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經濟學 |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家庭會消失嗎？_風聞

1931年一天，天津張園裏，太監趙長慶神情慌張地將三封律師函和一封離婚書交給溥儀。溥儀看後臉色大變，命人迅速趕往國民飯店力勸“皇妃”文繡回心轉意，不過此時文繡已不知去向……

妃子把皇帝給“休了”，可謂千古奇聞，這讓溥儀和皇族顏面掃地。

文繡聘請律師控訴溥儀“事帝九年，未蒙一幸”，還常遭家暴，要求終止這段九年的無性婚姻，並一次性支付“贍養費五十萬元”。

而後雙方律師一來二去、討價還價，最終溥儀東借西湊給了文繡5.5萬元，二人協議分手。

在外界追問下，文繡説出了那句反抗舊婚姻的名言：“我不能再用封建倫理觀念，來強行維繫這種不幸地婚姻了！”

事情辦妥後，溥儀命胡嗣瑗代自己寫諭旨：“淑妃擅離行園，顯違祖訓，撤去原封位號，廢為庶人，欽此。”

次日，這道“諭旨”，出現在京津兩地報紙之上，轟動全國，傳至海外。

溥儀的“諭旨”試圖捍衞皇家最後的顏面，留住帝制婚姻的餘暉，怎奈文繡的“時代強音”啓動了一種市場的帕累託改進程序。雪崩之時亦或暖陽重現，婚姻中激盪的總是人性中最真實的聲音和最清晰的畫面。

“活下去”

在西進運動期間，一位名叫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的美國人，對印第安人的遭遇頗感同情。於是，他成立了一個大易洛魁社，幫助塞內卡部落人奪回被誘騙出賣的土地，並籌款給塞內卡部落的子弟上學。

後來，摩爾根成了這個部落的英雄。這段經歷促使摩爾根對印第安氏族社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部落領袖艾利·帕克幫助下，他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寫出了著名的《古代社會》。

1882年前後，馬克思讀了這本書，並做了詳細的批註。但不久馬克思便與世長辭，恩格斯在收拾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些批註，便決定繼承馬克思的遺志，寫出了一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恩格斯認為，私有制下的婚姻演變為一場交易，而“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這一主張應該説到現代女性心坎上去了。

不過呢，摩爾根的發現或許更接近本質——家庭是一個發現程序，遵循類似於萬科的“活下去”原則而演進。

原始人類其實不需要婚姻，但需要性，而且是高密度的。與靈長動物一樣，一切都讓位於繁衍後代，包括狩獵。所以，當時所謂的婚姻是雜交羣婚，沒有長幼親疏之別。

但是，這種婚姻制度經過漫長的演變後，人類逐漸發現一個問題，痴呆、弱智、殘疾越來越多，這是亂倫帶來的近親繁殖問題。

後來，又不知道過了多少萬年，人類發現了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混個血唄”——我氏族男性或女性集體嫁到你那個氏族去。這就是集體羣婚，這樣避免了近親繁殖，氏族的戰鬥力一下子強大起來了。混血兒的道理，幾萬年前的原始祖先就明白。

恩格斯在書中説:“勿容置疑，凡近親繁殖受到一定限制的部落，其發展一定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當作慣例和規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

集體羣婚還有一個重要理由是，“維持成年雄性的相互寬容，消除嫉妒”（蘇聯史學家謝苗諾夫）。

嫉妒，幾乎刻在所有哺乳動物的爭奪交配權上，它很可能導致族羣“團滅”。

人類學家發現十幾萬年前，歐洲有一個被稱為尼德特人的種族，根據骨骼化石表明，其身材高大，體魄強健，後卻神秘消失。人類學家推測，這一族羣可能滅於因嫉妒引發的內鬥。

恩格斯發現，普那路亞家庭規定，姐妹與兄弟之間不可通婚，引入外族婚姻，來維持本氏族的和諧，消滅嫉妒，壯大族羣。

後來，氏族社會的戰鬥力越來越強，三五成羣地開始分化，獨立組建“家庭”各謀“遠大前程”。這就進入了對偶婚制。通常的情況是，一個女人配多個男人。這就是母系氏族社會。雲南、四川一帶摩梭人的“走婚”實際上是這一婚姻制度的延續。

