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大道”，“國難”所造，和服賞櫻，實難言妙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臨時賬號2019”

作者：武漢大學教師 吳驍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武漢大學讀研時，曾經蒐集了大量資料，編寫出了一篇題為《武大櫻花史略》（後來的修訂版更名為《武漢大學櫻花史略》）的文章，對武大櫻花的種植、觀賞與文化史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在這十幾年裏，這篇文章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凡是對武大櫻花的歷史比較感興趣的人士，大概多數都看過此文（或者後來的修訂版）。

不過，隨着我對櫻花及武大櫻花的瞭解逐漸深入，我也慢慢發現這篇舊文中還是有少數不夠準確、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好在我這個人一直都很虛心，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會向專業人士求教、學習，一旦發現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認知存在錯誤或者偏差，就會盡快予以修正。在櫻花這個問題上，我先後請教過的專業人士，主要有研究武大櫻花長達60年之久的、已故的“櫻花教授”蕭翊華先生，武漢大學園林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專門從事植物學研究的若干專業學者，因此，我相信我的這些信息源基本上是比較可靠的。

“櫻花教授”——蕭翊華（1927－2007）

2016年的櫻花季，武漢有家企業在日本東京街頭打出了一個“Tokyo看到冇？武漢，世界櫻花之鄉，歡迎來武大賞櫻！”的廣告，當時，我實在是看不下去，就用最快的速度寫了一篇題為《商賈不知亡國恨，跨海亂炫彼國花——從“武漢，世界櫻花之鄉”的虛假廣告説起》的文章，對這則廣告進行了尖鋭的批評。

文章發出來之後，其傳播範圍和社會反響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想，也引發了大量的討論，支持與反對我的聲音都不少。但直到這場討論結束一年之後，我才重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觀點與立場，又在2017年的櫻花季寫了一篇將近3萬字的題為《在武漢大學賞日本櫻花，內心就應該“裝着國恥”——關於櫻花、武漢櫻花、武漢大學櫻花的若干客觀史實與主觀感想》的回應文章，不過，我並沒有急着將其發表，而是暫時擱置起來，以備將來之用。直到現在，看過我這篇文章的人仍為數極少。

最近，因為武漢大學的保安阻攔兩位遊客穿“和服”入校賞櫻發生肢體衝突的一個小小的風波，又引發了全社會對於此事的熱烈討論，其中自然免不了會談及武大櫻花的歷史乃至櫻花的起源問題，而對這些基本史實的認知顯然又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每個人對武大櫻花的基本觀點與立場，並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很多相關的具體問題的具體看法。對於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我們當然可以而且完全應該見仁見智，乃至百家爭鳴，然而，所有的主觀看法，都應當建立在正確的事實基礎之上，一旦背離了客觀事實，那就是毫無價值的空談了，除了矇蔽、誤導自己和他人之外，不會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令人遺憾的是，不要説廣大社會公眾，就連武漢大學的大多數師生校友直到現在都沒有把這些問題完全搞清楚，仍然存在着大量與客觀史實完全背道而馳的錯誤認知。有鑑於此，在我那篇3萬字長文最終面世之前，我完全可以先發個“簡版”，將與武大櫻花有關的一些基本史實問題集中澄清一下，希望能糾正以往的一些錯誤歷史認知，重新樹立正確的歷史事實，同時也藉此機會表達一下我對一些相關問題的個人看法，文中如有失實的地方，敬請各方面的專業人士予以斧正。

01 櫻花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嗎？

由於日本學者撰寫的學術專著《櫻大鑒》曾明確提及櫻花起源於喜馬拉雅地區，於是便有不少中國人以此為據，進而認為櫻花起源於中國，後來又從中國傳入日本，甚至還有人進一步推斷此事發生在盛唐時期。在過去，我也相信過這種説法，然而，在認真閲讀了一些植物學專業人士撰寫的科普文章之後，我才明白這種説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首先，櫻花起源於喜馬拉雅地區，至今仍只是一種科學假説，尚未被完全證實，更重要的是，這一假説所描述的櫻花起源與擴展的過程是發生在距今幾百萬到幾千萬年前的漸新世和中新世，那時候地球上連人類都還不存在，更無所謂國別之分。即使我們以今天的“國界”來衡量，喜馬拉雅山脈也不是全部都在我國境內，如果我們僅僅因為野生櫻花“有可能”起源於位於中國邊境地帶的喜馬拉雅山，就簡單地將其認定為起源於中國，那麼，同樣擁有喜馬拉雅山脈一部分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這幾個鄰國，豈不是全都有資格聲稱櫻花起源於本國，然後又從本國傳播、擴散到全世界的？

其次，現有的生物地理學研究已經可以確認，當4萬年前東亞地區終於出現智人的蹤跡時，今天的日本列島上早就已經擁有至少9個種的野生櫻花了，請問，在這個時候，地球上有“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嗎？換句話説，“日本”從成為一個國家開始，其境內就已經擁有大量櫻花了，根本就無須一直等到中國唐代時才得以“傳入”。

