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年電影史看浪潮裏的張國榮_風聞

又到一年4月1日。

總感覺中國人是不怎麼過愚人節的。一方面可能是那種所謂“整蠱遊戲”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分寸的社會不太可能大規模流行，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國人在這一天實在是比較忙，忙着追憶和紀念：2001年4月1日海空衞士王偉為何捍衞祖國的領土尊嚴在這一天壯烈犧牲，兩年後，也是在這一天，一代巨星張國榮在被非典籠罩惶惶不安的香港跳樓自殺，結束了46歲的生命。

關於王偉，相信觀網今天自有大佬出文章詳述，作為一個影評號，我就單説一下張國榮，並且只説作為電影演員的張國榮。

其實我知道，這一天官方號、媒體號、名人號和普通人號，各種媒體平台都會發很多打着“懷念”為主題的微博、視頻或者帖子，來來去去不過是來自《霸王別姬》、《縱橫四海》或者《英雄本色》的幾張帥氣劇照或者動圖，一段Monica或是《倩女幽魂》，再配上諸如“無腳鳥”“不瘋魔不成活”“我就是不一樣的煙火”這樣的話，彷彿成了“例行動作”

另一些人則不以為然，覺得這是一個被高估了的明星，那些鋪天蓋地的懷念和那些95後，00後的粉絲不過是一些跟風行為。他們覺得，張國榮如果活到現在，不過就是和其他老一輩的港星一樣處於半退休狀態，偶爾演演電影，參加綜藝，然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他如此風靡完全是因為他的死，而如果他活着，無非就是一個過氣的明星，一切都不會有什麼變化”

那麼，我們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張國榮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演員？如果他沒有離開，這十六年裏，他會在電影圈做什麼事，發揮什麼作用，最終有什麼樣的地位呢？而作為眾多香港電影明星中的一個，張國榮又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呢？

我總覺得大家應該換一個視角來看問題。作為一個歌手、一個演員，他們的事業、名譽、命運其實是和行業的潮流和時代的發展息息相關的，我們不能拋開歷史進程空談個人奮鬥。但是同時我們也要了解他是什麼樣的人，然後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中會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做出選擇。

所以這將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話題。

有趣的是，促使我開始動筆寫這個答案的居然是最近熱映的《流浪地球》，因為我看見好美國一檔票房分析欄目針對《流浪地球》在北美獲得了屏均票房冠軍（平均每場電影的票房數量），並且躋身全球電影票房榜。裏面兩位分析人士的話讓我感慨萬千：

他們提到的“當年”，正好是97年之後香港電影產業每況愈下，一大批知名導演和演員去闖蕩好萊塢的時期。也是很多人口中張國榮“事業受到衝擊，難以繼續拍高票房電影”的時期。在當時一片“進軍好萊塢”的喧鬧聲中，老張這個電影行業資深從業者是怎麼看的呢：

“你問我遺憾呢，其實我真的是沒有什麼憾事。反而是有一件事，我覺得挺開心，就是我沒有去好萊塢。”

“我反而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給我去發展，從亞洲來講呢，就是我們在座的幾個（指梁家輝和張曼玉）算是略有薄名。亞洲那麼大的市場，是不是？你知不知道馬上97年了，大陸有很大的潛能，他們的市場很快會有打開的時候，我想到了那個時候美國都要過來求我們拍不拍戲。所以這麼大的市場，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一套班底。有段時間香港拍了好多爛片，現在留下來的這班人呢，都是真正有實力的，台前也是，幕後也是，這樣的一羣人我們應該要自強，去拍一些好的東西，去達到國際水準，這樣不是更好？對不對啊？

不僅如此，他甚至還曾經在內地宣傳電影的記者會上直接針對自己的老朋友周潤發發表過以下犀利的言辭（幸虧當年大陸媒體和輿論還沒有現在這麼八卦無下限，放現在肯定是上熱搜全網粉絲撕逼的節奏）：