為什麼不是一個男人配多個女人？

當時，生產力低下、死亡率高，一個“家庭”延續是關鍵，所以生育權大於狩獵權，女人主宰着生育權，自然成了對偶婚制時代的神祗，牌子都不用翻就可以隨意決定與任意一個男性性交。精壯能幹、狩獵強悍的男性容易成為“寵妃”，反過來，瘦弱不堪、手無縛雞之力的男性很可能被淘汰。

這符合科斯定律，即“誰用得最好就歸誰”。在當時，生育能力最強的女人，配對精壯、狩獵供養能力最強的男人。

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即便是女性當家主做的時代，人類都是依據生育能力、供養能力來決定交配權，而不是血緣關係，更不是羅瑪蒂克式的愛情主義。

當時，一切權力都要讓位於部落的生存權，甚至包括交配權。

謝苗諾夫在《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中指出，原始人有一種“性禁忌”規則。“性禁忌”要求在狩獵時期或者捕魚時期，禁止任何的性交活動，甚至禁止接觸與女人有關的東西，否則就被認為是觸犯神明，乃是死罪。因為狩獵和捕魚的活動，關係族羣的生死存亡，這時候如出現因為性的爭奪引發的內亂，勢必導致族羣的覆亡。

再後來，又不知過了多少萬年，人類的戰鬥力越來越強，生育權的重要性逐漸被狩獵權所替代，女人生育權沒能完全碾壓男人的經濟能力，母系氏族逐漸向父系氏族過度。

對偶婚制就變成了一個男人配多個女人，並演化為專偶制。此時，供養能力對交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這段歷史，是現代人比較清楚的，也是現代女人主要討伐的。恩格斯對這部分做了精彩的描述，他認為這個階段的婚姻制度屬於專偶制，並且是由財產私有制來推動的。

人類學家發現，鹽的發現和使用，推動了男權社會的崛起。男人狩獵的戰利品可以通過醃製來保存，男人的地位增加的同時，醃製的剩餘財產逐漸催生了私有制。這樣人類就從原始狩獵生活，過渡成為定居的農耕生活。

恩格斯認為，財產私有制確立後，男人要確定財產是被自己的親生兒子繼承，這樣就必須獨佔女人，從而形成專偶制。如果是一對一的專偶制，會帶來較大的繁衍風險。這個時候男權社會選擇限制女人來確認私有權，同時又與多個女人發生性關係，增強繁衍能力。

恩格斯的結論是，私有制下的婚姻，男人徹底統治了婚姻和性，女人淪為男人的附庸和財產。“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 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

古代蒙古部落之間相互征戰，搶奪對方的妻子，而女人也跟從勝利者。成吉思汗英勇善戰，但有一次戰敗，他的寵妃孛兒帖被擄走。幾個月後，當他重新奪回孛兒帖時，孛兒帖已經懷有身孕，而後生下了朮赤。

恩格斯指出，女性逐漸走向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制的產生。最後，他提出解放女性的口號，號召“女性除了真正的愛情原因之外， 不會也不應該出於其他動機而委身於男子。”

“別富貴”

其實，財產私有制是否導致專偶婚姻，還是值得商榷。

婚姻制度的演化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按照奧地利學派主張的“自發秩序”，專偶婚姻很可能不是財產私有制下催生的。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婚姻催生財產私有制。

氏族社會中，由於戰鬥力增強，氏族逐漸分化成小氏族、“家庭”單位。在“家庭”單位中，確認自己的成員，最好的辦法就是母系而不是父系。“孩子確定是我（女人）的，但不一定是你（男人）的。”在漫長的母系氏族社會，先有家庭成員的“私有化”，然後一起戰鬥，獲取剩餘獵物，形成家庭私有財產。

“姓”產生於母系社會，“姓者，生也”，用來“別婚姻”，防止亂倫。到了父系社會才有“氏”。早期的“姓”不少都有女字旁，如姬、姜、嬴、姒、媯、姞、妘、婤、姶、嫪等，説明出自早期母系氏族社會。

