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中國歷史的一個最重要支點——珍寶島事件_風聞

研究新中國歷史的一個最重要支點——珍寶島事件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曆史上，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影響重大的事件，如抗美援朝、五七年“反右”、廬山會議、抗美援越、文化大革命、九一三林彪事件、恢復聯合國席位、尼克松訪華、鄧小平復出、改革開放、對越自衞反擊等等；但這些標誌性事件，就國內國際影響的能力與深遠度而言，沒有一件比的上珍寶島事件。

發生在1969年春天的中蘇珍寶島衝突，規模很小，好像很不起眼；卻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格局與未來發展，以及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與未來發展，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可以説，毫不起眼的珍寶島中蘇衝突事件，是一個撬動中國與世界歷史走勢的支點，也是一個研究新中國前三十年曆史的重要支點。

而這個事件的隱秘之處在於：此事件的策劃者，出於當時政治現實的敏感性考量，堅決遵循了一條原則：只做不説，而且不露任何痕跡。估計真正知道這一事件背後戰略動機的人，當時不超過三人，甚至只有兩個人。

他們策劃這件事，可謂深謀遠慮，用心良苦。

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認識珍寶島事件的重要性，不是因為發現了新史料，而是因為歷史是有生命與邏輯的，如果缺失了對這一事件的客觀認識，我們就很難解釋通透當時與此後中國政局與世界政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實際上，如果只以國內的視野看這件事，這一事件的發生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議：

第一、雖然中蘇關係當時已經比較緊張，但畢竟雙方都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名義還是同志加盟友；而且雙方明明還在南方聯手抗美援越，在東北怎麼就因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島打起來了呢？

第二、當時中國與蘇聯相比，力量比較弱，但主動進攻方卻是中國，弱者挑戰強梁，這不符合常理。

第三、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當中，國內秩序比較亂，按常理不應去招惹蘇聯，再給自己在外部找麻煩。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珍寶島事件爆發，是因為中國高層決策者想轉移國內矛盾。

這種觀點看似合理，卻很可疑。因為當時蘇聯是世界超級強國，以蠻橫暴力聞名於世，又與中國是近鄰。中國主動挑戰它，轉移國內矛盾，風險太大，大到不可想象。中國的政治家，不可能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犯這樣低級的錯誤。

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大一些，以全球的視野看待珍寶島事件的發生，它的重要性與符合事理的邏輯性，馬上就凸顯了出來。這要從兩個方面説起。

**國際方面，**從全球態勢上講，當時的美蘇爭霸處於白熱化狀態，兩大陣營在歐洲、中東、遠東地區的戰線逐漸穩定下來之後，開始把爭奪重點放在了東南亞。

雙方開始時在東南亞發動的是代理人戰爭，然而它們交手不久，美國人就清晰地意識到，自己與中蘇相比在地緣上處於劣勢地位。美國人擔憂，自己如果失去越南，就會失去東南亞；而失去東南亞，島鏈斷開，可以意味着韓國、日本難保；而失去韓國與日本，就意味着可能失去西太平洋與亞洲大陸。

這樣的結果美國人絕不能讓它發生，情急之下，它只能親自出馬，直接發兵介入越南戰場。

然而，美國人很快就看明白了，在越南戰場上，它根本沒有不希望戰勝蘇聯與中國。美國人清楚地意識到，要避免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地緣政治噩夢，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拆散中、蘇聯盟，把中國從蘇聯陣營中拉出來。與蘇聯有矛盾的中國一旦不再與美國為敵，哪怕只是保持中立，蘇聯也將不得不從戰略攻勢轉為守勢，越南、東南亞自然不足為慮了。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戰略考量，1966年2月， 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 邦迪提出， “美國應在堅持抵制亞洲共產主義擴張的同時，嘗試同中國接觸的可能性。”

1966年3 月，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了12次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聽證會，聽證會上，絕大多數專家都要求政府軟化對中國的政策。 

中國國內方面，中國進行社會主義事業，開始時以蘇聯模式為藍本；但到五十年代中後期，蘇聯模式出了問題，不但東歐國家的人民不滿意，中國的政府與人民也開始不滿意。

然而，除了蘇聯模式外，世界上就不存在其他還算成熟的社會主義模式可供中國模仿，而且從馬克思理論的書本上，也找不到可以落地操作的具體的經典社會主義模式。這意味着中國要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只有靠自己摸索發展，只能在不斷試錯中往前走。

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摸索過程中，吃了很多苦頭，跌了不少跟頭。中國的最高決策者相當焦慮，但也逐漸看清擺在前邊的只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扛着理想主義的大旗，繼續孤獨而激進地沿着原先的路線探索。

第二條路是，不動聲色地適當改變一下，既然蘇聯模式不行了，是否可以去其兩端，適當折中，走出一條現實主義的道路？但走現實主義道路，就不能自我孤立，最起碼不能與美蘇兩大陣營為敵，如果要得罪，只能得罪一方。

中國不跟着蘇聯亦步亦趨，實際已經深深得罪了狂妄的蘇聯；如果走得更遠一些，必然得罪得更厲害。既然一定會得罪蘇聯，而且可能有一天會與它徹底決裂，那就必須想法與美國搞好關係，沒有整個西方陣營的容納與幫助，中國不可能自己闖出一條新路，甚至安全都難得到保障。

也就是説，到六十年代中期時，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已清楚地意識到，為了國家的前途與利益，中國應該而且必須與名義上的敵人——美國——改善關係。可是，這在實際操作中，不能不顧慮路徑依賴，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若驟然轉彎，黨內、黨外都難交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因此，在看到美國釋放出來的和解信號後，中國做出了有限度的回應——通過秘密管道告訴美國政府: 如美國不侵略中國和越南北方，中國將不直接介入越南戰爭。

然而，不公開積極回應，並不代表不為將來的變化做些必要的鋪墊。有些研究者甚至認為， 文革的爆發，雖有各種現實原因，但不排除故意攪混水，鬧出大動靜，轉移一下國內外注意力的考量。

美國繼續釋放善意信號，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強調，美國不應“把中國永遠排斥在國際大家庭之外”。 

1969年2 月1日， 尼克松宣誓就職僅僅12天，就要求政府官員試探同中國官方接觸的可能性。

中國政府繼續大罵美帝國主義，表面上沒有任何友好的表示；但一個月後，也就是3月2日，中國最高決策層在認真權衡利弊與算計得失之後，給了尼克松送去了一個天大的驚喜——珍寶島中蘇衝突爆發。

尼克松一顆懸着的心徹底落地，他相信了中國的誠意，越南那個爛攤子，瞬間變得無關緊要了。

同年7月， 美國投桃報李，宣佈取消某些對華貿易管制，放寬去中國旅行的限制，停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

同年12月，中美外交官在波蘭華沙秘密接觸，友好地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此後，一系列看似突兀的歷史事件順理成章地發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鄧小平復出、結束文革、對越自為反擊戰、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蘇聯入侵阿富汗、八十年代政治風波、蘇聯解體等等。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沒有珍寶島事件，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因為當時語境下的開放，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開放，如果與西方世界處於敵對狀態，單方面開放沒有任何意義。而且國內的改革，也是謹慎地參照西方世界，而配合對外開放，改的是蘇聯模式下的弊端，如果沒有西方的容忍與幫助，難度將成倍增加。

人們習慣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的後四十年割裂開看，其實這是非常片面的，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血脈相通，存在着密切的因果關聯。

中國今天能走到復興這一步，當然有幸運的成分，但關鍵還是人謀。中蘇珍寶島衝突，看似是個不經意的偶然事件，實際卻是人謀的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