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謠言，年輕人真的比老人更能分辨真相嗎？_風聞

在2018年的多個典型謠言案例中，青年網民都有較高的參與度……人們傳播謠言，有時候是為了社交，或者只是為了安全感

信息素養或將成為一種新的能力標識，信息收集能力、信息辨別及利用能力或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個人核心競爭力之一

文 |  張蕾

插圖 / 張建輝

“願世人都能被善待”

“最近看到一段讓人心疼的視頻，快遞小哥冒着大雨送快遞，回來時一車的快遞，被偷得就只剩下幾件。他在雨中暴哭了二十多分鐘，一直嘶吼着‘你叫我怎麼辦’，所有的委屈、不順、辛酸一齊湧上心頭，那一刻，他一定很絕望吧。”

週一中午，27歲的陳諳（化名）正在辦公室午休，她在朋友圈刷到這條“新聞”，標題是《快遞小哥冒雨送貨竟被偷，暴哭20分鐘後發生的事暖到了所有人……》，文章還羅列了保潔阿姨、外賣小哥、拾荒老人、農民工、婚宴小丑的故事，並引用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日劇《請與廢柴的我談戀愛》的經典台詞——“生活是否永遠艱辛？里昂回答，總是如此”，“我並不是不幸福，可是，光是活在這世上，我就已經很吃力了。”

看完文章，陳諳有些難過，她想起那些為生活奔波的人，也想起自己。幾分鐘後，她將文章轉發到朋友圈，並附了一句“願世人都能被善待”。

陳諳不是唯一相信並轉發這則謠言的人。在她的背後，是中國網民圍繞這則謠言生產的約20萬次話題參與行為。

中山大學和騰訊公司於2019年1月17日發佈的《2018年網絡謠言治理報告》（以下簡稱《治理報告》）顯示，在2018年11月1日至27日的監測期內，謠言“快遞員快遞被偷雨中暴哭”的相關話題在全網傳播量約20萬條——11月15日，微博網民“晴尼醬大寶貝”發佈視頻稱，上海一名快遞員快遞被偷在雨中暴哭，話題發酵；18日夜，視頻拍攝者發文澄清；19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官微發佈闢謠通告稱，快遞員暴哭實為和女朋友吵架情緒不穩定所致，其後環球網、澎湃新聞、觀察者網等陸續加入闢謠陣營，輿情熱度才開始下降並逐漸平息。

這則謠言的受眾畫像分析顯示：參與該話題討論的網民中，25至35歲的青年網民佔比超四成，而45歲以上的中老年網民參與度不超過一成。

在2018年的多個典型謠言案例中，青年網民都有較高的參與度。報告顯示，在“缺鈣喝骨頭湯補鈣”及“情侶拿麻將買車被 4S 店員工圍毆”案例中，謠言主要受眾均分佈在25-35歲羣體；在“菠菜豆腐一起吃會得結石”等食物相剋謠言案例中，25-35 歲、15-25 歲青少年羣體的參與度最高，佔比合計76.2%；而在“洋葱能殺死感冒病毒”案例中，25-35歲網民的參與度達28.3%，25-45歲中青年網民成為話題的主要討論參與人羣。

此前，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佈報告指出：年輕的美國人比年長的更善於從觀點評論中分辨出新聞事實，在測試中面對五個事實陳述和五個觀點陳述時，50歲以上人羣中只有20%的人能給它們正確地分類，而18-49歲人羣中這一比例為32%。與這份研究結果及許多人的認知不同，《治理報告》在“中老年人易感謠言分析”部分提出核心結論：中老年人羣體的謠言認知能力並未顯著低於其他年齡段人羣，在謠言辨識方面，年輕人與中老年人處於同一水平。

對這一結果，報告分析團隊的解釋為：“隨着人們的謠言認知能力不斷提高，網絡謠言的傳播形式愈發五花八門，其隱蔽性和混淆性使得各個年齡段的人羣均可能落入陷阱。”

“就像病毒傳播，儘管每個人的免疫力不同，但是當這個病毒特別猛的時候，其實還是無差別傳遞的，”報告製作團隊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大數據傳播實驗室的副主任何凌南介紹，這類強有力的謠言在闢謠信息發佈前，可能對不同人羣有無差別打擊效果，“比如説‘塑料紫菜’的謠言，因為人的專業領域有限，所以很難在第一時間分辨出某其他專業領域信息的真假。”

