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分裂，責不在特朗普，在“權利進步”_風聞
民智研究院-专注全球化、中美经贸、乡村振兴的独立智库2019-04-0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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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的兩極化有目共睹。在普通民眾當中，兩黨支持者對彼此的敵意逐漸加深。特朗普現象與其説是這種兩極化的原因，不如説是它的結果——當然，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又加劇了這種趨勢。
任何一個對民主崩潰的歷史有所瞭解的人，都會對這種兩極化趨勢感到擔憂。遠至20世紀上半葉的魏瑪共和國、西班牙第二共和國，近至21世紀的埃及、泰國，都證明尖鋭的政治兩極化很可能會阻礙民主。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其政治走向更會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為什麼美國政治會出現這種兩極化的現象？對這個問題眾説紛紜。大體而言，人們傾向於認為，由於一大批美國底層右翼白人被全球化進程所拋棄，其經濟上的失意導致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情緒高漲，其激進化推動了特朗普的當選以及美國政治的極化。
這個思路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漏洞。
文 | 劉瑜
整理自《美國研究》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美國政治文化衝突
01
既有分析視角的不足
為理解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現象，很多人從經濟視角出發，強調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或者訴諸制度視角，着眼於美國政治制度設計上的一些缺陷。這些觀察為解釋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帶來很多洞見，但其解釋力有限。
一種常見的看法是，經濟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諸多不良後果，諸如不平等的加劇、製造業崗位的外移、移民(尤其非法移民)對國內工作機會的搶奪等，這些後果刺激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會遭遇一些解釋困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貧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時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但這一階段並沒有出現右翼民粹主義顯著抬頭的跡象。
可能有人會説，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上升，而是不平等的絕對程度，長期的高度不平等是滋生民粹主義的土壤。但是，如果不平等的絕對程度是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那麼就很難解釋為何在北歐、中歐和東歐等幾乎是全世界財富最平等的地區，也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抬頭的趨勢。
又比如，如果全球化引發的失業或工資被抑制造成了廣泛的民怨，那麼應該能夠觀察到右翼民眾對貿易和移民普遍上升的敵意，但事實並非如此。就移民問題而言，右翼對移民的態度的確更有敵意，但是這種敵意也並非呈現為一條清晰可見的上升曲線。蓋洛普調查顯示，從2001到2018年，美國民眾對外來移民水平“非常或有點不滿”的比例，在共和黨人中從69%升至70%，在民主黨人中從57%降至50%，都並非戲劇性的巨大變化。
就“制度視角”而言，一種常見的看法是，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其實是政治精英的兩極化，而不是政治文化的兩極化。的確，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很可能以一種誇大的方式表達了政治兩極化的程度。但是，這不意味着“美國的政治文化衝突不顯著，只存在政治精英之間的衝突”。
美國政治文化本身的兩極化，是一個被各種民調所捕捉到的事實，這一點不應該被“政治家更加兩極化”所遮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Ｒesearch Center)的調查結果顯示，兩黨支持者在十個政治價值觀念上的差距已經從1994年的15個百分點擴大至2017年的36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政治價值觀念譜系兩端具有“意識形態一致性”的人口比例明顯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事實。並且，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美國現象，而且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現象。
02.權利的革命
概括而言，西方世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生了一場文化鉅變，這場鉅變被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稱為“權利的革命”，被世界觀念調查組織羅納德·英格利哈特(Ronald Inglehart)稱為政治文化的“後現代(post-modern)轉型”或“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轉型”。
