋也非常“關心”民眾穿什麼。

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詔規定：“庶民男女”，你們這些普通百姓，做衣服不許用“金繡、錦綺、經絲、絞羅”，做飾品不許用“金、玉、珠翠”。可以用什麼呢？做衣服只許用“綢、絹、素紗”，做飾品“止用銀”。而且，做靴子絕不允許“裁製花樣金銀紋飾”。

有人違規怎麼辦？抓起來，看時代的心情，打屁股或者殺頭。

再往後，明代百姓甚至被完全剝奪了穿靴子的權利。監察御史王英某次穿着靴子微服進城，被守門人抓住捆綁起來送官。王英慌忙解釋自己是當官的，並命人取來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帶，好説歹説，才逃過一劫，洗刷掉“違法穿靴”的嫌疑。

至於像朱棣拿穿錯衣服逼迫開國功臣耿炳文自殺、雍正拿穿錯衣服株連年羹堯的兒子，都是中國皇權時代傳統悠久的常規操作。

圖：元代銷金半袖（現藏內蒙古博物館）

穿衣與“愛國”

再比如，朝廷喜歡將穿衣服與政權認同感直接掛鈎。

北魏時期，官員賀狄幹出使後秦，被扣押在長安多年。後來賀狄幹歸國，北魏太祖拓跋珪覺得他的穿衣風格“有類羌俗”，怎麼都看不順眼。

於是，賀狄幹就被弄死了。

宋代皇帝，也特別討厭民眾穿着任何帶有遼、金風格的服飾。宋仁宗曾經下令，宋帝國境內的所有民眾，一概不許“效契丹服乘騎鞍髻轡”，違者嚴懲不貸；宋徽宗的禁令更狠，他下詔通告全國，“自今應敢服若氈笠、釣墪之類者，以違御筆論”，誰敢效仿契丹的穿衣風格，頭戴氈笠之類的，按照“違御筆”論罪。

“違御筆”之罪有多大？宋徽宗的規定是：官府拿到皇帝，也就是宋徽宗的御筆批示之後，滯留一個時辰不處理，“杖一百”，打一百棍屁股；滯留一天，“徒一年”，坐一年牢；滯留兩天，“加一等”，流放三千里；滯留三天，“以大不恭論”，要摘了腦袋。

圖：壁畫上的契丹人

​南宋繼續把穿衣服與愛國僅僅捆綁在一起。

當時的法律規定：

“諸服飾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國者准此，若暫往來者聽身從本俗。”“諸服飾輒效四夷者杖一百。”

大意是：除境內的外國商人外，南宋百姓一律不許穿周邊國家（主要是金）的服飾，違者杖責100下。懲罰上雖然已沒有宋徽宗那般殘暴，但南宋政府還有一項鼓勵民間百姓互相告發的政策——凡告發別人穿胡服，“告獲服飾輒效四夷者”，可以得到朝廷的獎賞，獲“錢五十貫”。

在明太祖朱元璋看來，老百姓選擇穿什麼衣服，與他們是否忠心於現政權直接相關。他下詔，嚴厲禁止所有人再穿任何帶有元朝風格的服飾：

“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

這封詔書裏，最狠的是那一句“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什麼樣風格、具備哪些元素的服飾算“胡衣”，是沒有固定標準的，判斷的唯一依據是“聖心”，也就是全憑朱元璋自己的喜怒與好惡。這也就意味着，上至官僚，下至百姓，除了將穿衣服的自我審查做到極致之外，別無他法來規避朱元璋的風暴雷霆。

圖：孔府所藏明代服飾

當然，朱元璋自己是不妨經常戴着“直檐大帽”出出進進的。儘管這種風格的帽子是元代皇帝平時所用，但一切“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朱元璋説它不算“胡衣”，自然就不算，誰也不能抗議半句。

皇太極建立後金政權，也把拓跋珪、趙佶、朱元璋的那一套搬了過來。他頒佈命令，“有效他國衣冠、束髮、裹足者，重治其罪”——敢有如關內漢人一樣穿衣、束髮、裹足者，嚴懲不貸。

清軍入關後，順治下詔“剃髮易服”：

“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若惜愛規避，巧言爭辯，絕不輕貸 。”

