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等待他們的“戈爾巴喬夫”？_風聞

文/胡一刀

社會主義！

最近一段時間，包括《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CNN、《金融時報》等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熱議這個話題。

在歐洲，法國“黃背心”抗議示威活動，如今已經進入第20周。3月30日，英國倫敦又爆發“黃背心”示威運動。這個自去年11月就開始的法國街頭抗議，雖然規模比最開始小了，但是能夠延續這麼長時間已經屬於罕見。

有人説“黃背心”運動在法國已經成為一場政治“革命”，在下一次法國選舉中，他們將會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且，“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時下歐洲青年口中的熱詞。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宣佈參加2020年美國大選的民主黨參議員沃倫號稱要向富人發起階級鬥爭；2016年功虧一簣的社會主義老頭桑德斯再次宣佈參選；美國共產黨的入黨人數不斷上升……

不少西方保守派媒體發出了疑問，當“社會主義”在西方多個國家再次崛起，逆向革命的“戈爾巴喬夫”式政治人物會在西方出現嗎？他們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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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革命？

與最高潮的時候相比，如今，不少參與巴黎示威的人並非來自巴黎本地，而是來自外省，他們中的有些人只是在週六趕來巴黎參與示威。對於已經持續了長達4個月的示威，很多法國警察已經神情疲憊。

但是他們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因為就在 “黃背心”示威進入第18周時，原本以為抗議勢頭會減弱，但是示威者宣稱此次抗議是對法國政府的“最後通牒”。所以，混亂中示威者與警察持續衝突，多家商店被打砸、搶劫，銀行、報亭被縱火。

用法新社的話來形容，成千上萬示威者再次把法國權力和奢華的象徵香榭麗舍大街變成了戰場。

從去年11月“黃背心”運動興起，到現在仍然呈現出有組織的活動，種種跡象表明，法國“黃背心”運動可以稱得上是一場“革命”。

對法國人來説，大街上有一場抗議示威活動並不算什麼大事。法國人生性浪漫的血液裏，有時候也很衝動，但是那股勁下去之後，大家又歸於平靜。街邊的小店裏，依舊坐滿了喝咖啡、看報紙的人。

那種羣眾示威往往有着明確的目標，一旦達成，示威就會平息。

但這一次，“黃背心”運動的火星最初是由政府欲徵收燃油税而引發的。在4周的大規模抗議之後，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演講，不僅放棄了預定徵收的燃油税，而且宣佈對最低工資收入者發放100歐元的額外補貼。

然而這場“黃背心”運動不僅沒有熄火，卻向整個歐盟漫延。顯然，燃油税只是一個導火索。背後的真正原因是歐洲民眾普遍對現狀不滿，包括德法英這些老牌歐洲大國的政治精英的執政成績和經濟境遇，都讓民眾希望找到新的出路。

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中的抗議人羣就有着明顯的政治訴求，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凱旋門的破壞。過去，法國遊行發生暴力行為的地點往往是在喬治五世大道邊上的一個“奢侈品”三角型地帶，而這次卻發生在以凱旋門為核心的“政治地帶”。

在法國來説，這是非常罕見的。

不久前，比利時前首相伏思達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報》採訪時就警告稱，如果歐盟不打破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循環，那麼該組織未來將不復存在，而從目前來看，民粹主義者與歐洲懷疑論者正在全歐洲興起。

由民眾抗議引發的大革命，在歐洲歷史上比比皆是。所以，歐洲政治精英們對此一場警惕。比如，遠的當然是人們在歷史課本中看到的，1793年砍掉了國王路易十六腦袋的“法國大革命”。

同樣是法國，“68年5月風暴”，把法國二戰以來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戴高樂將軍趕下台。所以，歐洲很多國家的政治精英都非常擔心，在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本國民眾的大規模遊行抗議示威變得具有“革命”性質。

英國《經濟學人》近期以“左派復興”為封面，通過三篇文章總述社會主義崛起、千禧世代社會主義的訴求，以及芬蘭的“北歐社會主義”模式。《金融時報》也對類似話題進行了關注。

看看歐洲國家最近在選舉中獲勝的競選人，不少都是非傳統政治精英，或者是與主流派有着較大距離的政治人士。

老歐洲們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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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在變

毫無疑問，左翼復興的思潮已經成為跨大西洋熱議的話題。近期，《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老牌媒體，都針對美國社會主義“回潮”發表評論文章及專題，而引發極大關注。

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在美國成了一個熱詞，導致美國特朗普都在國情諮文演講中不得不專門拿出一定的篇幅，極力向美國民眾否定社會主義，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當中，社會主義思想愈加流行，這已被他視為自己連任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之一。

