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被雍正抄家，有什麼內情，曹家冤嗎？_風聞

【作者 國學之光（知乎）授權轉載】

雍正：朕就是這樣漢子

紅學泰斗周汝昌先生在其《紅樓十二層》書中寫道：“曹雪芹的家世是個政治大冤案。”

其實，曹家被抄與政治無關，而且一點也不冤。

回答者們普遍給出的答案是：虧空，無能，受牽連等等原因，也否定了周先生的説法。這説明，知乎網友並不人云亦云，是有水平的。不過，這些回答也並非抄家的真正原因。對多數人來説，曹雪芹家被抄的經過和原因基本上是道聽途説，一知半解。沒有曹家被抄，就沒有偉大的小説《紅樓夢》，沒有《紅樓夢》，也沒人關心曹家抄不抄，故在此結合小説從專業的角度對這一關係到曹家命運轉折的重大事件進行較為細緻的敍述、解讀和解答，同時儘可能全面地引用一些珍貴史料，供網友們參考並作自己的判斷。

一、南京曹家，百年豪門

（一）曹家家族情況

戚序本、蒙府本《石頭記》，脂硯齋批語有一詩如下：

積德於今到子孫，都中旺族首吾門。可憐立業英雄輩，遺脈誰知祖父恩？

詩中的“都中”，明指長安，實指金陵，亦即南京。“首吾門”指的即是南京曹家，曹家與康熙的密切關係在南京無人能比。

鐵打的江寧織造，流水的兩江總督。駐南京的兩江總督經常換，但同駐南京的江寧織造曹家卻一代接一代，成為南京首屈一指的坐地户，即《紅樓夢》四大家族“賈王史薛”中的賈家。

曹家的家族情況以及在南京的地位，從以下兩篇《曹璽傳》可見：

康熙二十三年《江寧府志·曹璽傳 》卷十七 宦 跡　　　　　　　　——（清）于成龍纂修　　曹璽，字元璧，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父振彥，從入關，仕至浙江鹽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學，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兼藝能，射必貫札。補侍衞之秩，隨王師徵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內廷二等侍衞，管鑾儀事，升內工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江寧局務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視蘇杭特為繁劇。往例收絲則憑行儈，顏料則取鋪户，至工匠缺則僉送，在城機户，有幫貼之累。眾奸叢巧，莫可端倪。

公大為釐剔，買絲必於所出地平價以市；應用物料，官自和買，市無追胥，列肆案堵；創立儲養幼匠法，訓練程作，遇缺即遴以補。不僉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經，賞賚以時，故工樂且奮。天府之供，不戒而辦。歲比祲，公捐俸以賑，倡導協濟，全活無算，郡人立生祠碑頌焉。丁巳、戊午兩督運，陛見，天子面訪江南吏治，樂其詳剴。賜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賜御書匾額手卷。甲子六月，又督運，瀕行，以積勞感疾，卒於署寢。遺誡惟訓諸子圖報國恩，毫不及私。江寧人士，思公不忘，公請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

天子東巡，抵江寧，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長子寅仍協理江寧織造事務，以纘公緒。寅敦敏淵博，工詩古文詞。仲子宣，官廕生，殖學具異才。人謂盛德昌後，自公益驗雲。康熙六十年《上元縣誌·曹璽傳》卷十六 人 物 傳　　　　　　　　——（清）唐開陶等纂修　　曹璽，字完壁，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累遷浙江鹽法參議使，遂生璽。璽少好學，沉深有大志，及壯補侍衞，隨王師徵山右有功。

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織局繁劇，璽至，積弊一清，幹略為上所重。丁巳、戊午兩年陛見，陳江南吏治，備極詳剴。賜蟒服，加正一品，御書“敬慎”匾額。甲子卒於署，祀名宦。子寅，字子清，號荔軒。七歲能辨四聲，長，偕弟子猷講性命之學，尤工於詩，伯仲相濟美。璽在殯，詔晉內少司寇，仍督織江寧。特敕加通政使，持節兼巡視兩淮鹽政。期年，疏貸內府金百萬，有不能償者，請豁免。商立祠以祀。

奉命纂輯《全唐詩》、《佩文韻府》，著《楝亭詩文集》行世。孫顒，字孚若，嗣任三載，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醫調治，尋卒。上嘆息不置，因命仲孫頫復繼織造使。頫，字昂友，好古嗜學，紹聞衣德，識者以為曹氏世有其人云。

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彥，曾祖父曹璽，順治六年（1649年）二月，曹振彥、曹璽父子隨已是皇父攝政王的多爾袞出征山西大同，戡平姜瓖叛亂，“隨王師徵山右有功”，曹璽“拔人內廷二等侍衞，管鑾儀事，升內工部”，此年他30歲。曹振彥後改文職，擔任過數年的大同知府。小説介紹孫紹祖“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繫世交。”此大同即彼大同。山西平叛是清朝建立後北方最大的一場戰爭，主要由屢降屢叛的大同總兵姜瓖所引起，涉及幾乎整個山西省，死人無數，大同因民眾抵抗最頑強，最終被屠城。《紅樓夢》中焦大在戰場上從死人堆裏救了主子的命，也從側面透露了曹家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可以説，是大同人民的鮮血染紅了曹家人的頂子。由此也有人稱，大同是《紅樓夢》的發祥地。

康熙二年（1662年），曹璽監理江寧織造至卒，正一品。在曹璽這代，曹家完成了從軍功之家到詩書之族的過渡。妻孫氏，康熙保母，一品夫人。曹璽即《紅樓夢》榮國府中早逝的榮公，孫氏即小説中風光無限的一品國公夫人賈母。

康熙南巡時見孫氏，稱其為“吾家老人”，並賜題“宣瑞堂”匾額，即小説中的“榮禧堂”，榮禧堂中有幅對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黼黻意為服飾的華美花紋，正是《曹璽傳》中的“黼黻”二字。所以脂硯齋針對這幅對聯有批語曰：“實貼”。

曹璽是曹家最有出息的一個，曹家的榮耀達到了頂峯。因為這個有大出息的兒子，曹振彥逝後也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誥贈光祿大夫三品郎中加四級，正一品，他的妻子也即曹璽的母親歐陽氏誥贈一品太夫人。曹振彥和曹璽分別是小説中的兩代榮國公。

受父親曹璽蔭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樣出任江寧織造，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曹寅有兩個女兒，蕭奭《永憲錄續編》載：“寅，字子清……母為聖祖保母。二女皆為王妃。”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長女嫁平郡王納爾素為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次女嫁某蒙古王子為妃。此二女分別是小説中元春和探春的原型。曹寅是賈政的原型。清人裕瑞在其《棗窗閒筆》中記載：“聞前輩姻戚有與之（曹雪芹）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所謂寶玉者，尚係指其叔輩某人。所謂‘元迎探惜’者，隱寓‘原應嘆息’四字，皆諸姑輩也。”

