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是靠什麼戰勝的？_風聞

引言：“非典”過去已經16年了，關於靠什麼戰勝“非典”的問題，中西醫的爭論至今不休。一方認為中醫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則認為中醫是摘桃子。那麼，事實究竟如何呢？以下從四個方面來釐清事實。

備註：本文為轉載，原作者餘向東。文中所涉及“中醫”“西醫”等名詞按Up主個人見解一般都以更準確的“傳統醫學”“現代醫學”進行定性。文中涉及圖片為網絡素材。

“非典”過去已經16年了，關於靠什麼戰勝“非典”的問題，中西醫的爭論至今不休。一方認為中醫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則認為中醫是摘桃子。那麼，事實究竟如何呢？以下從四個方面來釐清事實。

一、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的意義

中國古代沒有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我們從歷史書上隨處可見“人死無算”“户丁盡絕”“十室九空”等瘟疫慘狀描述，卻沒有看到哪怕一次瘟疫有具體的死亡記錄，更沒有其他流行病學的數據。整個古代，每一次瘟疫從發生到終結，沒有數據顯示人力控制的作用，全是自生自滅的自然過程。一直到清末1900-1911年東北大鼠疫，伍連德介入主導抗疫後，把哈爾濱付家甸劃分為四個區，負責人每日向主管醫官呈交疫情報告。防疫指揮總部才得以清晰掌握每日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死亡183人，一直持續到3月1日，死亡降到0為止。這種“情報”對於防疫總體部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清晰記錄下來的瘟疫死亡人數（總死亡約6萬）。

到了21世紀，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非伍連德時代可比。然而，非典發生後，仍然出現不可思議的“瞞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2002年11月份，中國廣東出現了不明原因的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原指衣原體、支原體、軍團菌以及不明病原體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以與典型的肺炎球菌肺炎等相區別。至2003年2月14日，病例增加至305例。之後，3月6日傳入北京，進而傳遍全世界。3月12日，WHO發出全球警告。

WHO於1951年即建立了全球傳染病監測體系（《國際公共衞生條例》），規定成員國在傳染病爆發時必須及時、迅速、充分地向世衞組織報告。這種透明通報制度是全球合作抗擊傳染病的基石。而4月3日，時中國衞生部部長張某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非典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北京SARS病例只有12例，戴不戴口罩都不要緊。301醫院退休醫生蔣彥永根據自己的瞭解，對此官方數據帶來的誤導深表憂慮，於是接受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的採訪，引出4月9日點爆輿情的網文《北京遭到SARS襲擊》，世界為之矚目。中國政府高度重視，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專門會議，中國開始全力以赴應對非典，並嚴禁瞞報少報疫情。4月19日，北京的非典病例即暴增至339例。此後，非典實行“疫情一日一報制”，一直持續到6月份降到0為止。非典期間，每日守着電視機看令人揪心的發病和死亡數據，是中國人難以忘懷的經歷。而這，其實正是現代公共防疫體系應對傳染病的基礎之基礎，沒有及時、透明的疫情報告，想戰勝非典，是不可能的。

非典發生後，中國迅速建立了完備的傳染病報告制度

二、病原體之爭

“非典”是全新的疾病，這一點，即使中醫也認可。如國醫大師鄧鐵濤在給中央的“上書”中附的論文《論中醫診治非典》裏即持此論點。然而，病是新病，病原體卻千年不變，無非就是“邪氣”，至於是什麼樣的邪氣，不同病的邪氣是不是一樣的性質，中醫一概不關心。但西醫沒有這麼省心，對西醫來説，一個新型傳染病，不把病原體搞清楚，就彷彿舊時洞房裏，不揭下新娘子的紅蓋頭一樣，是不能忍受的事。因此，全世界的實驗室都全力以赴，要搶着第一個揭開病原體的面紗。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學首席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於2月7日即開始非典病原體的研究，2月13日他在電子顯微鏡裏觀察到2例非典病人屍檢肺標本上有衣原體，即判定這可能是非典的病原體，並於2月18日向社會公佈了這一研究成果。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等權威媒體迅速跟進，宣稱“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

