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貴族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_風聞

貴族受教育的目的，有個人和集體兩個層面。在個人層面，貴族子弟要學習恰當的知識與技能，為將來的職業做準備，這和平民家庭的孩子差不多。在集體層面，貴族子弟對自己的家族乃至整個貴族階層負有責任。往小了説，是保證自己的家族生存和延續，並儘可能繁榮發展，獲得更多榮耀和權利；往大了説，要維護整個貴族階層的生存和價值觀。所以，貴族孩子肩負着雙重責任。

而對諸侯和君王的子弟來説，教育的意義就更重大了。伊拉斯謨在《論基督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中説：“得到一位良君的主要希望便繫於他所受到的恰當教育……王儲的心智必須從（人們所謂之）襁褓之始，當其保持開放、未經發育之時，即灌輸以健康的思想。……要是無權選擇君主，就必須相當細緻地挑選教育王儲的人。”[1]

教育的不平等

貴族制度植根於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在貴族階層內部，甚至單一的貴族家庭內部，也存在極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兄弟之間也不平等。

在施行長子繼承製的貴族家庭，長子會繼承頭銜和家業，責任重大，所以長子得到的教育往往也最好。長子從小就會受到諄諄教導，他長大之後會成為一家之主，整個家族的榮譽都仰仗他。如果家族的資源有限，父母在給孩子安排婚姻時，顯然最重視長子。兄弟幾個都從軍的話，父母往往會想方設法把長子安排到最有威望的部隊（比如近衞步兵團或總參謀部），其他兒子就在普通部隊（比如常規的線列步兵團）。

幼子並非不重要。在現代醫學誕生之前，兒童夭折率很高，男性也特別容易死於戰亂、鬥毆等因素，所以家族需要足夠多的男孩當預備隊。長子意外死亡而幼子繼承家業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長子和幼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因素。即便很多貴族家庭也沒有財力為所有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為了維護家族的延續和榮譽，需要很多家庭成員做出犧牲[2]。在中世紀，往往是長子接受昂貴的騎士教育，將來成為騎士、統治者和軍人；而幼子到修道院接受較便宜的宗教或人文教育，將來當教士。

貴族女性往往是婚姻市場的商品。女兒們的使命主要是與其他家族結婚，以維護和壯大自己的家族。她們受到的教育主要培養她們成為賢妻良母和莊園女主人，而不是為了獲得知識和文化。父母對女兒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和對兒子的投入相比。1935年，奧地利貴族加布裏埃拉·圖恩-圖爾恩（Gabriele Thun- Thurn）概括得很準確：“對兒子當然要給他最好的教育，讓他學習將來的職業需要的一切知識和技能。兒子要成為全方位發展的人，成為自己階層的優秀代表。至於女兒，父母要幫助她們為生活做好準備，也就是女人持家的本領。”[3]

中世紀和現代早期的男性貴族教育

男孩受到的教育當然與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從事的職業息息相關。貴族可以對科學藝術感興趣，但他們不可能以此為業；貴族可以投資商業吃利息，但不可能自己去做買賣。這些活動都是不符合貴族體面的。符合貴族身份的職業要麼是地主，要麼是為國效力，在宮廷、外交部門、行政官衙或軍隊為君主服務。

在中世紀盛期，身體訓練對貴族子弟的教育特別重要，主要是騎術和使用兵器。如果父親不能親自教導，也請經驗豐富的教頭來給兒子傳授軍事技能。奧托三世皇帝（980—1002）接受霍伊科（Hoico）伯爵的教導，亨利六世皇帝（1165—1197）的武藝教師是著名的騎士海因裏希·馮·卡爾登（Heinrich von Kalden，1175之前—1214之後）。青年貴族經常到別的宮廷受教育，充當騎士侍從和侍童，長見識，學宮廷禮儀。公爵韋爾夫五世（1073？—1120）“宮中秩序井然，因此兩個公國的最尊貴的人都爭先恐後把兒子託付給他教育和訓練”。[4]