其實張國榮這個人的性格，並非現在內地媒體和營銷號渲染的那樣是“温文儒雅”的，相反，在工作中，他是一個心直口快，敢作敢為的人，比如他曾經面對跟蹤的狗仔隊記着，直接調轉車頭去撞停狗仔的車，搶過相機直接曝光膠捲；也曾經當着採訪記着的面，大罵他們的老闆黎智英（《蘋果日報》老闆，香港非法佔中的策劃者和煽動者）“爛人不需要給他面子”，罵了半個小時並且要求都寫到報道里。在上面的那個訪談中，他也是毫不留情地撕開了很多華人演員不願意明説的“遮羞布”，直指好萊塢的“種族歧視”：

“你説你美國好萊塢不排華？那是假的！如果你跟我説，你去拍一部國際片，你要與施瓦辛格和湯姆漢克斯合作，你是三個男主角其中一個，我才不會相信。是人家的制度呢，是由湯姆漢克斯這樣的來指定你做配角，你要去演就只能按照他們的制度來。我是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如果這樣的話我在香港我是阿哥，我不會去你那裏給你打雜，千萬不要這樣，我不願意。”

所以，後期的張國榮並不是一個人們口中被動被導演、片商選擇的演員，也不在乎紙面上的那票房、咖位以及什麼“國際影星”這樣的頭銜——他是一個在華語電影幾乎所有大佬都陷入一種彷徨迷茫的時刻任然對中國電影、中國電影市場、中國電影工業抱有堅定的信念和責任感，並且認為“討好式融入”好萊塢終究是徒勞，他相信中國的觀眾尤其是大陸的巨大市場、相信中國的電影從業者的專業水平和創造力，相信中國人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建立獨立的電影工業，並最終可以與他們抗衡，創作具有國際水準的電影。

22年之後，這種信念終於開始逐漸成為了業界和普通觀眾的共識了。如果此刻他能感知，想必一方面會倍感欣慰，另一方面會深深遺憾：為什麼我和你們陰陽兩隔，沒辦法參與到這樣美好的事業中來呢？！

2019年年初，從精英到普通人，從中學生到政客學者，從左派到右派，一場針對電影工業的全民討論似乎讓我們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電影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歷史的車輪正在我們身邊悄無聲息地劇烈轉動。

此時此刻，我們不妨梳理一下從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末期一直到今年，中國電影發生了什麼。

香港電影在巔峯時期被稱為“東方好萊塢”，影響力波及整個東南亞（含台灣地區），日韓甚至歐美。我們現在熟悉的一大批我們心目中真·巨星就是集中誕生在那個時代。但是這種繁榮背後隱藏着很多危險的因素，這些潛伏的“先天病”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集中爆發出來，使得“東方好萊塢”榮光不再，甚至陷入空前蕭條：

香港電影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規範，行業一直存在一種高度逐利又跟風的情況，加上97將近，香港社會出現了某種權力真空——英國人沒心思好好管，甚至樂見香港社會出現混亂，中國政府又沒有管轄權，鞭長莫及。在這樣的契機下，黑社會資本迅速進入電影行業，飛速利用電影撈錢洗錢，趕在共產黨來之前撈夠資本、洗白自己。這就導致了90年代後香港電影一度“涉黑”嚴重，烏煙瘴氣、很多知名導演和演員都被裹挾在內，劣幣驅逐良幣，再也沒有了好好創作的藝術氛圍（爾冬升導演的《色情男女》裏很多描述這種現象的情節）

90年代香港影壇充斥着各種“黑幫片”，甚至黑幫老大親自上陣演繹“江湖兄弟情”

 那些原本投資電影的“正經資本”在這個時候又人心浮動，很多人想在迴歸之際抽身，不願意留在香港承擔風險。而之前80年代香港電影的很多投資來自於台灣，80是年代的台灣經濟在蔣經國的領導高速發展，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風光無限。商人有了大把的錢之後自然想投資影視這顆搖錢樹，可惜當時的台灣依然面臨一黨專制和文化審查，電影業沒法大展拳腳，於是投資商便紛紛把錢注入香港電影市場。

而香港的歌壇、影壇在“金主爸爸”的影響下也都會根據台灣的需求進行“定製文化”，當年大陸人看到的那些“港片”大都是台灣配音版本（還好那個時候台灣人沒有現在這麼重的口音），如此就不難解釋當年初生牛犢的梁家輝為啥會僅僅因為參演了一部與大陸合拍的電影，得罪台灣當局反而在香港沒片子可拍，不寫檢討只能擺地攤了。