再次，日本人在過去1000多年的時間裏在各種“野生櫻花”的基礎上所培育出的數百種供觀賞用的“栽培櫻花”，絕大多數都源自大島櫻、霞櫻、山櫻花、大葉早櫻（日本名“江户彼岸櫻”）和鍾花櫻桃（日本名“寒緋櫻”）這5個野生種，其中前4種在日本本土都有野生生長，而作為栽培櫻花育種核心種和“靈魂”的大島櫻甚至還是日本所獨有的，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野生分佈。

其中，在一般人印象中最為常見、極具觀賞性的那種五枚單瓣、花色粉白的櫻花，正是1854年前後在日本江户（1868年改名為東京）的染井村由“大島櫻”和“大葉早櫻”（“江户彼岸櫻”）雜交培育而成的“染井吉野”（又名“日本櫻花”、“東京櫻花”或“江户櫻花”）。如今，在全日本栽種的所有櫻花中，“染井吉野”大約佔到了80％，以致於這一數量最多、分佈最廣的栽培櫻花品種幾乎成了“櫻花”的代稱，就連《中國植物誌》新修訂的名稱中的“櫻花”一詞，都是用來專指“日本櫻花”。因此，當日本人所培育出來的大量栽培櫻花品種在19世紀末開始傳入中國時，並非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而完全是一種“舶來品”。

圖片來源：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78819391749559

劉夙：《別搶了，櫻花真的是日本的》（2017年2月24日）

綜上所述，事實再清楚不過了——所謂“櫻花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這種説法既無史料證據，亦無科學根據，完全就是主觀臆測，以訛傳訛，恰恰相反的是，當今中國各地廣泛種植的以“染井吉野”為主要代表的多種“栽培櫻花”，毫無疑問是從其原產地日本傳到中國的，儘管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不少詩句曾提及“櫻”乃至“櫻花”，但其所指不過是中國各地的**“野生櫻花”或者櫻桃所開之花**，與我們當前在一般意義上所指稱的“櫻花”根本就不是同一樣東西。因此，櫻花起源中國論及其由中國傳入日本的錯誤觀點都可以休矣！

02 武大校園現存櫻花與侵華日軍毫無關係嗎？

​關於武大櫻花的歷史由來，筆者曾經見過很多種説法，近幾年來，筆者注意到，在武漢大學的部分師生校友中，關於這一問題，出現了一股越來越明顯的傾向，那就是在昧於基本史實甚至是有意篡改史實的基礎上，試圖竭力去除武大櫻花歷史淵源中的“國恥”印記，比較典型的表述大致是這樣的——侵華日軍當年在武大校園內種下的那些日本櫻花，到了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全部死絕，武大現今的櫻花全都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由日本政府或友人所贈（特別是經周恩來總理轉贈），或者是由武大的園林工人自己栽種，與當年的侵華日軍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簡而言之，“侵略之櫻已謝，友好之櫻常開”。

這種説法當然足以令廣大“愛國”、“愛校”人士們感到無比欣慰，如釋重負，然後理直氣壯、揚眉吐氣地公然宣稱武大的櫻花與“國恥”毫無關係，而完全是中日友好的產物以及武大園林工人智慧與汗水的結晶。但遺憾的是，**任何一種瞎編亂造、與客觀史實完全不符的錯誤説法，都必定是漏洞百出，稍加推敲與細究，便無法自圓其説了。**對於這種荒謬的觀點，筆者只需簡單地追問幾句，便可將其輕易推翻——

假如侵華日軍1939年在武大校園裏（具體而言，就是今天的“櫻花大道”旁）種下的“日本櫻花”（染井吉野）早在50年代就已經全部死光了，那麼，60年代的武大師生在校園“櫻花大道”上所觀賞的那些櫻花又是從哪裏來的？

中共“一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李達（1890－1966）在校園櫻花道上留影

1962年春，武漢大學學生在櫻花道上歡歌漫步

1973年3月，有關部門將日本友人贈送給周恩來總理的一批“日本晚櫻”（為野生“山櫻花”經人工培育後的一個變種，原產於日本）轉贈了20株給武漢大學，由學校栽植於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廬前，1976年開花。

（説到半山廬，藉此機會隨手再闢個謠——其實半山廬根本就不是蔣介石的舊居，蔣當年在武大住過的房子名叫聽松廬，早在抗戰期間便已被侵華日軍拆毀，但是後來有人把這兩個房子弄混了，就錯誤地將半山廬當成蔣介石舊居了）

——請問，這些**粉紅色重瓣的“日本晚櫻”**跟“櫻花大道”上的那些由侵華日軍種下的五枚白色單瓣的“日本櫻花”有什麼關係？

周恩來總理1973年轉贈給武漢大學的“日本晚櫻”（Ceras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Carri.) Makino）（何瑞 攝），植於半山廬前，與武大校園內佔據主流的“日本櫻花”（又名“東京櫻花”、“江户櫻花”或“染井吉野”(Somei-Yoshino)，其拉丁學名為Cerasus yedoensis (Matsum.) Yu et Li）完全沒有任何關係，但令人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武大師生對此均不甚瞭解