也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歷經四次接駕的曹寅因鉅額虧空被參劾而名利大灰，無比榮耀的喧囂之後，落得個一地雞毛，幾年後抑鬱而終，康熙六百里加急送藥也無濟於事。曹寅比康熙小四歲，二人有着兄弟之情，他為人忠厚儒雅，是內務府官員，也是文學家和藏書家，在江南和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相交往，著有《楝亭詩詞抄》、《詩抄別集》、《詞抄》、《楝亭圖詠》等詩文，是他給曹家帶來了濃厚的文化氣息和氛圍，《紅樓夢》中感人至深的黛玉葬花情節正是源自於曹寅的葬花詩，一首是《題柳村墨杏花圖》：“勾吳春色自藞苴，多少清霜點鬢華。省識女郎全疋袖，百年孤冢葬桃花。”

另一首是《題王髯月下杏花圖》：“牆頭馬上紛無數，望去新紅第幾家。前日故巢來燕子，同時春雨葬梅花。”

《紅樓夢》中涉及了不少曹寅的元素。例如，第五十二回，晴雯為寶玉病補雀金裘，直補到次日凌晨“自鳴鐘已敲了四下”處，《庚辰本》有雙行夾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法，避諱也。”脂硯齋批語，尤其是夾批在原著中是小説的一部分，這等於將曹寅寫了進去，脂硯齋要不説，誰也不會想到這裏避諱“寅”字。

還如，寶玉與馮紫英等人喝酒，“寶玉笑道：‘聽我説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此處庚辰本眉批：“大海飲酒，西堂產九台靈芝日也，批書至此，寧不悲乎？”甲戌本側批：“誰曾經過？嘆嘆！西堂故事。”脂硯齋兩次提到的“西堂”，是曹寅在南京的書齋。這兩條批語意味深長，讀者讀完我的回答後可以再回頭來回味一番。

再如，小説中有不少有個性的地名，如仁清巷，知機縣，急流津等，還有一個叫“毘陵驛”，出現在賈政乘船路過毘陵驛遇到下雪時的情節中，雖然很生僻，但這是真實的地名，為今常州武進在漢唐時的古地名，曹寅就曾乘船路過毘陵驛，同樣遇上下雪，為此賦詩一首。

另外，脂硯齋批語還提到了曹璽，第二十二回，謎語“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此謎的謎底是硯台或印章。在謎面的下面庚辰本有雙行夾批：“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曹璽的“璽”字，就是皇帝的玉印。有不少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的研究者稱，《紅樓夢》與曹家無關，憑以上這幾點就説不過去。

曹寅去世後，他的兒子即曹雪芹的父親曹顒繼任，曹顒早逝，曹寅嗣子即曹雪芹叔父曹頫連任江寧織造，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曹頫因罪入獄，兩月後的元宵節前被抄家。小説裏“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脂硯齋對此批道：“前後一樣，不直雲前而云後，是諱知者。”

曹家任江寧織造只是其職責的一部分，很多時候還管理着更重要的兩淮鹽政，從曹振彥開始就曾任兩浙轉運鹽使、司運使鹽法參議、鹽法道。曹家勢力大，長期兼任巡鹽御史也是重要因素。另外，相當多的其他業務也由曹家承辦，甚至還能主持審理重大案件。同時，曹家肩負了秘密探聽考察江南民生以及官場輿情的重任，成為康熙在江南的耳目臣。

康熙五十五年曹頫奏摺

（二）曹家親戚情況

曹寅先任蘇州織造，後兼任江寧織造，再後辭去蘇州織造，蘇州織造由其大舅子李煦接任。李煦即《紅樓夢》中賈寶玉的舅舅王子騰原型。二人都有虧空，王子騰死於路途上，李煦死於流放中。

李煦家族也是相當顯赫的，他的父親李士楨曾任東南沿海的浙江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巡撫、廣東巡撫等職，李士禎是王子騰父親、王熙鳳爺爺的原型，王熙鳳曾自豪地稱他爺爺管着”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李煦的堂妹李氏為曹寅之妻，即小説中王夫人的原型。李家即小説中的王家。

曹家盤踞南京六十年，李煦在蘇州盤踞三十年。康熙六次南巡，在南京，四次住在曹寅家裏，在蘇州則四次住在李煦家裏，由此也可見李家的地位。

杭州織造孫文成是曹家孫氏夫人的侄子，曹寅的表兄弟。“保齡侯史鼐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史鼐是小説中賈母的侄子，賈政的表兄弟。孫文成也因曹寅的關係，於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也就是曹寅長女出嫁為妃的那一年，出任杭州織造。孫家在杭州盤踞二十多年，曹家被抄後，孫文成也被罷職。康熙曾諭旨：“三處織造，視同一體，須要和氣。”《紅樓夢》中則是：“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相對來説，孫家在三家織造中是結局最好的，小説中相對應的史家也同樣如此。

兩次提到的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寫到餞春會，“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幹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上，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

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在古代黃曆中，整個清朝300年，只有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這一年，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

同時，在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的前一年，曹寅大規模地修建了曹家西園，在其詩文中多有描繪，年少的曹頫一輩人在園中居住。惜好景不長，曹寅虧空事發後，還債是當務之急，園子日漸荒廢，“傾且頹弛，禽鳥厭之，百卉蕪謝”。居官南京的袁枚買下後重修，更名隨園，成為江南名園，史料記載，袁枚、裕瑞、明義等人都稱大觀園即隨園。隨園有多美？

袁枚的孫子袁起稱“遊人如行畫中”，與袁枚齊名的大學者趙翼贊袁枚“四十年來住畫圖”，隨園就是一幅畫。袁枚辭官的原因簡單到是為了能在隨園長期居住，他説繼續當官的話一個月只能來住一次，辭官做田舍翁，就可以在天天園中住了，“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很多人三十來歲為求取功名依然還在寒窗苦讀，袁枚三十來歲卻毅然棄官，只因這座有着夢幻之美的神奇的隨園：“餘竟以—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

袁枚好客，隨園免費向遊人開放，人多時一天有上萬人遊覽，大門門檻每年都要換一兩次，“每年園門之檻，必更易一、二次"，大觀園似乎都沒美成那樣。

熱愛《紅樓夢》的明義隨乾隆南巡時曾專程到訪隨園，乾隆都想住隨園，袁枚的老師兩江總督尹繼善許諾出錢幫助修葺，被袁枚婉拒，後來乾隆還遣和珅派畫師前往隨園畫下了園中的二十四景。袁枚八十大壽，明義在其《和隨園自壽詩十首》中雲:“隨園舊址即紅樓，粉膩脂香夢未休。西園雅集傳名士，南國新詞詠莫愁。”脂硯齋提起“西”字就哭。

讀過《紅樓夢》的都知道，沒有大觀園就沒有《紅樓夢》。

另外，也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前後的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兩年一次，康熙連續進行了他人生中的第四、五、六次南巡，曹家接駕。脂硯齋稱，在南京接駕四次的“甄（即“真”）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經過見過”，“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脱多少憶惜感今”。小説中賈蓉曾笑言：“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

二、雍正初年，“抄家”是個流行語

曹家被抄並非偶然事件，因為雍正上台伊始，抄家之風隨之盛行。

康熙在晚年，由於“太平盛世”而滋長了政寬事省的思想，這時期他處理朝政的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隊伍中，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種種腐敗之風嚴重氾濫，已經直接威脅着“盛世”的存亡。更嚴重的是吏治敗壞，貪風日熾，致使“庫帑日拙，日不瑕給”，“生民乏食，物價騰貴”。