何凌南從分析病毒傳播的SIR模型角度指出，如果將謠言類比為病毒式的生命體，那麼某些強有力的病毒會不斷自我演化，從而延長自己的生命週期，使其得以在更高媒介素養的人羣中生存和傳遞。

在“快遞員快遞被偷雨中暴哭”案例中，這種謠言的自我演化能力就體現為話題的不斷延伸擴大，加上標題的煽情性及“文字+視頻”的傳播形式，謠言的現場感、可信度增強且極具心理感染力，表現在傳播結果上，就是其生命力顯著提升，獲得巨大的討論和轉發量。“它會越來越像真的，直到你辨別不出真假。”何凌南這樣形容具備超強生命力的謠言。

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人

儘管如此，“中老年羣體在謠言認知方面與其他年齡段處於同一水平”的結論還是使何凌南及其研究團隊感到驚訝。

何凌南等人第一時間檢驗了調查採用的樣本數據。在定量研究方面，團隊於2018年3月至9月對全國內地31個省份和港澳台的中老年人進行了線上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樣本1124個，儘管調查採用的是線上推送的方便抽樣方式，但由於騰訊平台的用户基數極大，團隊判斷，樣本數據在年齡、性別、城鄉地區等各方面分佈均勻，數據本身具備足夠的代表性。

是什麼造成這種與常識相悖的調查結果？

這令何凌南想起他和團隊在過去幾年間做的其它調查。此前，通過網絡調查及調查公司入户訪問、街頭攔訪等，何凌南與其團隊針對網民媒介素養、新媒體使用行為、網民人格特質等問題做過十餘次調查，得到的結果都驚人地一致：與人們的常識相反，沿海發達城市、一線城市網民的媒介素養不如預期的高，而欠發達地區、二三四線城市網民的媒介素養也沒有預期那樣低。

2015年12月8日，凱迪數據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網民網絡媒介素養調查報告》中就曾指出，二線城市網民的媒介素養平均得分為3.63，成為媒介素養水平最高的網民羣體，三線城市則以3.62的平均分位居第二。 與一般印象相悖，一線城市網民的媒介素養水平沒有理所當然地取得最高分。

何凌南認為，可能的解釋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口”與網民羣體仍存在區別。“在網絡上活躍的人都是相對的精英人羣，或者説是媒介素養相對較高的人，”何凌南指出，發達地區的網民基數更大，相對地，其中捲入的不同程度媒介素養的人也更多，因而其媒介素養的平均數據反而被拉低。而欠發達地區，參與網絡活動的多數是位於“金字塔頂端”的人，他們的收入、知識水平、媒介素養相對較高，顯示在結果上，便造成“欠發達地區網民媒介素養反而比發達地區高”的狀況。

類比年輕人與中老年人謠言認知的問題，可能的解釋是目前參與網絡活動的中老年人位於“金字塔頂端”，其受教育水平、媒介素養水平比中老年人平均水平高，而年輕人網民基數更大，所以在媒介素養方面的數據反而更加參差不齊。

不過，除了信謠水平分析，在傳謠方面，《治理報告》提出了“中老年羣體相比80、90後更愛傳謠”的結論，這一結論與近日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合作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調查結果基本一致。通過分析1331名“臉書”用户的宗教、政治觀點等公開資料及發帖列表、外部鏈接和“喜歡”的帖子，紐約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人員發現，65歲以上羣體分享假新聞的可能性是18-29歲羣體的七倍，年齡或成為預測傳謠行為的最大指標。

針對中老年人傳謠行為，中大大數據傳播實驗室在報告分析中指出：出於對家人身體健康的考慮，中老年人往往更易在微信羣、朋友圈傳播健康養生類信息，部分造謠者正是利用中老年人的這一動機，將謠言加以偽裝，使他們在不經意間成為謠言傳播的推手。其中，謠言鑑別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主觀幸福感低、網齡短的中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傳謠可能性。

而在謠言文本方面，報告分析指出，高轉發量的謠言大多情緒消極，引發死亡恐懼，並頻繁用涉及自我的人稱指示，如《晚飯不吃，真的行嗎？饞？你也要忍》中用“你”來指代，讓讀者在閲讀過程中有較強的身份捲入度；在時間用詞上，針對中老年人的謠言文本包含大量未來時態詞，如《11月1日起，國家規定，喝酒出事，同桌人將負全部責任》，文本內容多着眼未來，避談現在，給造謠者訴情感、講故事提供了無限可能。