1983年1月，為紀念中日友好10週年，日本西陣織株式會社向當時在京都大學學習的武漢大學生物系教師王明全贈送了100株“垂枝大葉早櫻”（又名“絲櫻”、“垂彼岸櫻”、“八重櫻”等，原產於日本）樹苗，經王明全轉贈給學校後，栽植於楓園三舍旁以及櫻園南坡綠地中（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情人坡”），1986年開花。

——請問，這些**粉紅色或淡紅色的“垂枝大葉早櫻”**跟“櫻花大道”上的那些由侵華日軍種下的五枚白色單瓣的“日本櫻花”有什麼關係？

1989年春，武漢大學從武漢東湖磨山植物園引進了原產於我國雲南的“紅花高盆櫻桃”樹16株，栽植在校醫院旁。

——請問，這些**鮮紅、重瓣、接近圓形的“紅花高盆櫻桃”**所開之花跟“櫻花大道”上的那些由侵華日軍種下的五枚白色單瓣的“日本櫻花”有什麼關係？

説白了，20世紀70－80年代由日本政府和友人贈送給武大的那兩批櫻花，其實都不是“日本櫻花”（染井吉野），我們當然可以將這些“日本晚櫻”和“垂枝大葉早櫻”全都視為和平與友好的象徵，但問題是，這些“友誼使者”與同時存在於“櫻花大道”上的那些“日本櫻花”，不論是花種還是來源，完全八竿子都打不着啊！我們能隨隨便便地把後者也偷樑換柱地悄悄納入到前者的行列中去嗎？！

筆者十幾年前在寫作《武大櫻花史略》初稿時，也曾經採信過這樣一種説法——“由於櫻花樹的生命週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種下的第一批日本櫻花，50年代更新時已基本死絕”，但後來在進一步請教了有關專業人士之後，才發現上述説法並不完全準確——

櫻花樹的壽命“一般只有二三十年”固然不假，不過，武大校園內的櫻花樹，在學校園林部門的精心護理下，其壽命一般都可以達到50年左右；侵華日軍1939年在武大校園種下的那批櫻花樹到了50年代的確有一部分已經老朽或者壞死，但遠遠不是全部，當時學校採取的措施就是採取枝條嫁接的方式為那些即將壽終正寢的老樹繁衍下一代，這種做法從上世紀5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此外，據蕭翊華教授生前向筆者透露，侵華日軍當年種下的最早的那批櫻花樹，其最後一株是在1997年死去的。於是，在筆者2011年發佈的該文修訂版中，已經對上述不夠準確的地方進行了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5月，曾在武漢淪陷期間親身見證侵華日軍在武大校園種下最早一批日本櫻花樹的湯商皓校友，在時隔數十年之後，終於重返母校參觀，後來，他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將自己當時在母校見到的那些櫻花樹稱為“敵酋所植之櫻木”，也就是説，不管他所見到的每一株具體的櫻花樹到底是1939年那批櫻花樹的第一代還是第二代，在這位歷史親歷者看來，它們仍然統統都是昔日“敵酋”所留下的歷史遺物。

1934年畢業於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的湯商皓校友

總而言之，**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武漢大學校園內所有的“日本櫻花”（染井吉野）事實上都只有一個來源——1939年由侵華日軍從本國運來的樹種，**而不可能還有任何其他來源，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基本事實。

到了1992年，有一位名叫砂田壽夫的侵華日軍老兵，為了向曾在其戰敗被俘後對其“以德報怨”、寬厚相待的中國人民“謝恩”（當然也是“謝罪”），同時也為了紀念中日友好20週年，特意向武漢大學贈送了200株樹苗（其中大部分為“日本櫻花”），栽植於人文科學館東面的八區苗圃。過去有一種説法稱：“現今武大校園各處的櫻花樹苗，除武大園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來自於此。”

筆者以前也曾採信過這一説法，然而，2015年，當筆者向武漢大學園林部門負責人請教這一問題時，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批櫻花樹苗的成活率並不高，長勢也不好，其品質完全比不上“櫻花大道”上的那些櫻花樹，也就沒法在校園內進行大規模的推廣種植，因此，當年的侵華日軍在“櫻花大道”上種下的第一批櫻花樹，仍然並且始終都是武大校園內各處新植的櫻花樹的主要育種基礎與來源。

經過專業人士的這番修正，筆者此後所寫的所有關於武大櫻花的文字便都採用了上述説法，而且還在2016年的時候得到了這位負責人老師本人的公開證實與認可，當時，他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曾表示：“武大校園裏，日軍侵華時期的櫻花已經沒有了，但是後來園林工以其為母本嫁接繁殖，形成了現在白如霜雪、燦若雲霞的規模。‘吳驍文章中説，我們現在看到的武大櫻花大多是當時的後代，還是比較客觀的。’”

