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舟：榮氏家族的麪粉+棉紗帝國往事_風聞

章舟：榮氏家族的麪粉+棉紗帝國往事

説到大家族，你可能想到的是美國的洛克菲勒，他們幾乎以一家之力，撐起了20世紀初的美國，至今仍在美國社會各界發揮重大影響力。

【圖】約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家族的創始人（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但是在太平洋對岸，也有這樣一個延續100多年的大家族，影響着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最要緊的是，這個家族還極為低調，幾乎不在公共媒體上露面，自然也就很少見諸報道。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1）“巨無霸”中信銀行，由該家族成員創立；在中國的“麥當勞”，就是中信名下的產業；

（2）該家族的傳人，曾經擔任中國的國家副主席，是標準的“紅色資本家”。

100年前的這個家族，實力更是大得驚人：他們家生產的麪粉和棉花，一度佔據了當時中國“吃”“穿”兩大市場的半壁江山。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榮氏家族。作為產業風雲的第二部，今天我們就來走進這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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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融到實體經濟

榮氏家族的傳人——榮宗敬、榮德生兩兄弟十幾歲就相繼離家去了廣州等地，進錢莊當學徒，不但積累了最初做生意的學問，也對近代化工業有了初步的認識。1896年，他們的父親榮熙泰開設上海廣生錢莊，賺下第一桶金。沒想到過了幾年，錢莊生意清淡，榮熙泰也因病去世，兄弟倆決定轉行。可是世界這麼大，究竟該轉哪一行呢？

【圖】榮宗敬（左）、榮德生兩兄弟（圖片來源：無錫名人文化）

當時的中國，由於工業落後，很多東西都要從外國進口。其中麪粉的量是最大的，進口的麪粉色澤好，價格便宜，這些用新機器磨製而成的麪粉很有競爭實力，銷路很好。而國內磨面還以手工作業為主，生產出的麪粉無論是數量和質量上，都無法和進口麪粉相提並論。至1900年，全國只有四家麪粉廠：天津貽來牟麪粉廠，蕪湖益新麪粉廠，上海的阜豐和增裕麪粉廠。

實際上，榮德生早在廣州做學徒時，就看出了麪粉行業的商機：清政府受不平等條約牽制，不能禁止麪粉進口，而且麪粉號稱是洋人食品所需，故中國政府不準收關税，但事實上，中國人對面粉的需要亦頗大，當中藴含着巨大市場。

在這個新的十字路口上，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又與當地的官員朱仲甫等合股，從法國購進機器，創辦了無錫首家麪粉廠——保興麪粉廠，此後，榮氏兄弟又把麪粉廠的規模擴大，並從國外購進更加先進的設施，更名為茂新麪粉廠。日俄戰爭1904年爆發後，茂新麪粉廠把麪粉運到中國東北地區銷售，一年後賺得6.6萬兩銀的盈利。

【圖】無錫茂新麪粉廠舊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到了1906年，由於氣候因素，小麥產區普遍歉收，而且外國麪粉大量湧入中國，再加上榮氏投機失敗，茂新麪粉廠在1907年至1909年損達了三、四萬兩白銀，到了資不抵債的程度，值此千鈞一髮之際，榮氏兄弟靠無錫的房產做保，才順利續命，避免了瀕臨破產的結局（看來房產到底還是硬通貨）。

熬過了難關後，榮氏兄弟又大膽舉債添置機器，以提升麪粉質量，開拓銷售渠道；麪粉廠在1910年日均生產2500包麪粉，生產規模擴大三倍，產品銷路轉好，在1911年大賺特賺，終於“起死回生”。同時，榮氏麪粉也有了一個響亮的註冊商標——“兵船”。

1912年以後，榮氏兄弟又先後與人合資，在上海創辦了福新麪粉一廠、二廠、三廠，與茂新麪粉廠共同構成了榮家麪粉產業的支柱。而“兵船”牌面粉，也成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標準粉。

【圖】上海蘇州河畔的福新麪粉公司倉庫（圖片來源：搜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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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麪粉+棉紗大王”是如何煉成的？

麪粉產業的壯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國家忙於戰爭，糧食產量急劇下降，需要從國外購糧，中國由進口麪粉轉為輸出麪粉。榮氏家族抓住了難得的機會，招兵買馬：以茂新一廠為例，僅1914年一年，該廠的麪粉日產量就從2500包增加到5000包，整整翻了一番。

