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孔子想做隱士，反隱逸的屈原將隱逸推向極美_風聞

導語：

儒家的孔子想做隱士，反隱逸的屈原將隱逸推向極美。

孔子、屈原、莊子、陶淵明誰最美？他們家家有本隱逸的經。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這是《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詩。

它看起來是隱逸者的詩句，在追求某種生命救贖或超越，但實際提倡的，卻是一種遊戲的人生態度。

人生虛無，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醉裏不知身是客，這當然也是隱逸的內容之一，但真正的隱士，追求的卻是一種別樣的人生之美，體現為一種遠離塵濁的價值美學，這一種，顯然並不能成為我們的最愛。

中國，是一個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的中國，仕與隱，向來是中國文人的兩極，他們雙方數千年來以言論與行動，所進行的這場曠日持久的爭戰，當然也體現為儒與隱、儒家與道家的對立，我們自然都不能不深受其影響。

這原因或者也可以説，積極人生與濁世逃離，於我們通常是一體兩面，我們從來都想左右互搏，達成某種圓滿。

所以，大略分析一下隱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表現形式，這很有意思，也可能大有意義。

（首發於公眾號：九鴉人物，未經許可，嚴禁任何形式的轉載）

孔子是儒家的祖師爺，即便一路碰壁，淪為喪家犬，也不肯放下干預世界，改變世界，創立世界的理想，這我們都知道的。照理，他這樣的人，最該是隱逸思想的敵人，道家的對立者，然而，誰曾想？孔子本人，是根本不反對隱逸的。

他甚至還一度也想去做一個隱士。

隱逸思想的發端，很多人會認為是道家，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概括人生諸相的《易經》六十四卦，早就有人生順逆無常，應有進有退之説。

不動如山，退藏於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行則濟世救人，止則獨善其身，高尚其志；人只要“時中”，就進退、仕隱並無高下之分——這正是它的指導思想之一。

天下有山，山中有山，山上有山，山下有山，它甚至還指出了隱逸的大好去處，山林。

為什麼是山林？因為隱就要隱的徹底，與世隔絕，脱離功利社會，實現真正的超越與自然。山林，正是野人所處，最原始本真，最區別於人造的去處。

真正説起來，《易經》所謂的“時”，儒家所謂的“中”，其實都是相對的哲學概念，為一種東西，所以孔子對隱逸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

“邦有道，谷”，“邦無道則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豈非又“時”又“中”？

遯即遁，通避，孔子那句“君子好遯”，這當然就是認同避世，要去隱居、遁跡的意思。

然而，孔子的行為到底跟隱逸衝突，他不但從來沒有去隱逸，還讓世人看到了周遊列國的喪家而不屈。那麼，這到底又是為何？

沒別的，這隻因孔子與隱士的衝突，不在思想，而在行動，當所有的人都認為世界沒救的時候，他無法，也不忍放棄、逃避。

想，未必一定去做，人生總會有許多無奈。

這世上總得有人以身飼虎，甘做悲劇角色。

孔子是偉大的，他偉大就偉大在既有執着，也有變化，既能在不需有大悲壯之行的時候，將他的光輝思想和高卓行為持衡，也能在需要的時候，去做犧牲者。

他那著名的“中庸”哲學，當然也是相對論。

從這一點來説，只怕孟子絕不及他。

儒家是社會性的，孔子是社會規範、禮儀的繼承者、創造者、制定者、倡導者、施行者，他有執着，但不拘泥。比如説，他那麼禮儀，卻在《論語》中有一個“居不容”。

所謂的“居不容”，這就是一般居家生活不必過於講究禮容的意思，所以孔子當時的日常禮儀、家居禮儀，就並不那麼嚴格，我們今天所看到，並古人曾所遵循的那些繁複的居家規範，就大都是那些後儒門信徒搞出來的。

家居的時候也要那樣嚴謹嚴格，一絲不苟，這豈不是不讓人活？但這在孟子是絕對可以的。他就是於炎熱的夏季，見老婆在內室衣冠不整，也要大怒、休妻。

所以如果不是世道如此，不得已，孔子又個性尤其積極，救世觀念尤其強烈的話，他從理論上講，有某種情況下的退隱是絕對沒有思想阻礙的，而孟子幾乎不可能。他們這至聖與亞聖之間，所差的可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字意，孟子即便也有某種思想傾向，他也欠缺孔子那種圓融與通達。

説到隱逸，最耐人尋味的其實不是儒家的孔子，而是屈原。孔子是思想上不反對隱逸，而屈原則是從思想到行為全面反對，然而他卻又曾將隱逸之美描畫到極致，大大開拓了隱士的生存空間。

甚至仕隱之間更加尖鋭的對立，都是他開啓的。

孔子的隱逸思想來自“時中”的哲學，代表的是一種價值肯定，一種理智，或者説是明智的選擇，可是他最終卻並沒有隱逸。

騷人不知“時”，《楚辭》中的隱逸，早已不再是“貞吉”，可屈原作為隱逸價值的絕對否定者，卻偏偏不但做了隱士，還不斷誇飾。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來屈原的退隱是不得已的，他自己心中並無這樣的體認，他作為楚國宗室，王孫貴族，也絕不甘於就此沒落，放棄家國責任。

