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環境惡化，德國應擴大內需_風聞

【朱宇方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過去的這些年裏，歐元危機、銀行業危機、英國脱歐、民粹主義運動擾動歐洲政壇，美國總統特朗普則令世界貿易和跨大西洋關係陰霾籠罩，多個新興經濟體陷入困境拖累市場需求，再加撼動德國支柱產業的汽車“尾氣排放門”醜聞，照理這一系列的負面事件足以使德國經濟陷入泥淖，但德國經濟卻奇蹟般地保持了連年持續增長。

2018年德國年度平均失業率為5.2%，比2017年下降0.5個百分點，創下兩德統一後的新低，長期失業人數亦創下歷史新低——而且2015年的難民已經被納入統計。與此同時，德國的公共財政狀況也是好得令人咋舌，2018年各級財政盈餘再創歷史新高，總額達580億歐元，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7%。

德國經濟並不樂觀

德國經濟難道有什麼能逢凶化吉的秘訣？其實並沒有。

德國聯邦統計局新出爐的數據顯示，2018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較上年增長1.4%，雖然實現了2010年以來連續第9年經濟增長，但增速明顯放緩，全年增長率創下五年來的新低，三季度甚至出現負增長，四季度陷於停滯，勉強避免了衰退。而之前的2016年和2017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均為2.2%。日前，德國聯邦政府又大幅調低了對2019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從去年年底預測的1.8%下調至1.0%，經合組織預測的增幅甚至只有0.7%。可見，在連年高歌猛進的背後，德國經濟並非沒有隱患，而問題的不斷積累甚至有可能會把其推向下行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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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21世紀以來的德國經濟，面對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壓力和增長乏力的問題，德國主要立足的是降低成本、促進出口，而非增加內需和投資。一方面，以施羅德的“2010議程”為代表的一系列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大幅提升了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在降低失業率的同時也抑制了工資和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壓低單位勞動成本意味着提升德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促進了德國的出口；另一方面，歐元的引入導致德國貨幣被低估，同樣有利於德國的出口。

21世紀初，德國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尚不足三分之一，佔比56%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高於出口。而到了2018年，德國的出口佔比已經升至接近47%，消費佔比則下降至52.5%，經常賬户盈餘達2940億美元，連續第三年居全球第一，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7.4%。

再看投資數據：2000年，私營部門投資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比為8.4%，2018年跌至6.6%。以上數據意味着，德國經濟的主要拉動力源於海外市場的需求。其直接風險在於：雖然“德國製造”有自己的説服力，但出口畢竟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其他國家良好的經濟景氣，世界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影響到德國的經濟增長，而且這些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德國而言幾乎都是不可控的。

《明鏡》週刊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德國經濟對外部經濟環境的敏感度超過任何其他大型工業國，從股市反應就能看出這一點。2018年，德國股票Dax指數因意大利大選和法國“黃馬甲”運動而出現的跌幅分別超過意大利和法國本國股指，德國上市公司中出口型企業的比重也超過其他工業國。換而言之，德國經濟對出口的高度依賴，主要出口市場的疲軟和外部經濟環境的惡化很可能使“出口”這個一度最強勁的經濟增長引擎轉變為德國經濟最令人痛苦的劣勢。

德國如何度過寒冬

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年中，德國經濟得以在2008/2009年危機後迅速反彈、持續增長，並非是因為對文章開頭所提及的不利事件有免疫力，而是某些不利因素被恰到好處地抵消或化解。例如，2008/2009年危機之後，德國聯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當2011年歐元危機發酵升級時，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景氣狀況良好，使德國出口得以保持穩定；之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大規模收購危機國家債券，“不惜一切代價”挽救了歐元和歐洲經濟；2014年起，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先後遭遇嚴重經濟困境，但歐元區之前的危機國家卻開始復甦，自2016年起成為德國出口的重要推動力。

可以看出，上述這些情況都存在相當的偶然性，德國經濟得以逢凶化吉、持續繁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説是拜“好運氣”所賜。

2018年德國出口較上年增長2.4%，出口總額連續第五年創新高，但相較2017年6.2%的增長率，出口增速的放緩非常明顯。這與近期的幾重外部衝擊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貿易摩擦；2018年大選之後，意大利的股市大幅下行，經濟景氣指標亦受重挫；英國脱歐問題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與公投前的2016年相比，2018年德國對英國出口下降了7%；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打擊了企業信心，使商業環境惡化。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環境也是陰霾密佈，救星難覓：歐元區整體經濟增長亦放緩，歐盟委員會預計2019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將從2018年的1.8%降至1.3%；土耳其、阿根廷貨幣貶值幾近失控；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選中，右翼民粹主義候選人上台；全球互聯網產業陷入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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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持續財政盈餘，德國聯邦政府將在2019年增加社會性開支，如增加兒童補貼、提高個人免税額度。據德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預測，這些開支將使今年的財政盈餘減少0.5個百分點，並從需求側拉動產出。然而，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這樣小規模的財政增支是否足以使德國經濟免於被捲入下行的漩渦？

在經歷連續幾年的經濟繁榮之後，2018年德國人的實際消費較2017年提高1%，這樣的國內消費動力顯然無力扭轉德國的出口依賴，在出口環境惡化的時期支撐德國經濟增長也是勉為其難。

2018年10月，德國國內資本貨物訂單較2017年時的峯值大幅下跌了7%，這意味着緊張情緒在經濟界迅速蔓延，出於對未來的悲觀預期，企業緊縮投資、減少僱員，經濟下滑的負面徵兆已然顯現。當然，如果2019年英國能夠有序脱歐，意大利能恢復增長，法國社會政治能迴歸平穩，德國經濟很可能得以閃身躲過下行的漩渦，但指望外部環境的改善畢竟不是根本之策，根本性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才是長久之計。

雖然已是老生常談，但面對未來，德國仍需進一步擴大內需，而且當前的財政盈餘和歐元區低利率為增加投資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德國經濟學家指出的方向是：加強對數字基礎設施、電信和教育領域的投資。這不僅能在中短期拉動經濟增長，而且能從長計議為數字經濟未來積蓄潛力，再有，經濟的數字化和自動化也有助於緩解德國人口老齡化、未來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近日，德國聯邦議會和聯邦參議院通過決議修改《基本法》，聯邦政府將在未來五年共投資55億歐元，在中小學全面推行數字化教學，可以説是在這個方向上的一個有益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