不管如何命名，這一文化鉅變推動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兩極化。這是因為，這一進步主義變革主要發生於西方左翼陣營，而右翼或拒絕這一變化，或接受這一變化的速度相對緩慢，於是西方世界逐漸呈現出一種一方奔跑、一方緩行所造成的文化撕裂態勢。
長期以來，這種文化撕裂以一種量變的方式在發生，但到了21世紀初，量變的積累引發質變，加上新興經濟體帶來的挑戰，移民和難民問題日益凸顯，伊斯蘭極端主義興起，文化差異終於引爆了一場整個西方世界內部的“文化戰爭”。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治兩極化的重要成因。
儘管很多人早已注意到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文化衝突，**但對這一衝突的性質存在着諸多誤判。**很多分析着眼於一個相對短期的時間框架，描述了這樣一幅畫面：一羣經濟地位被邊緣化的“白人垃圾”試圖尋找個體失敗的替罪羊，在政客的煽動下，其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保守主義情緒高漲，最終將特朗普推上了總統的位置。在這種短期視野裏，右翼保守派是觀念變化的“進攻方”，左翼則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被動而驚駭地觀望着一場文化海嘯的發生。
有趣的是，短期視野裏的畫面如果放到“權利的革命”這個相對長期的視野裏，角色卻正好互換：西方左翼成為文化變化的“進攻方”，右翼則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被動而驚駭地觀望一場文化海嘯的發生。作為對這場“海嘯”的反應，他們訴諸一系列激烈的姿態來表達其怨恨，包括將特朗普這樣極受爭議的政治家選上台去。
換言之，右翼以觀念強度的變化來應對左翼的觀念幅度的變化。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場文化衝突中，右翼保守派比左翼自由派常常顯得更加激憤的原因。也就是説，“權利的革命”是理解當今西方世界政治撕裂現象的一把鑰匙。
在本文中，“權利的革命”意指不同羣體權利意識的“多米諾骨式”覺醒和深化，包含“權利主體的擴散”和“權利內容的擴展”兩個維度。權利主體的擴散，是指以往唯有白人男性享有的權利，逐步向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移民、兒童甚至動物擴散；權利內容的擴展，則是指以往聚焦於政治自由的權利，逐步向社會和經濟權利、福利主義、環境權利、文化權利等方向深化。
眾所周知，普通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可以追溯到啓蒙運動。但是，20世紀60、70年代左右以來，權利觀念在上述兩個維度上的變化出現了加速化的趨勢，以至於諸多政治文化研究者認為出現了一場“寂靜的革命”。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對這場權利革命的反彈。
03.權利的革命與政治兩極化
無論是觀察整體民意的變化，還是觀察觀念的代際更替，都可以看到“權利的革命”在真實地發生。為何這一趨勢導致美國政治文化的兩極化？原因在於，這一“革命”在人羣中的分佈是極不均勻的——一部分美國人大步流星，另一部分人則躊躇不前，從而引發了文化的撕裂。
換言之，美國政治文化的兩極化過程主要不是處於中間位置的人羣各自向兩極擴散所致，而是自由派大步流星地向進步主義方向邁進、保守派沒能“跟上”所致。當然，保守派在某些議題上也表現出進一步的“保守化”或階段性的“保守化”，但總體而言，他們的政治觀念位移的距離小於自由派，並且其變化方向不像自由派那麼具有一致性。
政治觀念的兩極化主要由“進步”所驅動，這可能有違很多人的直覺,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陣營在民調方面的變化軌跡大體支持這一結論。當然，右翼中存在一些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排外主義者，有可能歷經了觀念的激進化變化，但這並不代表兩黨支持者觀念的總體變化趨勢，不能反映美國政治文化變遷的全貌。
進一步分析共和黨支持者的觀念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在涉及同性戀者、黑人、移民和女性等身份政治議題上，保守派的觀念表現出更大的彈性；而在政府的經濟角色議題上，其觀點則表現出更強的剛性。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談論保守主義的時候，應認清保守主義者在“保守”什麼。將族羣身份問題和政府經濟角色問題混為一談，無助於認識美國文化衝突的根源。
從保守派在身份政治問題上的相對彈性和政府經濟角色問題上的相對剛性來看，將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底層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是不妥的。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成因既有族羣觀念元素，也有經濟觀念元素，甚至從本質上和長遠來看，經濟保守主義是保守派更堅硬的“內核”。
04.保守派的反擊
如果説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文化戰爭在20世紀看起來更像是一場“拉鋸戰”，那麼到21世紀初，幾個因素使得保守派越來越像是這場文化戰爭的“必敗方”。這種逐漸清晰的失敗意識使得保守派開始激進化。
何以21世紀初會成為這個爆發點？一些國際因素，如21世紀初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是，國際因素只是加速了國內文化戰爭的爆發，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內部的文化變遷才是美國政治兩極化的主因。
哪幾個因素？首先是權利革命的累積和加速效應及其不可逆性；其次是文化產業(包括主流媒體、影視和大學等領域)的“自由派偏向”及其引發的社交媒體反彈；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人口結構走向和觀念代溝相互疊加所造成的未來趨勢。在這幾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右翼保守派陷入一種“被圍困心態” (siege mentality)，而這種心態也強化了其內部的情緒極化。