氏，一般是強大的部族有功賞賜而來的，用來“別富貴”。很多氏，源於姓，被母系某姓大族所封。如黃帝姓姬，軒轅氏，又稱有熊氏；秦始皇，姓嬴氏趙，司馬遷在《史記》裏稱他為“趙政”；商鞅，“商”就是“氏”，是因為變法有功被封在商地的，獲得商氏。

從“姓”到“氏”，看得出這是一個漫長的權力演變過程。最開始，婚姻還沒完全被男性統治，女人在婚前還可以有性行為。歷史上，不少地方都存在“殺首子”的風俗，以求保證血緣的純淨，而這種殘酷的做法實際上説明女性的地位在下降。

到了先秦時期，父系氏族已經強化，不過還是能夠感受到愛情浪漫主義。《詩經·衞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國風·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可見，當時民分比較開化，但大多數是男子追求女子，也體現了地位的嚴重傾斜。當時出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就沒有看到“女子”。而“子”字代表着對男人的尊稱。在當時男性士人掌控着文化及信息的壟斷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先秦時期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詩經·齊風·南山》：“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禮記·曲禮上》：“男女雙方非媒不知名。”

後來，西漢出了一個董先生，他提出了三綱五常學説，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這個學説基本上確立了2000年的婚姻制度，即一夫一妻多妾，妻妾從夫，也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專偶制。

這個制度加入了很多“智慧”，但是也是遵循“活下去”的法則。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為妻綱”、“一夫一妻多妾”以及一整套教條，確保家族繁衍穩定、快速、高質量繁衍。當時生產力和醫療水平低下，壽命和生育期都很短，信息又不對稱，男女如果自由戀愛很容易錯過最佳生育期，而導致“無後”。

所以，最佳的解決辦法是，父母之命把關，媒婆信息相對充分，幫助找到門當户對人家，最大限度地降低搜索成本，提高契合度。秦朝的刻石就有婚規：“貴賤分明，男女禮順”。到了漢代門閥盛行，更加強化門第，唐代有“民間修婚姻不記官品，而上閥閲”的婚姻等級觀。

同時，妻妾從夫，確保血緣遺傳不出“BUG”。然後，還有一整套教條以及宗族法令，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來固化這一體系。

當時，婚姻制度，絕對比現在的貨幣制度還重要，關係到勞動人口以及國家戰鬥力的延續。這套制度保障一國之戰力，同時也保障了普通家庭的穩定延續。

這種婚姻制度依然遵循的是供養能力和繁衍法則。富人娶妻妾解決繁衍任務後，還能與秦淮女在秦淮河邊、花前月下談情説愛。但是，缺乏供養能力的窮人則可能找不到對象。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帕累托最優的婚姻制度，富人獲得滿意的婚姻，使得其他人的婚姻狀況更糟糕。歷史上改朝換代之時，光棍都累積如山。

所以，恩格斯説，這種婚姻制度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的，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的，也不是男女性愛的結果，而是私有制確立的必然結果。恩格斯這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實際上是在向私有制宣戰，也在向封建包辦婚姻宣戰。

“休了”皇帝

1931年一天，天津張園裏，太監趙長慶神情慌張地將三封律師函和一封離婚書交給溥儀。溥儀看後臉色大變，迅速命人趕往國民飯店力勸阻“皇妃”文繡回心轉意，不過此時文繡已不知去向……

妃子竟敢把皇帝給“休了”，可謂千古奇聞，這讓溥儀和皇族顏面掃地。

8月28日，雙方律師一同來到法租界五號路八十三號龐納律師事務所，文繡攜妹文珊來到。文繡控訴溥儀“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九年仍是“處女”之身，還常遭家暴。溥儀的律師林廷琛奉“聖旨”力主和解。但文繡提出五個條件，其中“贍養費五十萬元”、“個人行動自由”、“不得損其個人名譽”。