插圖 / 曹一

​傳謠是為了社交？

除了年輕人與中老年人羣的信謠、傳謠行為比較，報告中還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細節。

在關於六大典型謠言案例的分析中，除“缺鈣喝骨頭湯補鈣”的主要受眾為女性外，其餘五個謠言案例——“菠菜豆腐一起吃會得結石”等食物相剋謠言、“吸煙有益健康”、“洋葱能殺死感冒病毒”、“情侶拿麻將買車被4S店員工圍毆”及“快遞員快遞被偷雨中暴哭”——的主要受眾均為男性。

何凌南認為，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必須回溯到謠言的定義及功能上。在《謠言心理學》一書中，學者Nicholas DiFonzo及Prashant Bordia將“謠言”定義為傳播中未經證實且帶有工具性的信息陳述，它出現在模糊、危險或有潛在威脅的環境中，其主要功能為幫助弄清事實、對模糊性事件意義進行建構性解釋、理解情境、管理威脅及潛在威脅。

“但是還有一種作用——形成社會聯結，”從謠言傳播的動機上看，何凌南認為傳播最廣的謠言其實與一般謠言存在區別。《謠言心理學》一書中提到，謠言傳播背景下，人們參與社交的動機分為“事實尋求”、“增強人際關係”和“增強自我”三類。“比如事物相沖謠言，人們傳播它是為了尋求事實，但是在一些傳播很廣的事件裏面，人們實際上是想通過告訴別人我知道這件事，來拉近與他人間的關係，或者塑造自己的形象，顯示自己的領先性，”何凌南認為，男性在增強人際關係、塑造自我形象及瞭解周邊環境上有更強的動機和需求，因而會更多地涉入和傳播這種類型的謠言信息。

從社交需求出發，何凌南團隊也對“主觀幸福感低的中老年羣體更易傳謠”進行了分析。報告指出，精神世界空虛是中老年人信謠傳謠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於精神世界空虛、主觀幸福感較低的的中老年而言，微信朋友圈廣為流傳的雞湯文和謠言便成為他們重要的社交資本，這些附帶了社交功能的文本使其產生強烈的轉發慾望。

在這裏，研究團隊將“謠言”和“雞湯文”歸為同類進行分析和描述，對此，何凌南給出解釋：首先，中老年人的知識結構使他們不傾向於接受網絡上的一些主流信息，他們會形成自己的閲讀習慣，即喜愛閲讀“謠言”和“雞湯文”的傾向；其次，從信息製造者角度看，製作“謠言”和“雞湯文”的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人。

考察了一些流量推廣公司，何凌南發現，這些信息製造者並不一定針對特定的人羣製作內容，他們更多依據的是信息傳播量數據。“他們會看哪種信息的傳播量大，然後反複製作和推廣這種內容，”何凌南分析，從結果上看，“雞湯文”和“謠言”都能達到吸引流量的目的，對信息製造者而言，兩者沒有本質區別。

而在學術特徵上，這兩者也有相似性，何凌南將這種相似性解讀為“沒有確證性”。“謠言”和“雞湯文”均是用於解釋一種威脅性環境的信息，“雞湯文”和“謠言”的區別僅在於它並非用來描述威脅性情境，而是給予閲讀者一個美好的結果。“但是它也沒法給你提供確定的、嚴謹的路徑，所以某種程度上它們殊途同歸，”何凌南解釋道。

不確定性的“縫隙”

何凌南希望將謠言傳播的研究拓展到更多人羣，並以更多樣化的標準來進行人羣劃分。

“或許我們不應完全依據過去基於職業或經濟收入的標準來劃分人羣，我們更希望能基於一種價值觀，或以真正的信息素養來劃分所謂‘階層’。”何凌南認為，接下來，信息素養或將成為一種新的能力標識，信息收集能力、信息辨別及利用能力或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個人核心競爭力之一。

《治理報告》亦對信息求證意願及傳謠傾向性之間的關係作了探究。報告指出，信息求證意願越弱的中老年人，其傳謠意向越強，傳謠傾向性得分與信息求證意願呈現顯著負相關，但二者的因果關係如何，還需深一步的探討。目前，從整個謠言傳播過程來看，通常是先接收到謠言，再傳播謠言，因此，“信息求證意願弱，導致了傳謠傾向性強”是可能的解釋。

