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惡”，也是受原生家庭“拖累”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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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蔣介石“醜惡反動”的原生家庭

在解放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曾一直用原生家庭這個因素，去揭示蔣介石罪惡心靈的源泉，並對其加以醜化。譬如，遼寧美術出版社1962年10月出版的連環畫《人民公敵蔣介石》，在其開篇的“內容概要”上就説：

“舊恨新仇，中國人民是記憶猶新的。現在我們就來查一查賣國賊蔣介石的家底宗譜，看一看他的反動醜惡的出身歷史和二十多年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可見，在連環畫作者的眼中，蔣介石“反動醜惡的出身歷史”跟他這輩子犯下的滔天罪行，是莫不可分，且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的。

那麼，蔣介石的出身歷史究竟是如何反動醜惡的呢？

連環畫第一頁的文字説明詳細介紹“人民公敵”蔣介石，1887年出生在鹽商、訟棍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個陰險狠毒，夥同官廳壓榨人民血汗的鹽商，他的父親是個貪婪狡詐的訟棍。蔣介石從小受的就是這種陰險狠毒，貪財害民的家庭教育”。於是，這段文字告訴了讀者，蔣介石反動醜惡的原生家庭，是蔣介石一生罪惡的源泉。

連環畫第二頁的文字説明又更進了一步：

“有了這種家庭教育的基礎，蔣介石很早便受到中外軍閥的賞識。一九〇六年，他考進了竊國大盜袁世凱在保定辦的軍官學校。在這裏開始接受了封建軍閥教育”。

這段話又告訴讀者兩點，第一，蔣介石出生於醜惡反動的原生家庭，因此基因裏就有一股子壞水，做禍國殃民的事情很有天賦，所以很早就被反動勢力看上；第二，蔣介石因為受過醜惡反動的家庭教育，所以才會去報考同樣反動醜惡的袁世凱辦的學校，他希望能在裏面繼續學習醜惡反動的文化知識。

只不過作者在這裏犯了一個邏輯錯誤，那就是蔣介石既然已經被封建軍閥賞識，那為什麼還要通過封建軍閥辦的學校的招生考試呢？雖然蔣介石天生就是個反動分子，但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個“學霸”啊？假使蔣介石是個學渣，考試都考不過，那封建軍閥就不能錄取他了。若是這樣，封建軍閥難道就不可惜這個天生自帶反動基因的好苗子嗎？

青年蔣介石

可見，當時的政治宣傳，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要系統性地醜化敵人的一生，就要先從醜化敵人的原生家庭開始。原生家庭一代醜惡反動還不夠，最好是好幾代都醜惡反動。這樣，因為性格遺傳和家庭教育的關係，敵人的醜惡反動就成了必然，或者説，成了一種宿命。凡是看過這本連環畫的讀者，估計都會心生感慨，這樣糟糕的原生家庭真是把蔣介石給“毀”了啊。

不過，這種通過醜化敵人的原生家庭，來醜化敵人的做法，也不是中國的專利。比如在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宣傳機構便嘲笑英國首相丘吉爾是一個“雜種”（mongrel）。丘吉爾的父親雖然是個如假包換的英國貴族，但因為他的母親是一個美國人，丘吉爾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混血兒。對於特別重視血統純淨的希特勒來説，把一個混血兒醜成為一個血統不乾淨的“雜種”，這種攻擊可謂惡毒之至。

二、蔣介石“高風亮節”的原生家庭

如果換個思路來想，原生家庭既然對個人的成長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個人的性格特點、處事方式、價值觀、心態、愛的能力、安全感的確立、人際交往模式等等等等都深受其影響，那麼，塑造一個完美的原生家庭，自然而然也就可以培植出一個完美的人物形象。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宣傳機構也曾出過一本講述蔣介石生平的連環畫，名叫《蔣主席畫傳》。這裏面蔣介石的原生家庭就可謂“完美之至”了。

書中提到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晚年自主創業，開辦玉泰鹽店，因為他“原是書香後代，並不像別的商人，只知囤積居奇唯利是圖，他買賣一秉公道，所以信用卓著”，生意做大了後，他又“提出一部分去做地方公益的事業，興辦學校，修築道路。”可以説是個鄉鎮企業家的楷模。