梁家輝在《火燒圓明園》中的劇照

不過到了九十年代，大家懂的，台灣人民開始折騰，民進黨這批內鬥內行的廢物點心開始執政，於是台灣的經濟也沒那麼好了，香港電影的這一條財源也逐漸枯竭。

 最最重要的是，真·好萊塢捲土重來了！我們都知道傳説中的“1994上帝想看電影”那一年，在那段時期，好萊塢湧現了很多藝術水準很高的經典佳片，但電影市場往往很現實，內涵性、藝術性越高，往往票房就不如那些特效大片來得高，特別是港片針對的那個市場——東南亞、東亞，這些地方的觀眾一是和歐美有文化隔閡，而是審美層次有限，所以對於情節簡單、視覺效果炫目的典型好萊塢電影很感冒，但這類“佳片”卻很難打開這裏的市場。

同一時期恰好是香港電影創作的一個繁榮時期，於是迅速填補了這個市場的空缺。但是隨着《泰坦尼克號》等好萊塢大片迅速席捲全球，那個我們熟悉的羣眾喜聞樂見的好萊塢又回來了，於是香港電影的票房也就隨之大幅縮水。

 那同一時期的大陸電影又是怎樣一個景象呢？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榮譽點綴下的集體迷茫與持續蕭條”。或者那句用濫的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當我們如今回憶起那個時代，最先想到的往往都是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頻頻在國際上斬獲大獎，“為國爭光”。也會想到鞏俐、葛優、姜文等劃時代的優秀演員。當然也一些文藝青年也會懷念那個時代相對寬鬆和“大尺度”的創作條件。但是如果把億萬觀眾和整個電影市場算進來，除卻以上那種光環，實際的大陸電影院裏卻是無比蕭條的情況。

那個時代甚至大多數城市沒有專門用來反映電影的電影院。大家看電影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內那種“大禮堂”模式，城市裏的“XX影劇院”一般只有一個放映廳，底下是幾百個座位，上面有舞台，有電影的時候放電影、需要開大會的時候開大會、有時偶爾也唱唱戲演演話劇。那個時候看電影不僅只限於部分發達城市的中上階層的休閒娛樂活動，而且並不是一個“習慣性娛樂活動”，屬於“有什麼看什麼”，“單位/學校組織我們看什麼就看什麼”，真正買票進電影院的在二線以下城市寥寥無幾。

我還記得我很小的時候看到央視新聞裏介紹正在上映科教片《宇宙的奧秘》説拍得很新穎，於是到我們城市的影劇院裏花了5塊錢看，最後臨開場居然只有我一個人！我坐在那麼大一個禮堂裏靜悄悄的覺得有點害怕，回過頭問放映員叔叔：“這個電影還放嗎？”大叔無奈地説：“放，有一個人我都放”（正片後面還“買一贈一”放了一部遠古科教片《巫師的騙術》，驚悚程度直追《山村老屍》，成為了我的童年陰影）。

《巫師的騙術》劃分很復古，內容很驚悚

 其實如果説中國的電影事業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萌芽起步階段就取得了很高成就的話，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大陸的電影事業其實一直都挺繁榮的，達到了一個高峯，其中扛起旗幟的一直是左派文藝。其中的佳作就不一一列舉，其影響力後面會詳細説。而那時候的電影是比較貼近羣眾的，因為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城市到農村，從學生到老人都有大量的機會免費看電影（電影還承擔着今天《新聞聯播》的作用，因為那個時候電視不普及，電影放映前會播放“新聞簡報”讓老百姓知道最近的國內國外新聞畫面和國家領導人動態）；而“貼近羣眾，教育羣眾”也是那時候的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宗旨，所以那個時候的經典老電影很多都是思想水準高同時又很接地氣的。隨着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原有的體制內工作者必須開始為“自負盈虧”而發愁奔波，原有的那個“全民組織動員”的放映體系不復存在，左翼文藝的信仰幾近崩塌，電視逐漸在普通家庭普及——電影院的這種蕭條可想而知。

 到了90年代末、新千年，中國逐漸渡過了改革開放後最艱難的時期，GDP開始以每年百分之十幾的速度飆起來，文化領域的經濟要素也開始活躍起來。上面提到的那波好萊塢大片捲土重來的風潮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大陸老百姓對於電影的興趣和需求。有了資金、有了市場，中國大陸的“商業大片”在新千年世紀之交終於開始要起步了。