根據上述基本史實，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武漢大學校園內現存的1000多株櫻花樹，只有極少數（包括“日本晚櫻”、“垂枝大葉早櫻”及少量“日本櫻花”）來源於日本政府或友人的饋贈，另有極少數（來自雲南的“紅花高盆櫻桃”與近年引進的“福建櫻花”）為本國所產，其餘佔據最大比例的絕大多數“日本櫻花”均為1939年侵華日軍所種櫻花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侵華日軍當年在武大種下的第一代櫻花樹確實已在上世紀末死亡殆盡，然而，它們的“子孫後代”仍然在武大校園內不斷繁衍壯大。

如果我們對這一基本事實完全視而不見，僅僅只是片面強調侵略者當年所留下的最早一批櫻花樹已經死光了，卻完全絕口不提它們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都在第一代的基礎上繼續繁衍生息，將它們之間的“血緣關係”與歷史傳承一刀斬斷，如此，自然就會給人造成一種所謂的“侵略之櫻已謝，友好之櫻常開”的“假象”與“錯覺”，武大櫻花的歷史由來，大抵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被一部分武大師生校友有意無意、自欺欺人地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

如今，很多武大師生校友總是強調武大現存的櫻花樹都是由學校的園林工人自行栽種、培育的，這話固然也不能算錯，然而，凡事皆有前因後果，那麼多的日本櫻花樹並不是無緣無故地出現在武大的校園中的，在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國立武漢大學在珞珈山地區闢山建校之時，學校在獅子山學生宿舍前的小路旁種下的可是桃樹、李樹和銀杏樹（其寓意顯而易見），試問如果沒有日寇侵華，校園淪陷，這條路怎麼可能會變成一條“櫻花大道”？！

説白了，今天的武漢大學最具代表性的這條景觀大道，實際上最早就是由當年的侵華日軍所一手打造，並一直延續至今的，一言以蔽之——沒有侵華日軍，何來“櫻花大道”？！（還有我們今天掛在嘴邊的**“櫻園”、“櫻頂”**等常用地名）這是一個鐵的事實，怎麼能説二者毫無關係呢？所有那些在武大櫻花問題上隨意歪曲和篡改基本史實的人，你們有資格厚着臉皮去批評和譴責極少數日本右翼分子篡改歷史教科書的可恥行徑嗎？

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的國立武漢大學男生宿舍

03 在武大校園穿和服賞櫻真的合適嗎？

當然，無論如何，侵華日軍當年在武大校園種下的第一批日本櫻花樹，確確實實已經全部不復存在了。對此，有些武大師生校友大概會長舒一口氣——既然這些“侵略之櫻”已經死光了，那麼，本校校園裏剩下的其他那些櫻花樹也就與“國恥”無關了，終於可以徹底甩掉這個歷史包袱，輕鬆愜意地享受後來的日本友人與周恩來總理的饋贈了，哪怕是穿着日本的和服在校園裏賞櫻，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的確，歷史總是在不斷逝去，任何人都是活在“當下”的，但是，歷史與現實之間，永遠都不可能是毫無關聯的，只要人類對自己的歷史有記載，有記憶，歷史就會以各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現實，啓迪當下，燭照未來。

當年曾見證了武漢大學校園淪於侵華日軍之手的第一批日本櫻花樹固然是不復存在了，但這並不意味着日寇侵佔了武大校園、並且在這裏種下了本國“國花”的這段歷史沒有發生過，或者就應該被世人所淡忘（更不用説這批櫻花樹的第二代、第三代還在校園裏越種越多！），我們試想一下，在不久的將來，那些親身經歷了南京大屠殺或者“慰安婦”之類慘痛歷史的倖存者和見證者也將逐漸逝去，那我們能不能以“死無對證”為由來否認並且慢慢淡忘這段歷史呢？

再回到武大櫻花本身，周恩來總理在1973年轉贈給武大的那批“日本晚櫻”，由於年齡原因，如今也已經所剩無幾，再過若干年，當這批櫻花也全部死亡殆盡，那武大的櫻花是不是跟周恩來也毫無關係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某些人看來，侵華日軍早年所種的“罪惡之櫻”死光了就是死光了，不管它們有沒有後代留在武大，反正已經跟“國恥”沒有關係了，至於周恩來總理轉贈的那些“友誼之花”，即使“已經壽終正寢，但是‘友誼之花二代’以及日本友人們後來陸續贈送的櫻花樹仍在每年的3月中下旬至4月上旬絢爛開放”——百度百科“湖北武漢大學櫻花大道”詞條就是這麼説的。

同樣是只有幾十年樹齡的櫻花樹，由侵華日軍帶來的就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極力撇清關係，跟周恩來總理有關的那就要一路攀附到底，永沐聖澤，這種心態和做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對此，筆者只想説，我們在看待歷史問題的時候，能不能不要這麼“功利”、這麼**“勢利眼”、這麼“雙重標準”**啊！

