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枷鎖，香港電影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身份認同_風聞

香港電影的“北上”賺錢，既是在中國電影的廣闊天地裏實現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俠片、港式喜劇片、港式愛情片等在內的各種商業電影類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徑，也是使香港電影在當下這個過於煩躁和喧囂的現實話語場域下，能夠沉澱下來尋求新的表意空間的唯一可能。

因為，香港社會在迴歸後20年光陰裏，各種形勢的變化波詭雲橘、錯綜複雜。豐富的社會現實使得近年來的香港電影自身也呈現出了“回暖”的趨勢，出現了《踏血尋梅》《老笠》《選老頂》《Good Take》等一系列類型、風格不同且極具爭議的影片。我們應該看到，在這些電影的背後，一批1980年前後出生的香港年輕導演和編劇，開始登上了香港電影舞台，他們與前輩相比顯然有着不一樣的知識儲備、情感結構和藝術的感受、表達方式。

他們正在創造出一批在精神氣質上溢出傳統範疇的新香港電影範式。這一週期的香港電影也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多義性，正在開闢出一個傳統香港電影所不具備的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間。在這個全新的場域內，各種話語、各種訴求將有着更為激烈的碰撞和交鋒。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也將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的一大現實挑戰—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將是這一波“回暖”的香港電影的集體標籤。

也就是説，在這一週期，香港電影的幾乎所有題材和類型，都將會出現政治電影的影子，不管香港電影人願不願承認和麪對，這恐怕都將是一個無法擺脱的輪迴。因為自1970年代末開始，全球冷戰/後冷戰格局全面轉型，這使得包括香港在內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被選定為資本主義陣營的示範“櫥窗”，擔負起獨特的冷戰/後冷戰文化角色。

從“新浪潮”時代開始，香港電影在這個大的“時勢”下更成為了香港文化的一張名片，作為想象中更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文化範本，港式警匪片也繼港式武俠片之後，在世界電影版圖開始有了明確的存在感。這也是基於冷戰/後冷戰文化結構所衍生出的、被人為建構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複雜歷史的投影。

但是，由於原有的粵港澳架構未能在香港迴歸之後有效解決。在迴歸前就已存在、近年來不斷加劇的高房價、高失業等現實問題，從誕生到今天不超過40年時長的所謂“本土意識”就成為了當下距離香港青年羣體最近、也是最為“便捷”的文化身份認同資源。

這種本土意識在香港迴歸後經由“港獨”話語被不斷偷樑換柱、人為挪用，已經內化到香港當下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認同的鬥爭場域當中，並恐怕還將長期遺禍四方，不僅如此，這種脱胎於冷戰/後冷戰意識形態的“本土意識”甚至會導致對香港電影的想象力、創造力的綁架《踏血尋梅》《老笠》《選老頂》《Good Take!》等影片，都是這一脈絡的產物和結果，縱然它們在藝術表現上互有高下，但無疑深陷在意識形態主題先行的泥淖中。在這樣的語境下，如果不能開拓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就遠談不上創造出真正原創性的、有開拓性的藝術經驗和文化身份認同資源。

毫無疑問，不是隻有在政治經濟週期的高潮期才能誕生偉大的影視作品，如果能夠在時代浪潮的沉浮起落中對於自身命運有着更新的感受和認知，這一歷史週期內的香港電影乃至香港文化，又何嘗不能尋找到一個全新的起點?我們需要做的，並不是要迅速辨識出當下的香港電影實踐中，諸多話語的高下對錯之分，真正有價值的嘗試和努力，是讓其中的各類話語充分顯影、定型。

這既是探索香港電影全新的廣闊表意空間，進而實現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俠片、港式喜劇片、港式愛情片等在內的各種商業電影類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徑;也是使香港電影在當下這個過於煩躁和喧囂的現實話語場域能夠沉澱下來的唯一可能。

惟其如此，香港電影才能對加深華語電影工業的根基做出自身的歷史貢獻，是大投入、大製作、高卡斯、高概念的數字特效奇觀大片和有探索、有深度、有立意、有追求的藝術電影得以不斷生長的真正堅實土壤。在此基礎之上，不僅僅新的香港電影，而且成熟、理性、進取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也可能得到培育。這也是迴歸20年後，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節點上，香港真正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並獲得持續發展動能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