 但是，我們缺技術、缺商業模式、缺人才啊！那個時期國內電影圈挑大樑的那批精英都是不折不扣的學院派，學着世界經典電影理論，從體制內一路走來，對於商業片應該怎樣運作、怎樣拍、怎樣宣傳完全也是新手。而這個時候正好是香港電影——這個華語圈商業電影最負盛名、運作最成熟的市場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大批工作人員開不了工，大批頂級巨星出走好萊塢、大批二線以下有點名氣的演員紛紛退圈轉業的時候。同時，香港的迴歸也掃清了兩地之間的政治障礙，於是乎，一場香港電影的“北上”潮流就順理成章、不可阻擋了。

 我們知道，開啓國產商業大片，張藝謀的一部《英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老謀子動用他的影響力匯聚了整個華語圈一切可用的資源進行組合，做出了一部“全明星”“古裝”“武俠”大片，一下引爆了市場，票房收入達到2億人民幣。在我的記憶中正是這部電影開始，我生活的城市逐漸出現了那種有地毯、軟座、多個放映廳的商業電影院，而那種“大禮堂”逐漸退出了我的生活。

 （逐漸拉回問題）所以説，我們如果要去想象張國榮如果沒有過世會取得哪些成就，就不能不把這個人放在整個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洪流中去看，特別是在很多人心中，張國榮罹患抑鬱症在非典時期的香港跳樓自殺是一個不太好的預兆——香港電影在非典之後也更加急速的衰落，當年《縱橫四海》裏那種風流瀟灑的自信榮光不僅在港片裏再也看不到了，似乎離香港這座大都市也漸行漸遠。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張國榮的離世，也正好是香港電影人大批北上，和大陸的電影精英開始共同工作，開創國產大片新時代的這樣一個轉折期。所以如果他沒事，會在其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

 其實我們來細説一下“港人北上”這個話題就很能説明問題。

很多香港的本土導演，提起“北上”都多少有點內心不情願，但難逃王境澤定律的感覺。NHK2015年針對中國崛起拍攝過一個在當時國內影響很大的三集紀錄片《中國力量》，其中第一集就講到了中國電影在世紀之初的崛起。列舉的兩個代表人物就是北上拍攝《十月圍城》混得風生水起的陳可辛和當時選擇堅守香港繼續拍港片的爾冬升。

其實像爾冬升這樣的心態我們很容易體會，不要説這批在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成長成才的骨幹精英，就連大陸70、80後這批看着港片長大的觀眾看到現在香港電影的樣子都不免唏噓感嘆，時不時再追慕一下舊日榮光（有趣的是大家發現沒有，95後00後心中已經不再有這樣的光環，黃金時代的港片已經在他們心目中自動歸到了“老電影”的序列中了）。在很多人看來，“北上”抽空了香港電影的“底子”，急速加速了港片的衰落，並且使這種衰落甚至“死亡”不可逆。

 其實這一切都是偽命題。

“香港電影”和“大陸電影”根本就不存在涇渭分明的區別，他們有着共同的源頭，是一個轟轟烈烈的洪流在歷史的險灘上衝出的幾個支流而已，當險灘過去，河道開闊，原本分開的支流自然而然地要再次匯聚成一股激流，這幾個支流在分開時有的攜帶者樹林的葉子，有的攜帶着草原的綠芽，有的裹挾了大漠的沙粒，但當他們匯聚時，這些東西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河還是那條河，只不過變得更加壯美而多姿、更加激揚而富有衝擊力，在原野上繼續前進，直到匯入更廣闊的海洋。

 只要“中國電影”發展繁榮，就是所有支流的繁榮發展。所謂的“北上”，不過是中國電影人在50年前“南下”後的一次尋根，是分支再次匯入了主流，對應着香港的迴歸，這也是一種“迴歸”。

 時間再次往回撥，回溯到電影誕生之時。電影之父，法國的盧米埃爾兄弟在“大咖啡館”的地下室放映了人類歷史第一部電影，其實，中國在“電影”作為一門技術被髮明出來的第二年，中國就匯入了世界電影的洪流——在這一年，盧米埃爾兄弟啓動了一個巡遊世界的採風計劃，其中一支小分隊就來到了當時還是大清的中國，記錄下了不少光緒年間的寶貴視頻資料。