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武漢大學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本校在抗戰期間西遷四川樂山辦學80週年的活動。在武漢大學的歷史上，抗戰、西遷（流亡）、樂山、淪陷、櫻花、復員，這幾個關鍵詞總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而且事實上也存在着明顯的因果關係。

我們大可想象一下，在20世紀40年代初的某一天，當日本侵略者種下的“國花”在他們所侵佔的武漢大學校園裏首次綻放的時候，當時的武漢大學在什麼地方？武漢大學的廣大師生又在幹什麼？

答案很簡單——此時此刻，**他們正在離自己的美麗校園兩千公里之遙的抗戰大後方受苦！**特別是當時的貧苦學生們，他們吃的是摻有砂子、稗子、穀殼、草粒、樹葉、碎石、玻璃碴、蟲子甚至老鼠屎的所謂“八寶飯”，穿的是打了一道又一道補丁、甚至是由破舊的被子或毯子拆改成的衣服，住的是破敗、狹小、黑暗的鴿子籠似的宿舍，由於貧病交加，缺醫少藥，還不得不三天兩頭地含着熱淚將自己身邊的那些不幸英年早逝的同學們一個接一個地送進“第八宿舍”（即武大公墓，因當時全校的學生宿舍最多時共有七處）……

而此時的武昌珞珈山，又是一幅怎樣的光景？一方面，侵華日軍野蠻地破壞甚至拆毀我們的校舍，大肆劫奪各種校具，任意殺害留校工友，關押和折磨抗日誌士……另一方面，則是櫻花爛漫，和服繽紛，鶯歌燕舞，趾高氣揚，侵略者的思鄉之情在這大好春光中得到了極大的撫慰。這就是在同一時空中並存了很長時間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場景，只要稍微瞭解一點武漢大學的歷史，就不能不將這兩個場景以及上述幾個關鍵詞緊密地聯繫起來。

國立武漢大學西遷四川樂山路線圖及侵華日軍對武漢大學所犯下的戰爭罪行

 抗戰期間，兩名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子與一羣日本軍人在淪陷後的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門前合影，這一帶區域如今被武大師生稱為“櫻頂”，事實上，如果武漢大學校園當年沒有陷入侵華日軍之手，今天的校園內也不大可能會有任何以“櫻”來命名的地名

80多年過去了，既然我們武漢大學直到現在還對“樂山時期”的那段苦難而輝煌的歷史念念不忘，還要在新的時代裏將偉大的武漢大學“樂山精神”繼續發揚光大，那麼，我們又怎可輕易忘卻校園裏的日本櫻花所承載的那段理應永遠銘刻在心的國恥校恨，怎可任由少數歷史觀極不端正（尤其是虛榮心過重、但同時羞恥感又不足）的師生校友胡亂歪曲和篡改這段歷史？否則，豈不是自相矛盾、高度“精分”？

70多年前，當在抗戰中顛沛流離、歷盡苦難的武大師生們終於重返珞珈故園時，看到侵略者遺留下來的敵國“國花”，不少人心裏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即將其連根拔除，但主張保留這批櫻花樹的意見最終還是佔了上風，除了因為這些櫻花在客觀上確實具有較大的觀賞與科研價值之外，它們同時也是對後世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學人進行**“國恥教育”的良好素材**。然而，這些珞珈的先輩們恐怕做夢都不會想到，如今的武大師生，竟然有那麼多人總是想方設法、前赴後繼地試圖為當年的侵略者強加給我們校園的這批花卉去除掉“國恥”的印記，為此甚至不惜篡改歷史，廣傳謬論，他們若是泉下有知，會不會生出一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慨與痛惜之情？

以上兩張照片約攝於1947年春或1948年春，為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漢大學校園日本櫻花最早的照片

當然，凡事有黑就有白，有人淡漠、無視、遺忘、甚至任意塗抹和褻瀆歷史，就會有人正視、敬畏、尊重和牢記歷史，而且還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同其他國人對歷史的健忘進行不懈的鬥爭。長期以來，一直都有一部分武大師生校友，他們固然也能用自己正常的雙眼真切地欣賞到“櫻花何其美，和服何其豔”，但更能用一顆最誠摯的愛國、愛校之心感受到這份美麗背後的“國恥何其痛”！正因如此，他們才會經久不息地大聲疾呼：**“櫻花雖美，國恥勿忘！”既不因牢記國恥之痛而否認侵略者所留下的櫻花之美，更不因欣賞櫻花之美而忽略乃至逐漸遺忘其所象徵之恥，既表達了拳拳赤子之心，同時又不失客觀與理性，**這是一種多麼可貴和可取的態度與立場！

但令人遺憾的是，總有那麼一些人，不知道從哪裏生出來的清高感，就連“櫻花雖美，國恥勿忘”這麼一個既理性又平和的口號在他們看來都是過於“偏激”、甚至還要冷嘲熱諷一番的，這樣的心態和言論，未免就極其過分，同時也甚為可鄙了。