要想賺大錢，光靠一個廠肯定不夠，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是必然選擇。榮氏家族在上海，無錫等地大量擴張。例如，1914年6月，榮氏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1916年，榮宗敬又沿江而上，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麪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一戰”時“兵船”麪粉出口達80萬噸，在國內外市場上享有盛譽。榮氏兄弟成為中國有名的“麪粉大王”。

【圖】麪粉廠內部機器轟鳴（圖片來源：搜狐新聞）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全國上下掀起了“抵制洋貨”的熱潮，國外的麪粉紛紛遭到抵制，國內的廠商“揚眉吐氣”。1920年建立福新七廠，1921年又建立福新八廠，這兩大面粉廠日產量分別為1.4萬袋和1.65萬袋，為全國規模數一數二。

從1914年至1922年8年間，榮家的麪粉產業發展迅速，開設的麪粉廠共計12個（其中茂新4個，福新8個），日生產麪粉76000台，產量佔到當時全國麪粉總產量的29%。成為名副其實的“麪粉大王”。

榮氏家族興旺發達的背後，是中國麪粉工業的日益壯大：在1890年至1921年我國就有213家企業引進了輥式磨粉機，1921年麪粉總日產量約為25.8萬包（小作坊生產的麪粉不計算在內），新建粉廠也如雨後春筍，僅上海除了榮氏家族的福新外，還有元昌、信昌、元豐、元大、和六等七、八家。

麪粉廠家的增加，使得中國麪粉的對外依存度逐漸下降：1912年，我國麪粉進口尚高達320萬擔，到1913年我國麪粉進口量降為250萬擔，1914年降為219萬擔，1915年更是下降到15萬擔。

而麪粉出口量則不斷增加，1914年尚不足7萬擔，1915年上升為20萬擔，1918年高達200萬擔，1920年更猛增為近400萬擔，中國麪粉行銷英、法、俄、日、南洋等地，僅1919年中國麪粉出超金額就高達1039萬餘兩，麪粉工業一躍成為我國近代支柱產業之一。

至1920 年，全國實存麪粉廠123 家，日生產能力26.6 萬多包，日產能力5000包以上的大廠就達到5家，我國麪粉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機器麪粉業發展的最好時期。

【圖】不同廠家生產的麪粉品牌（圖片來源：寂寞紅酒）

然而，20年代以後，洋粉重新開始低價傾銷：1921年洋粉進口只有75萬擔，到了1922年猛增到360萬擔，此後兩年洋粉進口量均在500萬擔以上。相比之下，1922年中國麪粉出口只有13萬擔，不足1920年的1/30。

這樣的情況下，民族麪粉業開始舉步維艱起來：據統計1921—1936年共增設麪粉廠145個，日產能力約27.3萬包，但同時期停歇的工廠也多，增長較慢。上海由於有着口岸的優勢，逐漸成為我國機制麪粉生產銷售中心。1927年上海面粉年銷售達到1950萬包，1928為1995萬包，1929為2288萬包，1930猛增為3043萬包。

衣食兩開花

雖然麪粉生產遇到了瓶頸，但正如前文所言，榮氏家族“既管吃，又管穿”，不光投資“食”，還投資“衣”。早在1905年，榮氏家族購買土地和設備，在無錫建立了振新紗廠，這家工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

【圖】榮氏無錫振興紗廠購貨合同（圖片來源：上海市檔案館）

一戰期間，和麪粉一樣，榮氏紗廠也迎來了難得的發展契機。1915年榮氏兄弟出資18萬元，創辦申新紡織公司。到1922年止，申新已在上海、無錫、漢口等地設立4個廠，產紗綻達13萬餘枚，不但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紡織企業公司。且發展速度當時遠遠超過了其他民族紡織廠，上世紀20年代的紗綻增長率甚至超過了在華日商紗廠。

【圖】位於漢口的申新第四紡織廠辦公樓（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此後短短的16年內，申新通過不斷併購，擴產，從1家廠擴大到9家廠，佔有全國紗錠總數的20.6%，申新的“人鍾”牌棉紗與“兵船”牌面粉一樣，暢銷於市場，成為全國聞名的棉紗之一，榮氏兄弟因此又被譽為舊中國的“棉紗大王”。

【圖】申新九廠內繁忙的景象（圖片來源：浦江新聞傳媒）

有意思的是：麪粉和紡織看起來是兩個行業，卻在產業鏈上有着交融之處：麪粉廠需要用的面袋子，就來源於紗廠的產品，兩大行業相輔相成，互相遞進，鑄就了榮氏麪粉和紡織兩大帝國，也是榮氏企業難以複製的巨大優勢。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中國民族紡織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除了榮氏的申新紗廠外，還有留美碩士穆藕初的德大、厚生紗廠，僑商郭樂、郭順兄弟的永安紗廠，以及溥益（新裕前身）、統益、寶成、大中華、鴻章、華豐等紗廠，接踵在上海開出。至民國11年（1922年），上海新設華商紗廠19家，新增紡錠487222枚，佔全國新增華商紡錠的47.6%。

