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孔子想做隱士,反隱逸的屈原將隱逸推向極美_風聞
九鸦人物-求态度温度有趣有用,一只以人物为主的人文写作乌鸦2019-03-29 11:48
導語:
儒家的孔子想做隱士,反隱逸的屈原將隱逸推向極美。
孔子、屈原、莊子、陶淵明誰最美?他們家家有本隱逸的經。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這是《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詩。
它看起來是隱逸者的詩句,在追求某種生命救贖或超越,但實際提倡的,卻是一種遊戲的人生態度。
人生虛無,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醉裏不知身是客,這當然也是隱逸的內容之一,但真正的隱士,追求的卻是一種別樣的人生之美,體現為一種遠離塵濁的價值美學,這一種,顯然並不能成為我們的最愛。
中國,是一個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的中國,仕與隱,向來是中國文人的兩極,他們雙方數千年來以言論與行動,所進行的這場曠日持久的爭戰,當然也體現為儒與隱、儒家與道家的對立,我們自然都不能不深受其影響。
這原因或者也可以説,積極人生與濁世逃離,於我們通常是一體兩面,我們從來都想左右互搏,達成某種圓滿。
所以,大略分析一下隱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表現形式,這很有意思,也可能大有意義。
(首發於公眾號:九鴉人物,未經許可,嚴禁任何形式的轉載)
孔子是儒家的祖師爺,即便一路碰壁,淪為喪家犬,也不肯放下干預世界,改變世界,創立世界的理想,這我們都知道的。照理,他這樣的人,最該是隱逸思想的敵人,道家的對立者,然而,誰曾想?孔子本人,是根本不反對隱逸的。
他甚至還一度也想去做一個隱士。
隱逸思想的發端,很多人會認為是道家,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概括人生諸相的《易經》六十四卦,早就有人生順逆無常,應有進有退之説。
不動如山,退藏於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行則濟世救人,止則獨善其身,高尚其志;人只要“時中”,就進退、仕隱並無高下之分——這正是它的指導思想之一。
天下有山,山中有山,山上有山,山下有山,它甚至還指出了隱逸的大好去處,山林。
為什麼是山林?因為隱就要隱的徹底,與世隔絕,脱離功利社會,實現真正的超越與自然。山林,正是野人所處,最原始本真,最區別於人造的去處。
真正説起來,《易經》所謂的“時”,儒家所謂的“中”,其實都是相對的哲學概念,為一種東西,所以孔子對隱逸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
“邦有道,谷”,“邦無道則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豈非又“時”又“中”?
遯即遁,通避,孔子那句“君子好遯”,這當然就是認同避世,要去隱居、遁跡的意思。
然而,孔子的行為到底跟隱逸衝突,他不但從來沒有去隱逸,還讓世人看到了周遊列國的喪家而不屈。那麼,這到底又是為何?
沒別的,這隻因孔子與隱士的衝突,不在思想,而在行動,當所有的人都認為世界沒救的時候,他無法,也不忍放棄、逃避。
想,未必一定去做,人生總會有許多無奈。
這世上總得有人以身飼虎,甘做悲劇角色。
孔子是偉大的,他偉大就偉大在既有執着,也有變化,既能在不需有大悲壯之行的時候,將他的光輝思想和高卓行為持衡,也能在需要的時候,去做犧牲者。
他那著名的“中庸”哲學,當然也是相對論。
從這一點來説,只怕孟子絕不及他。
儒家是社會性的,孔子是社會規範、禮儀的繼承者、創造者、制定者、倡導者、施行者,他有執着,但不拘泥。比如説,他那麼禮儀,卻在《論語》中有一個“居不容”。
所謂的“居不容”,這就是一般居家生活不必過於講究禮容的意思,所以孔子當時的日常禮儀、家居禮儀,就並不那麼嚴格,我們今天所看到,並古人曾所遵循的那些繁複的居家規範,就大都是那些後儒門信徒搞出來的。
家居的時候也要那樣嚴謹嚴格,一絲不苟,這豈不是不讓人活?但這在孟子是絕對可以的。他就是於炎熱的夏季,見老婆在內室衣冠不整,也要大怒、休妻。
所以如果不是世道如此,不得已,孔子又個性尤其積極,救世觀念尤其強烈的話,他從理論上講,有某種情況下的退隱是絕對沒有思想阻礙的,而孟子幾乎不可能。他們這至聖與亞聖之間,所差的可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字意,孟子即便也有某種思想傾向,他也欠缺孔子那種圓融與通達。
説到隱逸,最耐人尋味的其實不是儒家的孔子,而是屈原。孔子是思想上不反對隱逸,而屈原則是從思想到行為全面反對,然而他卻又曾將隱逸之美描畫到極致,大大開拓了隱士的生存空間。
甚至仕隱之間更加尖鋭的對立,都是他開啓的。
孔子的隱逸思想來自“時中”的哲學,代表的是一種價值肯定,一種理智,或者説是明智的選擇,可是他最終卻並沒有隱逸。
騷人不知“時”,《楚辭》中的隱逸,早已不再是“貞吉”,可屈原作為隱逸價值的絕對否定者,卻偏偏不但做了隱士,還不斷誇飾。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來屈原的退隱是不得已的,他自己心中並無這樣的體認,他作為楚國宗室,王孫貴族,也絕不甘於就此沒落,放棄家國責任。
所以被隱士的他,就只有不知時,“哀時命”,大放悲歌了。
屈原身上所體現的,自然是另一種精神價值,他的偉大正在於他的高華、不屈,所以他詩歌中的那些隱逸生活象徵,就有了一種特別的,尋求心靈解脱與精神轉移的意味。
他儘管不喜歡隱士的生活,卻轉向了對自然之美的嚮往和禮讚,用這個來實現他對現實的抗爭,對濁世的批判。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循江夏以娛優……”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屈原是要築室水中,與花草為伴,佩花草,吃花草,披霞飲露的,隱士隱居之地,由《易經》的山,到屈原的水,空間驟然擴展,更加自然,更加超凡脱俗,更加高潔優雅,猶如仙境,這是不是極美?