後經一來二去、討價還價，溥儀東借西湊給了文繡5.5萬元贍養費，並提出“不得另嫁”的要求。文繡念及舊情，答應下來，結束了這段9年的無性婚姻。

休皇帝、無性婚姻、爭寵、家暴，這些足夠讓報社、評書及街頭巷尾調侃一年。在外界的圍攻之下，文繡説出了那句振聾發聵的名言：“我不能再用封建倫理觀念，來強行維繫這種不幸地婚姻了！”

事情辦妥之後，胡嗣瑗將支付贍養費的收據和物件清單交給了溥儀，溥儀長出了一口氣，並飭令內侍明早先將物件點運吉野街空屋內，再令文繡派人搬取。最後溥儀命胡嗣瑗代自己寫諭旨：“淑妃擅離行園，顯違祖訓，撤去原封位號，廢為庶人，欽此。”

次日，這道“諭旨”，出現在京津兩地報紙之上，轟動全國，傳至海外。

溥儀試圖用這道“諭旨”挽回皇家顏面，怎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無奈為文繡的“時代之音”增添幾分註腳，將當時轟轟烈烈的包辦婚姻終結運動推向高潮。

百萬年來，人類遵循“活下去”的婚姻法則，在20世紀初迅速瓦解，取而代之是羅曼蒂克式的愛情宣言。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者們，紛紛斬斷封建舊婚姻，掀起了一股落寞的離婚大潮。

當時，廢棄舊式婚姻，成了一種思想解放的新時尚。這些學生天天鼓動身邊的人與原配離婚，當時就師生戀就有魯迅與許廣平、沈從文與張兆和、舒新城與劉舫、孫俍工與王梅痕、瞿秋白與楊之華等。

最轟動的故事莫過於徐志摩與陸小曼。在追求林徽因失利之後，徐志摩與陸小曼暗生情愫，此時徐志摩與張幼儀，陸小曼與王賡都是包辦婚姻。但是，二人硬是在雙方家人的強烈反對之下，成功終結舊婚姻。後來，經胡適幫忙周旋，最終二人結為連理，一時間成為反抗舊婚姻、追求愛情自由的典範。

有趣的是，結婚當日，趙清閣請徐志摩老師梁啓超作為證婚人，試圖借梁之口打擊封建勢力，頌揚自由戀愛。怎料，在大喜之日，梁先生卻教訓了徐志摩一番：徐志摩，你這個人心情浮躁，用情不專，離婚之後又再娶，希望以後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願你這是最後一次結婚。

魯迅、郭沫若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譜寫了那個時代的激情與落寞的愛情交響曲。不過，作為新文化的先鋒，胡適倒是一個可愛的人。胡適的原配妻子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女子，還裹着小腳，不論從外形還是文化涵養，都與文質彬彬、才華橫溢的胡博士極為不稱。於是，胡適在外面找了一個“小三”，生了一個兒子，然後便回家向原配提出離婚。

妻子一聽勃然大怒，直接拎起一把剪刀對着胡適吼，如果你敢跟我離婚，我先殺了你，再殺你兒子，最後自殺。胡適當時嚇傻了，馬上跪地求饒。之後胡適有傳過一些緋聞，但一生還是與原配相守不分離。

胡適早年還有一個愛好——逛窯子（妓院）。一次，一位美國朋友來上海找胡適，胡適熱情好客，便請這位朋友去逛窯子。這位朋友回美國後，給胡適寫信説，對胡適行為大失所望。之後，胡適不斷地寫日記剋制自己，最終成功戒掉了逛窯子的愛好。

其實，文繡“休了”皇帝，相當於休了2000年來的包辦婚姻。包辦婚姻與自由婚姻，前者壟斷與控制，地位不平等，以人口繁衍為目的；後者崇尚自由，因愛驅動，追求平等負責。

包辦婚姻在自由婚姻的衝擊下一敗塗地，最終婚姻走到了一夫一妻制雙方都“限購”的契約時代，一個激情、自由、鬧心、浮躁的時代。

記得早先少年時

大家誠誠懇懇

説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車站

長街黑暗無行人

賣豆漿的小店冒着熱氣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從前的鎖也好看

鑰匙精美有樣子

你鎖了人家就懂了

——木心《從前慢》

文繡後來與國民黨少校軍官劉振東結婚，劉臨終前説了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話：“我這輩子，能搶了皇帝的老婆，值當了!”