比如有人説：“也一定沒有人會喜歡，當他們賞櫻的時候，忽然有人來告訴他：喔，這是日本侵略軍種下的，你要銘記國恥——這得有多倒胃口。”對於這樣的言論，筆者只想説，當一位來武大賞櫻的遊客遇上“這是日本侵略軍種下的”這種純粹只是平實敍述基本史實的武大櫻花背景知識宣傳，以及像“銘記國恥”這般温和的來自自己同胞的善意提議與共勉之辭的時候，都要用“這得有多倒胃口”的誇張語言進行本能的排斥與抗拒，這樣的態度才真的是讓人大倒胃口。既然如此，那何必要來武大賞櫻呢？能説出這種話的人，如果在武大賞櫻時“不幸”發現這所大學居然將“武漢大學的櫻花主要來自日本……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歷史的見證”這麼“倒胃口”的話永久性地銘刻在了櫻園的景觀石上，那豈不是要狂吐不止了？

武漢大學“櫻園石”及其銘文

近日，著名“打假”專家方舟子先生翻出了我三年前的那篇文章，據此來指責“武漢大學校方偽造校史”。事實上，客觀公允地説，與武漢大學校史起源問題相比（這個問題另説，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武大校方在本校櫻花的歷史問題上倒也沒有刻意地去“偽造”什麼，據筆者多年來的所聞所見，**關於這一問題的眾多嚴重失實的錯誤説法，主要還是一部分不懂歷史甚或三觀不正的武大師生校友集體編造“發明”、然後又長期以訛傳訛的結果，**恰恰相反的是，武漢大學校方早在2002年就及時地順應了部分在校師生“櫻花雖美，國恥勿忘”的強烈呼聲，在櫻園學生宿舍旁豎起了一個“武漢大學櫻花簡介”的指示牌。到了2007年，又改在“櫻花大道”的起點處放置了一塊刻有“櫻園”兩個大字的景觀石，並在其側面銘刻的文字上明確指出：

武漢大學的櫻花主要來自日本——日本軍隊攻陷武漢後，於1939年春從日本運來櫻花苗木，栽種於此。武漢大學的櫻花不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聲國內，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歷史的見證。而今櫻花的品種，是歷代武大師生引種、馴化、栽培的成果，爛漫櫻花與早期建築羣相映成景，成為校園內最具特色的景觀園區。

以上這段關於武大櫻花歷史由來的介紹文字，基本上還是比較符合史實的，而這一舉措本身也充分體現了武漢大學在這一敏感歷史問題上尊重基本事實，順應正確民意，心懷坦蕩地履行了最起碼的社會教化職能與義務。如果説武漢大學校方在這一問題上存在什麼“過失”的話，以筆者的觀點來看，那就是——在對武大櫻花歷史進行客觀介紹與廣泛宣傳，以及以櫻花為載體對廣大師生校友和社會公眾開展適當合理的“國恥教育”等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也正是因為在這些方面的長期放鬆、弱化、退讓直至缺失，才讓那些歪曲和篡改這段歷史的思想傾向和實際行為有機可乘，乘虛而入，最終造成謬種流傳、積重難返的不良後果。

總之，只有對武大櫻花的來龍去脈有了一個符合基本史實的正確瞭解，我們才能以更全面的視角、更客觀的態度與更深刻的認識，更好地去思考和看待穿和服在武大校園賞櫻這個問題。誠然，**“和服”這種東西，只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大代表，並不能與昔日的日本軍國主義簡單地扯上關係。**在筆者看來，任何一位中國人都有足夠的權利和自由在絕大多數公開場合身穿和服，因為這不過是一種表達個人審美喜好或者開展文化交流的正當、正常的行為而已，也純屬個人自由，不應遭受任何非議、指責乃至干涉。然而，自由也應當是有邊界的，也是要看具體場合與情境的。

比如説，同樣是賞櫻場所，武漢大學校園與武漢東湖磨山櫻花園的櫻花在歷史來源與文化內涵方面就是很不一樣的，後者在數量上雖然遠遠多於前者，但其來歷卻要單純得多——1979年為紀念中日友好與周恩來總理而建，不僅沒有任何歷史敏感問題，而且100％是中日兩國友誼的象徵，甚至連園中的建築與園林也是仿日式風格而建，在這樣的場所，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身着和服在此賞櫻，這完全是天經地義的。