而蔣介石的父親蔣肇聰，年紀輕輕就繼承了玉泰鹽店。人家不但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而且非常富有社會責任感，平日裏喜歡管閒事，而溪口鄉里人也喜歡他來管閒事。換句話説，當時蔣肇聰儼然就是個“鄉賢”。可惜蔣介石八歲那年，父親蔣肇聰就去世了，留下一對孤兒寡母。

蔣介石幼年喪父，由他的母親王採玉一人把他撫養長大。作為單親家庭的孩子，母親在他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蔣介石後來一直着力將母親描繪成一個願意讓兒子為國犧牲的偉大女性，類似於岳飛的母親那樣的光輝人設。

蔣介石與王採玉

《蔣主席畫傳》裏説，蔣母王採玉是一名標準的東方式的賢妻良母，“很懂得家庭教育和兒童教育，她曉得如何教養她的孩子，使他成人有為“，“她對主席的管教，非常留心”，母親對蔣介石禮儀規範上的教育，甚至成了蔣介石日後推廣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源泉。甲午戰爭後，蔣介石立志要去日本學習軍事，以此救國救民，當時蔣氏家族的人都表示反對，唯有王採玉深明大義，力排眾議，“把值錢的首飾用器，一起都拿去變賣了”，湊齊了蔣介石東渡留學的費用。

除了《蔣主席畫傳》，其他按照國民黨的價值取向撰寫出來的蔣介石傳記作品，也有刻意給蔣介石原生家庭加“濾鏡”之嫌。比如雙語大師熊式一用英文寫成的《蔣介石傳》，就説蔣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則，是一名同情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先驅。他雖然於蔣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是他的精神對蔣介石影響巨大，蔣介石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直接繼承他外祖父的。

蔣介石的外公因為同情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而犧牲，可謂是仁人志士，蔣介石的母親又有着偉大如《娘道》女主角般的家國情懷，所以，在這種原生家庭中長大的蔣介石，必然是一位心懷天下的愛國者。

這種通過美化人物的原生家庭，進而來美化人物的宣傳手法，不但中國人駕輕就熟，外國人也輕車熟路。再以希特勒為例子，希特勒當年在獄中寫《我的奮鬥》的時候，就把他那個經常家暴的父親“改造”為一名理想的巴伐利亞鄉下人，擁有很多優良品質，諸如堅韌不拔、意志堅定、工作努力、樸實無華。希特勒還説自己之所以立志為德意志而戰，就是因為受到他父親的民族主義信仰的薰陶。然而事實上，他父親不過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海關公務員，根本就沒有什麼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熱情。

三、蔣介石真實的原生家庭

假使同時閲讀《人民公敵蔣介石》和《蔣主席畫傳》中的內容，讀者一定會感受到一種巨大的荒誕感，這難道説的是同一個人嗎？僅僅是對蔣介石祖父人品的敍述，兩本書的描寫就天差地別，前者是“陰險狠毒”，“夥同官廳壓榨人民血汗”，完全是黃世仁的人生導師；後者則是“遇有遠近貧窮病人，他均親為醫治，施醫贈藥，樂善不倦”，完全就是個雷鋒的翻版。

其實，國、共兩黨出於特定時期各自的政治訴求，對蔣介石原生家庭進行的美化與醜化，既不足信，也不可取。我們要想還原蔣介石原生家庭的本來面目，就需要從翻閲各種一手的歷史文獻入手，而隨着近年來蔣介石《日記》、《五記》、《事略稿本》以及《年譜長編》等重要歷史資料的公開與出版，我們對蔣介石成長經歷的認識也就能逐漸超越黨派之見，找尋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視角。

蔣介石原生家庭最大的特點，就是家道中落，孤兒寡母。這種情況在民國人物中其實並不少見，當時的很多名人在童年時都有“孤兒寡母”的經歷，比如魯迅、胡適等等。由於父親早逝、家道中落，艱難的生活使得蔣介石的心靈過早落下了記憶的創傷，以至於到晚年都對這段經歷念念不忘。