雍正繼位時，國庫存銀僅八百萬兩，是一個財政匱乏的爛攤子。“户部虧銀達數百萬”，“藩庫錢糧虧空達數十萬”。於是，懲治腐敗、整頓官場風氣的重擔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45歲登基，人生的歷練使他深知康熙一朝的社會矛盾，又對民間現實有深入瞭解，剛一即位，便針對腐敗衰頹之風進行了堅決地懲治與清肅，“懲辦貪官，清理虧空”。果斷清除朋黨，清理中央和各省財政虧空，抄貪官的家，不許貪官家屬享受贓銀。對“姑息養奸”、“貪庸不肖”、因循貪婪的官員，雍正帝堅決查處。

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幾十宗大案。緊接着革職鎖拿，抄家追贓，連皇親國戚也不能倖免。山西、湖南、浙江等省就革掉許多這樣的官員。在湖南，全省65名州縣官員中在一年之內就革除了30多人，個別省革除十分之九。這裏面，就包括曹頫的舅舅李煦，被抄家之後還差點要了命。

雍正初年的抄家之風並非針對某個人，而是針對着無官不貪無官不腐的整個官場。雍正上台五六年以後，才輪到曹家。

三、雍正上台伊始，對曹家怒其不爭，卻也網開一面

1）雍正治理整頓，受懲的不僅是曹家

雍正對於貪污腐化、結黨營私、為非作歹之事，絕不姑息養奸。在此僅舉曹家抄家前後有關的幾例：

①雍正五年閏三月十七日的《內務府奏審擬桑額等設計逮捕曹頫家人吳老漢一案請旨折》，載有桑額等設計逮捕吳老漢一案。桑額被內務府嚴懲法辦。雍正諭旨：“依議。管理番役官員，查出這一案件，很好，應予記錄獎賞。案件若查的好，即應記錄獎勵。如果伊等所屬番役，有設計捕人惡劣行為，而伊等若不查出，即連伊等一併治罪，則伊等始知留心奮勉也。欽此。”

②三織造中，最倒黴的是李煦，雍正先是在元年正月初十日，對李煦“温旨赦其罪，令罷官”，然後即刻派出胡鳳翬趕往蘇州，接任蘇州織造及天下第一大税關滸墅關榷關等職。到了雍正元年三月中旬，李煦所欠國帑基本查清，除歷年虧欠挪用銀兩仍有四十五萬兩一直未能交還之外，僅康熙六十一年李某便又挪用了六萬三百五十五兩有零。六月十四日，李煦的家產全部被查抄完畢，除去家產抵償與一些商人代為還清的虧空，仍欠國帑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兩餘。

這一年，曹雪芹八歲。

③雍正元年接替李煦任蘇州織造的胡鳳翬，在雍正四年年羹堯失勢自盡後，亦獲罪，舉家自縊。

④雍正四年（1726年），擔任過兩江總督、查抄過李煦的查弼納也被捲進結黨案，差點被判斬。以其為允禩黨羽，召京審查，供出蘇努與阿靈阿、揆敍、鄂倫岱、阿爾松阿結黨，欲戴允禩致大位，及隆科多交結揆敍、阿靈阿狀。王大臣擬查弼納罪斬，多虧雍正以“查弼納本後進，畏附權勢”為其講情，免掉其罪。

⑤雍正四年，曹頫的姐夫平郡王納爾素因受賄被削爵。

⑥接替曹頫出任江寧織造的隋赫德，同樣不走運，也因罪被免職抄家。雍正十一年，又以往來行走送給銀兩鑽營原平郡王納爾素之罪，隋赫德被判“發往北路軍台效力贖罪，若盡心效力，著該總管奏聞，如不肯實心效力，即行請旨，於該處正法。”

這説明，雍正在整治吏治的時候，必然要觸動很多人的利益，可謂人人自危，對官員進行嚴厲查處，並非蓄意要和誰過不去。

2）雍正對曹頫怒其不爭，卻也另眼相看、有所照顧

雍正皇帝一恨奢靡，二恨弄虛作假。因為這兩點，雍正對江南織造有着相當強的厭惡情緒。然三家織造，為何獨查抄李煦？我想，起因主要是與賣了人蔘不交錢有關。同樣多的人蔘，孫文成賣的參錢交了，曹頫交了一部分，李煦一分未交，這自然引起了剛上台的雍正的注意，而且因人蔘售價較往年偏低被內務府所參奏，雍正要求有關部門徹調是否賤賣。賤賣就是舞弊營私，欺騙皇上。

相對而言，作為江寧織造的曹家算幸運的，在李煦被拿下的時候，雍正念及康熙對曹家三代四人的厚愛，給年輕的曹頫改過自新的機會，讓他將虧空在三年內付清，甚至還數次委以重任，讓曹頫任欽差傳諭旨，讓曹頫主持審理揚州洛興華被山東巡撫拘捕一案等等。

因而，儘管説是“一損俱損”，李煦獲罪並未影響到曹頫。雍正二年正月曹頫的這一份《江寧織造曹頫奏謝準允將織造補庫分三年帶完折》，對雍正的法外開恩可謂感恩戴德：

江寧織造奴才曹頫跪奏：為恭謝天恩事

切奴才前以織造補庫一事，具文諮部，求分三年帶完…奴才實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補錢糧為重，其餘家口妻孥，雖至飢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補一分虧欠，務期於三年之內，清補全完…奴才曷勝感激頂戴之至。

雍正二年正月曹頫奏摺

姐夫納爾素被削爵，對他也沒造成任何負面影響。不過，從這一年開始，曹家開始了節衣縮食勒緊褲腰帶還債的日了。這一年，曹雪芹九歲。

雍正二年曹頫請安折上雍正的硃批：

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為什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

就像不同人讀《紅樓夢》讀出不同的深意一樣，紅學家們對這份奏摺的看法不盡相同。多數人認為，此批語充滿雍正對曹頫厭惡和斥責之意，並認為是將曹頫交給怡親王監管。著名紅學家李希凡先生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一書的“凡例”中，針對此批就用了“切齒之聲可聞”一語。

我不這麼認為，厭惡情緒是有，因為虧空和賤賣人蔘，雍正有氣，但也並非完全針對曹頫，而更多是針對江南三織造歷來的風氣。應該説，這條硃批對於雍正來説是極其正面和善意的。否則，雍正寫一句就夠了，寫得多是因為操心。這麼多字用毛筆連想帶寫，要半個小時，曹頫可只是個小奴才。

先説説此雍正硃批裏提到的王子胤祥。胤祥為康熙第十三子，雍正繼位後，改胤祥為允詳，加封為總理事務大臣，後晉封為怡親王。雍正三年他曾總理京畿水利，對於防治河患、開闢營田，成績頗多，而屢受恩賞。雍正五年，皇帝又親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匾額予以褒獎，當年又加封為首任軍機大臣，成為僅次於皇帝的二號人物，深受雍正的器重。他被作為《紅樓夢》裏的第一號男賢人北靜王水溶的原型被寫進小説裏。