衣原體是唯一由中國醫學家發現的病原體，湯飛凡發現沙眼衣原體是中國現代醫學諾獎級的成果。非典如果真是衣原體引起的，那可能真的戴不戴口罩都不要緊，因為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可以輕鬆對付它。但是，最早大量接觸非典的廣東醫學專家們，以鍾南山為代表，斷然否定衣原體的可能，認為可能是病毒。因為按照衣原體擬定的治療方案是完全無效的。

3月25日，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學微生物系宣佈，非典病原體是來自豬的“冠狀病毒”。隨後，世界上多個實驗室紛紛宣佈找到了冠狀病毒。4月16日，世界衞生組織在日內瓦宣佈，經過全球科研人員的通力合作，正式確認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

WHO 為什麼敢於確認冠狀病毒是病原體？因為科赫法則。一百年前，細菌學之父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就制定了科赫法則，如果判定一種病菌是某傳染病的病原體，必須滿足以下四個條件：1.在每一病例中都出現相同的微生物，且在健康者體內不存在；2.要從宿主分離出這樣的微生物並在培養基中得到純培養；3.用這種微生物的純培養物接種健康而敏感的宿主，同樣的疾病會重複發生；4.從試驗發病的宿主中能再度分離培養出這種微生物來。

世界上有十幾個實驗室（美國、加拿大、中國、荷蘭、香港等）分別從不同的標本中發現並分離出相同的冠狀病毒，符合科赫法則第一二條。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用培養出的冠狀病毒感染乳鼠，成功製造出非典症狀，並在其肺組織中再度分離出冠狀病毒；荷蘭科學家則在綠猿身上再現非典症狀。符合了科赫法則的第三四條。再加上基因水平的佐證，所以WHO才敢於正式宣佈冠狀病毒是非典病原體。

洪濤院士錯就錯在他忘記了科赫法則，他僅僅看到兩例標本里有衣原體，沒有分離培養，沒有接種動物複製疾病，更沒有從染病動物再分離出衣原體。他把自己等同於“發現”轉基因食物中“不明病原體”的崔永元了，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而鍾南山院士僅僅根據臨牀經驗就否定衣原體的可能，同樣是輕率的。因為完全有可能是一種新的毒力更強的衣原體。他如果根據違背科赫法則來質疑衣原體就滿分了。

洪濤院士在回顧這一公案時檢討説，“這裏有一個學風問題”“很多醫學研究者情緒浮躁，包括我們自己”。説明他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這真的不是什麼“學風問題”，而是科學精神問題。

病原體明確了，診斷和篩查方法以及疫苗的研製才會順理成章。

三、中醫的介入

3月25日，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島分院急診科護士長葉欣因感染SARS死亡，成為第一名殉職的醫務人員。

3月31日，中國推出《非典型肺炎防治技術方案》。

4月13日，中國將SARS列為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

4月21日，非典最前沿，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鄧練賢殉職。

4月23日，中國動用軍方力量緊急建設解放軍小湯山非典醫院，僅僅7天，4月30日，小湯山醫院建成啓用。5月1日後，北京非典病例開始大幅下降，至5月19日，新增病例數降至個位。

非典歷時半年多，中醫的正式介入是在5月8日之後，新發病例已經呈現明顯下降之時。之前，曾有中醫要求參與非典的戰鬥，據説被衞生部以非典已列入傳染病管理而拒絕。5月份以後，疫情已經開始緩解，中醫再不參加的話，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4月26日晚，中醫大師鄧鐵濤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力主中醫應該在非典的治療中發揮作用，並附上他寫的論文《論中醫診治非典》。在這篇文章中，鄧鐵濤以獨特的中醫邏輯證明了中醫對非典的“非凡療效”。隨後，呂炳奎等老中醫也給中央寫信呼籲中醫介入。得到中央重視，5月8日，高層領導與北京知名中醫專家座談，強調中醫是抗擊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中醫此後才正式進入抗非主戰場。