 沒過多久，一些“雜耍”性質的小電影就出現在了北京的茶館裏，作為一種和相聲、大鼓書同台的“玩意兒”，當時被稱為“影戲”，我們教科書上的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也誕生在北京。

 其實《定軍山》放今天差不多就是一段手機視頻，並不是藝術層面的電影。中國電影藝術真正的搖籃和“龍興之地”當之無愧是在上海。當年有“遠東第一都市”之稱的魔都，是中國最國際化，外國新鮮事物的影響力最廣的地區，租界內一家家影院吸引着富裕階層和普通市民去看“西洋景”，也刺激着商業社會的資本家們參與其中。好萊塢電影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大規模湧入中國，據説當時的日本天皇都得來上海才能看到最新上映的好萊塢影片。

中國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只能算是技術層面對電影的嘗試

繁華的魔都和那個動盪的時代也給了中國電影事業蓬勃發展的最肥沃的土壤。要知道，那裏既是“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也是我黨的誕生地和長期活動區域，尤其是在“救亡”的背景下，一批年輕有為才華橫溢的藝術家開始從事電影行業，給中國電影界帶來了質的改變。我們熟悉的國歌的作曲者聶耳就是在聯華電影公司為電影創作配樂，而共產黨大名鼎鼎的“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曾經的公開身份就是電影公司老闆，還自導自演了我國第一部武俠電影《燕山俠隱》。

誰説真實的間諜都是丟在人堆裏找不到的大眾臉，

我黨早期的諜報大佬們一個賽一個的高顏值（圖為錢壯飛）

要知道，之前電影業的編劇和創作者都是些不太入流的文人甚至商人，電影題材也是些迎合市井階層的家長裏短或者因果報應，演員很多都是投資商和太太親自上陣的“夫妻店”，而在這個時代，上海活躍的一大批頂尖文藝者的加入，讓中國電影在藝術上有了質的改變。出現了一些算得上“偉大”的作品。比如讓法國著名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讚歎“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會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了讓·雷諾阿或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的《馬路天使》，其實前者比後者的出現要早得多。

《馬路天使》法語版海報

除此之外，上海的開放和“國際化”讓中國電影人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吸收好萊塢電影的精華並且“本土化”，比如亞洲第一部動畫長篇電影，《鐵扇公主》就是在《白雪公主》在上海灘狂卷票房之後，上海的電影人出於“我們為什麼不能也做一個出來”而啓動的項目。

《鐵扇公主》是亞洲第一部長篇動畫電影

總而言之，上海，是中國電影的“光榮之地”，而香港電影和上海電影是有直系的親緣關係的。

 這就要説到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電影業版圖的巨大變化。其實不僅是電影界，整個文藝界在那個歷史的轉折點都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問題。最後的結果是，親共產黨，偏左派的會留在大陸，北上建設新中國。還有一部分認同國民黨右派的文人會去台灣，剩下的既不認同蔣介石專制獨裁，也不認同共產黨的路線的人，會選擇香港作為他們的落腳點和“中轉站”，觀望局勢，看看後續會如何發展。

 所以，經過這樣一個大變遷之後，中國的電影事業從上海的一枝獨秀，變為了三個重要的“圈子”——京圈、滬圈和港圈。

 京圈的一部分技術力量來自於原來的“滿洲映畫”，當年是日本大力扶植的在中國實行殖民統治的工具，後來大名鼎鼎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就是解放後從這裏改組發展而來的。另一部分來自於跟隨共產黨從延安一路過來的“學院派”，這部分是“根正苗紅”的左翼文人，同時受蘇聯電影理論影響較深。另一部分就是從上海“北上”參與新中國文藝建設的電影人。

 滬圈就是原本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的左翼電影公司，如“文華”等，解放後也繼續在文藝方針的指導下創作。其間很多起伏波折，按下不表。上海文藝界一直到文革結束前都是可以和“京圈”不分上下的存在，只不過在改革開放後迅速衰落，至今元氣尚未恢復，但逼格仍在。