帕累託改進中…

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走上演講台脱口來一句：“生兒育女是投資耐用品。”台下鬨堂大笑，貝克爾習慣性會心一笑，然後接着一本正經地“胡説八道”。

在貝克爾年代，美國生育率持續下降，離婚率、不婚率大幅度增加，到達歷史峯值。經濟學家們對此似乎視而不見，但貝克爾從中看到了各種經濟規律在起作用。1955年年輕的貝克爾發表一篇開創性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但當時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大師索洛都對此表示懷疑。

不過，他的老師阿爾欽和弗裏德曼對他的這些開創性研究讚不絕口，鼓勵他“有弗裏德曼和阿爾欽的支持，其他評論就不重要”。阿爾欽預測貝克爾將來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事實上當時瑞典皇家科學院還沒設置諾貝爾經濟學獎）。

後來，貝克爾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人類的各種行為，包括歧視、離婚、結婚、吸毒、犯罪、教育等等。經濟學家們給貝克爾起了一個綽號——經濟學帝國主義者，以諷刺和嘲笑他什麼都用經濟學來解釋。但是，1992年，貝克爾憑藉在價格歧視、人力資本以及家庭經濟學方面的卓越貢獻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

貝克爾告訴世人，宗教的力量最終也沒能超越經濟學的成本核算。他解釋説，隨着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工作收入的提高，即使在拒絕任何避孕措施的天主教區，生育率也在顯著下降。

今天中國，不婚率、離婚率都快速上升，出軌事件頻發，出生率卻在快速下降，可謂舉國焦慮：師從貝爾克的梁建章（攜程網創始人）學成歸國後四處奔走，呼籲國家開放生育政策，人口學家呼籲年輕人趕緊“為國生二胎”，感情專家勸合不勸離，婚姻諮詢公司幫助僱主勸退“小三”，七大姑八大姨過年齊上陣力促大齡青年相親征婚。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越來越多家庭解體、消失，按這個趨勢推演下去，人類這種古老的家庭組織、人類情感寄託的家園，最終會消亡嗎？

上個時期六七十年代，歐美家庭的解體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當時，“與一個有20年婚姻歷史的愛人離婚，就如同辭掉一個僱用了20天的傭人一樣容易”，“為了愛情，就可以不斷地離婚”，很多夫妻結婚沒多年就曲終人散，大量家庭解體，單親家庭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丁克、一夜情、毒品、放縱、“我時代”、“自戀主義”成為了一種文化思潮。社會學家大驚失色，但貝克爾顯得很冷靜。

貝克爾在他那劃時代的《家庭論》（1981年）中告訴人們，人類的婚姻也是一種市場行為，人們會根據成本和收益來選擇使自己收穫最大的對象結婚。

結婚的成本主要來自兩類：一是交易費用，比如尋找配偶，瞭解對方，相親吃飯，領證辦酒席，拍婚紗照，度蜜月等花費；二是機會成本，一夫一妻制時代，面對多個對象選擇時，選擇了木婉清就意味着放棄了王語嫣。

結婚的收益則主要來自男女雙方生理上的互補性快感，以及夫妻情感、兒女情感、安全感、歸屬感等。

在自由婚姻之前，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基於“活下去”演變而來的。所以，當時的結婚成本和風險都是極高的，由於信息不對稱，很難找到適合的交易對象，只能通過“強制制度”來執行，從而扼殺了婚姻的自由選擇。在這種制度下，婚姻最大的收益不是性愛和愛情，而是繁衍後代。

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搜索成本、繁衍風險，最大限度獲得“人丁興旺”的收益，原始社會摸索了一套羣婚制度；封建社會則實行“父母之命”、“門第婚姻”，如此社會精英、門閥、富人可以最低成本獲取最高質量的對象，同時“一夫一妻多妾”又可保證生育繁榮，也降低了他們的機會成本，形成“贏家通吃”、“三妻四妾”的局面。