1946年6月，蔣介石在日記中追憶起父親去世後一年，家中遭遇洪水，鄉里親朋卻都不聞不問的慘境：“憶十歲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鄉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吾乃聞吾母悲嘆曰：如汝父在，近鄰鋪中人皆早來協助，而你父亦自在家主持一切，決不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

單親家庭的成長軌跡不僅成就了蔣介石之後特立獨行、堅毅果敢的特質，自然也對他的性格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在《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一書中，王奇生曾這樣分析原生家庭對蔣介石一生的影響，首先是它的正面影響：“張狂頑劣，與戀母愛哭，竟共存與少年蔣介石一身。也許正是這種張狂頑劣的天性，以及沒有父親權威的壓抑和阻礙，鑄就了敢想敢幹、不屈不饒的性格，並最終成就了這位亂世豪傑。”

而其負面影響，就是“多疑”，對人缺乏信任，感覺“總有刁民想害朕”。1920年5月，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除母子之外，天下決無義友紅戚，無事則首聚談心，似為至交，有事則彼此避匿，一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罵，幸災樂禍，今而後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或吾自不能以誠待友乎！”

王奇生認為，蔣介石“即使成為獨裁者之後，也以培植雙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如黨務中的CC和三青團，特務系統中的中統和軍統、黃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這種多疑的性格與童年的創傷有關，因為孤兒寡母、見慣了世態炎涼、旁人白眼，蔣除了母親之外，無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後無法擺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記之中，常常感慨、質疑友朋、同仁和部屬之不可靠。一代梟雄氣度如此狹隘，最後落得眾叛親離，敗走麥城，也不屬奇怪。”

這麼看來，似乎蔣介石的成功與失敗，都與他原生家庭的潛在影響息息相關，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四、原生家庭影響究屬有限

不過筆者倒覺得，上述的分析，雖説有一定道理，也未必可以全信。因為同樣是孤兒寡母、家道中落的原生家庭出身，為什麼胡適、魯迅、蔣介石三人的性格和價值觀就大異其趣？而他們之後的成就也截然不同呢?

胡適在他那篇十分有名的文章《我的母親》的最後，曾這樣説：“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原生家庭對人一生的影響固然巨大，但這種影響未必不會受到後天各種環境的改造，從而發生質的變化。比如，胡適少年時代去美國留學，而魯迅少年時代去日本留學，兩者所受的教育對他們的思想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此後，同樣是寫文章，魯迅喜歡鞭撻中國人的國民性，而胡適則喜歡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前者認為中國的國民性太惡劣，所以才導致中國的貧窮落後，而後者則認為中國專制殘酷的政治制度，才導致了中國的一蹶不振。因而，兩人提出的救國方案也截然不同。

時下很多自媒體藉着《都挺好》、《狗十三》等影視劇的東風，大肆渲染原生家庭決定論，什麼“來自家庭的‘愛暴力’，才是影響我們這代人敏感、膽怯、自卑、多疑等大多數負面性格的重要因素”，什麼“這部電影剖開這些家庭相處，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為何會成為今天的我們”。

其實，原生家庭對人的塑造，真的就有某些自媒體人渲染的那樣具有決定性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風雨哈佛路》（這部自傳後來還被拍成了同名電影Homeless to Harvard），主人公麗絲父母吸毒、8歲開始乞討、15歲母親死於艾滋病、父親進入收容所，她開始流落街頭，撿拾垃圾，偷東西。在學校時，骯髒的衣着，和藏在頭髮裏的蝨子讓她飽受同學嘲弄，終因逃課被送進瘋人院。

如此糟糕透頂的原生家庭，理應將她塑造成為一個墮落沉淪的社會渣滓。但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和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去哈佛大學參觀。

蔣介石與宋美齡

學術味道濃厚的哈佛大學讓她深深着迷，她決定拋棄過去那種逃學和居無定所的生活，備考哈佛。於是，她17歲開始用了整整2年的時光學完了高中4年的課程，獲得1996年《紐約時報》一等獎學金，最後進入哈佛學習。而她的故事更是成為了永不放棄、自強不息的代名詞。

所以，歸根結蒂，原生家庭“毀”不掉蔣介石，更“毀”不掉任何對自己的生活充滿信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