文華電影公司寫下了中國電影史早期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至於港圈就很有意思了。現在的人可能根本無法想象那時候的香港電影圈和大陸的關係有多緊密，大陸文藝在5、60年代對於香港電影圈幾乎完全是“文化輸出”的狀態：具體表現在，首相在那個年代，香港電影根本沒有“粵語原版”一説，原版就是字正腔圓的國語普通話。因為那些從上海南渡的電影精英們覺得，説着一口廣東話那就不是什麼正經電影。

所以，當時的香港電影市場就只有“電影”和非常粗製濫造的“粵語殘片”，後者主要是面向層次很低的市井階層（畢竟那個時代在香港手握金條的都是上海來的土豪和資本家）。這就導致了最早一批在香港走紅的明星很多都是內地出生，十幾歲才來香港的演員，其中上海人的比例相當高。後來入行的香港本土演員，即使沒辦法説字正腔圓的國語，也要努力用國語説台詞，後期再由專業配音配上國語。這種慣例一直持續到了70年代末。

 其次，大陸的優秀電影能夠迅速在香港颳起“旋風”，傳遍大街小巷甚至成為一代人的記憶。最典型的是《劉三姐》，裏面的經典對歌片段不僅在那個時代的香港家喻户曉，後來又被許多港片致敬。大陸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也在香港颳起了黃梅調電影的風潮，各大電影公司紛紛跟風了許多黃梅調電影，無論是畫風還是劇情都有非常濃重的模仿痕跡。

這些邵氏電影的風格和大陸戲曲電影幾乎沒有差別

當然，隨着時局的進一步動盪和一些歷史原因，香港的左派文藝在70年代基本偃旗息鼓，成為了塵封的記憶，而隨着商業化和市民文化電影的興起、本土電影公司紛紛成立，邵氏電影等一批“老面孔”逐漸淡出電影圈，“港片”才逐漸演變成我們印象中的樣子。

 話説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電影在新世紀的再一次起飛並非簡簡單單的“北上撈金”這麼簡單，而是從歷史的高度把這三股曾經同一源流的“圈子”再次整合在一起，成為“中國力量”。

 從目前為止的現狀看，這次整合是不成功的。

每一方都無法真正有效的交心和溝通，而是各自懷着自己的小九九。

 首先，香港那邊的工作人員和“大師們”很多是抱着“沒工可開，只能北上撈金咯”這被動種心態來大陸拍片，在他們眼裏大陸的金主都是些“人傻錢多”的土豪，根本不懂電影（其實也沒有太錯），而大陸的觀眾衝着他們曾經的名作和招牌就可以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滿。於是抱着一種很敷衍的態度在一步步消費自己作品，在陪着金主一起玩圈錢的遊戲。那種努力向上做電影的激情不復存在，有的只是一種“打工者”心態，“賺夠了就收手”。

 其次，在大陸的投資商看來，我讓你們來，就是看中了你們這塊招牌！就是這幾張巨星的面孔！我要利用這種明星效應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顧娛樂圈那種新陳代謝的正常生態。

 這種現象就導致了從02年到12年這10年間，幾乎所有的“大片”配置都是香港著名導演+港台一線男明星+大陸一線女明星這樣的結構。在這裏面我看不到所謂的“融合”，只有冷冰冰的“合作”甚至是“交易”。、

香港的團隊基本上只要你的錢，團隊、人脈和運作都是自己的人，並不會真正帶大陸玩，最多捧一捧你們的女明星（經歷了95-2000年的香港電影寒冬，一大批香港女明星都選擇了嫁人或者隱退，新的一代也沒有起來），而大陸的投資商只想着拿港台大明星的這些熟面孔“賺快錢”（這種涸澤而漁集中資源賺快錢的方式很類似今天的“小鮮肉經濟”），最後導致的結果是——合拍片十年，毀掉了一代香港導演的創作力和一代大陸男影星的黃金時期！

 我們回顧影視史，那些照亮大銀幕的巨星無一不是年少成名——姜文演《芙蓉鎮》男主時才23歲，一躍成為中國影壇實力派男演員（一年前還演了《末代皇后》中的溥儀，也是一個經典形象），葛優憑藉《活着》拿下戛納影帝時也不過36歲（葛大爺從影之前還蹉跎了好多年），梁朝偉第一次拿金像獎時才25歲，梁家輝拍攝《火燒圓明園》飾演咸豐時也是25歲……