從雍正批語能夠看出，曹頫和胤祥的關係真是密切，也難怪，康熙後四次南巡，胤祥每次都隨行，後兩次南巡到南京，曹頫已是十二三歲的少年，胤祥也和水溶一樣十八九歲，二人相交相知可以想象。我們讀《紅樓夢》，賈寶玉對北靜王的那種崇敬感、依戀感，就源自於此。

“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這幾句話在我看來，所顯示的全是關愛之情。若認為這是交王子監管，是完全錯誤的。很多人並沒理解“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這句話，還在猜傳奏的是曹頫的什麼事。

“傳奏”是遞奏摺的一種方式和渠道，換成“轉奏”一詞就好理解了，意思就是“安排怡親王來轉奏你的奏摺是我的旨意”。説“交與王子”，是通過王子來轉奏秘折溝通聯絡的意思，該語緊隨“疼憐你”之後，因而“交與王子”更多包含着“照看照顧”的意思，甚至包括一品大員的奏摺由怡親王來轉達也含有這個意思。

例如，直隸總督李維均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折硃批：“諸王大臣中，秉公為國家愛惜人才者惟怡親王一人，卿倘有不便達朕瑣屑之隱情，怡親王盡能照拂，並可為卿周全，卿何樂不為此不擔干係之坦途耶！大笑書此。”

再如，蘇州織造胡鳳翬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折硃批：“毋為朕將汝交與怡親王，已得泰山之靠，遂放膽肆志、任意招搖也。倘少有辜負朕恩處，第一參劾爾者即系怡親王，切莫誤會！”

這兩條批示都説明，至少在雍正眼裏，被交與怡親王，對他們來説是好事。

三如，田文鏡雍正二年十一月署理河南巡撫印務，奏請由怡親王代為轉奏，未獲允許。原因是：“汝與諾岷為舉朝所怨，眾議沸騰，論奏者指不勝屈。”如若讓他與怡親王時通音問，“則輿論必指以為借勢私交，不但汝與王負謗無益，亦於朕用人大體攸關，所以諭令拒而不納也。……俟汝根基立定，官聲表著之時，然後降旨命王照應，於汝則嫌疑無自而生矣。”

這條批語説明，田文鏡想通過怡親王來轉奏，雍正為避嫌沒有同意。想要與怡親王結交併被“照看”，自己需要先搏個好名聲。

“照看”一詞，本意為“照顧”“照應”，並非雍正獨創，而是當時普遍的口語，即便現代詞彙，“照看”也是多為照顧之意，有人理解成“監管”，不是出於無知，就是故意的。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初六日有《江寧織造曹頫奏遵旨照看熊賜履之子情形折》，曰：“李煦至江寧傳宣聖旨，著效才照看前大學士臣熊賜履之子。欽此欽遵。奴才隨親往其家看視，其長子熊志伊，風痰時發，次子志契年九歲，幼子志夔年八歲，現在攻書，俱閉門不交外事，家中粗可過活。奴才先送與銀二百兩，為其家盤費之資。”理解成監管豈非滑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諭示總理事務大臣、諸王大臣等：“蒙古賓客皆皇考恩養之人，來時視其品級高下，排列整齊，加意照看，勿使勞苦。”同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諭內閣，也有“出税差官員往皆公帑無虧而羨餘又足養贍家口、照看親戚族人”之語。康熙南巡，在蘇州織造署召見原任總兵嚴弘的幼兒文照、文烈時，就叮囑江南督撫、織造：“此係功臣之子，着好生照看，候長成報部錄用。”此種例子若干。

“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多數人對這句話都是泛泛一讀，並沒真正領會其中的意思。仔細來看這句話也是向着曹頫的，具體意思是説：“因你們向來的名聲不好，我怕有人假冒我的意思來訛詐你、欺負你，若你不懂這一點，可能會錯誤領會了我的意思，故此特對你説明。”也就是囑咐曹頫，別讓人借名聲不好假借皇帝的意思被人訛詐了，走得正行得端，不要生事敗壞皇家的聲譽。能夠看出，這是雍正對曹頫這個小奴才的一片苦心。相對於雍正的嚴酷吏治來説，這一硃批是含有人情味的。

正確解讀這條奏摺，是解開雍正與曹頫及曹家關係的關鍵所在。

周汝昌先生在《文采風流曹雪芹》書中寫道：“雍正四十多歲上才謀得篡位的機會，他深知曹家是太子一‘黨’，皇家一切內幕機密，他們瞭如指掌，怕一旦泄露了他的‘天機’，所以必須找個藉口‘治’他。”且不説雍正是否篡位，但説“曹家是太子一黨”毫無根據，“皇家內幕瞭如指掌“更是無稽之談，康熙病世時，曹寅去世以及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都已有十年，康熙明言誰再要立太子就殺誰，身處南京被康熙視為“無知小孩”的曹頫哪有可能瞭解什麼內幕機密，就算真有什麼“天機”，但雍正這條批語真看不出他要成心“治”曹頫的想法。

3）雍正曾擔心織造官員被陷害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內務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請將曹頫等罰俸一年折》：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奏事員外郎張文彬等傳旨：朕穿的石青褂落色，此緞系何處織造？是何官員、太監挑選？庫內許多緞疋，如何挑選落色緞疋做褂，現在庫內所有緞疋，若皆落色，即是織造官員織得不好，倘庫內緞疋有不落色者，便是挑選緞疋人等，有意挑選落色緞疋，陷害織造官員，亦未可定。將此交與內務府總管等嚴查。欽此欽遵。

織造一共有三家，常出事的是曹家，若雍正真要蓄意懲治曹家的話，他應該這麼下諭：“趕快查查，這批活兒是不是曹頫家乾的？”相反，雍正還怕有人故意挑次品來陷害織造官員。

4）曹頫獲罪被抄家後，也受到照顧

雍正六年正月，曹家被抄。然而，雍正對曹頫還存照顧之意。隋赫德在奉旨抄了曹頫的家以後的奏摺説：“曹頫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上浩蕩天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曹頫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家僕三對，給與曹寅之妻孀婦度命。”

“蒙恩諭”三字説明，留房產讓曹家人養老是雍正的諭旨，沒有像對待李煦那樣，將其全家男女老少妻子兒女200多口全部逮捕。李煦被抄後，判將他的家屬及家僕等共“二百餘名口，在蘇州變賣”，在蘇州賣不出去，還將他們“記檔”，解送到北京，“交崇文門監督五十一等變價”。曹頫在抄家以後，還不算家破人亡。還能養得起三對傭人。

最為重要的一點，對待李煦本人，本來是“赦其罪”，在查出“李煦買蘇州女子送給阿其那”以後，即“依例將奸黨李煦議以斬監候，秋後斬決”。雍正則批示：“李煦着寬免處斬，發往打牲烏拉。”於是七十三歲的李煦，還要充軍到打牲烏拉，最終死在那裏。