海因裏希•馮•卡爾登

在中世紀，除了預定要當神職人員的孩子之外，大多數貴族子弟很少得到正規的文化教育。貴族孩子早期的教育大多在家中完成，父母聘請的家庭教師往往是神職人員，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師。所以貴族在初始階段大多是在家受教育（homeschooling）的學生，一般不會去上公立學校，一直到19世紀上半葉都是這樣。貴族女孩在家受教育的習慣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為了省錢，往往出現鄰近的好幾家貴族聘用和分享同一個家庭教師的現象。1699年舍恩博恩（Schönborn）伯爵家族教育子弟的每日課程安排留存至今，讓我們能體會到當時的貴族孩子是多麼辛苦：早晨5點起牀，複習預習；9點到10點半聽家庭教師講課，然後才吃早飯；練法語會話；午飯；中午可以玩一會兒魯特琴；學法語；下午3點開始學法律，然後練擊劍、舞蹈、騎術等符合貴族身份的運動。[5]

總的來講，到15世紀，大部分貴族一般至少通文墨（一般除了母語文字還懂一些拉丁文），會簡單的算術。到17和18世紀，貴族還要學習法語、地理、歐洲文學、各國王朝的歷史和一些法律知識。他們還要學習如何與僕人和農民打交道，以及騎術、打獵等社交技能。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之後，宗教教育也變得更重要。15世紀末之後，南德貴族開始流行到大學學習法律，北德貴族緊隨其後。預定要去教會發展的天主教貴族子弟可以去精英的耶穌會中學，然後去德意志之外（一般是意大利或法國）讀大學。[6]

貴族少年可以去專為貴族子弟服務的“騎士學校”（Ritterakademie），為進入宮廷做準備，主要學習騎術、禮節、舞蹈、擊劍、音樂等，沒有高水平的學術教育。騎士學校起源於西歐和南歐，後來發展到神聖羅馬帝國。帝國的貴族子弟起初也會去法國的騎士學校就讀。1594年，德意志的第一家騎士學校在圖賓根建立，隨後出現了很多類似的貴族教育機構。約瑟夫二世改革期間，奧地利的所有貴族教育機構都被解散，後來只有兩家重開。19世紀，絕大多數騎士學校要麼解散，要麼改為現代化的文理中學。

除了書本知識和舞蹈擊劍等貴族所需的社交技能之外，旅行的歷練也很重要。文藝復興以後，貴族子弟在結束教育之後，如果家庭條件許可，還往往會去“壯遊”（德文Kavalierstour或Bildungsreisen，英文Grand Tour）。壯遊是貴族子弟的一種傳統旅行，後來也擴展到富有的平民階層。壯遊尤其盛行於18世紀的英國，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記述。壯遊的主要價值，一方面是接觸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遺產，另一方面是接觸歐洲各國的貴族和上流社會。一次壯遊可能會持續幾個月到幾年，通常有博學的嚮導或教師陪伴。

德意志貴族壯遊的目的地一般是法國、尼德蘭和意大利，而較少去西班牙、英格蘭或斯堪的納維亞。[7]從歌德等人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生長於北方的德意志人似乎特別喜愛陽光明媚並且與古典文化有關聯的意大利。德意志貴族子弟一般在十四歲至二十歲去“壯遊”。為了交際，也為了省錢，他們常常成羣結隊，由一名家庭教師陪同和監督。他們會去拜訪著名的大學城，比如博洛尼亞；但更重要的是拜訪各地的君主宮廷和豪門大族，以汲取上流社會社交的經驗，也許能締結到有價值的友誼或盟約，也許還能邂逅合適的結婚對象。

換句話説，貴族壯遊不是為了獲取知識，不是為了體察民情，不是為了結識平民階層的人，而主要是為了和外國的本階級人士（外國貴族）攀附結交。如果有機會在某位君主的宮廷服務，也是極其寶貴的經驗。回家之後，壯遊的經歷也是很好的談資，説不定足夠在社交場合吃一輩子了，還可能因此得到貴婦小姐的青睞。

歌德在意大利

薩克森選帝侯“強壯的”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一世（1670—1733）還是世子的時候的“壯遊”很典型。

年滿十七週歲後，1687年5月19日，他化名“萊斯尼希伯爵”，在家庭教師哈克斯特豪森、醫生巴託羅繆博士和另外三人陪同下，開始長途旅行，從萊比錫出發，途經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和斯特拉斯堡去巴黎，拜訪路易十四的宮廷；然後去馬德里，得到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的接見；隨後訪問葡萄牙、英格蘭、荷蘭、丹麥、瑞典，然後途經法蘭克福、紐倫堡、奧格斯堡、慕尼黑和因斯布魯克去威尼斯體驗狂歡節，從意大利返回，取道維也納，拜訪皇帝的宮廷，最終於1689年4月28日回到德累斯頓。他給父親定期寫信報告自己的見聞。

