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_風聞

從15世紀到19世紀，唯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文獻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當然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長期以來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研究論著很多。可遺憾的是，這些文獻資料在中國學界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在我們開始整理這批文獻的時候，我在網絡上反覆查詢，發現中國大陸學界提及這些通信使文獻的論著寥寥無幾，而且大都是泛泛而論，或者只是浮光掠影，和日本、韓國龐大而且深入的研究相比，水準相差太大。這讓我想到，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做一個解釋：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錄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撰寫這些文獻的人是朝鮮的通信使，朝鮮的通信使去訪問的國家是日本，他們在日本記錄的是朝鮮和日本的往來交涉，往來中談及的也主要是朝鮮或日本的歷史人物，那麼，這些記載如何與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相關？古人説：“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説的是原本不相干，卻無端亂關心。中國學界去關注這些文獻是否也算“鹹吃蘿蔔淡操心”？

在日本與韓國學界，這些朝鮮與日本之間外交使節的記錄，長期以來只是被作為日朝文化交流史、日朝政治外交史或日朝經濟貿易史方面的資料。從中村榮孝（1902—1984）、三宅英利（1925—）、姜在彥（1926—2014）以下，日韓兩國學者有過很多研究，但大體不出這幾個領域。因此，在日本學界和韓國學界，確實有人會覺得這些資料似乎與中國關係不大。

那麼，在中國研究、整理和出版這些文獻做什麼呢？朝鮮通信使漢文文獻的選編過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一些意味深長的地方。自從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越南、韓國合作，整理出版了越南、韓國兩種燕行文獻之後，我們一直在探討，有沒有可能與韓國或日本學校或研究所，繼續合作出版通信使文獻，但始終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這使得我們無法像前兩種文獻一樣，拿到最好的版本直接影印，只好根據現在能夠得到的版本進行標點排印。

不過，恰恰是因為標點排印，參加標點的各位學者和博士研究生，可以深入細緻地閲讀這些文獻，並按照要求寫出詳細的內容提要。而收在這本文集中的各篇論文，大多就是他們標點之後寫的內容提要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這些提要或論文不僅可以幫助讀者迅速瞭解各種通信使文獻的內容，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中國學者對於朝鮮通信使文獻的理解和解説。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文獻記載的雖然只是朝鮮與日本之間的記錄，但它們一方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因為在日朝之間的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不僅看到日本與朝鮮之間的交往，也可以看到明清中國在東亞彷彿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現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已經出版，我們也圍繞着這個主題，召開了第二次“從周邊看中國”的學術討論會，收錄在這裏的就是這次會議的若干論文。我希望通過這一文獻和論集的出版，推動我們的同仁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如何拓寬史料邊界？因為只有新史料，才會帶來新問題和新領域，通信使文獻可以作為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新資料嗎？

第二，在東亞的文化史研究中有很多重要話題，中國學者是否也應當參與，並且積極與日本、韓國學者進行對話？

第三，即使是關於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是否也可以放在東亞甚至更大的背景中去重新審視，這樣是否可以發現很多新的內容？

（本文選自《東亞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史文獻的意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