所以被隱士的他，就只有不知時，“哀時命”，大放悲歌了。

屈原身上所體現的，自然是另一種精神價值，他的偉大正在於他的高華、不屈，所以他詩歌中的那些隱逸生活象徵，就有了一種特別的，尋求心靈解脱與精神轉移的意味。

他儘管不喜歡隱士的生活，卻轉向了對自然之美的嚮往和禮讚，用這個來實現他對現實的抗爭，對濁世的批判。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循江夏以娛優……”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屈原是要築室水中，與花草為伴，佩花草，吃花草，披霞飲露的，隱士隱居之地，由《易經》的山，到屈原的水，空間驟然擴展，更加自然，更加超凡脱俗，更加高潔優雅，猶如仙境，這是不是極美？

屈原恰恰也引以為傲，曾説他之美，是內美，而其他人則都只能算美人，這真是羨煞愧煞人也。後世的隱士，無疑從屈原這裏獲得了無數想象，無數養分，他們更高的美學追求，正由此而來，然而，這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想過那裏面有多少悲哀，多少無奈？

他這樣一個人是根本不可能不陷於山水與京華，優遊與世俗的矛盾的，當時身處京華的人在指責隱者放棄了責任，而隱者則在譏笑京華派鄙俗，屈原恰是最堅定的京華派。當時的屈原，其實一直在這種去雕飾純自然的虛幻中，掙扎泣血，恨不能死。

他最終的投江，無疑一面加劇了世間仕與隱的對立，一面也形成了一種對他自己的反諷。

假隱士屈原的人生遭遇、精神世界，令人不忍細説，看來世間最灑脱的隱逸派只能是莊子了。他可是能超越生命、世俗，甚至空間，只做逍遙遊的。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是何等的超脱與大氣，莊子果然是鵬之大，其翼不知幾千裏也。

孔子的隱逸思想接續《易經》，屈原有隱士的形態而無實質，前者雖有無奈，但更多體現為某種價值主動，後者雖有某種精神主動，但更多表現為無奈，而莊子與他們，都截然不同。

莊子的隱逸思想來自他對於宇宙、人間的思索，其基礎是在反世俗，反禮儀，反人文，認為一切都是人為造作，都該拋棄。所以他的空間與逍遙，就在天上，在江河湖海，遠離人間，成了“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莊子世界裏，權力與世俗的對立，狂人與野人的形成，及道家意境的開啓，都來自於此，但是有趣的是，身為道家祖師的莊子，與後世道家卻又不同。

他雖然極力宣揚生命虛幻，並常説神仙，但自己並不求仙。仙在他不過是一種思想的放飛，如同寓言的載體。

生老病死在他只是自然之事，他認為應該把它們看得如黑天白夜一樣自然、簡單。生命雖然易逝，人生雖然苦短，但他卻並不是要讓你去追求長生。而是，要在有限的生命裏，更加去除營造、偽飾，從特殊的意義上去追求生命超越、灑脱。

所以後世道家、隱士的求仙之類，所陷入的荒誕困境，所遭受的儒家此類譏評：你都追求虛無了，還要長生不老作甚？莊子絕不會有。

只是這種事，人家道家、隱士們卻又有話説：在我們看來，活着本身就是價值，生，就是意義。因此大家到最後，就只好仍舊涇渭分明，各幹各的。

老莊玄談，無疑在魏晉最盛，那時的山水清音、極簡生活，及特殊的生命意識、特殊的精神價值之美，無疑為那個時代最奪目的光彩，但是，那顯然也是一個放誕、荒誕、萎靡的時代，正好可以予儒家口實。

真正的仙境是沒有的，隱，本身就有避人、避地、避世之意，實際上隱士之隱，往往有很多無奈，他們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人間，離開過土地，一旦真有荒腔走板，就只有走向反面。

故而人生煩擾之世，有逃離世俗，擺脱日常，崇尚自由的嚮往，甚至有翱翔天空的想象，都很正常，但總想逃避，一味逃避，過於想入非非，就大不應該。

魏晉之事足以形成洶湧的反思浪潮，如此，晉末出現的陶淵明，就來得自然，恰是時候。

陶淵明不貪功名利祿，不為世俗所累，既有人生減法、極簡生活，卻又腳踏泥土，沒有失去家庭責任、一般生活趣味。

他雖然有桃花源的烏托邦，但迴歸的，卻是田園和日常。既不必山，也不必水，更不在天上。

他嗅的是菊花之香，只有心遠，他的心雖然在流浪，在隱逸，但他的身體，也始終有處安放。

結廬在人境，在世又出世的陶淵明，身上有最偉大的隱逸生活之美，最符合某種極高的生命價值探求，這是另一種極美，另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存在，他就因此成了後世最尊崇的典範。

有生活，沒潦倒，有所求，有所不求，家園天下都在時中，山水人間自由轉換，心靈身體安放自然，一切都那麼美不勝收，因此，陶淵明才該是現代生活真正的指引。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更多文章，見公眾號：九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