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海的女兒》惹爭議，我們是否可以用女權理論批判一切？_風聞

來源：界面新聞

在女性主義闡釋逐漸變成文學批評的“新常態”，乃至成為決定文學價值的統攝性力量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思考它背後的危險。

迪士尼動畫電影《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海報

撰文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在很遠很遠的海上，那裏水像最美麗的矢車菊那麼藍，像水晶那麼清澈，非常非常深，説實在的，深得沒法用錨鏈來測量它的深度。就算把許多許多教堂的尖塔一個接一個疊起來，也不能從下面的海底達到上頭的海面……”

不知有多少人在小時候聽過或讀過安徒生的《海的女兒》（也譯作《小美人魚》），被故事中小美人魚的純真、勇氣和善良深深打動。然而日前，這則全球知名的童話故事在中文互聯網上意外引爆了“應不應該給孩子讀”的激烈討論。

3月24日，微博網友“輕成一隻飛燕”表示，自己從來沒有給女兒講過《海的女兒》這種“經典童話”，批評男人（即丹麥作家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寫的童話毫無邏輯可言：“就為了一個只看過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資源（美麗的長髮）、自我的閹割（無法説話）和終身痛苦的代價（直立行走如刀割），換一個所謂的愛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種，跪舔人類男性。”她的結論是，所有有着幸福快樂結局的王子公主式童話都不適合講給女孩聽，因為女孩不能只是“年輕美麗柔善可欺”，嫁人亦非女孩人生的唯一選擇。

微博網友“輕成一隻飛燕”表示，不會給女兒講《海的女兒》這樣的“經典童話”

截至29日下午，這條微博的轉發量已近萬，引起了包括數位微博大V在內的網友的激烈辯論。在發出上述微博次日，“輕成一隻飛燕”站出來澄清説，她反對的不是安徒生的原作，而是國內只有兩三頁紙的刪改版《海的女兒》，稱反對的原因是抵制刻板審美對孩子的無意識影響。針對網友對其“閹割孩子的閲讀權限”的批評，她表示，家長有責任為孩子篩選童話故事，“這就是低幼兒童的侷限性，她無法自己選擇，家長給她看什麼她就能看到什麼，你心疼她也不能替代我撫養她，她再可憐也只能等着自己長大。”

包括這位網友在內的很多人下意識地認為童話就是“給孩子看的故事”，但事實並非如此。安徒生本人就在發表收錄《海的女兒》的故事集時説過，“其他童話比這一篇更是兒童故事，而這一篇含義更深，只有大人能夠理解；但是我相信，孩子光是看故事也會喜歡它的：故事情節本身就足以把孩子們吸引住。”

追溯童話的歷史，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曾引用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馮·德·萊恩的研究指出，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倫和埃及就已經出現了童話故事，公元前2000年在印度和中國出現了最早的童話故事，接着有了猶太人和希臘人的童話故事。卡爾維諾發現，雖然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將童話視作“兒童文學”，然而直到19世紀，童話更多是作為一種口頭文學傳統下的奇幻故事存在的，並沒有讀者/聽眾年齡的劃分。比如在1815年首次出版的格林童話故事集《獻給孩子和家庭的童話》，就是由格林兄弟整理、記錄並編撰民俗傳統中的詩篇與故事而成。與其説這些故事是“童話”，不如稱之為“民間口述”更為恰當。

所以，童話不僅是給孩子看的，更是給成人看的。在我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隨着智識和閲歷的積累，我們對同一個故事文本亦逐漸有了更多元、更豐富、更深層的理解，這種理解決定了童話的意義闡釋，乃至孩子的閲讀選擇。

必須承認的是，在多元化的文學意義闡釋中，女性主義已然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主流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即通過女性主義理論和女權政治話語進行文本分析——興起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Mary Ellmann、Kate Millett和Germaine Greer等女性知識分子推出著述，動搖了人們對以男性為中心、貶低壓制女性形象的文學的無條件接受。而在反性騷擾運動席捲全球、再次喚起人們對性別政治普遍自覺的當下，有強烈平權意識的媽媽們對“經典童話”心存警惕也順理成章。儘管如此，在女性主義闡釋逐漸變成文學批評的“新常態”，乃至成為決定文學價值的統攝性力量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思考它背後的危險。

安徒生“仇女”？《海的女兒》爭議史

童話是一個口口相傳的、在敍述者和聽眾之間被不斷加工、改造、複述、傳播的產物。在卡爾維諾看來，所有的童話在這個週而復始的過程中，成為了某種人類思想經驗和社會現實的抽象概括，“決定了世間男女的命運，尤其是對於生命中受命運支配的那部分。”河合隼雄結合榮格心理學理論指出，童話、寓言與神話充滿了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而這些故事傳播的重要心理要素，就是傳達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型性（archetypal）體驗，這也是為什麼文學史研究者常常會在全球各地發現一些核心內容相似的童話作品。

