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了270萬學生50年，哈佛斯坦福學者發現成績的貧富差距高達4年_風聞

【本文由公眾號“把科學帶回家”提供，ID：steamforkids】

2013年，時任新西蘭教育部長的 Hekia Parata 在接受採訪時説了這樣一句話——“專家指出，連續4年的高質量教育將消除任何貧困留下的痕跡。”

這裏的專家指的是一直致力於研究教育不平等的斯坦佛大學的經濟學家 Eric A. Hanushek。

今年3月18日，Hanushek 和哈佛大學教育政策項目的負責人、公共政策學者 Paul E. Peterson 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網站上發表了一項關於美國50年來學生成績貧富分化的研究，引起了熱議。

這項研究分析了近50年來美國270萬學生的初高中標準化測試成績，發現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的成績和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的成績相差3-4年，而且這個趨勢持續了超過40年。

Peterson 和 Hanushek 以及同事蒐集了美國1971年到2015年14-17歲學生的98項全國性測試成績（數學、閲讀和科學），以及這些學生的家庭收入背景等人口統計學信息。

這些全國性測試包括：美國國家教育進展評價（NAEP）、美國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以及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

那麼，在這項研究中，什麼樣的家庭算高收入家庭呢？

在這項研究中，20世紀50年代時，家裏擁有洗碗機的美國家庭被認為是高收入家庭；而在21世紀初，學生擁有獨立的卧室和個人電腦被認為是家庭高收入的良好指標。

這項研究發現，家庭收入處於底層10%的17歲少年的成績比家庭收入處於頂層10%的同齡少年要差得多，其差距相當於少上了3-4年學。更重要的是，對於17歲的美國少年來説，成績的貧富差異在過去的40多年裏並沒有發生變化。

1954-2000年，出生於不同年份的美國人中，每一代最富有家庭（頂10%）和最貧困家庭（底10%）的學生的成績差異（以標準差計）走勢（藍線）。

但這項研究中也不都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在過去的近50年裏，對於13-15歲的青少年來説，貧富差距略有改善。14歲學生的數學、閲讀和科學成績每10年進步8%。不過，17歲學生的成績卻沒有什麼變化，每10年才進步2%。

Hanushek 認為，這項研究發出了一個關於社會流動性的消極的信號。他説，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總是和學生的數學、閲讀和科學的成績息息相關；一些人認為收入不平等是個人選擇的結果，然而教育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在兒童的掌控之中。

1960-2000年間，國家/地區的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縱座標）和學生成績（橫座標）的關係。

圖片來源：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MIT press, 2015.

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的傑出研究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學家 Richard Rothstein 表示，這項研究的結果和他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

不過，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項研究的結果，他們認為美國學生成績的貧富差距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變大了，而不是沒有發生變化。

其中最重要的反對者是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 Sean Reardon。Reardon 發表於2011年的一項被引用了超過1500次的研究指出，從70年代到2000年，中學生成績的貧富差距並沒有保持不變，而是擴大了。

Reardon 的研究涵蓋了1960-2007年的12項全國性測試，結果發現“2001年出生的這代人的成績的貧富差距比70年代出生的人要大30-40%，比40年代早期出生的那代人要大75%。”

Reardon 認為，富人越來越看重孩子的教育並加大教育投入，可能是這個現象的成因。

不管過去40多年來美國學生成績的貧富差異是擴大了，還是不變，有一點是肯定的，大多數學者都對成績的貧富差距感到憂心忡忡。

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經濟學家 Richard Rothstein 曾説，“過去的10年裏，美國的收入分佈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導致了學業成就的差異。”

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家 Robert Putnam 也表示了類似的觀點，“美國富人和窮人不管是在生活、學習，還是養育兒女方面，都在變得越來越分化和不平等。”

貧富家庭的育兒成本差9倍

美國不同收入的家庭在育兒成本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2013年發表在《人口統計學》（Demography）上的一項被引用了200多次的研究發現，1972年時，美國富裕階層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錢是低收入家庭的5倍，到了2007年，這個比率擴大到了9倍，富裕階層在兒女身上的投入幾乎翻番，而低收入家庭的投入僅增長了20%。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公共政策學者 Meredith Phillips 2011年通過調查發現，在6歲前，富裕家庭的孩子平均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花了1300小時的時間在家以外的地方，比如早教中心、博物館、購物中心等地方；而到了上學的年紀，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花了400小時在認字上。

政府砸的錢難道沒有用嗎？

自前蘇聯發射了斯普特尼克1號衞星後，倍感壓力的美國就推出了《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試圖提高國民素質，趕超前蘇聯。

前蘇聯發射的籃球大小的斯普特尼克1號衞星是第一個圍繞地球旋轉的人造物

@Mark Thiessen, National Geographic

此外，為了提升貧困人口的教育水平，美國第36任（1963-1969年）總統林登·約翰遜早在1964年就發起了the War on Poverty（向貧困宣戰）的法案。1980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在補償教育方案（旨在幫助有認知障礙或成績低下的兒童獲得成功的項目）上支出了5000億美金，而在 Head Start 早教項目上則投入了2500億美金。