而曹頫在被抄家判罪後，隋赫德就任時又查出曹傢俬藏皇九子胤禟的鍍金獅子，請示雍正皇帝“聖裁，以便遵行”。雍正卻不予理睬，僅僅批示“銷燬”二字而已。

胤禟與皇八子胤禩是同黨，俗稱“八爺黨”，雍正與他倆勢不兩立，一個被他改名塞思黑，一個改名阿其那，八爺黨被眾多人認為在皇位爭奪中最有實力，前面提到兩江總督查弼納也是其中一員，還供出了不少同黨，胤禟也看好胤禩，併為他使了不少錢。

事實上胤禩雖有人緣，但很不受康熙待見，康熙曾當着眾皇子的面斥責“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黨羽相互勾結謀害胤礽，將其鎖拿治罪”，後又宣稱“系辛者庫賤婦所生，自幼心高陰險“，“自此朕與胤禩，父子之恩絕矣”，最恐怖的一句評語是：“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就在曹頫犯事前一年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將胤禩、胤禟之罪狀頒示全國，議胤禩罪狀四十款，議胤禟罪狀二十八款，監禁，都死得很慘。結黨、私藏禁物這可都是大罪。

李煦被議斬，就因了“奸黨”二字。若真像周汝昌先生説得那樣，雍正恨曹家恨得牙根癢癢，有這個重要物證和藉口，還不趕緊像對待李煦一樣“治”曹頫於死地而後快呼？

雍正對“鍍金獅子”一事的處理，明顯是不利於周先生觀點的，然周先生偏偏拿其説事兒，在《紅樓夢新證》中誇大其詞多次提到“金獅子”，連“鍍”字也去掉了。本因鑄得不好，“交與曹頫，寄頓廟中”，周先生卻危言聳聽地説“曹雪芹父親曹頫偷藏金獅子”，是“曹家終於敗落，直接的原因之一”。

而事實是，明明“鍍金獅子”事發的半年多前，曹家就已被判罪抄家了。事發後，曹家也並沒有因之象李煦那樣罪加一等。

5）曹頎等曹家其他人的前程並未因曹頫獲罪而受任何影響

就在上諭著江南總督範時繹查封曹頫家產的幾天後，曹頫的三哥曹頎還獲得了雍正親筆題寫的過年的“福”字。

四、雍正為什麼最終沒對曹家手下留情？

（一）、雍正的本性決定了與江南三織造水火不容

雍正曾諭批：“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他的三大性格特點，使得曹家走向沒落成為一種必然。

第一，雍正以民為本，痛恨貪腐。

雍正在上台伊始的大年初一，他沒有搞慶典，而是同時向全國大小官員發佈了十一道諭旨，這是雍正執政期間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觀其諭旨內容，突出的是對貪官的痛恨和對民眾百姓的憐惜，強調吏治不害民，不虐民，不累民，不擾民，以民為本，以民為重。此舉一些讓人觸目驚心的詞句：

其一，諭總督、巡撫：“有作奸犯科之豪猾，倚勢剝民之縉紳，理應重加懲治”，“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賣官鬻爵，以缺之美惡，定酬賂之重輕，情同行劫”，“吏治不清，民何由安？”

其二，諭布政司、按察司、督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營私黷貨，曠職累民”，“民脂民膏，朘剝何堪！”

其三，諭提督、總兵官、副將等官：“上虧天家之糧餉，下朘窮卒之脂膏“，“轄兵愛民、均有責焉。善於恤兵，必善於愛民“，“恣意逞威。虐民生事，為害於地方，王法森嚴，決難輕貸!”

其四，諭知府、知州、知縣：“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近聞州縣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溪壑“，“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

“州縣官賢，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民先受其害“，“恃才而多事，諂媚上司以貪位，任縱胥吏以擾民”，”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廉潔愛民，奉公盡職”，“若狥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典，三尺具在！”

除了自身反腐，對於剛正不阿敢於和腐敗做鬥爭的大臣，雍正也多有褒獎甚至重用。胤禛還是皇子時，曾囑託內務府員外郎鄂爾泰替自己辦些私事，被拒絕。胤禛即位後非但沒有打擊他，還讚揚説：“你擔任郎官，拒絕皇子的要求，執法嚴格，我很高興。”後來鄂爾泰青雲直上。雍正五年作為江寧織造的曹頫因勒索驛站，被山東巡撫塞楞額舉報，雍正諭旨曰：“塞楞額毫不瞻狥，據實參奏，深知聯心，實為可嘉！若大臣等皆能如此，則眾人鹹知儆惕，孰敢背公營私？”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寫當朝皇帝的脾氣道：“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糟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對這個皇帝的描寫，含有很大唱頌歌的成分，但能體現出當朝皇帝對貪腐的態度。縱觀康熙、雍正、乾隆三人，最有資格接受這一頌歌的皇帝，非雍正莫屬。

江南織造們，恰恰貪婪成性，中飽私囊，招搖撞騙，敲詐勒索，榨取民脂民膏。

雍正強調織造官員不要有巧立名目搜刮百姓的累民之舉。 雍正元年，他對孫文成奏復勘估磐山寺廟情形折後硃批道：

你且修理着，等你明年後年來京時再定，千萬不可藉此開地方官緣簿生事，亦不可勉強，力量少不能，即暫借司庫銀兩，朕自另有旨意。要仍循舊套那樣佔便宜的捐修，朕不願如此。

曹家最終壞事就壞在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佔便宜這上面。

第二，雍正崇尚簡樸，痛恨奢靡。

雍正皇帝不僅通曉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而且喜讀內典，深通佛理。尤其是禪宗，更是深得法要，造詣很高，自稱“破塵居士”、“圓明居士”，並創立雍正禪學。他寫的《醒世歌》被借鑑寫成了《紅樓夢》中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我引幾句：

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同時，雍正也信奉道教，基本上是個無慾無求的人，因而在生活上，他崇尚和倡導簡樸的風氣。

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之第二百六十七件《江寧織造曹頫口傳諭旨》中，有雍正皇帝的一段指示：

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帷之上有加以彩繡為飾者，朕心深為不悦，比即切加誡諭。近因端陽屆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等件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亦甚至於繡地者，此皆靡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官進獻之物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

這段諭旨是值得耐心仔細一看的。文字不多，但能夠反映出一個人的思想境界和價值觀。從諭旨內容不難看出，雍正喜簡樸，講求實用，“深惡奢侈”。他所做的就是從自身做起自上而下引導崇尚節儉的社會風氣。雍正甚至還命曹頫到江南向各地官員口傳此諭旨，要求崇儉戒奢。

在《江寧織造曹頫口傳諭旨》中，除了講到“此皆靡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還有雍正的一段話：

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禁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謂難也。中外臣民其深體朕意，朕自身體力行，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户當欽遵朕諭，其共勉之，勿視為具文。特諭。

能説出這段話的皇帝，歷史上並不多見。雍正喜簡樸，而且身體力行，並要求全國官宦富人戒奢。而江南三織造所幹的活兒，在康熙時代，偏偏就是奢華的製造者，以奢華來取悦皇上。但到雍正這兒，完全成了出力不討好的活兒。

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在《管理淮安關務年希堯陳明接奉江寧織造曹頫口傳諭旨折》上，雍正硃批：“‘奢靡’二字當切戒。”