《論童話》

[意]卡爾維諾 著  黃麗媛 譯

譯林出版社 2018年5月

在男權社會中，童話是否隱含着性別規訓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以“睡美人”為例，在格林童話故事集和法國童話作家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鵝媽媽的故事》中，都有這個故事。兩則故事中都有一個關鍵情節，在公主降生的慶祝宴會上，幾位仙女分別贈給公主一樣禮物。在格林童話中，仙女們贈送的分別是德性、美貌和財富；在佩羅的版本中，仙女們贈送的是賢良、端莊、能歌善舞、精通樂器等技能。兩個故事都強調了“世上的人追求的東西，一個不少地贈送給了公主”，河合隼雄指出，雖然格林兄弟和佩羅選擇的仙女饋贈各有異同，但它們都是反映女性特徵的、值得女性追求的品質。

《童話心理學》

[日]河合隼雄 著  趙仲明 譯

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5年3月

作為一個以女性為主角的經典童話故事，《海的女兒》一直以來也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典型案例——小美人魚為了王子犧牲自己的聲音、身體乃至生命，這被廣泛認為是塑造了一個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的文化刻板印象。為了化身成人獲得不滅的靈魂，小美人魚找到海女巫請求幫助，海女巫提出了一個恐怖的建議：

“我要給你煮一服藥，你必須帶着它在明天日出前游上陸地，坐在海岸上把它喝下去。喝了以後你的尾巴便會消失，變成人類稱為腿的東西，那時你將感到劇痛，就像一把劍在插進你的身體。但是所有見到你的人都會説你是他們見到過的最美麗的小人。你的動作將依舊像游水一樣優美，沒有一個舞蹈家的步子能那麼輕盈；但是每走一步你都會感到像踩在尖刀上。”

另外，海女巫提出小美人魚需要用自己最珍貴的東西來交換：

“但是我也必須得到報酬，而且我要的不是無所謂的東西。你有勝過海底任何一個的最甜美的嗓子，而且你自信能用它迷住王子，你卻必須把這嗓子給我；我要你所擁有的最好東西作為我給你的藥的代價。”

許多學者在研究安徒生童話時聚焦了這一關鍵情節。在《小美人魚：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女性身份認同》（The Little Mermaid: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Feminine Identification）一書中，Robert W.

Meyers認為用嗓音交換魔藥、用忍受行走在刀尖上的痛苦來換取成為人類的權利，象徵着女性“放棄了言説和被理解的權力、喪失創造性以及被閹割”。博客網站Medium上的一篇評論文章也指出了嗓音背後的“女性意見”隱喻，認為《海的女兒》實質上是告訴女性應該為了男人或為了融入社會而放棄言説的自由。作者Kidd Dark認為，儘管故事的核心思想是善良與救贖之間的關係，但這一主旨無法掩蓋故事本身的“仇女”論調和“女性低等”的落後意識形態。

小美人魚用嗓音交換魔藥、用忍受行走在刀尖上的痛苦來換取成為人類的權利。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些安徒生研究者甚至認為，由於安徒生本人有可能是一個同性戀（或雙性戀），他常常在童話故事的角色塑造上投射自己對性特徵（sexuality）的感受，這通常反映在他對女性特徵（female sexuality）的壓制上。在《海的女兒》《紅鞋子》和《冰雪女王》這三個故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點。

小美人魚通過犧牲女性特徵來成為某種理想女性（人類），割去舌頭象徵着她對女性身份和性慾望的壓抑。《紅鞋子》則講述了一個女性因為沉迷於自身慾望而被懲罰的故事：女主角卡倫在獲得了一雙精美無比的紅舞鞋後不可自拔，忘記了自己原本的職責。由於紅鞋子不知為何無法再脱下且讓凱倫不可抑制地終日跳舞，她不得不讓劊子手砍下自己的雙腿。Jack Zipes在《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被誤解的故事講述者》（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Misunderstood Storyteller）中指出，紅鞋子象徵着“安徒生試圖壓抑的罪惡、好奇心和慾望”。《冰雪女王》的女主角吉爾達則是安徒生的理想女性——在尋找青梅竹馬的途中，她放棄了自己的鞋子（那也是一雙紅鞋子！），始終保持純潔和甜美，並因此得到了命運的眷顧。