中國期貨祖師爺

正如前文所言，榮氏兄弟創業初期，曾因投機險些傾家蕩產。但兩人骨子裏流着冒險的血液，自然不會放過一切投機的機會。現在家大業大，自然是要來上一票。

五卅運動爆發後，國內掀起抵制日貨的風潮，榮宗敬藉機聯合其他實業家和商人，於1920年3月1日，同阜豐廠寧鈺亭、申大廠顧罄一等18人把上海機制麪粉公會貿易所改組為中國機制麪粉上海交易所，並於8月14日正式對外營業。這是中國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貨交易所，經辦麪粉、麩皮期貨交易。

不久，榮宗敬又趁熱打鐵，在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提出了籌建紗布交易所的設想。1921年，紗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掛牌，經辦棉紗期貨交易。從此，奪回了麪粉和紗布期貨價格主導權。由此可見，榮氏真正實現了產業金融兩開花，不愧為中國本土期貨的祖師爺。

榮宗敬不僅炒大宗商品，甚至還從事外匯交易：五卅事件之後，國內再次掀起抵制日貨的運動。他抓住機會，上演了一波做空日元的操作，最後淨賺400萬大洋，而幾大日本財團則損失慘重。

遭遇困境：險被“滅門”

從1927到1937，是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然而對榮氏企業而言並非如此。

也許和早年的金融從業經歷有關，縱觀榮氏家族此前的發展歷程，有兩個字佔據着重要地位：槓桿。説白了就是，不留現金，賺了錢就擴張，用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情。用榮宗敬的話來説，就是“多買一隻錠子賽過多得一隻槍”。

在行業鼎盛時期，他更是放出豪言“只要有人敢賣，我就敢買”，其氣勢不亞於今天口口聲聲“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一口一個“小目標”的前首富。

雖然榮家企業滾雪球一樣壯大。但大哥榮宗敬這種不留餘地的擴張，卻引起了弟弟榮德生的擔憂：亂世中的任何風波都會讓榮家因債務而破產。

榮德生的擔憂，在經濟不好的環境下，終於變成了現實：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全球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再加上長江全流域大水災的肆虐，緊接着，國際麪粉，棉紗傾銷潮一波波來襲，致使民族工業一直在不景氣的環境中掙扎，申新的幾個紗廠存貨堆積如山，榮氏家族的各麪粉廠也全部停工。同時，當時政府的各種苛捐雜税，也令本已不景氣的榮氏企業雪上加霜。

重重壓力之下，榮氏企業鉅虧1000多萬，資金週轉困難。債台高築的榮宗敬，不得不向當時的政府請求援助，結果早已垂涎榮家產業的官僚資本，開出了苛刻的條件：財政部撥款三百萬，接管申新紡織。這對當時的榮家而言，無異於趁火打劫。

最後關頭，榮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紡織。他連夜趕到上海，與銀行商量，將榮家麪粉廠的股票和餘款以及家中所有有價證券全部抵押做擔保，終於向銀行借到500萬，渡過了這一生死時刻。

企業剛剛起死回生之際，抗戰爆發了，榮氏企業面臨着又一輪新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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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禍得福：借“孤島”脱困

榮氏兄弟的振興計劃還未來得及實現，中國就進入了全面抗戰。上海，無錫隨即陷落，在日軍發動全面戰爭的頭幾個月裏，榮家所有處在戰區的 14 個工廠，全部遭到了日軍轟炸。

然而只過兩年，情形突變。在1939 年到 1941 年這段時間裏，上海租界內人口激增，物價大幅上漲。而上海租界以外淪陷區紗廠不是被敵人炮火所毀，就是被日軍強佔；而內地對紗布的需求極大，在租界內繼續開工的紗廠，“無不市利百倍”。結果榮家在戰難中賺來的錢，不僅還清了戰前相當於 17 萬兩黃金的全部銀行貸款，還開辦了銀行與一些貿易公司，這是讓榮氏家族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而租界之外的工廠，則不得不面臨搬遷的境地：設立在漢口的申新棉紗四廠和福新麪粉五廠，因日軍長期的轟炸，於抗戰初期搬遷至寶雞和重慶，成為抗戰期間工業西遷的一部分，並吸引了大批海內外名流前來參觀，名揚世界。