江南織造除了為皇家制造奢華，上行下效，自身也不免講排場，吃喝玩樂，生活奢靡腐化。

第三，雍正講實求真，痛恨玩虛的。

雍正善於自我批評，因批錯了奏摺，待弄清原委之後，他有這樣一條批示：“豈有此理，朕大錯了！朕錯記名字，王鈞做官名聲好得很，把他當成馬鍾華了。朕的過錯，慚愧，慚愧。”是非分明。

雍正皇帝更是“實事求是”精神的踐行者。縱觀雍正執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説，是他以務實精神治天下的十三年。他曾直截了當地告訴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一“憎”一“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

雍正強調實事求是與務實，“説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痛惡虛偽和形式主義。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大臣自稱“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謙恭的美德，雍正卻認為這是官員虛偽不實諉過卸責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巡撫徐本在一件奏摺上説，“臣深覺見識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畫了一道紅線，批道：“此二字，朕深惡之，非由衷之言也。”有個叫劉應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後寫摺子謝恩，説自己性情愚昧，見識短淺。

看到這過分恭謙並不實在的話，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違之空文，朕實厭而惡之。”在雍正看來，內外百官中，這種過分恭順謙虛的言辭，沒有一句是心裏話，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雍正七年（1729年）冬，陝西降雪，巡撫武格沒有及時奏報。當皇帝追問時，武格回奏説“臣等愚昧，實難辭咎。”雍正用硃筆將“愚昧”二字劃去，怒加訓斥：朕深惡此等虛詐俗談！若把你這個愚昧之人用為封疆大臣，那麼朕的愚昧又怎樣講？還是誠實一些好，這樣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看到雍正嚴懲貪污受賄的官員，有人為迎合皇上，故作“廉潔”姿態，竟連正常的俸祿也不要了，想以此換取美名再升高官。對此，雍正很不以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個度，哪有餓着肚子辦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隱，不在分外謀財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説：“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

與多數封建君王喜歡聽報喜相比，雍正更重報憂。關於這點，他曾對湖南巡撫王國棟説：朕就是有神仙一樣的本事，也不過是根據你們這些地方大吏奏報的情況來料理決斷。因此，他反覆告誡內外百官，務必據實上奏言事，萬萬不可隱飾。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壽在赴任前夕進宮陛見，雍正當面訓導他：“你到江西要實心任事，潔己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據實奏聞，務使有益於地方民生。”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江南崇明水師總兵林秀奏報地方米價等事，雍正在摺子上的批覆中叮囑道：“一切奏陳，務宜據實無隱，不可絲毫虛飾，以蹈欺蔽之咎。”

雍正批杭州織造孫文成奏摺：“今既問你，凡事據實慎密直陳，不可造欺君誑上之孽”，“凡事少不據實，你領罪不起!"

批河南巡撫石文焯折：“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爾等，凡有累民之舉，概令據實入告。爾等竟若罔聞，政令乖方一至於此，朕惟仰天淚下，亦無言可諭爾等也。”

雍正真乃一性情中人。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先生在《清宮檔案揭秘》一書中寫道：

“自古聖賢為治，皆尚實政，最惡虛名。”“為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雍正這些擲地有聲的話語，充分體現了他務實反虛的思想。的確，雍正的務實，不僅在清朝十帝，就是在古代中國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當突出的。…….

雍正的務實思想，在虛詐成習的封建官場有其閃耀火花的可貴之處；雍正高揚求實反虛的旗幟，對懲治腐敗弊症，振作朝綱，整頓吏治是一劑切中要害的良藥；雍正推出的一系列務實反虛的舉措，在康乾盛世的歷史長河中作用獨特，意義重大。正是雍正以這種求真務實的精神治國安邦，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末期遺留下的虛詐不實的官場積弊，為乾隆初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雍正一生只求一“真”字耳，若和他玩心眼兒，狐假虎威，投機取巧，註定不會有好果子吃。

（二）、雍正對江南織造的弊端洞悉於心

在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的十一道諭旨中，還包括重要的“諭道員”：“以軫恤民生為首務“，“各地專司道員，首當潔己惠民“，“糧道，扣剋運費，苦累運丁，營私煩擾，貽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而於工程，漠不經意，一遇坍潰，誰之咎耶！”“鹽道，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上虧國課，高抬鹽價，下累小民”，“驛道，凡驛遞馬匹，假冒開銷；歲修船隻，虛浮不實，勒索多方”，“經管屬吏，疲不能支，總之病官病民，悉緣貪黷”，“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曹家就屬於道員一類。

其中對鹽政，雍正指出：“鹽道一員，尤關國課，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補舊。再則鹽商“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他要求鹽政盡情革除“陋例積習”“必思何以商，何以裕課，上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為稱職”。曹家與李家曾長期輪流職掌江淮鹽務，弊病很多。 

由諭旨可見，雍正清肅江淮吏治與鹽政的想法早已成竹在胸。“兩淮歲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李煦身為兩淮巡鹽御史，在康熙朝可以“耗羨”之名收取抽分與火耗的條件下，先後虧欠國庫竟達百萬兩之巨，雖然李煦在康熙年間大規模補還過數次，到康熙去世時，仍欠織造庫帑數十萬兩。

羊毛出在羊身上，鹽税是國家税收，所謂代管鹽務彌補虧空，實際上就是借收税之便，損公肥私，以截留税款，抬高鹽價等手段巧取豪奪，獲利的是巡鹽御史，倒黴的是國家和老百姓。鹽務上如此，織造業務上也是如此。江南的織造業，富了織造官和工頭，但織造工人卻是很苦的。當時坊間就曾流傳着這樣一首民謠：

三更起來搖緯，五更爬進機房；冬天不能烘火，夏天不能乘涼；整天彎腰駝背，輪夜拋梭過管；穿的破衣爛衫，織的龍鳳呈祥。

這是反映封建官僚地主對窮苦百姓殘酷剝削的真實寫照。

江南三織造在康熙時期，還有肩負一項使命，就是監視當地官員，正因如此，他們在江南才會有那麼大的勢力。但到雍正那裏，給皇帝打小報告的差事或者説特權也基本上讓雍正給廢了。

對於江南三織造的態度，由雍正對一奏摺的批語可鑑。《雍正硃批諭旨》第十三冊批李馥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折：

前者孫文成有捐修磬山之舉，向來奉差織造人員往往自任捐修之名，而私向地方督撫司道等官假託上意，勒令捐助，從中反巧取餘利，以飽私囊，而於正項又復剋扣，藉詞某工用費若干，種種惡習，朕所深悉。……但此輩皆包衣下小人……豈肯以封疆大臣之去留，決定於微末小人之口。

這條硃批的口氣是相當嚴肅和嚴厲的，不難看出雍正皇帝對織造官員的一些劣習心知肚明。在康熙朝時，江南織造除了蠅營狗苟，巧取豪奪，還狐假虎威，以至於地方官員也對其俯首聽命，就像《紅樓夢》裏賈雨村門子所説的護身符名帖一樣。此外，他們還與皇子們有着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雍正尚於居藩之時，就聽説了允禩從李煦處索取二萬兩銀子，送給允禵修建私家花園等事。應該説，李煦等人早在雍正接班之前就為其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雍正皇帝在曹頫奏摺裏所提的“向來混賬風俗慣”了就是指的以上這些風俗。若風俗不改的話，後果可想而知。

