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我們還能相愛嗎？_風聞

摘要

儘管一些研究已經探究了已婚夫婦在經濟壓力下維持其關係質量的因素，但很少有人研究過可能在經濟壓力下真正幫助婚姻變好的因素。本研究使用來自美國已婚夫婦的樣本數據，檢查了在2007-2009年經濟衰退期間參與者關於他們婚姻承諾增加的報告。作者發現宗教神聖化的婚姻，採取關係維持行為以及家人朋友的社會經濟支持都與夫妻婚姻承諾有關，即他們在經濟大衰退期間的婚姻承諾有所增加。面臨就業或住房相關問題的妻子對婚姻有更多的承諾。最後，參與者在經濟衰退期間感受到的經濟壓力越大，他們之間的關係承諾就越多。

這是社論前沿第S1252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前言

2007-2009年美國經濟衰退傷害了家庭的財政和婚姻。例如，超過四百萬人失去了工作。此外，在2007年至2011年期間，家庭喪失的抵押品贖回權飆升，許多家庭失去了家園（Blomquist 2012）。儘管存在一些例外情況，但學者們並沒有調查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婚姻關係破壞，而是調查了經濟損失的影響。在2007-2009年經濟衰退結束時關於夫妻婚姻質量的報告顯示，經濟衰退相關的壓力因素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壓力感已證明婚姻存在問題。

儘管許多研究表明，壓力因素（經濟及其他因素）可能會損害婚姻關係，但夫妻婚姻質量在面對壓力因素時會發生變化。例如，在關於過渡到父母身份和婚姻質量之間關係的縱向研究中，Belsky和Rovine（1990）發現，新父母的婚姻質量提高了。此外，一些壓力模型，如家庭調整和適應反應（FAAR）模型（Patterson 2002）表明，當夫妻適應壓力源時，他們的婚姻關係就會加強。因此，一些經歷了2007-2009年經濟衰退的已婚夫婦可能會出現更強的婚姻質量。

不幸的是，關於經濟困難與婚姻質量之間關係的研究並不多，主要集中在與夫妻婚姻變好有關的條件上。一些學者已經確定了幫助夫妻在金融困境中穩定婚姻質量的調節因素。這些研究很重要，但是作者無法找到任何已檢驗夫妻婚姻是否以及如何通過金融壓力來變得更好的研究。

作者通過檢查夫妻報告的預測因素來解決這一研究差距，他們的婚姻承諾在2007-2009年經濟衰退期間增加。這樣的婚姻承諾或保證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幫助學者開始瞭解婚姻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方面可能有助於夫妻關係在經濟困境中良好發展。作者利用來自經濟衰退結束後約1年收集的全國夫婦樣本（N=1368）的數據進行分析。

數據和樣本

作者使用來自婚姻慷慨度調查（SMG）的數據來完成分析。 SMG是一個全國代表性的樣本，調查對象為美國年齡在18-45歲之間的已婚夫婦。SMG的數據收集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間的3個月。一個調查研究公司——知識網絡，從他們已有的參與者知識小組中收集數據。這個原始的參與者小組是使用分層隨機抽樣和隨機數字撥號和隨機地址抽樣創建的。要被納入SMG，知識小組的參與者必須結婚，年齡在18至45歲之間，並且配偶的年齡在18至55歲之間。受邀參加的人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了SMG。 SMG還邀請參與者的配偶完成調查，即使他們不是知識小組的成員。百分之八十九的SMG參與者有一名參與配偶（最終樣本為1754名妻子和1705名丈夫）。

測量方法

1.因變量

因變量只有一個，在數據中的問題為“經濟衰退加深了我對婚姻的承諾。”SMG要求參與者對他們的聲明表示不同意見，回應的範圍從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2.自變量

作者測量了客觀的衰退源，通過納入問題“自經濟衰退開始以來，您是否已經失業，減薪或減少工作時間？”和“自經濟衰退開始以來，您是否已經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或在抵押貸款支付方面遇到問題？”，回答為“是或否”。

