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鵬：當下的中國，國家管控社會的能力是增強了還是減弱了？_風聞

樊鵬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們在香港做工作，有傳統的功能組別制度，20多個界別，比如説在工商界，我就做李嘉誠的工作，搞定他就搞定其他的小嘍囉了。2005年，我在香港看到書店裏邊有大量的新本土主義的書，回來我就寫了篇文章，説要警惕香港的新本土主義，我覺得他們在聚集成一個新的東西，而且這個東西完全不在傳統的政治結構裏邊，你覆蓋不了，也根本沒識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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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講國家與社會關係。今天中國的社會非常活躍，但是在改革開放前，它更多地就是傳統的一種體制，每個人有單位，農村有公社，城市又被劃分成幾塊。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逐漸活躍，但是我們可見的也都是有形的一些機構，比如工青婦和一些社會組織。我們還説要建樞紐型社會組織，國家在上面總是有幾個抓手，它能夠通過這些機制來掌控社會的情況。

但是，現在整個社會的交互方式，或者説知識信息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我們且不説全球互聯網普及率突破50%這種事兒，我們就看日常運用的這些新興社交工具，比如説微信，2018年底其月度活躍用户已經突破了10.3億，當然了它還是要比Facebook低，後者月活達到了22億。

這些社會交互方式的變化對於我們理解社會組織形態來説是至關重要的。我舉個例子，政法委花了很多錢構建網格化管理，我們假設你生活在這個社區，你在這裏或者在那裏。但是，隨着新的交互方式的出現，這種網格化管理的效能是在下降的，它的動員和信息交換完全不取決於個人所在的實體化的社區。

這些新的東西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我覺得很難講，但是我自己有一個判斷，社會是更趨複雜的。我們過去覺得隨着新技術的發展，國家有更多的能力去監控社會，實行技術統治，國家對社會會更熟悉。

我覺得恰恰相反，**我覺得隨着新技術發展，我們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利維坦，它不是跟更清晰的對象接觸，而是將與更多的新人羣、新組織、新社會力量變得陌生起來。**也就是説在國家管控的範圍內，我們一定要清楚地界定一個概念，實際上存在着很多微妙的組織。

過去我有一個老師研究上訪的，上訪是一種有形的集體行動，用奧爾森的理論研究叫羣體性事件。現在你會發現這個概念很少有人用了，因為現在看到的都是一些大量的集合性的行為，比如去年兩會的“翻白眼”，還有紅衣藍衣女郎聚集了一個極大的輿論場。這個我覺得也不簡單的是一個輿情的問題，實際上它們分分鐘都可以通過觀念的聚集，來腐蝕傳統的這種所謂的政治正確。

再比如説，我們搞醫療改革，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都讚賞有加，我還專門寫書，結果去年有一個帖子在北京流行，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很快的就使得整個城市中產階層心裏邊翻雲倒霧的，我們對整個體制樹立起來的認知，很快的就遭到了衝擊。所以這個東西的變化實際上對整個國家意識形態、主流價值觀的管理操控其實是極大的。

你真的不知道現在怎麼處理這些問題，面對這種複雜的羣體社會，我們現在識別的能力是很差的，到現在也都沒有一個管理機制。你能告訴我説兩會前夕整個社會輿情到底是什麼？這種組織形態在城市間發生什麼變化？

我給大家説你分析不了，但是如果你去找馬雲讓他提供一個報告，他可能會給你一個比我們社科院給的還要厲害的報告，或者找騰訊，它們知道這個叫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產生信息，整個輿論場就是這些東西構成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認識社會的時候，可能還是需要一些全新的思維，因為它產生了一些新的政治空間。

我們今天還是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過去我們管理一個婦女，管理一個工人，可以通過工會婦聯。後來的社會組織通過民政部門，可以干預到每一個社會個體，我們知道你發生了越軌的行為、違法的行為都能找到你。

但是，現在我們真的不知道人羣中間潛在的挑戰現有規則的激進分子在哪裏，我們是不清楚的。所以顏色革命之前，政權是不知道的，埃及的穆巴拉克不清楚，烏克蘭的總統也不知道，可是那些技術組織他們清楚，而且他們提供了一個地圖，哪些人分佈在什麼地方都非常清楚。

大家知道在香港做工作，有傳統的功能組別制度，就是把香港的整個社會分成20多個界別，在工商界，我就做李嘉誠的工作，搞定他就搞定其他的小嘍囉了；法律界我就找幾個大律師，我們官方就跟這些大律師接觸，搞定他們那些小律師就搞定了。

​2005年，我去了趟香港，我看到書店裏邊有大量的新本土主義的書，回來我就寫了一篇東西，我説要警惕香港的新本土主義，我覺得他們在聚集成一個新的東西，而且這個東西完全不在傳統的政治結構裏邊，你覆蓋不了，你根本沒識別它，也沒有人願意看見它，覺得是一堆垃圾是污染物。

結果我寫完之後，香港一個立法會議員叫鄧國威，他就説社科院有一個學者寫的這個東西，簡直無恥到無倫，説我在污衊他們。我自己是作為一種科學觀測，我不做判斷，我就是覺得這個東西要警惕。

後來大家知道2016年的大年初三，旺角就出來了一羣人的聚集，這個提前沒有任何防範，然後就造成了旺角的暴力事件。這些東西實際上跟後來其他地區的顏色革命的動員的機制、形成的機制都是一樣的。所以我説新技術因素實際上在加速的使得社會創造了很多自主的空間。

如果你説過去幾年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社會越來越弱，我從來不同意這個看法。如果你説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強，國家越來越弱，我也不同意。我覺得現在是一種新的形態，我們一定要看到國家權能在增長的同時，中國的市場跟社會的攪局的能力和博弈的能力也是在不斷增長的，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判斷，我無意説一定要使在座的都同意。

再比如説維基解密，也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教訓，新技術其實是形成了一個隱遁無形的空間，很多微小的個體可以通過新技術來尋求和它的觀念、意志、訴求相同的一個東西，進行某種程度的集體拼圖。維基解密對美國影響巨大，它甚至可以同超級大國進行對抗，腐蝕你的國家信用。

我們現在可以感覺到的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情景，比如19世紀的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覆滅，為什麼這麼大的一個統治結構，在馬丁·路德宗改革之後的三四百年就把它給幹掉了？因為新教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接二連三的衝擊，這些小氣泡在不停的發展，然後彙集形成力量。我覺得新技術也是發揮了類似的作用，加速了這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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