曹頫作為欽差大臣回江南，分別向年希堯、噶爾泰口傳諭旨的也是這方面的內容。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兩淮巡鹽御使噶爾泰陳明接奉江寧織造曹頫口傳諭旨折》：

奴才跪請聖安，曹頫口傳聖諭：“以奴才等進呈龍袍及豐燈、香袋等物皆用繡地，靡費無益，且恐引誘小民；不務生產，有關風俗，特命奴才傳諭。”奴才欽遵，隨叩頭謝恩訖。奴才上年蒙皇上召進陛見，三聆聖訓，奴才仰體皇仁，諄誡淮商崇尚節儉，無事奢侈。今復蒙恩諭勸勉教誨，益見我皇上宵衣旰食，無時不以天下生民為計，深知稼穡艱難，虛靡無益，此誠德惠元元保育羣生之至意。奴才加意恪遵，仰體聖心，凡兩淮眾商，時時勸勉，務使敦本崇儉，醇樸成風耳。為此具折，專差家人巴圖齎捧跪奏。

雍正對此折硃批道：“諸凡奢侈風俗，皆從織造、鹽商而起。今天津之風，莽鵠立整理四年，較前改革八九矣。爾可竭力勸導之。”

織造奢侈風俗的始作俑者！還囑託噶爾泰竭力對織造等進行勸導。

風俗不改，體制不改，江南三織造花錢無度、入不敷出的積習不改，虧空和貪腐將是一定的，永遠的。李煦作為當時江南三織造的領頭羊，自然先入雍正的法眼。

五、曹家獲罪的主要原因

（一）、李煦獲罪是曹家落敗的前奏

三家織造為何，單單拿李煦開刀呢？

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上諭李陳常代賠曹寅李煦虧欠理應繳部》載：

尚書趙申喬、侍郎孫柱、傅紳、湯右會等近前，以奉旨所交李陳常、年羹堯、李錫等所奏之事，奏曰：臣等遵旨問李煦，江寧、蘇州兩處所欠織造銀兩，共計八十一萬九千餘兩。上曰：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故將伊等所欠銀廿四萬兩，令李陳常以兩淮鹽課羨餘之銀代賠。李陳常所賠銀十六萬兩，理應繳部，若不繳部，仍付曹寅等，則愈致虧空，無所底止矣。

説明在康熙活着的時候，內務府就清楚地認識到，在虧欠問題上，曹、李兩織造家是個無底洞。

當然，除了虧空之外，李煦被抄沒也有直接的誘因。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內務府奏請嚴催李煦曹頫送交售參銀兩折》，內務府奏稱，庫存的六種人蔘分三等份交江南三織造代為售賣，孫文成呈稱：“我分到之六種人蔘七百三十八斤十一兩四錢，共售銀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一兩九錢七分七釐五毫，俱已交付藩司等語。”曹頫共售銀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一兩九錢七分七釐五毫，收得銀八千兩，已交付藩司，獨獨李煦“應交之銀，分釐未交”。

為此，內務府給出的處理意見是：“查李煦、曹頫取去售賣之人蔘，已將兩年，雖經多次催問，而李煦竟無交付，曹頫亦仍有九千二百餘兩未交。李煦、曹頫取去人蔘，究竟售與何人，抑或將售參之銀伊等自己使用，既不可料。應即行文，嚴令彼等在年前即行送交，倘再推延不交，應即奏請將李煦、曹頫嚴加議處。為此，謹奏請旨。等因繕折。”

由此看出，李煦有點膽大妄為了，受到了內務府的嚴厲參劾。曹頫的情形還好一點，至少態度上還是積極的。樹大招風，殺一儆百，李煦在劫難逃。這應該是李煦首先被查抄的主要誘因。樹大根深的李煦都被查抄，日後烏煙瘴氣的曹家被抄自然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二）、事發前曹頫屢生事端

內務府“奏請將李煦、曹頫嚴加議處”，結果雍正只處理了李煦，即刻抄家，而放了曹家一馬。可以説雍正對曹家並無惡意，首先允許虧空分三年付清，後在奏摺裏提醒曹頫防被人訛詐，應該説對曹頫算是仁至義盡，只能怪曹頫不爭氣或者説倒黴了。應該説，是曹頫接二連三的失誤、失職、也都成了日後被抄家的部分因素。

1）雍正二年“人蔘賤賣案”

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日《內務府總管來保奏三織造售參價銀比歷年均少折》：

案據奏事雙全、員外郎張文彬、三等侍衞覺羅扎克三交出織造郎中孫文成等具奏賣人蔘折一件，傳旨：人蔘在南省售賣價錢為何如此賤？早年售價如何？著問內務府總管。欽此欽遵。由太監劉玉、張玉柱傳旨：人蔘在京時人皆爭購，南省價貴，且系彼等取去後陸續出售者，理應比此地多得價銀。看來反而比此地少者，顯有隱瞞情形。此等事爾等理應先行查出參奏，今當朕詢問時，始將緣由奏出。凡事交付爾等後，只是怕多説，招人怨恨，此後若仍如此，遇事不查出參奏，只等朕降旨，朕斷不容許也。著將此明白查奏。欽此。

由此可以看出，不但錢沒交清，售價上也存在着貓膩。這是雍正二年閏四月的事，或許正因此事，引起了雍正對曹頫的不滿情緒，這從十幾天後雍正在曹頫奏摺上硃批可窺一斑。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江寧織造曹頫奏江南蝗災情形並報米價折》：

“江寧織造奴才曹頫跪奏：江南因去冬雪少，今年閏四月間，蝗蝻生髮，幸在二麥登收之時，不能為害。今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連得大雨，淋漓沾沛，蝗蝻僵滅大半，百姓俱現在插苗，及時播種，人心慰悦，太平無事。目下米價：上米每石一兩二錢五分，次米一兩一錢六分。謹將閏四月分晴雨錄，恭呈御覽，伏乞聖鑑。”

針對此折，雍正硃批如下：

蝗蝻聞得還有，地方官為什麼不下力撲滅？二麥雖收，秋禾更要緊。據實奏，凡事有一點欺隱作用，是你自己尋罪，不與朕相干。

雍正二年五月曹頫奏摺

應該説曹頫的奏摺內容並無過錯之處，雍正卻用了“尋罪”一詞，雍正滿胸怒氣，與十幾天前曹頫遭內務府參劾不無關係，可見雍正對弄虛作假、欺瞞營私之痛恨。好在此事對曹頫影響不是太大，因其被抄家尚在近四年之後。

2）雍正四年“綢緞輕薄案”

雍正四年三月初十日 《內務府總管允祿等題孫文成曹頫等織造綢緞輕薄議處本》折，孫文成和曹頫因所織的綢緞“薄而絲生”、“粗糙而分量輕”等質量問題被罰俸一年，司庫、庫使等多名官員也因受連累而受到內務府罰俸一年及削銜等處分。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務府奏三處織造送來賠補綢緞已收訖折》，有雍正對此事的批示意見：“胡鳳翬臨死勿論。曹頫現在此地，著將曹頫所交綢緞內輕薄者，完全加細挑出交伊織賠。倘內務府總管及庫上官員徇情，不加細查出，仍將輕薄綢緞存庫，若經朕查出後，則將內務府總管及庫上官員決不輕輕放過也。欽此。”