鄧鐵濤信的內容無從得知，但他隨信附上的論文後來發表在公開期刊上，這篇文章分四個部分進行論述，證明中醫治療非典不僅有效，更有優勢。他是怎麼證明的呢？

鄧鐵濤認為非典雖然是全新的疾病，但是，中醫對病毒性疾病有其優勢。理由是：1、張仲景時代，他宗族素多，十年不到卻死亡了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這個七就包括了流行性病毒性疾病。2、1956年石家莊流行乙型腦炎，師仲景法用白虎湯療效超世界水平。3、57年北京乙型腦炎流行，白虎湯效果不明顯，但蒲輔周用温病之法，療效又達90 %。4、58年廣州流行乙型腦炎，鄧鐵濤自己以暑熱伏濕之證治之，療效亦達 90%。5、 60年代廣東麻疹流行，其本校醫療隊用透疹清熱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6、60年代廣州曾流行流感，用吳又可達原飲又收良好效果。7、流行性出血熱周仲英治療效果勝於西醫。鄧鐵濤的邏輯是，古代傷寒包含了病毒性疾病，這是一個優勢；而乙腦（三次流行三種療法，都是中醫完勝，牛得不行）、麻疹、流感、流行性出血熱等病毒性疾病中醫的療效勝於西醫，所以，中醫治療病毒性疾病有優勢。這個邏輯很奇怪。我們姑且先認定所列舉的例子都是真實的和可重複的，又如何？能治這四種病，就一定能治非典？況且，病毒性疾病又不是隻有乙腦、麻疹、流感、流行性出血熱四種，常見的至少還有幾十種呢，要證明中醫對病毒性疾病有優勢，起碼得列出一半多的證據吧。

第二步，鄧鐵濤引經據典證明中醫戰勝非典有其理論依據與特色乃至優勢。他認為，西醫的細菌學説已經包含在中醫的“邪氣”之中，他大段大段引用吳瑭《温病條辨》，認為吳氏病原説之歲氣、年時；藏精、冬傷於寒；戾氣、時行之氣等等，比之重視病原體的現代醫學理論“似略勝一籌”。大師已經很謙虛了，只説“略勝一籌”，就問科赫服不服氣？

第三步，鄧鐵濤總結廣東省中醫院收治的非典病例，認為該病屬於中醫春温病伏濕之證，並把它分為早期（證型有濕遏肺衞、表寒裏熱挾濕2型）、中期(濕熱藴毒、邪伏膜原、邪阻少陽等證型)、極期(熱入營分耗氣傷陰、邪盛正虛內閉外脱)和恢復期（氣陰兩傷證、氣虛挾濕挾瘀證）。不同期的不同證都各有治則、方選和藥用（幾十種之多）。面對一個全新的疾病，中醫能一下子轟隆隆推出這麼多的方子，真是牛氣沖天啊。相比之下，西醫要可憐得多，只有抗生素和激素可選，還遲疑猶豫徘徊不定，因為沒有可以依賴的臨牀試驗的證據，誰也不敢説哪一種藥物真的對非典有效。

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博導彭勝權所見與鄧鐵濤有所不同，他在《中醫對非典的認識及論治》中説，非典的中醫診斷是“風温挾濕”。温病泰斗劉仕昌也持此見。風温和春温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風熱病邪，一個是寒邪；這彷彿西醫的病毒和衣原體，兩回事。二者必有一錯，同是泰斗，鄧鐵濤錯還是劉仕昌錯？

第四步，鄧鐵濤以一個案例來説明中醫的療效。這是一名33歲的鄧某女，系醫務人員，西醫診斷“右下肺炎(非典)”。中醫診斷“春温伏濕”。1診開了12味中藥加上清開靈注射液，再加上西藥泰能、穩可信。2診開了15味中藥。3診原方繼續服用，加安宮牛黃丸和仙方活命飲、西洋參；西藥停泰能、穩可信，改用可樂必妥、復達欣。2天后停所有抗生素。456診就純用中藥了。最後總結時，鄧鐵濤認為使用抗生素會損人正氣，治療要注意“三早”：早用安宮牛黃丸、早用人蔘及時停抗生素、早用活血軟堅散結防肺纖維化。