歐洲幾個大國的宮廷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他的審美和理念影響極大。旅行期間還發生了一系列冒險、愛情故事和決鬥。[8]

新時代的文理中學、大學和軍校

不過隨着現代國家的萌芽與發展，公務員、軍人、外交官也不是那麼容易當了，對人的要求越來越高。1866年，巴伐利亞政府開始強制要求軍官必須有中學畢業文憑。普魯士沒過多久也提出了硬性的學歷要求。[9]

貴族在家裏受的傳統教育和“壯遊”的經驗越來越無法滿足現代政府的需求。騎士學校也不足以為培養孩子成為合格的現代公務員、外交官或軍人。19世紀下半葉，普魯士的騎士學校逐漸關門。有的騎士學校也吸收了新形勢下需要的課程（自然科學、現代語言等），比如萊茵蘭和威斯特法倫地區天主教貴族常去的貝德堡騎士學校（Ritterakademie Bedburg，1842—1922），但漸漸這些學校也跟不上時代了。

貝德堡騎士學校，1854年

貝德堡騎士學校今景

德意志的“教育市民”（Bildungsbürger）階層在19世紀憑藉優異的教育、專業技能和文化，漸漸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成為貴族的有力競爭者。現代化的文理中學（Gymnasium）教育是“教育市民”階層興起的重要因素。

1806年—1815年，在拿破崙的威脅和壓力之下，普魯士中興名臣施泰因和哈登貝格開展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主要由偉大的教育家威廉·馮·洪堡（1767—1835）負責。他的努力包括建立現代的文理中學。這些中學的課程有拉丁文、希臘文、數學、自然科學等。按照洪堡的新人文主義思想，教育不應當像啓蒙時代那樣講求目的和實用，宗旨不單純是培養為國家服務的人，而是全面培養人的精神與品格。

英國教育家馬修·阿諾德（1822—1888）對普魯士文理中學讚揚道：“普魯士人對它們很滿意，也為之驕傲。他們有理由滿意和驕傲，因為文理中學籌劃得非常聰明，能滿足他們非常聰明的要求”。[10]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利芬説德意志文理中學比同時期英國培養上流社會子弟的公學更為開明，前者的使命是培養聰明而有文化的官員。

所以德意志文理中學不像英國公學那些喜歡給學生填鴨式硬灌古希臘文和拉丁文語法，而是利用德意志學者在古典學方面的偉大成就，讓孩子對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哲學與社會產生興趣，這樣的話“費希特，甚至洪堡，計劃培養出的人才即便不是哲學家王，也是哲學家官僚，可以成為治理普魯士的棟樑之才”。另外，德意志文理中學的有組織體育運動比英國公學少得多，後者似乎過於重視體育了。[11]

偉大的教育家威廉•馮•洪堡

有的貴族刻意與資產階級氣味濃厚的現代正規學校教育體制拉開距離，但也有不少貴族開始和平民孩子一起上文理中學。不過19世紀的文理中學學生大多來自家境富裕或至少小康的資產階級家庭，貴族屬於少數。一位英國訪客欽佩地説：“德意志貴族子弟和商業階層的孩子坐在一起上課，並不為此羞恥”。[12]

大多數貴族子弟會讀私立的寄宿中學。以奧地利為例，最受貴族歡迎的寄宿中學有維也納的特蕾西亞學校（Theresianum）、位於費爾德基希的晨星（Stella Matutina）耶穌會中學、卡爾克斯堡耶穌會中學（Kollegium Kalksburg）等。貴族男孩一般十歲進入這樣的寄宿中學，每年只能回家休假兩三次。

這幾家學校以紀律嚴格著稱，尤其是在天主教會開辦的學校，特別強調樸素、克己和服從。孩子們往往很早起來，餓着肚子做晨禮，學習時間很長，自由活動很少。奧匈帝國末代皇后濟塔的哥哥、帕爾馬及皮亞琴察公爵薩維爾二戰期間被納粹投入達豪集中營，他後來説，自己幼年在晨星耶穌會中學的生活為他後來的集中營牢獄之災做好了準備，因為他在中學就學會了忍飢挨餓和吃盡各種苦頭。