作者使用三個變量來衡量宗教信仰。 然而，作者並沒有將這些措施放在一起，而是將它們分開，因為它們各自都集中在宗教性的不同方面。作者使用一個變量來衡量宗教婚姻的神聖，這個變量要求參與者同意或不同意“上帝是我們婚姻的中心”這一問題。參與者可以在1（非常不同意）和6（非常同意）之間做出回應。SMG還測量了參與者關於家庭內部宗教活動的報告。SMG項目詢問參與者“除了在用餐時優雅，你多久與你的配偶一起禱告或做宗教活動？”參與者可以在1（從不）和6（每天幾次）之間做出回應。

作者使用兩個變量測量了對參與者婚姻的社會支持。參與者被要求評價他們的朋友支持他們婚姻的程度，以及他們的家人支持他們婚姻的程度。參與者可以從1（從不真實）到5（始終為真）做出回應。作者取這兩個變量的平均值來創建作者在分析中使用的變量。克朗巴赫的阿爾法（Cronbach’s alpha）測量結果：妻子為0.81，丈夫為0.71。

作者使用一個變量測量了參與者在經濟衰退期間收到的財務轉移和支持。 SMG要求參與者回答“自經濟衰退開始以來，作者已經從配偶的父母或家人那裏得到了經濟上的幫助-例如，金錢、工作上的領導、學費、房子周圍的幫助等等。“參與者可以從1（非常不同意）回覆5（非常同意）。這個項目沒有告訴作者的是，參與者是否在經濟衰退之前作出財產轉移。

此外，作者通過納入家庭總收入，消費者債務和儲蓄來衡量參與者的財務能力。作者還納入了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包括種族、教育水平、婚姻時長。

3.路徑模型（path model）

作者使用一系列路徑模型來檢查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聯。路徑模型允許作者在同一模型中進行多次迴歸，同時還模擬了妻子和丈夫的因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相關錯誤結構。作者有不同的模型，每個模型都包含獨立的變量塊（例如，衰退壓力源，宗教信仰）和控制協變量。 第六個模型包含所有變量。 在許多關於經濟困難與婚姻質量之間關聯的研究中已經使用了路徑模型（例如，Conger等人，1990）。

研究結果

經濟衰退相關的婚姻壓力與經濟衰退增強的承諾之間的這種積極聯繫可能是本研究最有趣的結果之一。經濟衰退相關的婚姻壓力與承諾增加之間的正相關性表明，感知到的金融壓力（但不是客觀壓力因素）可能是夫妻能夠團結起來並共同面對壓力源的工具。這支持FAAR模型，因為當家庭共同處理需求時，這個過程可以提高他們的關係質量。因此，當夫妻共同努力克服感知到的經濟壓力時，可能會加強他們的關係。感受到的經濟壓力可能是夫妻共同努力打敗的“共同敵人”。在共同努力克服這些需求（以及需求的含義）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會發現彼此更加親近。然而，還應該注意到，這種結果僅適用於金融壓力不會導致他們離婚的夫妻（參見下面的限制部分）。

根據FAAR模型（Patterson 1988），當遇到足夠的能力和意義時，經濟困境可能有助於婚姻興旺。使用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樣本，作者測試了婚姻承諾是否以及如何加深的，這不僅僅是因為與2007-2009年經濟衰退相關的經濟壓力因素。作者發現，當只有妻子報告經歷經濟壓力，或當夫婦報告更大的主觀經濟壓力時，在擁有關係維持行為、宗教化的婚姻以及婚姻的社會經濟支持下，經濟困境更有可能導致婚姻承諾增加。本研究是為數不多的探索2007-2009年經濟衰退對夫妻關係影響的研究之一。作者的補救措施為FAAR模型提供了支持，但也提出了有關適用於婚姻中的經濟需求的問題。例如，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以及為什麼只有經歷經濟壓力的妻子才會增加她們的婚姻承諾。此外，大多數婚姻經濟研究都考察了經濟壓力因素對婚姻的負面影響。雖然這個理論視角是有效的，但重要的是未來的研究更多地關注金融壓力源如何促進夫妻關係向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