壓制女性特徵的問題在於，安徒生的女性角色永遠無法成年。Meyers認為，這些故事是悲劇性的，“這些女孩無法進入成年狀態，而是退回到死亡，或一直保持一個無性徵的、天使般完美無缺的母親形象。”小美人魚化作了“天空的女兒”，通過不斷積累善行換取不朽的靈魂；卡倫拒絕了衣着、豪華的排場和美麗，在牧師身邊勤懇工作，“她的靈魂隨着太陽的光線飛上天堂”；吉爾達則用愛感化了凱，這對青梅竹馬在故事結尾被形容為擁有“孩童般的心”。這樣的理想女性形象的問題是，現實中的女性無法一直保持純真無邪，無法一直對性保持一無所知的狀態。

當代讀者的女權意識覺醒也促使一些作家開始嘗試解構經典文本。2018年，英國作家Louise O’Neill出版了小説《表象破裂》（The Surface Breaks）。該書出版方Scholastic UK編輯主任Lauren Fortune表示，這部小説是對安徒生《海的女兒》中的女性主義做出的全新詮釋：“童話通常在再現女性形象上表現得十分可疑。在安徒生的《海的女兒》中，女主角為了一位輕浮的王子放棄了自己的聲音、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身體——這個不合理情節被英國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O’Neill放置到了女性主義的聚光燈下仔細審視。”

在接受《愛爾蘭時報》的採訪時，O’Neill解釋了自己創作這部作品的動機：“我為原作的黑暗色彩驚訝不已，特別是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去看海女巫的提議時——她居然真誠地告訴小美人魚，要吸引王子的注意，她的身體是比她的嗓音更有價值的籌碼。”在她做出全新演繹的故事中，小美人魚從一個天真無知的女孩逐漸成長為了一個有着女權意識的堅強女性，在種種人生抉擇中，她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貶低女性價值、無視性別不公的社會中。

《The Surface Breaks》

Louise O’Neill

Scholastic UK (January 1, 2018)

當我們用女權理論批評一切時，我們失去了什麼？

在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發起的一個多世紀後，對女性存在意義及性別話語的反思已經是當下的一門顯學。重新理解代代相傳的童話、打破故事中固有的性別權力結構，更接近於一種時代精神（zeitgeist）和時代需求，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迪士尼公主系列電影的變遷中清楚地看到。

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刊發的《從等待王子到尋找自我：迪士尼是如何治癒“公主病”的？》一文中，作者梁瑀可指出，自1937年動畫長片《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以來，迪士尼已塑造了14位公主的形象，從早期白雪公主、睡美人愛洛和灰姑娘仙蒂那樣“被動”“弱者”式的傳統型公主開始，迪士尼亦根據現實生活中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追求自我意識的增強，不斷改造公主形象，讓她們融入越來越多元的性格和抱負，呈現越來越強的“主動”“好強”及“冒險”氣質。

到了2018年的動畫長片《無敵破壞王2》，觀眾甚至欣喜地迎來了迪士尼對公主刻板印象的“官方吐槽”。當小女孩雲妮洛普意外闖入公主們的派對時，她們連珠炮般拋出問題：“你也是公主？”“你有魔法長髮嗎？”“有魔法的雙手嗎？”“小動物會跟你説話嗎？”“曾被人下毒嗎？”“受過詛咒嗎？”“被綁架或被奴役過嗎？”“是不是每個人都覺得你的難題，都是靠男人解決的？”在得到雲妮洛普對最後一個問題的肯定回答後，公主們終於認可了她的身份，“她是公主沒錯。”

《無敵破壞王2》中的公主派對

一些女性已不再願意給自己的女兒講述王子公主式的童話故事。英國演員凱拉·奈特莉就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像《灰姑娘》《小美人魚》《白雪公主》之類的故事，她都不會給女兒看。雖然女兒每天都吵着要成為公主，但她會告訴女兒：“你不想成為公主，你要成為女王，因為女王才擁有權力。”

對於當下的中國媽媽來説，也有太多的理由對王子公主式童話保持警惕。雖然半個世紀前“女性能頂半邊天”的信條深入人心，千千萬萬女性終於能夠憑藉自己的雙手立足於社會，但隨着市場經濟改革、國家從私人領域逐漸退場，女性開始發現自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於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更糟糕的是，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以傳統文化之名迴流，結婚率和新生兒出生率的下降引起國家對社會穩定的擔憂，但在鼓勵女性“迴歸家庭”的同時卻缺乏相應的福利政策支持，中國女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日益逼仄。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8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在149個調查國家中，中國排在103位，性別差距有所擴大。