到了現代自由婚姻時代，由於現代生產力發達，人類的壽命延長，婚姻從繁衍的歷史重任中解放出來，人類開始享受自由戀愛、婚姻情感的效用。所以，經濟越獨立，尤其是現代女性經濟越獨立，越追求情感上的效用，而不是經濟上的依賴。這也是隨着經濟增長離婚率上漲的重要原因。

另外，避孕套的發明起了不少推動作用，避孕套將人類從繁衍任務解放出來，男女雙方則可盡情享受性愛快感及其帶來的情感。

此時，婚姻更多遵循的是市場法則，而非氏族規則、家庭倫理。在現代婚姻中，人們可以承受更大的交易成本，可以不斷探索自己心儀、滿意的對象。

所以，即使是羅瑪蒂克式的婚姻，其底層驅動力也不完全是羅瑪蒂克，其中還包含性、情感、供養能力、生育能力、外在吸引力等等。

自由戀愛婚姻是一種市場發現程序，一種帕累託改進。從初戀、多次戀愛，再到結婚，離婚，再結婚，就像一種幸福的自發程序，在不斷地探索，處於帕累託改進中。

市場存在競爭機制，在成本與收益的考量下，遵循科斯定律，“誰用得最好就歸誰”。這一點，與原始社會的偶婚制和封建社會的專偶制類似，不管是一妻多夫，還是一夫一妻多妾，都是生育能力強的與供養條件強的相互配對。但是，不同的是，這是一種按照市場競爭法則來自由選擇，而不是強制分配。

今天這個社會依然遵循成本與收益的規則，只是“好”的評價標準更加綜合，包括經濟條件、身材相貌、學歷、涵養、情感、性格等等。一般來説，對優秀女性的評價主要是身材好、氣質佳、皮膚白、温柔體貼、心地善良等，對優秀男性的評價主要是事業有成、經濟條件好、努力上進、品行端正等。

所以，按照市場競爭的法則，這兩種人結合概率要大。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年輕貌美的女性，與事業有成男性在一起。但是，每個人心中的“好”其實是不一樣的，年輕貌美的女子可能選擇一個事業平平但對她好的男人，而事業有成的男人也可能選擇一個相貌普通但賢惠的女人。

從年齡上來説，一般女性在年輕時便是人生的黃金期，而同齡男人還沒有展現足夠的魅力，年輕女性吸引力要大於年輕男性，年輕女性變得搶手，年輕男性面臨年紀相對大一點、事業有成的男性的競爭。此時，男性一般都有緊迫感追求女性，編故事、講段子、説瞎話、造氣氛讓年輕女性與其發生關係。

但當男性步入事業巔峯期時，男性的魅力值更大，而同齡女性朱顏逐漸衰退，魅力指數下降，男女之間的地位往往會發生逆轉，一些女人可能要哄着、騙着讓男人回家了。有些人抱怨，為什麼追我的時候“我是小甜甜”，如今卻“變成牛夫人”。

這個時候就容易出現“七年之癢”現象。一夫一妻制與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大的區別在於，對優秀男人和優秀女性進行“限購”，增加了“機會成本”，沒辦法“通吃”，從而有利於帕累託改進。但是，實施“限購”之後，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出軌”、通姦、“買春”，這就出現了“七年之癢”。

所以，恩格斯才會説：“通姦和賣淫是對專偶制的必要補充”。

“七年之癢”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支配，在一段婚姻中，隨着熱戀退卻，兩個人之間的感情、滿足感、性刺激等效用都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在遞減。根據歷史統計數據，婚姻第七年左右邊際效用降到了一個低點，然後容易出現婚姻危機。而“出軌”、通姦、“買春”、再婚，實際上是在構建新的生產效用函數，試圖獲取最大的邊際效用（幸福感、性刺激）。

但是，邊際遞減也會受到不確定性的干擾，在某個階段比如孩子剛上幼兒園、孩子上大學、剛入職場，婚姻危機可能會增加。另外，從職業上來看，據調查，全職媽媽，IT男、金融男的出軌率最高。全職媽媽在家庭裏所獲得的認可、效用遠不如職場，有些忙碌的IT男、金融男在職場的效用要大於在家庭。

