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扯的“中等收入陷阱”_風聞

“中等收入陷阱”的腳皮

我有一位朋友在最近一篇採訪博士生活的文章裏提到，一位博士是這樣描述不少博士論文內容的：“福柯躺在那裏，大家都去扒一點，厲害的能搞到一隻手，一隻眼睛，剩下的絕大部分都只能摳到一點腳皮。”

其實這位博士本不必因此灰心，能摳到福柯的腳皮已經很不錯了。當年鄭板橋還説過“願為青藤（徐文長）門下走狗”呢，仰慕大師、追隨大師難道不應該嗎？天才畢竟是少數人，大部分學者都是摳前人腳皮，這很正常。

就拿我們很熟悉的學術概念來説，“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已經被摳成了一座腳皮堆積起來的山，摳下來的腳皮還粘上了很多不知道哪裏來的東西。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其實很新，是在2007年由世界銀行在其文件《東亞的復興》中提出的。 該文件警告東亞經濟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

在此之前，也確實有類似的概念，指的是經濟體在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後長期停滯不前，難以跨過中等收入階段，不過這一現象往往都是和拉丁美洲經濟體聯繫起來，被稱作“拉美陷阱”。後來世界銀行才發現這一現象不為拉美獨有，才在報告中警告亞太地區不要陷入類似發展陷阱。

張歡等（2017）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學説淵源及其思辨》中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自從“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提出之後，在中文文獻裏論文數從2011年開始井噴，自此之後每年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內論文數量都超過千篇。

然而在英文文獻中，2008年以來以“Middle income trap”或“Mid- income trap”為主題的英文各類文獻不過三百多篇，體量不可同日而語。

據此，《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學説淵源及其思辨》是這樣解釋的：一方面，以SSCI論文發表量反映的中國整體人文社科的高水平科研成果還不夠多，説明中國人文社科的國際化程度急需提高；另一方面，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並沒有在國際學術界成為焦點，説明這一概念及其內涵並沒有被外國專家學者所普遍認可。相反地，尤其自從2012年中國經濟減速進入發展新常態以後，國內學界則掀起研究此話題的熱潮，形成“內熱外冷”的有趣態勢。

也就是説，“中等收入陷阱”的腳皮在國內已經摳得太多了，卻在國際學術界反響不多，國內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影響不大，國際主流學術圈似乎對“中等收入陷阱”並沒有國內那麼熱心。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之後，“中等收入陷阱”更是成了一個國內學術界喜歡蹭的熱點，相關文獻數量猛漲——這也正常，就連我們這些新媒體也知道蹭熱點，蹭到讀者不願意看為止。

別的“中等收入國家”有話説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主流英語文獻主要源自發達國家，他們早就脱離了這個階段，難免對“中等收入陷阱”不太關切。只有還在這一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那麼關心“中等收入陷阱”，試圖以之指導現實困境。

比如2009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扎克在一次演講中宣佈：“我們已經成為一個成功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但我們不能也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需要向高收入經濟體轉變，否則我們將面臨失去經濟增長勢頭和市場活力的風險。”

世界銀行馬來西亞中心就在2016年發佈了報告《中等收入陷阱：神話還是現實？》，指出即使“中等收入陷阱”不過是個神話，它也對政策制定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等收入國家必須找到生產力、創新和競爭力的驅動因素，同時加強促進和穩定增長的經濟基礎。

最早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神話是在拉丁美洲和中東多個國家觀察到的。技術擴散、廉價勞動力優勢，以及勞動力和資本從傳統農業等低生產率部門重新分配到出口驅動的高生產率製造業，讓本屬於低收入水平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中等收入水平國家。

然而在跨入中等收入門檻後，由於農村勞動力萎縮、勞動成本上漲等原因，這些原本的發展優勢開始逐步流失。

除非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否則一箇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可能會發現自己處於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在低端產業無法與低收入水平國家競爭，在高端產業無法與主宰創新、高科技產業的高收入國家競爭。

關鍵在於，客觀對待原有優勢的逐步喪失，並找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辦法。有些國家在經濟增長放緩時便慌不擇路，選擇了滿足短期經濟增長的辦法，卻對長遠的經濟增長有害。如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為了追求短期增長而進行大量公共支出，這些國家對無效項目的補貼導致腐敗加劇，使經濟發展變得低效，這是它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原因。

如果一箇中等收入國家的政府想要為國家持續增長並最終跨入高收入門檻而採取措施的話，它應該做的大體上有以下四點：

**首先，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很難實現高增長。**穩健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制定缺一不可，這樣才能幫助各國控制通貨膨脹、避免危機、增強應對週期性波動的彈性，支持長期經濟增長。

**第二，強有力的制度和法治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治理質量，包括公共部門效率、腐敗控制、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合同執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都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相反的是，一個管控一切的政府，徵收高税收，扭曲市場，或對經濟進行無效干預，會削弱私營部門並導致低增長。