這種嚴峻的寄宿學校生活可以被理解為磨練品格、培養忍耐和自制力的方式。而共同經歷過這種考驗的同學往往成為摯友。[13]

文理中學為上大學做準備。因為家境優越，很多貴族子弟可以在歐洲各個著名大學遊學聽課，而且他們往往更享受大學生的自由生活，所以很多貴族大學生並不會完成學業、拿到文憑。他們也不在乎。這種情況到19世紀後半葉才改變。[14]

讀大學的貴族子弟常選擇的專業是法學，因為這樣能為當法官和行政長官做準備。19世紀，即便貴族子弟將來要繼承家裏的莊園、從事農業，也很少學農學、林學等專業。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後，貴族子弟才比較多地選擇農學、林學等實用性強的學科。有的大學受到貴族的偏好，因為貴族在這些大學裏比較容易拿到文憑，比如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大學和耶拿大學。

哥廷根大學“成了全德貴族階級所賞識的學校，貴族青年都到那裏去學習法律和政治科學，同時也在那裏學習禮貌和風度”。[15]（大部分）貴族上大學不是為了成為專業學者，而是為了拿到文憑，以便將來當官。[16]對很多貴族，比如年輕的俾斯麥來講，大學生活就是飲酒作樂、打打鬧鬧，是愉快的時光，而不是頭懸梁錐刺股的苦學。奧匈帝國的皇太子魯道夫（弗朗茨·約瑟夫之子）曾批評，貴族大學生因為慣於舒適和享樂，學習成績一般不如市民階層的大學生。[17]

在大學裏，貴族的主要社交生活是參加形形色色的大學生社團（Studentenverbindung）。德意志的大學生社團很有特色，往往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傳統（儘管有些傳統在現代顯得怪異），有自己獨特色彩和設計的服裝、帽子、緞帶等（合稱Couleur）和規章制度。

Corps是大學生社團的一種，比較精英主義，超越種族、民族、宗教和黨派的限制。形形色色的Corps很多，參加Corps的往往是富裕而懶散的大學生，包括貴族，不過即便到1900年，貴族在德國大學生中也佔少數。

“19和20世紀之交，Corps中貴族的比例下降到了8%。”Corps的新成員要經受一系列考驗，參加許多儀式，才被大家接受。Corps的儀式感非常強，有句名言是“喝酒作樂這種不嚴肅的事情，需要嚴肅的儀式來管理”。擊劍決鬥（Mensur）是Corps常見的元素，大家必須表現出勇氣、冷靜和始終願意為了自己的榮譽而接受挑戰。大學畢業之後有職業和收入的舊成員（Altherr，字面意思是“老先生”）出於對自己青春年少時的自由/放蕩生活、夥伴情誼的懷舊，往往願意慷慨解囊，資助學弟們。而Corps的關係也構成人脈網，對大學生的未來生涯有很多幫助。[18]

1858年的一個大學生社團

大學生擊劍決鬥，1890年

身穿Couleur並佩劍的大學生

既然從軍是貴族的主要職業選擇之一，那麼許多貴族子弟在軍校（Kadettenanstalt）受教育就不足為奇了。普魯士的第一所軍校開辦於1645年，薩克森的第一家軍校創立於1692年，巴伐利亞的軍校始建於1756年。

這些早期的軍校都只收貴族，直到拿破崙戰爭時期面對局勢壓力才開始招收資產階級子弟。遲至1910—1914年，柏林-裏希特菲爾德的著名軍校培養的約1200名軍官學員中仍有386人是貴族。[19]

1717年，柏林，站崗的軍校學員

19世紀的德意志軍校招收十歲及以上兒童，學員要待六到八年，畢業之後獲得軍職。19世紀40年代起，德意志軍校的課程其實和普通文理中學類似，但更強調數學和現代課程，而不是古典學。軍校生活嚴酷而艱苦，是“極權主義”的機構。

學員5點半起牀，晚上10點睡覺，一天中的每一分鐘都處於管制之下。他們小小年紀就要學會絕對服從上級、堅定不移地完成任務。只有到了高年級，學員才學習軍事，但對低年級學員來説，軍隊的氣氛同樣瀰漫着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軍校培養的主要是鋼鐵意志、堅忍不拔和其他軍事美德，對學術成績不太看重，對道德情操和審美更是不以為然。不過軍校的使命主要是培養一線作戰軍官，所以很適合。[20]