市場除了有競爭機制外，還有獎勵和懲罰機制。如果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獲得一段滿足的愛情，那麼這個獎勵會讓雙方感到幸福。相反，如果雙方不適合，那麼懲罰可能很痛苦，有些人選擇離婚，再根據市場自發程序去尋找一個合適的對象。就像買進股票後不斷下跌，這個時候，有人可能意識到，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然後及時止損，割肉清倉，再尋好股。

離婚成本是一個關鍵因素。一些婚姻離婚成本低，所以可能僅僅因為“做飯難吃”、“不愛洗澡”、“睡覺放屁”、“閨蜜説醜”、“愛看手機”等就把婚離了。而一些婚姻離婚成本高，比如胡適想離婚，他老婆提刀來見，沒離成。

除了結婚、離婚、出軌，其實不婚、不生，也是遵循市場法則。

不婚和不生，意味着家庭組織的消失，人類繁衍的衰退。這對人類的存在來説不是好事，但確是非常現實的經濟選擇。

不婚族羣的增加，與經濟實力的增強有關係。婚姻制度從雜婚，到羣婚、對偶婚，再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的專偶婚，實際上都遵循一個生存邏輯——經濟能力越強，婚姻羣體越小，當經濟到達今天這個水平，一些人不需要結婚也可以很好地生存，解決了安全感的問題。這是從成本和風險上考慮的。

“憑本事單身的人，為啥一定要結婚？”

另外一個是收益，有些“單身貴族”的生活可能比結婚更精彩。

婚姻是一項契約，意味着責任與約束，任何一種婚姻制度都會約束人的自由。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裴多菲《自由與愛情》

現代社會隨着企業組織、社羣組織的興起，對婚姻和家庭帶來的歸屬感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比如，很多單身貴族參加遊戲、登山、閲讀、斯諾克、徒步等社羣，從而獲得更多的歸屬感。

隨着技術進步，尤其是試管嬰兒的出現，有些單身貴族選擇代孕解決生育問題。

“想要一個雞蛋，幹嘛非得買一隻雞回來？”

這樣，單身貴族既解決繁衍問題，又能從孩子中獲得最大的養兒效用，同時不用面對夫妻情感問題、家庭關係問題。

當然，還有很大一部分“不婚”一族，可能並不是真正的不婚，而是覺得經濟條件還不夠好、沒有遇到合適的，他們只是還在處於市場的搜索和發現之中，在帕累託改進之中。

按照市場法則，這羣人經過充分的市場博弈，不斷地參與競爭，在步入婚姻之前，積累更多的戀愛經驗，積累更多的財富，把自己調整的更好，然後“反覆確認過眼神”，“試婚”之後才會走進婚姻的殿堂。美國的數據表明，這樣的年輕夫妻離婚率較低，而年長夫妻反而離婚率高。

所以，我們需要給年輕人多一些帕累託改進的時間。

不生，也是遵循成本收益法則。農耕時代和原始社會，經濟遵循是數量型增長，也就是“人多力量大”。所以，人丁興旺關係一個國家和一個家族的生死存亡、強弱興衰。古代戰爭，基本上是搶糧食、搶地盤和搶人口。

所以，古代將婚姻制度服務於經濟增長和人類生存。

但是，1801年12月，在基督學院院長家的晚宴上，經濟學家羅伯特·馬爾薩斯一本正經地説：“人口出生快，糧食跟不上，國家將陷入麻煩，從古至今皆如此。”

當時，桌上的小威廉·皮特首相點了點頭説：“去年我向眾議院解釋為何放棄新《濟貧法》，不能讓這個國家陷於人口太多的麻煩。”

事實上，一年前皮特還堅持“人多力量大”的主張，但後來被馬爾薩斯洗腦了。馬爾薩斯的父親堅持傳統人口理論，馬爾薩斯與父親經常為此爭吵，從而吵出一本《人口原理》。

後來，托馬斯·卡萊爾批判馬爾薩斯時説：“（經濟學）不是快樂的科學……我們能美其名曰的只是‘憂鬱的科學’（正如現在經濟學家擔憂人口問題一樣）。”