如果鍾南山用一個個案來證明激素治療非典的療效，那一定會成為全世界的笑話。但國醫大師可以一本正經這麼做，這就是中西醫的不同之處。這種證明方式為中醫贏得參戰非典的機會。而中醫一旦介入，非典疫情立即改觀，至6月15日，中國內地實現確診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轉確診病例數均為零的“三零”紀錄。此所謂“效如桴鼓”者乎？

四、靠什麼戰勝非典？

靠的首先當然是政府高度重視加上全國人民上下同心眾志成城。但是，單論醫學手段，貢獻最大的是什麼呢？

是中醫中藥的介入嗎？我們看到網上有太多的論調，認為中醫藥的介入使得廣東死亡率最低，使得鄧鐵濤所在醫院的病人併發症最少等等。但這些當然都不是事實，美國的非典死亡率是零，廣東的重症病人主要在鍾南山那兒，鄧鐵濤醫院沒有可比性。事實上，國家層面的中醫正式介入是在5月中旬以後，非典發病數已經顯著下降，戰爭尾聲時加入戰鬥，怎麼好意思説起了主要作用呢？

是以抗生素和激素為代表的西藥嗎？對不明原因的肺炎，經驗性予以抗生素，無可非議，但現代醫學的嚴苛在於，不會輕易肯定其療效。事實上，對於病毒性肺炎，抗生素是無效的。激素呢？激素對於減輕重症肺炎的炎症反應是有效果的，對非典這種死亡率甚高的新病種，大膽使用激素不失為救命之良法。但這些也不是戰勝非典的關鍵。

是現代重症醫學的呼吸支持技術嗎？如果有今天的先進呼吸支持技術如體外膜氧合(ECMO)，當年很多病人可能不會死亡。但2003年的中國大部分醫院還沒有ICU，重症醫學力量非常薄弱。

真正起關鍵作用的其實是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筆者2003年曾經親歷非典，先在醫院發熱門診，後任非典定點醫院醫療隊隊長，體會尤深。首先是醫務人員的隔離，吃住全在醫院，不得回家。在發熱門診時看病得戴厚厚的N95口罩。在定點醫院看疑似病人還要戴目鏡、頭罩、幾層隔離衣和防護服。疫情之初，之所以出現大量醫務人員感染，是因為不明非典傳染性，忽視了隔離防護。這使人想起百年前的東北鼠疫，不戴口罩的法國醫師梅尼死於鼠疫，之後西醫全戴伍連德發明的伍氏口罩，就再沒有死亡。而堅持不戴口罩的中醫卻死亡慘重。一百年後，西醫初始的疏忽造成了慘重的犧牲。而後來，即使中醫，也一律會戴厚厚的口罩。對於疑似病人，會進行徹底的隔離，關進定點醫院重重封鎖的單間，醫生進去檢查都要過好幾道門，穿幾次隔離衣。全社會都在運用隔離措施，學校放假，發熱者居家或在酒店隔離。這和伍連德時代利用酒店和火車廂隔離幾乎是一個故事。全北京的患者都集中在小湯山醫院，並不是它的醫療技術高，治一個好一個；而是要把傳染源全部徹底隔離起來，使之不能傳播。隔離起來之後，非典病人大部分實際是自限而愈的，小部分靠現代呼吸支持技術渡過難關。小湯山醫院是全國最大的非典定點收治醫院，共收住680名患者，治癒率超過98.8%。據説，有200多名患者同時接受了中藥治療，佔全部患者的29%。中醫藥即使起作用，顯然也比例很小。而全部1383名醫護人員無一感染，我相信不是因為他們喝了板藍根，而是他們進行了嚴格的隔離防護，無論西醫還是中醫。設想一下，這680名患者如果不集中隔離起來，讓他們分散在北京各地區，他們會傳播6800名，繼而68000名也不是不可能。而醫生們如果不嚴格進行隔離防護，葉欣、鄧練賢的悲劇必然會一再上演。非典不是靠西醫或中醫一個個病人治好的，大眾、醫務人員、病人、公共場所、醫院，全民、全方位的隔離防護意識和措施，才是戰勝非典的終極武器。

總結一下，靠什麼戰勝非典？靠的是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全國人民的眾志成城；醫學上，靠的是完善的疫情監測系統、病原體的明確、危重症的重症監護，尤其是隔離傳染源和切斷傳播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