很多貴族世家世代從軍，常常也是很多代人都受過同一家軍校的教育。年輕的學員在軍校食堂用餐時，説不定就坐在自己的父輩或祖先的同一個位置，用的是同一套餐具。[21]這是貴族軍事傳統延續性的突出體現。

1900年，柏林-裏希特菲爾德的軍官學員

貴族女性的教育

如果説貴族男性的教育很少鼓勵他們追求知識和文化本身，那麼貴族女性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女孩受到的教育主要是為了吸引未來的理想夫君，以及成為主持家庭的女主人。

第二帝國時期柏林著名的沙龍女主人和俾斯麥的好友，出身符騰堡貴族的希爾德加德·馮·施比岑貝格男爵夫人（Hildegard von Spitzemberg，1843—1914）説，絕大多數德意志貴族女性受到的教育都極差，她們對家庭之外的世界也沒什麼興趣。[22]這話也許有謙虛和自貶的成分，因為施比岑貝格男爵夫人自己就是在文化人與政治家當中游刃有餘的貴族女才子。

希爾德加德•馮•施比岑貝格男爵夫人

中世紀到現代早期，貴族女孩除了在家受教士或家庭教師的教育之外，到一定年齡後可以去教會女校（Damenstift）。也可能把貴族女孩送到修道院受教育。1223年，烏爾裏希·馮·達克斯貝格（Ulrich von Dachsberg）贈送温德斯托爾夫主教區修道院一塊土地，條件是讓他的女兒在那裏“免費吃住，直到她把《聖經·舊約》中的《詩篇》卷全部學會”。

修道院裏教師（一般為修女）的知識水平一般不高，所以使用大量德語材料。不知為什麼，對中世紀貴族女性教育來説，《詩篇》似乎特別重要，簡直是必修課。

修道院長阿爾伯特·馮·施塔德（Albert von Stade，1187之前？—1256至1264）描述著名的貴族女學者、科學家和聖徒希爾德加德·馮·賓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時説，她“像其他貴族青年女子醫院，除了《詩篇》卷別的什麼都沒有學過”。13世紀的藝術家塑造的貴婦形象很多都手拿《詩篇》。[23]

希爾德加德•馮•賓根

雖然中世紀大部分德意志貴族女性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也出現了一些學識淵博的貴族女性。康拉德二世皇帝的皇后施瓦本的吉澤拉（Gisela von Schwaben，989？—1043）和她的兒媳，亨利三世的皇后普瓦圖的艾格尼絲（Agnes von Poitou，1025？—1077）是兩位有名的識文斷字的女政治家。

圖林根方伯路德維希一世（？—1140）的女兒尤迪特（1130？—1174）後來成了波西米亞王后，她“在科學知識和拉丁語方面的造詣很深”。[24]

普瓦圖的艾格尼絲

施瓦本的吉澤拉

近代，貴族女孩到寄宿學校（Mädchenpensionat）受教育成為風尚。最有名的一家貴族女子寄宿學校要數阿爾滕堡的瑪格達萊娜教會女校（Magdalenenstift in Altenburg），它始建於1665年，原為薩克森-阿爾滕堡公爵為自己妻子瑪格達萊娜準備的住所，以便自己死後妻子能得到很好的照料，不過建築沒有完工公爵夫人就去世了。1702年，宗教詩人和慈善活動家亨麗埃特·卡塔琳娜·馮·格斯多夫（Henriette Catharina vonGersdorff，1648—1726）男爵小姐請求當時的公爵將這家機構改為慈善機構，供生活無着的貴族女子容身，併為貴族女童提供恰當的新教教育。公爵二話沒説答應了。於是瑪格達萊娜教會女校從1705年開始運營，到1970年解散時共經營了兩個多世紀（納粹時期曾被禁止）。

女童七歲入學，可以待到十七歲。教師主要是牧師和在學校工作的貴族女子。

阿爾滕堡的瑪格達萊娜教會女校

這些貴族女校的宗旨不是培養女才子，而是培養社交能力和持家技能，課程有英語、法語、女紅、繪畫、鋼琴等。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意志的很多貴族家庭漸漸陷入貧困，於是貴族女校開始提供實用課程，比如1900年瑪麗亞·馮·塔登（Marie von Thadden）在卡塞爾開辦的學校教貴族女孩烹飪、洗衣、園藝、養雞和護理等。