**第三，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開發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隨着實體資本積累回報的減少，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創新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高技能人力資本的存在。

第四，開放和競爭的市場通過促進專業化的增加、基於比較優勢的高效資源分配、提高生產力和知識和技術的傳播來支持經濟增長。

國內蹭“中等收入陷阱”熱點

上述四條説起來容易，實際操作中還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審慎的宏觀調控、鼓勵私營部門發展的制度、基礎設施投資、區域一體化、擴大高技術產品出口份額、更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統、在研發和基礎設施方面進行投資以加快創新、加強產權保護、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條條框框、控制通貨膨脹和債務、減少收入不平等、投資人力資本發展、促進創業、支持中產階級增長等。

説起來還真是一大堆，你不用全部搞懂，但自有學者樂意去摳腳皮，從各個角度摳。

比如張歡等（2018）在《城鎮化、教育質量與中等收入陷阱——基於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中，構建了1960-2015年115個國家的跨國面板分位數模型。

結果顯示，對於中國這種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裏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即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在3956-12235美元之間的國家，政府幹預度、物價通脹指數都阻礙經濟發展。資本形成率對經濟起着正向顯著作用，然而資本形成率的正向作用隨着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提高而逐漸衰減，最終趨於穩定。

説明在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資本累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就比較有限了。

但往下看，結論更令人震驚：模型中的城鎮化和教育提升似乎對經濟增長起了負作用。只有城鎮化和高學歷人口增多結合起來，才能對中上等收入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起到正向刺激作用。

據此得出的結論是，城鎮化程度要與經濟發展階段匹配。只顧城鎮化，只給城市輸送低素質、低技能勞動人羣，就不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也是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原因——低質量的城鎮化導致受教育不足的人口大量湧入城市，形成貧民窟。

從另一個側面説明這一點的則是陸銘（2016）的《教育、城市與大國發展——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區域戰略》。

陸銘一直以來的觀點都是人口自由流動，放開大城市規模控制，所以本文從城市化的角度出發，提出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入户門檻，以促進對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資，同時提升城鎮化水平和教育程度。這一篇文章，陸銘基本上就是蹭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熱點，以繼續呼籲推進户籍制度改革。

《城鎮化、教育質量與中等收入陷阱——基於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還顯示，人口紅利的消失對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裏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經濟發展一開始有負面作用，但隨着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反倒轉為正面作用。

楊成鋼（2018）在《人口質量紅利、產業轉型和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指出，人口數量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遞減，但人口質量紅利的貢獻率在逐步遞增，並已經開始替代人口數量紅利，在經濟增長中發揮出主導作用。

人口數量紅利的遞減和質量紅利的遞增分別從數量和質量、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促進了中國的產業轉型，創造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在“中等收入陷阱”相關研究中，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聚焦於貧富差距與“中等收入陷阱”之間的關係，程文等（2018）在《收入水平、收入差距與自主創新———兼論“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與跨越》中提到，當經濟體處於中低收入階段時，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會抑制自主創新與經濟增長; 但當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後，如果收入差距未能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縮小，不僅自主創新將會受到抑制，經濟增長也將陷入停滯。

因此，在經濟發展同時減小貧富差距，有助於自主創新，從而推動經濟進一步發展。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要打破某種固化的學術化解釋。

我們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以上是部分中文文獻中從多個角度對如何擺脱“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的回應，在撕下這塊腳皮的同時也都摻雜了自己領域的見解，可謂好好地蹭了熱點。

徐康寧（2012）在《“中等收入陷阱”：一個值得商榷的概念》中批判了蹭熱點知識水平不夠引發的尷尬局面：“國內一些文章幾乎把中國目前出現的所有問題都和‘中等收入陷阱’掛鈎，把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社會分配不公、環境污染等都説成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徵，這在一定層面上也説明了國內學界的浮躁、學術標準缺失和人云亦云。世界銀行只是從規模經濟遞減的角度概括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説法，但到了國內卻被大大演繹了。”

而且儘管很多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國家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像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通過多年努力早已邁入高收入水平國家行列。你可能也能發現，破除這個魔咒的都是東亞國家，和中國在文化上有不少共通之處。看着他們的先例，中國只要應對得當，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高收入水平國家的門檻，即年人均國民總收入12235美元也並不是個無限延展的結界，在那之上的發達國家年人均國民總收入3-5萬美元左右。哪怕我們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要繼續保持增長，以追趕前面的發達國家。

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放寬至6-6.5%，這是因為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長壓力並不算大，只要最近兩年經濟增速保持6.2%左右，即可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經濟增速目標放寬也是件好事，這樣可以不要在地方政府層面留太大壓力，做出揠苗助長的事情。如果真的能如《慢一點 才能好一點》裏那樣，在經濟增速目標放寬的同時夯實經濟增長質量，利用人口質量紅利轉型創新驅動發展，提高城鎮化率並加強教育，營造開放公平的競技環境，縮小貧富差距，那麼中等收入階段只不過是個過程，而不會是個陷阱。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