男演員的黃金創作期是30-40歲，是戲路最廣、創作力最強的時候。按照正常的影視圈新陳代謝，在2000年到2010年，大銀幕上挑大樑的“小生”們應該是世紀初通過電視劇崛起、有一定知名度的一批年輕男演員：陳坤、劉燁、黃曉明、鄧超、胡軍、佟大為、胡歌、陸毅……當時正是他們30-40的正當年，結果無一在大銀幕上毫無機會，那些大製作的男主都由香港導演把持給了那些40-50年齡段的老港星，這些內地正當年的新生代男演員在這十年裏是非常尷尬和掙扎的，要麼繼續演電視劇，要麼在電影裏演近乎龍套的配角或者是反角（還演不了大反派，只能演反派二號或者反派小弟，參見吳京在香港的情況）。

這也就是當年《風聲》這部電影一出，大陸業界一片沸騰的原因——這是一部主角全部由大陸少壯演員擔綱，獲得口碑和票房雙豐收的電影。張涵予這樣一個“土產”硬漢派演員迅速成為一線，甚至也成為了港台導演的寵兒，成為了他們電影中的男一號。但是現實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新生代”大多是被動地將這10年荒廢掉了，但2015年之後，電影市場的資源再度向內地傾斜時，我們看到的反而是青黃不接的尷尬局面——前一批已經40+了，大多事業重心也不在演戲上，而小的一批又太稚嫩，根本無法在大製作中挑大樑。所幸，到目前為止，一批大陸新崛起的年輕演員已經逐步浮現出來，再過五年，隨着老一批的“香港人”徹底退休，整個中國電影的男明星版圖應該可以不斷修復和完善。

張涵予罕見地成為了那個年代能夠演男一的大陸硬漢型明星

再次回到本文的主線，如果張國榮沒有在那樣的一個時間點離開會發生什麼。

在2000年初這個港人北上的初始節點，經過長期的準備，張國榮正在努力籌拍自己的電影，並計劃逐步轉向幕後工作。而在那樣一個大陸和香港文藝界彼此隔閡的年代，相互有些偏見和歧視的歲月裏，張國榮可能是香港唯一一個既在香港電影圈有着無可比擬的資源，同時也和大陸掌握資源和話語權的文藝大佬們有深厚的淵源和友誼，可以打通“京圈”“滬圈”和“港圈”，並且對於祖國有着真誠情感的電影人。

張國榮對於祖國內地的認識當然是從《霸王別姬》開始的，張自己也説過，在那次其妙的大陸之行前，作為一個香港流行歌星，他對於大陸的一切知之甚少。但從他在北京呆的那段不短的時間、學習戲劇、練普通話、在幾乎全大陸班底的電影劇組裏生活，這種“深度融入”是在那個時代任何香港演員、導演都不能夠達到的。也因為這一段淵源，他也順利地玩進了北京的那個“圈子”裏。

我們所知的那一代京圈大佬，差不多都是“大院子弟”出身，比如陳凱歌、王朔、梁左等等，《霸王別姬》之後張國榮和這些人的關係都挺融洽，而且完全已經是那種朋友的關係：包括很多人去香港張國榮會招呼他們玩，張也會去北京和他們聚餐打牌，《我愛我家》裏面梁左還專門寫了一集圓圓崇拜張國榮，張本人差一點點就親自去演這一集了（真的好可惜，《我愛我家》是國產情景喜劇的巔峯，著名的葛優躺就是這個裏面的，老張要是真的演了那一集真是突破了次元壁啊！）

《我愛我家》的“賈志國”正是《霸王別姬》里程蝶衣的配音

之後張國榮和京圈還有深度合作，就是葉大鷹的《紅色戀人》中出演共產黨領袖“靳”。葉大鷹這個人來頭不小，是葉挺的親孫子，正宗紅三代，當年《建軍大業》上映時是可以召集起幾十個開國領袖後人聯名上書抗議“小鮮肉玷污革命前輩”的人（所以《建軍》下映後基本涼了）。就是這樣一個難搞的人，拍個革命題材，為什麼會去找張國榮這樣一個香港明星，可見他在京圈裏的影響力。客觀來説，京圈的老一輩是看不上港圈的，馮遠征曾經在接受採訪時也説過，他們覺得香港是個“文化沙漠”，那些流行文化是上不得枱面的東西。但顯然在這裏，張國榮被它們當成了“自己人”。