這種課程一般只有一年時間。[25]1907年，德國最大的貴族社團和互助組織，德國貴族協會（DAG）得到慷慨資助，在薩克森的勒比肖（Löbichau）建立一家“女子經濟學校”，每年招收三十六名貴族女生，培訓烹飪、烘焙、做果醬蜜餞、洗衣、熨衣、收工、園藝、縫紉、養家禽等實用技能。1918年之後，對大量家境敗落的貴族女子來説，這些技能越來越成為救命稻草。[26]

貴族反智主義？

    納粹作家漢斯·約斯特（Hanns Johst，1890—1978）獻給希特勒的戲劇《施拉格特》（Schlageter）裏有句名言流傳至今：“一聽到文化這個詞,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寧！”（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後來有人錯誤地把這話歸於希特勒、戈林等人，以挖苦他們的粗鄙。在19和20世紀，其實頗有一些德意志貴族對“文化”真的是恨不得掏出手槍。

漢斯•約斯特

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資產階級憑藉教育、知識和專業技能，在各行各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對他們來講，教育至關重要。很多資產階級人士從小聽着母親的鋼琴音樂長大，自幼學習多種語言，長大之後成為工業、金融、法律等行業的領導者。知識就是力量，這一點不誇張。

然而對貴族（尤其是小貴族）來講，教育卻沒有同等的崇高地位。資產階級的教育觀念是鼓勵個人的自由發展，而貴族的教育觀念是培養同質化的羣體，反對突出的個人主義。貴族階層日漸受到風吹雨打，面對資產階級的強力競爭而逐漸衰微。越是走下坡路，貴族就越需要固守自己的思想準則和生活方式，與資產階級拉開距離，並維持優越感。[27]

    貴族，尤其是高級貴族，在資產階級風格的新型教育體制裏其實表現得不錯，往往達到很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1908年的一次調查顯示，有46名貴族從事寫作，其中不少人還小有名氣。[28]擁有博士學位的貴族也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德軍傘兵軍官弗里德里希·馮·德·海特（Friedrich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Heydte），不僅是男爵，還擁有兩個博士學位（法學和政治學）。不過，貴族對教育的態度有明顯的地域差別。一般來講，德國西部和南部貴族對教育更為重視，文化水平也更高。北德，尤其是普魯士容克，作為不學無術的土老帽成為漫畫的嘲諷對象，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部分貴族的沒文化，不是因為經濟條件差，而是因為他們有意識地與學校教育和書本教育保持距離，表現出反智主義傾向。歷史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蒐集的大量貴族回憶錄、書信和日記等材料中，貴族對自己少年時代接受學校教育的回憶往往是：可憎的資產階級出身的教師、沉悶無聊的上課時間、對糟糕的考試成績無所謂；反抗乃至毆打非貴族出身的教師、校長；受到左翼教師教唆的資產階級同學辱罵和攻擊貴族學生。

現代學校教育體制被資產階級主導，作為學生當中少數派的貴族常感到自己被邊緣化、受威脅，他們的排斥教育有反資產階級的意味。

約阿希姆·馮·温特菲爾特-門肯（Joachim v. Winterfeldt-Menkien，1865—1945）是普魯士的地主和地方大員，自己也很有文化，但他對走上資產階級學術道路的親戚，大學教授保羅·馮·温特菲爾特的描述卻相當負面。保羅滿臉鬍鬚，高度近視，離羣索居在寒酸的公寓裏，家裏除了成櫃的書，幾乎什麼都沒有。温特菲爾特家族的人大多是軍官、地主和官員（也就是普魯士貴族的傳統職業），保羅與家族之間的鴻溝很深，交往很少。這個研究中世紀曆史的老學究幾乎被親戚完全拋棄。學術並不是傳統的貴族行當，即便是學富五車的老教授也不會得到貴族的尊重。[29]有一位貴族被其他貴族戲稱為“書蟲”，其實他僅僅讀狩獵報紙而已。[30]

那麼貴族尊重什麼呢？博濟斯拉夫·馮·塞爾肖（Bogislavvon Selchow，1877—1943）出身普魯士軍官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海軍軍官，魏瑪時期上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他講過自己上中學時的一個段子。因為搞體育運動時出事故，他的大腦受到“震盪”，拉丁語考試不及格。於是他寫信給首相俾斯麥，引用了一句拉丁文來讚頌他。