然而，在武大校園賞櫻就另當別論了——武大櫻花的來歷可比磨山櫻花園複雜得多，雖然其中**確有一小部分也是來自於日本政府和友人的饋贈，但是，當年的侵華日軍所種櫻花樹的後代卻是佔據主流的，而且還是武大櫻花最早的歷史源頭，是昔日國恥校恨的重要見證，這一點誰也無法“洗白”，正因其特殊而複雜，所以才高度“敏感”，能不觸碰，就儘量不要去觸碰。**雖然櫻花的美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用湯商皓校友的話來説，“樹本無辜”，“景物無分國界也”，但是，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只要是對武大櫻花的歷史稍有了解、並且心存尊重的人，都不難想象，在武大校園——尤其是“櫻花大道”一帶——這樣一個有着特殊歷史背景的特定環境裏穿着和服來賞櫻，在客觀上已經構成了對於本國民族感情的挑釁（不管主觀上是否真有此意），引發爭議在所難免。我想，即使有日本朋友來到武大賞櫻，如果我們將他們的先人在武大校園裏所犯下的那些戰爭罪行如實相告，只要他們知情達理，對中國人民和武漢大學心存尊重，想必也絕對不會想要在這裏穿上本國的和服來賞櫻吧。

當然，由於信息渠道的不夠暢通等方面的原因，“不知者不罪”，我們所應當做的，就是加大宣傳力度，耐心細緻地將武大櫻花的歷史問題對廣大社會公眾解釋清楚，讓全社會各界人士都更清楚地瞭解到武大的櫻花並不僅是隻有自然之美與人文之雅，更有歷史之殤與國恥之痛，只要知曉這段歷史的人越來越多，那麼，想要穿着和服來武大賞櫻的國人自然就會越來越少。

對於前幾天發生的武大保安阻攔疑似穿“和服”入校賞櫻遊客的這一事件，筆者並不瞭解其具體的前因後果，僅就國人是否可以穿和服在武大校園賞櫻這個問題而言，筆者的基本態度是——

雖然這樣做並不違法，但是，在武大校園這個特定的環境之中，如此行為顯然是很不合適、很不得體的，鑑於武大櫻花歷史的複雜性與敏感性，廣大國人完全不應該在這個地方穿着和服觀賞日本櫻花，這既是對武漢大學的歷史文化與學府尊嚴最起碼的尊重，同時也是對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所應具有的民族尊嚴的“自重”，這種情緒，絕對不是盲目的仇日、排外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完全是出於一種對本民族昔日苦難歷史的正視與敬畏之感，不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惟有共同正確對待歷史，才能更好地攜手共創未來。

04 日本櫻花應當成為武漢大學的精神圖騰嗎？

​儘管武漢大學校園的日本櫻花在客觀上確實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見證者與本國“國恥”的象徵，但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姿容優美的觀賞類植物，它與武漢大學優美的校園環境與風景很好地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因而也深受一代又一代武大師生的喜愛。它除了能給廣大觀賞者以深深的美感與愉悦感，還能激發眾多文藝愛好者的創作靈感，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與櫻花有關的各種文學、書畫、音樂等方面的優秀作品在武大校園內大量湧現，層出不窮，極大地繁榮了校園文化，甚至可以説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櫻花為主題的文化分支——我們似可將其冠名為**“珞櫻”**文化。

與此同時，圍繞着武大櫻花的“國恥”記憶又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師生校友有意無意地淡忘、弱化，時日一久，櫻花這一元素在整個武大校園文化中的地位便毫無阻礙地日益上升，到現在可以説已經是舉足輕重、不可或缺了。

20世紀80年代的武漢大學“櫻花大道”

另一方面，近些年來，隨着國民經濟的發展與賞花旅遊的興起，武漢大學的櫻花也越來越多地受到了外界的高度關注，特別是在日益興旺發達的旅遊經濟大潮中，不管是各路商家還是新聞媒體，都希望能從這個長期穩定的重要“商機”與輿論熱點中分得一杯羹，於是，不少外界人士漸漸地就將武大的櫻花看作是這所大學的一大**“名片”或者“品牌”**，並且通過年復一年、持續不斷的宣傳炒作來強化這一認識。

隨着武大校園內外“櫻花熱”的不斷升温，其在一部分師生校友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急劇上升，甚至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普通的校園文化標籤的範疇，有不少人竟然將其視為武漢大學的重要精神象徵，更有甚者，居然腦洞大開，提出應該把櫻花的造型圖案設計、融入到學校的校徽中去！小小櫻花，在武大的地位大有駕乎老圖（書館）、直追珞珈（山）之勢！

然而，這樣的想法和觀點，真的合情合理嗎？我們且不論武大櫻花的歷史源頭來自當年的侵華日軍，“國恥”的象徵意義誰都無法人為抹除，單就日本櫻花這一花卉本身的基本特性而言，由於它與日本的民族文化早已無比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種結合的緊密程度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其罕見的），任何人都很難將二者完全剝離開來，雖然我們完全應當認可“景物無分國界”，但與千差萬別的不同“景物”緊密相關的文化淵源卻不容忽略。地球人都知道，櫻花是日本的“國花”之一（雖非法定，但也是事實意義上的），而世界上也只有日本一個國家將櫻花當作“國花”，長期獨享“櫻花之國”的美譽，而櫻花也由此被稱為“日本之花”。