這些錢砸到教育系統裏，難道連個聲響都沒有嗎？

研究公佈後，Hanushek 和 Peterson 在《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指出，美國政府向貧困宣戰的政策基本上只是浪費錢財而已，聯邦政府花費的數千億資金並沒有改善低收入兒童的教育成就。

Hanushek 和 Peterson 的觀點並非特立獨行，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此前的一項報告就指出，1971-2012年，近50年的K12資金投入並沒有提高17歲少年在美國國家教育進展評估（NASP）測試中的閲讀和數學成績。

1989年，Hanushek 自己對400項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後發現，學校預算和學生成績之間“並沒有很強的或是一致的關聯”。

所以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了呢？

Hanushek 和 Peterson 認為問題出在了教師團隊的素質上。

Hanushek 表示，“從積極的方面看，美國開展了許多旨在消除教育貧富差距的計劃，比如 Head Start 早教項目、對貧困生的聯邦資助、特殊教育項目等等。

但是從消極的方面看，教師的質量卻下降了，這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有着尤其惡劣的影響。而高中時的成績差異將導致未來收入的差異，每一代都和上一代類似，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也會變得貧困。”

Head Start 早教項目

Peterson 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教師質量也是造成成績的貧富差距沒有改善的一大因素，“有理由相信教師質量的下滑對於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來説有極為消極的影響，因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面對的是最沒有教學經驗的老師。”

Hanushek 一直以來的觀點是，如果要在學校方面找成績的貧富差距的原因，教師團隊參差不齊是禍首，光給學校投錢，或是縮小班級的規模都不會讓學生成功，而教師質量才是唯一值得投入的因素，“好的老師讓學生成績突飛猛進，壞的老師則是反面”，如果能把教師團隊中最差的10%清除出去，那麼學生將會獲得巨大的進步。

家教差錢

當然了，造成成績的貧富差距的另一個核心在於家庭。

Hanushek 表示，學生在校成績受到家庭背景的強烈影響，對於這點學術界鮮有異議。

他認為，家庭經濟狀況通過許多途徑影響孩子的學習成績。

比如，貧困家庭的孩子得不到基本的醫療和營養保障，因此大腦發育受到影響。又如，受過良好教育的母親會更多地同孩子説話，她們的詞彙量也大於教育水平不足的母親。

早在1966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 James Coleman 和同事發表在《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上的一項奠基性研究就發現，決定學習成績的關鍵關鍵在於家庭，而不是學校的教學資源。

當 Coleman 受美國教育部委託開始研究教育不平等時，他對好的學校的定義是這樣的：圖書館館藏豐富，擁有尖端的科學實驗室。起初 Coleman 猜測，這些教育基礎設施投入是學生成功的關鍵。

可是，當 Coleman 撰寫的長達737頁的《教育機會均等調查》（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urvey）報告出爐時，他卻全盤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設想。

這份報告指出，主導學生成績的，是家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和種族與兒童的學業成績密切相關，而和班級的大小等教學資源不相關，學校額外的教育資源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甚至有不少學者認為，學習成績的貧富差距的關鍵在於貧富差距導致的家教，以及文化的差異。

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 James J. Heckman 等人認為，對於孩子的認知能力以及性格的養成來説，父母的教育和父母的收入同等重要，而且其重要性尤其體現在學前階段，“人生早期的生存條件，以及這個階段孩子接受的信息對他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打倒貧困就萬事大吉的思維定勢上，將大錯特錯”。

因為討論美國福利制度的著作《失落地：美國社會政策 ，1950-1980年》（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而引起美國社會各界熱議的作者、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政治經濟學家 Charles Murray 則把收入不平等看作一種“症狀而非病因”。

《失落地：美國社會政策 ，1950-1980年》

他認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兩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文化鴻溝，受過教育的人愈發傾向於和受過同等教育的人婚配，或者選擇單身，“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和錢沒有關係，而是文化使然。美國的底層階級不斷擴大，他們甚至都不能好好地照顧自己…”

《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對人類嫌貧愛富的本質説了一段話——

我們都希望美名遠揚、贏得尊敬，害怕落到名聲掃地、為人不齒的下場。可是一旦我們進入社會，很快就會發現人們尊敬的不僅是智慧和美德，蔑視的也不僅是罪惡和愚昧。

…人們之所以一心向上爬是為了得到別人的尊敬和欽佩，要達到這個夢寐以求的目標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勤學苦讀、潔身自好，一是升官發財、飛黃騰達。而大多數人總是毫無私心地（這一點很奇怪）頂禮膜拜着財富和地位。

貧富差距這個問題，自古難解。可是，還有夢的孩子就要揹負這個重擔，尤其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