【圖】寶雞原申四福五辦公大樓（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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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麪粉+棉紗大王”到紅色資本家

擁抱新氣象

時間到了1949年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民族工商業的商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於出路的抉擇。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 9 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

面對這種情況，榮氏家族也有成員動搖過，並付諸實施。

實際上，榮氏家族早已對國民黨失望：拋開當年的趁火打劫不談，1948年11月，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因“套購外匯”的罪名被國民黨政府判處緩刑，後交了50萬美元才算了結，情緒一度陷入低潮，1990年客死巴西。其弟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也先後離開上海。香港大元、偉倫和南洋三家紗廠，就是榮氏家族成員離開上海後創立的。

資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後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協助新生共和國的建設。

1952 年底，在無錫市中心的一座小樓裏，榮毅仁父親榮德生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3年後，榮毅仁將自家1910年購入的梅園捐獻給國家，如今這裏已成江南著名的賞梅勝地，每年春天遊人如織。

【圖】無錫梅園（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54 年，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全部被充公。榮毅仁卻説，“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費財產。”

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而榮毅仁也因此舉獲得了共產黨的尊重。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 並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 , 為他助選上海副市長。

此後幾十年，榮毅仁在政界一路上升，1979年創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開創了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也在25年後，重新成為了“榮老闆”。也成為了中信帝國的創始人。

直到1985年，榮毅仁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93年3月到1998年3月，榮毅仁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2005年在北京逝世。

榮氏家族產業歸宿：撐起新中國的棉紗+麪粉工業

麪粉界的“福新”，紡織界的“申新”這些曾經響噹噹的名字，在1949年之後，也迎來了它們不同的歸宿。

麪粉

為了幫助甘肅省的糧食生產，福新麪粉公司於1953年6月將福新四廠全套設備折價出售給甘肅省人民政府糧食廳。1955年3月，福新麪粉公司拆卸福新六廠設備，4月福新一廠、三廠裁撤。

1955年9月27日，上海市糧食局同意自10月1日起正式成立公私合營福新麪粉廠。當年11月1日，公私合營福新麪粉廠與毗鄰的公私合營阜豐麪粉廠合併經營，定名為公私合營阜豐福新麪粉廠。兩廠合併後有3個制粉車間，還有具有鑄造修配能力的裝修車間，基本上成為一個全能的麪粉加工廠。

1966年9月，阜豐福新麪粉廠更名為上海面粉廠。上海面粉廠第一制粉車間（原福新第二麪粉廠）於1970年停產，翌年其設備拆往遼寧等省，另建麪粉廠。

紡織

1955年9月28日，申新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佈公私合營。經過清產估價，上海申新一廠（緯昌併入）、二廠、五廠、六廠（三明併入）、九廠及相關的中華第一棉紡針織廠、鴻豐紗廠資本總額為6400萬元，占上海全行業合營廠總資本額的47.32%。

公私合營後，1957年2月，上海棉紡織工業公司成立，實行行業統一管理。中華第一棉紡針織廠劃歸上海市針織工業公司，申新五、六廠在1958年10月與榮豐紡織印染廠合併組成楊浦棉紡織印染廠。申新二廠於1960年劃歸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後改為上海無線電二廠。1966年10月，上海申新紡織總管理處撤銷。

同年，申新一廠、申新九廠、楊浦和鴻豐紗廠分別改為上海第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一棉紡織廠和第二十七棉紡廠；無錫申新三廠改為無錫第一棉紡織廠，漢口申新四廠改為武漢第三棉紡織廠。

“申新系”還支援全國的經濟建設：50年代上海申新、永安兩系統出資出人，與安徽省合作，在合肥市創辦公私合營安徽第一棉紡織廠（安紡總廠）。曾經是合肥的納税大户，一度佔據合肥企業納税總額的一半以上，也成為計劃經濟時代上海支援全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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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氏家族的經營哲學

榮家歷史上的起伏無不帶着深深的時代烙印，但卻總有榮家自身不變的哲學——不論在哪個時代中，榮家的主脈總是表現得非常柔韌，他們從不憚於屈就和妥協，所以他們從來沒有在某一個時代或政權下攔腰折斷。

榮氏第一代的兄弟二人中，兄長榮宗敬性情豪放，大有氣魄，但也很剛烈，經常為不肯屈就而憤懣非常。而榮德生顯得保守謹慎，但更長於打理關係，更善於在逆境中向人求得幫助。

剖去百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種種表象，商道最核心的規律卻沒有變化。這種世俗的智慧或許不如理想和壯志那麼絢爛，卻顯然比後者更加持久和圓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