何凌南認為，從人的角度分析，目前網絡上信息量大、信息求證成本高、花費時間多可能也是影響謠言傳播的因素。佈雷特·W ·佩勒姆, 哈特·布蘭頓在《心理學研究方法》一書中提到，人認識世界有四種方法——直覺、權威、邏輯、經驗，在面對重要事務上，人會求助於邏輯和實證經驗，而在事情不那麼重要或時間不充裕的情況下，則更傾向於尋求直覺和權威幫助。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道德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亦提出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主義模式”，即當人作為個體對某事進行道德判斷時，先是直覺判斷，而道德推理晚於道德判斷出現，其目的通常是對已經做出的道德判斷進行事後論證，其中，社會因素(包括其他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則會對我們的道德直覺產生直接影響。

“面對不確定的信息，有時我們的反應是直覺反應，而直覺反應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情緒，這可能是造成人的信息求證意願弱，並去信賴網絡上氾濫的信息的一部分原因。”何凌南解釋，從心理學的“信息可獲得性”上看亦是如此，人很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制約，“一個信息總是重複，雖然當時你覺得它很傻，但你還是會受到影響。你對這個信息的印象越深，越容易想起來，就越容易相信它是真的。”

從信息本身的角度也能對謠言傳播作出解釋。美國心理學研究者Chip Heath及Dan Heath兄弟在《粘住》一書中提出，具備簡約、意外、具體、可信、情感、故事這六個要素的信息更容易傳播並更具備粘性。書的開頭提到一個令美國人聞風喪膽的經典都市傳説——一個男人在酒吧裏他遇見了一個極具魅力的女性，女人給他遞了一杯酒，男人喝酒後漸漸意識模糊，等他醒來，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個泡着冰塊的浴缸中，浴缸邊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快撥打911求救，否則你會死”，這時候男人發現自己的左腰有一個傷口——他的一個腎被偷了。從美國傳至日本，又從日本傳至中國，到今天，這個故事仍然在中國人的朋友圈裏傳播，並演變成各式各樣的流言、傳説。

除卻人和信息角度的分析，從更大的社會背景上考慮，謠言的出現也是社會風險的某種表徵。風險社會理論的提出者貝克認為，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和風險本身並非不同的東西，而是相同的東西，是文化的感知和定義構成了風險，“風險”和“（公眾對）風險的定義”完全是一回事。從這一角度出發，網絡謠言背後訴諸的正是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因此，謠言所涉及的就不僅是事實真假，其文本本身正是一種“風險”敍事。

回觀《謠言心理學》一書對謠言的定義——一種對不確定性環境下的威脅的管理，可以據此推論，隨着社會環境的不同，人們對威脅的感知不斷髮生變化，謠言自然也因此產生主觀性的改變。何凌南指出，目前，謠言在食品安全、保健、環境等領域的大量出現，正與我們生活環境的改變相互印證。過去，人們的生活只求温飽，現在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提高，因而在影響生活質量方面的風險和風險描述也就相應增加。

而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新聞反轉”現象在實質上也與謠言類似，即人們不斷蒐集和建構信息，試圖用信息來解釋和消除某種不確定性。通過不斷地解釋、推翻和重構，人們不斷地找尋對於不確定性的某種答案。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何凌南認為“謠言”的製造者很難從根源上消除。“有時候‘謠言’的製造者也是出於好意——就像古人為了解釋地震而創造出‘太歲動怒’的神話、宗教解釋，你很難説製造這個神話的人就是一個惡意的傳播者，因為他僅僅是想要找到途徑來解釋一種不確定性的環境和威脅。”只要這種“不確定性”在人類社會中存在，那麼便永遠有一條“縫隙”，留給不確定性的信息進行解釋和填補。

但何凌南對謠言的治理感到樂觀。相比《治理報告》最後從闢謠角度提出中老年人謠言治理建議，何凌南更青睞提高易感人羣媒介素養的策略：“大家的動機其實是一致的，只要有好的路徑，人會一起朝着這個方向前進。而一旦人們的能力達到了，他們便會很快從易感人羣轉變為闢謠（免疫）人羣——從而給周圍環境傳遞更多正確的信息。”

此貼屬於轉載。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