就權利革命的累積和加速效應而言，文化衝突並非僅僅是觀念之爭，更表現為政治鬥爭和政策鬥爭。在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政治鬥爭中，儘管保守派贏得了某些“戰役”，但從歷史軌跡來看，他們是在輸掉這場“戰爭”：同性婚姻已被最高法院認可；黑人民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斷穩固，其經濟和社會權利也受到平權法案的保護；女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地位得到提升；聯邦政府的各項社會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呈上升態勢，逐漸遠離經濟保守主義……
換言之，無論就權利主體還是權利內涵的擴展而言，自由派理念的政策轉化率都高於保守派理念的政策轉化率。保守派的抵制可能減緩了這一變化的速度，但是在絕大多數問題上卻無力改變變化的方向。
就文化產業的“自由派偏向”而言，美國的主流媒體、大學、好萊塢等影視產業總體而言傾向於自由派。固然還有福克斯新聞(FOX News)等媒體傾向於保守派，但主流媒體們“一邊倒”向民主黨的趨勢愈加明顯。這強化了保守派在公共領域代言人不足的印象，從而加深了其政治怨恨。
美國的文化保守派逐漸發現，自己在主流媒體、影視界和知識精英所掌握的話語體系裏，不但聲音越來越“小”，而且形象越來越負面，進而產生出一種被主流文化拋棄甚至妖魔化的怨恨。**這種積蓄已久的怨恨在社交媒體時代終於找到了一個爆發口。**這就是社交媒體成為特朗普的政治動員“主戰場”的背景，也是社交媒體上各種“假新聞”滿天飛的心理土壤。
保守派陷入“被圍困心態”的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政治文化的未來趨勢。如前所述，政治觀念的代際差異在美國已經非常明顯：美國人一代比一代更加自由化，這似乎已成為一個加速的、不可逆的趨勢。另一個令保守派感到雪上加霜的趨勢，是少數族裔人口的比例不斷加大，而少數族裔的政治傾向總體而言同樣是更倒向自由派的。
儘管在白人當中，共和黨的支持者超過民主黨的支持者，但是白人佔美國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預計將從1965年的82%左右降至2065年的46%左右。這一人口結構的變化將產生重大的政治後果。2017年，白人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口比例分別是43%和51%——這是美國唯一一個支持右翼多於左翼的族羣；黑人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口比例分別是84%和8%；西班牙裔的這一比例分別是63%和28%；亞裔的分別是65%和27%。
因此，有理由認為，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如果共和黨不對其政綱做大幅調整的話，它將走向衰落。**結合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和代際觀念的差異，可以想象，對於很多視保守主義為美國靈魂的人來説，這意味着幾代人之後，美國將不再“美國”。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美國保守派陷入一種“被圍困心態”，其表現是憤怒情緒的高漲和政治動員的白熱化。當然，憤怒是雙向的，兩黨支持者，尤其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對彼此都充滿了敵意，這種敵意的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罕見的。有研究顯示，相比於其他情緒，憤怒更容易導致政治參與。這或許正是特朗普競選動員大會上出現狂熱場景的原因。
05.結語
綜上所述，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權利的革命帶來了進步主義觀念爆炸式的發展。但是，這一發展的分佈是不均勻的，一部分人迅速接受了權利主體的擴散和權利內涵的深化，另一部分人則對這一變化感到難以接受。這種不均勻帶來的後果，就是政治文化的衝突和兩極化。
在很大程度上，保守派以觀念強度的變化，或者説憤怒的升温，來應對自由派觀念幅度的變化。三個因素導致了保守派的“被圍困心態”：1.從長時段的趨勢來看，自由派觀念的政策轉化率高，並且形成越來越不可逆的趨勢；2.傳統文化產業中的保守派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妖魔化，激化了其心理上的怨恨，並激發其在社交媒體上聚集；3. 人口族羣結構的變化和代際觀念的變遷，使得保守派的衰亡成為可預見的未來圖景。
保守派的“被圍困心態”在奧巴馬時代達到沸點。在這一階段，相比民主黨支持者，有更多的共和黨支持者表達其政治上的憤怒與受挫感，他們也更加反對政治上的妥協。憤怒帶來的激情，正是特朗普現象背後的助推力。
**文化的兩極化推動着政治的兩極化，反過來政治的兩極化又加劇了文化的兩極化，因此，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治很可能進一步撕裂。**即使特朗普不連任總統，他所呈現的文化兩極化的趨勢及其激發的怨恨也不會很快消散。另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觀念鴻溝以代際觀念差異為載體，隨着老一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人口族羣結構不斷變遷，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這種撕裂也有可能最終被彌合。
也就是説，政治鬥爭無法彌合的矛盾，時間或許可以。屆時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裂痕或許將被不同程度的自由派之間的裂痕所取代。至於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只能交由時間去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