俾斯麥在回信裏表揚了他的拉丁文。塞爾肖把俾斯麥的信拿給校長看，校長看到俾斯麥已經發了話，只得給他及格。[31]塞爾肖後來成為大學者，但對自己少年時代的“花招”津津樂道，這可以體現貴族對教育的觀念：書本知識比不上頭腦靈活和性格堅定，而這些品質，（他們相信）是貴族與生俱來的。俾斯麥曾譏諷地説，資產階級富不過三代，因為第三代就開始學藝術史了。[32]威廉二世流亡期間的全權代表馬格努斯·馮·萊韋措説：“有三位德國偉人，大家只要聽他們的話就足夠了……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麥：農民、君主和貴族。德國人需要知道的，這三位都已經説得足夠多了。”右翼知識分子和詩人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也説：“對正派人來講，五十本書就足夠了。其餘的都是‘教育’。”[33]這幾句話很能代表部分貴族對文化的輕蔑。

典型的貴族追求的是“無所不包的膚淺知識”[34]，而不是在某一個具體學科的專門知識。也就是説，貴族喜歡的是廣度。無論什麼話題，藝術、建築、宗教、文學、博物學、法律等等，貴族都能侃侃而談，知識面極其豐富，令人眼花繚亂；但在任何一個領域他們都沒有深度。貴族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淺嘗輒止的廣泛涉獵以及它帶來的愉悦。貴族是雜家，不是專家，也不想當專家。在社交場合，資產階級專家知識分子冗長而專業的誇誇其談，令貴族厭惡。[35]貴族抱有這樣的文化觀念：貴族天生的優雅、智慧和鑑賞力，賦予其文化上的權威和創造力。這些品質是天生的，學不來的（甚至會被專門學習破壞），是專屬於貴族的。[36]

培養未來“精英”的右翼教育

魏瑪共和國時期，很多貴族仍然堅信自己身為傳統精英，是理所當然的國家與社會領導者。為了在年輕一代貴族當中培養新的“領袖”，貴族作了很多教育方面的嘗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27年在圖林根艾森納赫附近一座貴族莊園建立的 “艾利納學校”（SchulgemeindeEllena）。它集中體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大部分德國貴族的保守和右翼思想模式。

該學校的創建人和校長是個出身資產階級的怪人，名叫古斯塔夫·胡恩（Gustav Huhn，1901—？）。他得到了一羣志同道合的貴族的支持，包括德國貴族協會領導人瓦爾特·馮·博根（Walter v. Bogen）和“紳士俱樂部”（也是貴族參與的一個重要社團）萊茵蘭分支的主席阿爾布萊希特·馮·霍亨索倫公子（Albrecht Prinz von Hohenzollern，1898—1977，後成為納粹黨員）。胡恩向貴族的呼籲是，他們應當承擔起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和國、反對議會民主制的鬥爭。他對貴族極盡諂媚，再加上他的反民主思想與大多數貴族相符，讓他贏得了很多貴族在金錢和思想上的支持。

按照他的設想，艾利納學校應當是超越不同地區和宗教的，面向全體德國貴族，培養新一代領導人。他的這些思想在當時都很常見，他自己的特色在於一種神棍式的説教，頗有神秘主義色彩：“古老的巨龍在拼死搏鬥。這時，基督的戰士米迦勒跳上白馬，他的盾牌熊熊燃燒如烈日。基督萬歲！第三帝國萬歲！”[37]胡恩既推崇貴族的高貴血統和種族主義，又帶有教育市民階層的賢能政治色彩，主張年輕貴族通過努力和成績來證明自己。艾利納學校的課程包括歷史、政治、國民經濟學、藝術史，也包括“人與自然的宇宙共同體”這種玄乎的形而上學。有意思的是，艾利納學校還有一個專門培訓農民和工匠的課程，招收無業平民青年。這個課程的目的是讓未來的領導人，即貴族子弟，與下層有直接的接觸，練習自己的領導技能。[38]