大意是：要想成為“大清子民”，必須留髮辮、穿馬褂；如有人遲疑，按“反清”重罪論處；如有人想法設法規避、在執行上打折扣，決不輕饒。

再後來，太平軍起事，清廷服飾又成了“妖裝”。太平天國轄區裏，“男子不許戴氈帽；女子不許穿裙子”，“（見到）戴氈帽則除之，拖辮髮者則割之，女子曳裙子則扯之”。太平軍佔領南京，秀才汪星垣以頭冷為由拒絕摘帽，當場被殺。

圖：身穿馬褂的清代人

你們、我們與他們

以上與穿衣服有關的種種打打殺殺，具體情況五花八門，但究其本質，不過是因為穿衣服被賦予了一種區分“你們”、“我們”和“他們”的功能。

皇帝及其代理人屬“我們”；遵守服飾等級制度、安安分分不穿“胡衣”的民眾屬於“你們”；違規穿高檔服飾和“胡衣”者，屬於需要被規訓被打屁股的“他們”。

類似的區分，也發生在近代。

辛亥後，思想解放，穿西式服裝的人變多。1913年，廣東教育司發佈規定，要求廣東的女學生一概改着素樸黑裙，**禁穿時髦服裝。**1920年，上海市政府頒佈公告，將穿袒露手臂小腿衣服的行為等同犯罪，允許警察予以逮捕。1925年，上海成立“愛國會”，要求參加者“外國的草帽不戴，……外國的嗶嘰衣料一律不穿……西裝不穿”。

圖：民國月份牌上的時尚女郎

1934年，國民政府啓動新生活運動，取締“奇裝異服”，對女性服裝的要求尤其苛細，比如，江西當時頒佈了這樣的規定：

“旗袍最長鬚離腳背一寸；衣領最高須離顎骨一寸半；袖長最短鬚齊肘關節；左右開叉旗袍, 不得過膝蓋以上三寸, 短衣須不見褲腰；凡着短衣者, 均須着裙, 不着裙者, 衣服須過臀部三寸；腰身不得繃緊貼體, 須稍寬鬆;褲長最短鬚過膝四寸, 不得露腿赤足, 但從事勞動工作時, 不在此限；裙子最短鬚過膝四寸。”

如有婦女違反上述法令，旗袍、裙子過長或過短，或赤足走路，將“由崗警加以干涉”，勒令改正；如有抗拒，“得拘局懲處”，可以抓起來送到警局。

執政廣東的陳濟棠，做法更為激烈。他命人到裁縫店搜查，對所謂“奇裝異服”一律沒收、焚燬；還組織了幾十個所謂的“維持風紀隊”，在廣州街頭遊蕩，專門尋找身着所謂“奇裝異服”者，進行懲處。

2019年3月24日，一名男子因穿着疑似“和服”的服裝，欲進入武漢大學欣賞櫻花，被校內保安攔截毆打。該男子事後辯稱，自己所穿並非“和服”，而是國產“吳服”。

衝突與辯解之中，圍繞着穿衣服而產生的“我們”、“你們”與“他們”的分野，仍清晰可見。

圖：武漢大學事發現場，左二為穿和服男子

參考資料

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中國書店，1990年）、周峯編著《中國古代服裝參考資料 （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華梅《中國曆代研究》（商務印書館 ，2015年）、諸葛鎧等《文明的輪迴：中國服飾文化的歷程》（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年）、展忠宇《明代初期平民服飾制度探微》（《史志研究》2013年第5期）、謝婧《唐宋“禁令”研究》（四川師範大學2010年）、周松《上行而不下得效——論明朝對元朝服飾的矛盾態度》，（《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夏春濤《太平天國服飾制度探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崔榮榮等《清代漢族服飾變革與社會變遷（1616—1840 年）》（《藝術設計研究》2015年第1期）、徐華龍《民國服裝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王均熙文集》（文匯出版社，2014年）、夏蓉《新生活運動與取締婦女奇裝異服》（《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6期）、徐進《褲子上的階級鬥爭：1964年對奇裝異服的發難》（《中州古今》2004年第6期）、卞向陽主編《百年時尚：海派時裝變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