從此諭旨看出，雍正對曹頫的處理僅是“織賠”，而對內務府其他受牽連官員的要求似乎更嚴厲，連內務府總管也不放過。

3）雍正五年“御用褂面落色案”

據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內務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請將曹頫等罰俸一年折》，曹頫再次翫忽職守，造成了重大質量事故。結果又被罰俸一年，內務府其他官員同樣也跟着倒黴，司庫八十五罰俸一年，庫使張保住鞭責五十。雍正同意了內務府的處理意見，並未深究，僅“依議，欽此”而已。李煦的繼任高斌此次也遭遇質量問題，因非供御用，只罰俸半年。

雍正就是在最初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還擔心是否有人故意陷害冤枉江南的織造官員。因為曹頫的失職，內務府的大小官員們受了不少連累。

（三）勒索驛站致大禍臨頭

雍正五年，由曹頫負責押運龍衣進京的途中，“經過長清縣等處，於勘內外，多索夫馬、程儀、騾價”，被山東巡撫塞楞額舉報。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諭織造差員勒索驛站著交部嚴審》載：

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杭州等三處織造運送龍衣，經過長清縣等處，於勘內外，多索夫馬、程儀、騾價等項銀兩，請旨禁查一折。奉諭旨：朕屢降諭旨，不許欽差官員、人役騷擾驛處。今三處織造差人進京，俱於勘合之外，多加夫馬，苛索繁費，苦累驛站，甚屬可惡！……織造人員既在山東如此需索，其他經過地方，自必照此應付！該督撫何以不據實奏聞？着該部一一察議具奏。織造差員現在京師，着內務府、吏部，將塞楞額所參各項，嚴審定擬具奏。

這次雍正的態度很堅決：徹查，一查到底。但此諭並非針對曹頫，而是三織造並提。這也有點命中註定，假如這次不是曹頫帶隊親自押運，因為是三家織造共同犯的事，曹頫很可能不至於被問罪，後果也絕不會那麼嚴重。本來蘇州織造高斌也是要進京的，雍正沒批准，只點名讓曹頫一人負責押運。假如有高斌做伴，曹頫可能也不會弄到被抄家的地步。

此案是赫赫揚揚的百年望族落敗的直接原因，故此對這一案件的前後過程和審查的結果引全文如下：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十二月初四奉旨：再查巡撫塞楞額所奏應付三路送緞人員馬匹銀錢數目單內開：一起，杭州織造府筆帖式德文，管運龍衣進京，勘合內填用馱馬十匹、騎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應付外，加馬十七、八匹不等，每州縣送程儀騾價二十四兩；家人、前站、管馬、廚子等共銀九兩、十三兩不等，俱交舍人馮姓經手。

公館中夥飯食、草料共錢十餘千、二十餘千不等。一起，蘇州織造府烏林人麻色管運龍衣進京，勘合內填用馱馬十九匹、騎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應付外，加馬十三匹。每州縣送程儀騾價二十兩、二十四兩不等；家人、前站、管馬、廚子等共銀九兩、十三兩不等，俱交承差李姓經手。公館中夥飯食、草料共錢十餘千、二十餘千不等。一起，江寧織造府曹頫督運龍衣進京，勘合內填用馱馬十四匹、騎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應付外，加馬二十三、五匹不等，又轎伕十二名、槓夫五十七名。每州縣送程儀騾價二十四兩、三十二兩不等，家人、前站、管馬、廚子等共銀十兩、十四兩不等，俱交方姓經手。

公館中夥飯食、草料共錢二十餘千、三十餘千不等。等語。即審詢由旱路送緞匹之江寧織造員外郎曹頫、杭州織造筆帖式德文、蘇州織造烏林人麻色：你們解送緞匹於沿途州縣支取馬匹等物，理應照勘合內數目支取，乃並不遵循定例，於勘合外任意加用沿途各站馬匹、槓夫、騾價、銀兩，草料等物是怎麼説？據曹頫供：“從前御用緞匹俱由水運，後恐緞匹潮濕，改為陸運驛馬馱送。恐馬驚逸，途間有失，於是地方官會同三處織造官員定議，將運送緞匹於本織造處僱騾運送，而沿途州縣酌量協助騾價、盤纏，歷行已久，妄為例當應付，是以加用夫馬，收受程儀，食其所具飯食，用其所備草料，俱各是實。

我受皇恩，身為職官，並不遵定例，多取驛馬銀兩等物，就是我的死罪，有何辯處？”等語。筆帖式德文、烏林人麻色同供：“我二人俱新赴任所，去年初經陸運緞匹，以為例當應付，冒昧收受，聽其預備，這就是我們死期到了，又有何辯處？”等語。訊問曹頫家人方三，德文舍人馮有金，麻色承差李姓家人祁住等：巡撫塞楞額奏稱沿途驛站所給銀兩俱系你們經手，每站給過若干？共得過銀若干？據同供：“沿途驛站所給銀兩俱系我們經手是實。所給數目多少不等，俱有賬目可查。”等語。隨將賬目查看，內開：曹頫收過銀三百六十七兩二錢，德文收過銀五百十八兩三錢二分，麻色收過銀五百零四兩二錢。

查定例：馳驛官員索詐財物者革職，等語。但曹頫等俱系織造人員，身受皇上重恩，理宜謹慎事體，敬守法律，乃並不遵例，而運送緞匹沿途騷擾驛站，索取銀錢等物，殊屬可惡。應將員外郎曹頫革職，筆帖式德文、庫使麻色革退。筆帖式、庫使均枷號兩個月、鞭責一百，發遣烏喇，充當打牲壯丁。其曹頫前站家人方三、麻色家人祁住、德文舍人馮有金，雖聽從曹頫等指令，而借前站為端，騷擾驛途，索取銀錢，亦屬可惡。

應將方三、祁住、馮有金各枷號兩個月。方三、祁住鞭責一百，馮有金責四十板。其曹頫等沿途索取銀兩雖有賬目，不便據以為實，應將現在賬目銀兩照數嚴追，令交廣儲司外，行文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巡撫，如此項銀兩於伊等所記賬目有多取之處，將實收數目查明，到日仍着落伊等賠還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仔細讀上述卷宗的話，會發現在同時運送龍衣的三家織造中，曹頫收銀是最少的，只有三百多兩，杭州織造的德文收銀最多，五百多兩，蘇州織造的麻色也收了五百多兩。但人家主人沒跟着，作為領隊的曹頫只能是自認倒黴了。

勒索驛站，應該是多年沿襲的傳統習慣或者説潛規則，説白一點，就是長期以皇家家奴的身份借送龍衣之名沿途敲詐勒索。勒索驛站這種習慣，明朝就有，用驛站的馬匹驛站還要給惜馬錢，否則把馬尾巴給割了，或者餓個半死，驛站苦不堪言。大明甚至亡就亡在驛站上，李自成就曾是一名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