艾利納學校並沒有取得胡恩吹噓的成績，反而引起了貴族內部的爭吵。有不少貴族對胡恩和他的學校發出了質疑和抨擊。尤其是巴伐利亞天主教貴族指責“胡恩的愚蠢教導”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不符合貴族傳統的保守主義，違反貴族的君主主義思想。[39]巴伐利亞貴族卡爾·奧古斯特·馮·德雷克塞爾伯爵（Karl August Graf v. Drechsel）説，胡恩的課程“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與基督教精神牴觸……把舊的反天主教思想、極端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混合在一起……是後果嚴重的烏托邦幻想，比希特勒還誇張”。卡爾·馮·阿雷廷男爵（Karl Frhr. v. Aretin，1884–1945）[40]甚至説，胡恩思想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胡恩是列寧的傳教者。在阿雷廷這樣敵視納粹的天主教貴族眼中，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納粹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41]最後艾利納學校於1932年1月因為財政原因而關門。[42]德意志貴族教育的一個荒唐篇章就這樣結束了。胡恩不是納粹黨人，但他的思想在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很普遍；支持胡恩的那些貴族，後來很多成為納粹黨人，或是納粹的同路人。

​[1]伊拉斯謨。《論基督君主的教育》，李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9。

[2]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以及為了維護整個家族的利益，要求一個家族的部分成員作出犧牲。婚姻方面也存在不平等，也需要有人犧牲。那麼，貴族為什麼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或者説，家族作為一個機構，如何誘使或迫使部分成員作出犧牲？首先，家族網絡是靠山，是飯票，要對抗和背棄家族，簡直就是自殺。其次，有家法來做硬性規定，讓次子放棄財產，把全部財產都給長子，從而維護家族利益的完整性。第三，貴族家族擅長調節成員的情感，喚起他們對家族的忠誠。貴族兒童從小就被灌輸，家族的歷史多麼光輝，為了家族的利益許多祖先作了偉大的貢獻和偉大的犧牲等等；也譴責家族歷史上的害羣之馬，描述其可恥下場；並且家裏會擺滿英雄祖先的畫像、雕像、軍服、劍等物品，讓大家緬懷和紀念他們。見：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3-6.

[3]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Stand. Haymon Verlag, 2010. S. 35.

[4]布姆克，約阿希姆。《宮廷文化：中世紀盛期的文學與社會》譯者: 何珊、劉華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Pp.390-1.

[5] Demel, Walter;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Geschichte. Beck, 2014. S. 58-9.

[6] Ibid., S.56-8.

[7]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C.H. Beck, 2012. S. 136.

[8] Groß, Reiner. Die Wettiner. Kohlhammer W., GmbH, 2007. S. 174.

[9] Ibid., S.79.

[10]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173.

[11] Ibid., Pp.169-70.

[12] Ibid.,P.169.

[13]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Stand. Haymon Verlag, 2010. S. 49-50.

[14] Ibid. , S. 48.

[15]鮑爾生，弗利德里希.《德國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P.82.

[1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188.

[17]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Stand. Haymon Verlag, 2010. S. 48.

[18]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170-71.

[19]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C.H. Beck, 2012. S. 130.

[20]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171-2.

[2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51.

[22]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137.

[23]布姆克，約阿希姆。《宮廷文化：中世紀盛期的文學與社會》譯者: 何珊、劉華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Pp.423-4.

[24] Ibid., P.425.

[25]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C.H. Beck, 2012. S. 81.

[2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267.

[2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73.

[28] Ibid., S.75.

[29] Ibid., S.76.

[30] Ibid., S.77.

[31] Ibid.

[32] Ibid., S.109.

[33] Ibid., S.84.

[3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4.

[35] Ibid., P.120.

[36]德瓦爾德，喬納森。歐洲貴族：1400-1800。譯者: 姜德福。商務印書館，2008年。P.172。

[37]“第三帝國”的説法自古就有，當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思。1923年，保守派和反對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者阿圖爾·默勒·範·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在作品《第三帝國》中説，第一帝國是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是俾斯麥和威廉二世的帝國，第三帝國是未來的帝國。後來納粹偶爾使用“第三帝國”的説法，但這不是納粹的正式理論。希特勒在1933年9月1日説，他領導的國家是第三帝國，將持續千年。但1939年6月，他又禁止使用“第三帝國”的説法。二戰之後，把納粹德國稱為“第三帝國”的説法才流行起來。

[3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398-401.

[39] Ibid., S.405

[40]他的弟弟埃爾維因·馮·阿雷廷男爵是著名的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和反納粹人士。卡爾自己也敵視納粹。

[4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407-8.

[42] Ibid., S.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