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人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裏培育出了以“日本櫻花”（染井吉野）為主要代表的多種栽培櫻花，並將其輸出到全世界，與此同時，櫻花在其國民特性與民族心理逐漸成形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能與之相提並論，於是，櫻花便逐漸與富士山、武士道、和服等同樣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一樣，成為日本文化的一大標誌性元素，進而被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視為日本國與大和民族的重要象徵，這是一個舉世公認、家喻户曉的基本事實，不因任何人的個人好惡和主觀情緒而動搖，不論是反日、媚日、友日還是疏日者，在這一點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分歧。

總之，在世界範圍內，只要是稍微有點文化的人，如果被人問到**，説起櫻花，你首先會想到什麼？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提到日本吧？**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説，**日本櫻花不管開在全世界的哪個角落，它都毫無疑問地首先體現了日本的園林藝術與民族文化。**在和平交往的前提下，日本櫻花在世界各地種得越多、越廣，就越能體現其受世界各國人民喜愛的程度之高，以及日本國對外“文化輸出”之成功。

比如説，世界著名賞櫻勝地——美國首都華盛頓，那裏的櫻花就來自日本政府的饋贈。從1935年開始，華盛頓每年春天都會舉辦大規模的國家櫻花節，以紀念兩國之間的友誼（曾因太平洋戰爭短暫中斷過幾年）。那麼，美國人民一般是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過這個華盛頓櫻花節呢？——吃壽司，喝清酒，舉行日本服裝表演、美術展覽等活動，因此，這個節日也被視為**“美國最大的日本文化節”，而華盛頓的櫻花也被國際社會認為是“日本文化外交的一個典範”。這就再清楚不過了，哪怕是美國人自己的盛大節日，因為其主題是來自日本的櫻花，於是便順理成章地選擇了用體驗日本文化的方式來度過，並且實事求是地承認這就是一種外來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本土文化。**

再回到武漢大學的櫻花文化，筆者自然是要充分肯定其價值與意義，但也不得不指出，櫻花固然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但其“原創”版權永遠都只屬於日本，就算它已經在武大校園裏綻放了數十年，而且還與其它校園風物相融合，共同孕育出了精彩紛呈的“珞櫻”文化，但是，它的名字永遠都只能叫作“日本櫻花”（染井吉野），也將永遠被全世界視為“日本之花”，其本身所固有的日本文化元素是永遠都無法去除或者超越的，我們當然可以將櫻花作為武大校園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和標籤繼續使用，但頂多也只能恰如其分地將其放在一種“亞文化”的位置上繼續存在，而完全不應該將其過度拔高為整個武漢大學的精神象徵和標誌，否則的話，那就真的是“反客為主”、“數典忘祖”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來開開腦洞，用一種假想的方式“換位思考”一下——假如日本某地有一所大學，因為某些特殊的歷史原因，多次從中國引進了不少梅花種在校園裏，這些梅花深受該大學師生乃至全日本民眾的喜愛，來校賞梅的遊客人數與日俱增，學校校園逐漸不堪重負，最後不得不採取收門票的方式限制人流量（後來改為網絡預約），但與此同時，日本全國各地的新聞媒體卻在年復一年地大肆炒作該大學的所謂“梅花節”（廣大不堪其擾的該大學師生則無奈地稱之為“梅花劫”），廣大旅行社、商户、小商販還有黃牛黨等社會羣體都挖空心思從這場盛大的“梅花節”中挖掘商機，而在該大學內部，甚至還有少數心術不正的師生員工利用自己看守校門的職務之便偷偷地營私牟利。

時日一久，該大學有越來越多的師生校友普遍認為，本校校園裏現存的所有梅花全都是由學校的園林工人自己栽種的，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還有一些學生與部分社會媒體則一致將梅花視為該校的“校花”，而且每年都會在校內外舉行各種評選“梅花女神”的活動，甚至還有人提出，梅花就是該大學的精神象徵，學校完全應該將梅花的圖案設計到校徽中去！最後，該大學所在城市更有一家公司專門跑到中國首都的黃金地段打出廣告：“Peking看到冇？日本××，世界梅花之鄉，歡迎來日本××大學賞梅！”……

請問，以上這些畫面，荒不荒唐？滑不滑稽？可不可笑？

總之一句話——**櫻花雖美，但是武漢大學校園的山水風景、民國建築、悠久歷史、多元文化以及大學精神等，是不是更“美”？**美麗的“珞櫻”，年年賞夠了就行，多創作一點與之相關的文藝作品豐富一下校園文化也很不錯，但真要走火入魔地將其人為拔高到類似“精神圖騰”的位置上，那就真的是——想太多！

近日，武大校園的日本櫻花終於開始慢慢飄落，一年一度的“櫻花劫”行將落幕，在筆者看來，我們這所近年來動輒因為鄰國的“國花”而爆紅全國的著名“網紅大學”，在現階段最需要的，不過是埋頭讀書、安心治學的清靜與孤寂，而不是每年櫻花季的喧鬧與哄亂，這種與大學之道、大學精神基本上沒有多大關係的櫻花熱，也早就應該降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