張國榮和“滬圈”的關係可能要比王家衞這個“精神上海人”要近的多。正如他所説：“上海是個美麗的城市，我是一個美麗的人”，我總覺得老張此人的氣質和上海天然地親近，而從他生前在大陸的足跡和活動來看，無論是上海的歌迷影迷還是上海的媒體，都是最給力最支持他的。

張國榮與曹可凡

“港圈”就更不用説了，到了2000年左右他差不多已經混成不折不扣的大佬級人物，無論是人脈資源還是號召力都是無可比擬的。

左起依次是“賭王”何鴻燊、張國榮、何厚鏵和崔世安

2000年，張國榮的《熱·情》演唱會在內地巡迴，恰好又趕上10月國慶，張國榮還特意拍了一組反映中國景色和國慶氛圍的寫真集，取名為《慶》面向海外發售，並且在扉頁的自序裏寫着“慶幸能看到擁有幾千年文化的這塊土地正逐漸邁向新紀元——紅旗飄蕩，國泰民安”。在這組寫真照片裏，沒有面孔的大特寫和精緻的修圖，張本人很多都是背影和側臉，甚至整個人都是一個剪影，畫面中最鮮明的景色很多都是飄揚的紅旗和美麗的山水園林風光。在那個港台明星無需樹立“愛國人設”討好內地觀眾賺錢的時代，這種淳樸和真摯的情感看得出不是偽裝的。

《慶》這部明星寫真集更像是一部介紹中國內地的風光攝影

想象一下，在那樣一箇中國電影力量合流的歷史關鍵時期，一個在電影界成績斐然，在所有圈子裏都混得很開、有很多朋友和很強號召力的人，經過充分的準備想要在電影界的幕後一展身手，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歷史確實不能假設，也很難假設，因為在那個時代確實沒有一個和他相似或者相近的人物出現。

更為關鍵的是，當時的張國榮還有着其他人都沒有的遠見和對於中國電影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我剛才講到由於大陸和港台“各懷鬼胎”，導致整整一代優質的大陸電影演員被打壓而錯過了職業的黃金期。我還記得吳宇森拍《赤壁》時力捧林志玲，而趙薇只能做女配，侯勇只是一個小配角。金城武連續三年在大陸票房最高的大片裏擔任男主角。然而我們從張國榮傾心竭力籌拍的第一部電影《偷心》留下的資料來看，這部原本吸收大陸的資本，在大陸取景的電影，擔綱主演的也全部都是大陸的新生代青年演員——胡軍、寧靜（網傳還有一些其他的，但比較統一的是這兩個人）。可惜這兩個很有韻味的演員也是在今後十年內轉戰了小熒幕。

 不僅如此，在當時所有的華語演員和導演面對好萊塢的碾壓時陷入集體彷徨，他始終是最相信中國電影應該以大陸廣大的市場為底氣，用自己的班底來打造世界水準的電影工業的人。他的這段話今天看來真是讓人又感動，又唏噓。

 歷史不可以假設，因為假設的歷史不能作為事實和論據。因此，我對於張國榮的英年早逝一直是抱有極大的遺憾的，不僅是因為一個美麗生命的消逝，更重要的是他已經站在了歷史為他準備的更大的舞台，野心勃勃地準備向事業的更高峯攀登，為中國電影留下更加濃墨重彩的痕跡時，時間在他的生命裏戛然而止。雖然，他依然會在影史中留下名字，但他的歷史地位遠不會有他本可以做到的那麼高。

 這不是一篇很嚴謹的文章，但確實是我把很長時間關於老張的很多所思所想借這個題目梳理了一遍。這個世界的本質確實就是不完美，撫今追昔，只有祝願中國電影這股潮流能夠繼續奔湧向前，匯成壯闊無際的汪洋大海。這樣，那些曾經的弄潮兒們，即使已經如一朵朵浪花一樣消失無跡，也會無比喜悦和寬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