在這樣的環境中，有危機意識的中國媽媽無法心安理得地告訴女兒“成為公主，然後和王子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是情有可原的。獨立、自強、不需要男人就能搞定一切的“大女主”才是值得宣揚的理想女性範本，懂得反抗父權、爭取自由的女性才能振奮各個年齡層女性陣營的士氣。所以，《海的女兒》被部分人認為是個矮化女性、跪舔男性，把女孩洗腦為“戀愛腦”的毀三觀故事，不值得給孩子讀；與之同理，不少人因此對電視劇《都挺好》的大團圓結局大失所望——強大到能解決一切難題的蘇明玉還是選擇了原諒父親，辭職回到了因重男輕女曾給她帶來無限傷害的家。

但值得我們自省和警惕的是，一味強調用女性主義視角批判文學文本，是否有過猶不及、反而落為“三觀黨”的危險？這之中最大的危險，在於樹立某種“受害者”心態，讓女性永遠自恃弱者身份、永遠被冒犯、永遠感到憤怒。

如果説被動、無法選擇是童話中經典公主的刻板印象，那小美人魚也可以説並不符合這一形象。在安徒生的原作中，她自始至終一直在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做出了所有重要的決定：是她決定去追求王子；是她鼓起勇氣去尋找海女巫，並在明知道要承擔的代價後義無反顧接受條件；是她在知道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殺了王子的情況下選擇放棄。在故事的結尾，我們看到她也因為良知而獲得了命運的獎賞——她最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不朽的靈魂，而這一次她不再需要依靠男人的愛，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善行。從這個角度上看，她並不是一個受害者。

《海的女兒》插畫

的確，她做出的很多決定都不太理性，甚至可以説是糟糕透頂，但我們真的能夠以女權之名去指責她嗎？女性主義強調女性選擇的自由，但我們應該明確一點，這個自由不應僅侷限於“好的選擇”——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女性主義的價值，那我們應該允許女性做出任何選擇，這包括差勁的選擇、有嚴重後果的選擇、令人悔恨的選擇。重要的是，她們做出這些選擇的原因，只是因為她們想這麼做，並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追求浪漫愛情並不意味着背叛女權，女權主義者同時也是愛的主體，她/他和所有人一樣可以選擇追求的方式並體會愛情的苦樂悲喜。

河合隼雄在一項大學生研究中發現，在人們少兒時期的讀書經歷中，童話與寓言故事是“對自我人格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書籍”。儘管身為成年人的我們會對童話故事的“單純”和“不現實”感到可笑和不滿，但我們必須正視童話在孩子形成對世界的認知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在選擇講述怎樣的故事、乃至選擇怎樣的闡釋角度時，我們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希望向孩子呈現一個怎樣的世界，希望他們對成長和未來抱有怎樣的期待？我們是否真的希望他們擯棄一切不理性的、無用的情感，做一個只關注自我和自身利益的人，儘管這樣可能會規避某些潛在的傷害和危險？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當我們下意識地認為女孩不應該聽《海的女兒》的時候，為何自動自覺地將男孩排斥在外？在強調性別關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方壓倒東風”的同時，我們失去的，或許是對普世價值和人性光輝的感知。《海的女兒》傳遞的是一個關於如何高尚地愛的道理：愛不意味着佔有，真正的愛是尊重對方也尊重自己，並始終做一個勇敢而善良的人，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

卡爾維諾認為，在童話中，佔據統治地位的是神奇色彩，這往往與道德説教形成對立。童話中的説教並不存在於故事內容中，而是要在講故事和聽故事的過程中去尋找。如果我們相信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將逐漸發展出自主思考的能力，那麼我們就應該記住卡爾維諾的話：

“這些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故事應當被珍視，它們既有自我意識，又不拒絕命運的安排，既具備現實的力量，又能在想象的世界中完全綻放。至於最優良的詩歌和道德教育，童話是無法給我們的。”

【參考資料】

《Literary Critique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The Little Mermaid”》https://medium.com/@ozuna16n/literary-critique-of-hans-christian-andersens-the-little-mermaid-30ca1de52641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http://storytellermisunderstood.blogspot.com/2008/05/hans-christian-andersen-and-feminist.html

《O’Neill to Release “Dazzling” Feminist Retelling of The Little Mermaid》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scholastic-publish-oneills-feminist-retelling-little-mermaid-598676

《Witches, Mermaids and Masturbation: Louise O’Neill on Her New Novel for Teenagers》https://www.irishtimes.com/culture/books/witches-mermaids-and-masturbation-louise-o-neill-on-her-new-novel-for-teenagers-1.3612695

《從等待王子到尋找自我：迪士尼是如何治癒“公主病”的？》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883635.html

《安徒生童話》[丹麥]安徒生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8月

《童話心理學》[日]河合隼雄 著 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5年5月

《論童話》[意]伊塔洛·卡爾維諾 著 譯林出版社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