1968年，生態學家保羅·奧利克繼承了馬爾薩斯衣缽，寫了一本暢銷書《人口爆炸》，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已經輸掉了養活所有人類的戰爭。到20世紀70年代，成千上萬的人將會餓死。”

22年後，奧利克向經濟學家朱利安·L.西蒙送去了一張支票，金額是57607美元。這是十多年前兩個人的賭注賞金，奧利克輸了，這20年多年裏人口增加了20多億。

所以，馬爾薩斯的預言沒有成功，今天我們面臨的不是人口多的問題，而是人口低增長、勞動力不足。

究其原因，從成本上來考慮。貝克爾説，孩子是耐用品，可以給父母帶來極大的效用。但現實中，養兒育兒成本是中國城市家庭中非常高的一項費用。當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則可能帶來負效用。養娃往往意味着家庭收入的“淨損失”，孩子媽媽可能會失去工作，不但家庭收入減少，家庭開支還增加。

其中，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孩子教育與學位房掛鈎，教育的成本與房價成正比。從這個角度來説，中國的教育成本應該是全球最高的。

從收益來説，多生孩子會出現邊際效用遞減，也就是養兒育女的幸福感會逐漸下降。相反，很多家長選擇把一個孩子培養好，來增加滿足感和幸福感，從而提高養兒的效用。所以，隨着經濟發展，人們從多生娃轉向養好娃，一個國家也從人口數量往人力資本方面發展。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的高發，説明家庭逐漸在走向衰落，越來越多家庭解體和消失。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説明，市場力量的強大正在瓦解家庭組織。與限制自由相比，追逐自由確實更加誘惑人。

這似乎是不可逆的，那麼未來家庭會消失嗎？該如何拯救我們的婚姻和家庭？

市場的問題終歸由市場法則來解決：

發現老公出軌，舉頭暴打，同歸於盡，這是胡太太。

發現老公出軌，增加涵養，打扮漂亮，這是梁太太。

胡太太增加離婚的成本，放棄一方則損失慘重。

梁太太則是加大婚姻的機會成本，對方回頭一看，原來最好的在身邊。“讓自己男人永遠害怕自己的女人被別的男人覬覦”，打擊男人的生殖擴張的野心。

婚姻中，需要避免滑落到中年油膩男人或中年庸俗婦女的難堪境地。如此，婚姻的邊際效用會大幅度下降。

避免邊際效用遞減的辦法只有一種，那就是不斷提高婚姻的技術含量。比如改變相處的方式，改變過生日的方式，改變關心的方式，改變送禮物的節奏，等等。經營婚姻就像經營一家技術公司，如果技術不迭代，客户的邊際效用必然遞減，最終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不斷地迭代技術，幸福感才會增加，婚姻才會更好。

這是經濟鐵律。

不要試圖挑戰人性，人性是脆弱的。

婚姻遵循的是市場法則，有市場就有價格，有價格就有成本收益的核算，沒有絕對的忠誠，只是價碼不夠。當年，陸小曼的老公王賡就大意了。

敬畏，依然是最重要的。

很多婚姻其實是被自由以及自我膨脹所毀滅，自由的放縱以及經濟上的成功讓我們失去了對人性與世界的敬畏。

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時所説的：“恰恰是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成就會給自由主義帶來災難。它具有簡直是“自我毀滅”的性質，‘在將來很可能被看作這一成就的最有意義和最有深遠影響的作用的東西，是人們對於由自己掌握自身命運的新感覺，是人們對可以無止境的改善自己的處境的信念，一種由已實現的東西所喚起的信念。’”

最後，貝克爾説：“根本上來説我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後記

耶和華説：“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

——《聖經》

【1】《家庭論》，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商務印書館；

【2】《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加里·斯坦利·貝克爾，上海人民出版社；

【3】《古代社會》，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商務印書館；

【4】《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5】【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謝苗諾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