屈原恰恰也引以為傲,曾説他之美,是內美,而其他人則都只能算美人,這真是羨煞愧煞人也。後世的隱士,無疑從屈原這裏獲得了無數想象,無數養分,他們更高的美學追求,正由此而來,然而,這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想過那裏面有多少悲哀,多少無奈?
他這樣一個人是根本不可能不陷於山水與京華,優遊與世俗的矛盾的,當時身處京華的人在指責隱者放棄了責任,而隱者則在譏笑京華派鄙俗,屈原恰是最堅定的京華派。當時的屈原,其實一直在這種去雕飾純自然的虛幻中,掙扎泣血,恨不能死。
他最終的投江,無疑一面加劇了世間仕與隱的對立,一面也形成了一種對他自己的反諷。
假隱士屈原的人生遭遇、精神世界,令人不忍細説,看來世間最灑脱的隱逸派只能是莊子了。他可是能超越生命、世俗,甚至空間,只做逍遙遊的。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是何等的超脱與大氣,莊子果然是鵬之大,其翼不知幾千裏也。
孔子的隱逸思想接續《易經》,屈原有隱士的形態而無實質,前者雖有無奈,但更多體現為某種價值主動,後者雖有某種精神主動,但更多表現為無奈,而莊子與他們,都截然不同。
莊子的隱逸思想來自他對於宇宙、人間的思索,其基礎是在反世俗,反禮儀,反人文,認為一切都是人為造作,都該拋棄。所以他的空間與逍遙,就在天上,在江河湖海,遠離人間,成了“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莊子世界裏,權力與世俗的對立,狂人與野人的形成,及道家意境的開啓,都來自於此,但是有趣的是,身為道家祖師的莊子,與後世道家卻又不同。
他雖然極力宣揚生命虛幻,並常説神仙,但自己並不求仙。仙在他不過是一種思想的放飛,如同寓言的載體。
生老病死在他只是自然之事,他認為應該把它們看得如黑天白夜一樣自然、簡單。生命雖然易逝,人生雖然苦短,但他卻並不是要讓你去追求長生。而是,要在有限的生命裏,更加去除營造、偽飾,從特殊的意義上去追求生命超越、灑脱。
所以後世道家、隱士的求仙之類,所陷入的荒誕困境,所遭受的儒家此類譏評:你都追求虛無了,還要長生不老作甚?莊子絕不會有。
只是這種事,人家道家、隱士們卻又有話説:在我們看來,活着本身就是價值,生,就是意義。因此大家到最後,就只好仍舊涇渭分明,各幹各的。
老莊玄談,無疑在魏晉最盛,那時的山水清音、極簡生活,及特殊的生命意識、特殊的精神價值之美,無疑為那個時代最奪目的光彩,但是,那顯然也是一個放誕、荒誕、萎靡的時代,正好可以予儒家口實。
真正的仙境是沒有的,隱,本身就有避人、避地、避世之意,實際上隱士之隱,往往有很多無奈,他們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人間,離開過土地,一旦真有荒腔走板,就只有走向反面。
故而人生煩擾之世,有逃離世俗,擺脱日常,崇尚自由的嚮往,甚至有翱翔天空的想象,都很正常,但總想逃避,一味逃避,過於想入非非,就大不應該。
魏晉之事足以形成洶湧的反思浪潮,如此,晉末出現的陶淵明,就來得自然,恰是時候。
陶淵明不貪功名利祿,不為世俗所累,既有人生減法、極簡生活,卻又腳踏泥土,沒有失去家庭責任、一般生活趣味。
他雖然有桃花源的烏托邦,但迴歸的,卻是田園和日常。既不必山,也不必水,更不在天上。
他嗅的是菊花之香,只有心遠,他的心雖然在流浪,在隱逸,但他的身體,也始終有處安放。
結廬在人境,在世又出世的陶淵明,身上有最偉大的隱逸生活之美,最符合某種極高的生命價值探求,這是另一種極美,另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存在,他就因此成了後世最尊崇的典範。
有生活,沒潦倒,有所求,有所不求,家園天下都在時中,山水人間自由轉換,心靈身體安放自然,一切都那麼美不勝收,因此,陶淵明才該是現代生活真正的指引。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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