在美國年輕人以及新近步入中年者當中，社會主義思想日漸受到歡迎，哈里斯民意調查公司研究部門組織的民調結果顯示，美國千禧一代和Z一代（在1995年以及其後出生者）的受訪中，有49.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從總體來看，有37.2%的受訪者流露出上述意願。

很多美國的受訪者認為，下列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目標是亟待實現的：國家承擔高等教育之處（支持率為67.1%），打造全民醫保體系（73.2%）。

據社會學家統計，在舉行總統選舉的2020年，上述年齡層選民將佔到選民總數的近37%。無論對於希望連任的特朗普，還是期待重新入主白宮的民主黨人來説，爭奪這部分選民都攸關選戰成敗。而且，民主黨內部其實已有社會主義觀點的支持者。

作為全球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社會公平的思想其實已經通過不同的形式存在了數十年，為什麼最近又火了呢？

刀哥看了很多美國等西方學者的觀點，其中提到最多的一點是：近年來，民眾不滿大企業勢力的增強，不滿因種族、性別、物質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分化的加劇，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流行。

比如説，你如果在美國紐約等大城市的街頭，大聲控訴大學裏昂貴的學費給年輕人帶來的沉重壓力，立即就會有不少人圍觀並對你的觀點表達支持。甚至，比你還更激動地指責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社會。

所以，多位打算爭取2020年參加總統大選的民主黨成員，都提出了與之相關的經濟、税收和社會主張，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在中期選舉中，民主黨人已經靠這個贏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

有一個數據或許具有代表性：美國《民族》週刊引述社會學家提供的數字稱，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的成員人數，從2016年的7000人，增加到如今的5.5萬人。而且在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和地方議員中，有數十人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民族》週刊的文章稱，雖然從數字上完全無法證明美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種種跡象已經顯示，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意識形態，正在引起美國人的興趣。

最令美國傳統政治精英頭疼的是，美國的千禧一代如今把馬克思主義與社交媒體弄成了結合體。在手機網絡和社交媒體上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或許他們強調的不是幾十年前的那種階級鬥爭，但他們強調的“更加公正的社會”在年輕人中更具有感染力。

因此，放眼整個西方社會，“千禧社會主義”在英國萌芽，在歐洲擴散，如今在美國得到傳播。21世紀的民主社會主義正成為一種時尚，吸引着全世界的年輕人加入。

3

會變天嗎？

歐美從來都是非西方國家顏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它們自己會變天嗎？

在美國，77歲的總統競選人伯尼·桑德斯身邊聚集了很多千禧社會主義者；那位20多歲的紐約州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則是這個思潮中美國年輕人最典型的代表，也是熱情維護者。

在倫敦，千禧社會主義者聚集在科爾賓領導的左翼政黨工黨陣營之下；在柏林，千禧社會主義者組建了立場温和的左翼政黨，該黨是德國東部支持率最高的政黨。

在美國，他們有一個清晰而響亮的口號，“我們是99%”。含義是指，美國1%的人口擁有的財富，多於剩下的99%的人擁有的全部財富。

這99%裏顯然包括中產階級，西方的中產階級已經不再把自己視為是富人的“天然盟友”，他們覺得自己也是那1%造成的受害者。

從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公佈的表面數據看，2000年至2016年，美國人均個人可支配收入按2009年不變美元計算增加了23.8%——從31632.9美元增至39253.7美元。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的5年內，85.1%的增長額都落到了那1%富人的手裏。

事情正在起變化！但西方的鉅變不會發生在一夜之間。

如今在西方國家中，美國是“旗手”。其實關於美國和社會主義，歷史上已有多次爭論，托克維爾和恩格斯等人早就發現美國工人運動與歐洲不同，後來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其《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明確提出了“美國例外論”。

桑巴特認為，工資制度和利潤分享緩和了工人對資本主義的態度，選舉等政治制度製造了“公民整合”，兩黨制阻礙小黨的崛起，“烤牛肉和蘋果派”對工人形成了物質收買，社會流動以及西部邊疆使工人可以逃出僱傭、“逃入自由”等。

但是，隨着西部邊疆的消失，僱傭工人成為小農場主的機會和工業中勞資矛盾的“減壓閥”作用在20世紀逐漸消失；二戰後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平等早已成往日舊夢；70年代以來工人工資長期停滯和貧富差距持續加劇；來自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使美國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下降，以往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現在卻面臨沒錢的困境。

這些因素似乎增加了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但是，美國和歐洲年輕人熱捧的“社會主義”與我們所説的傳統社會主義有着一些區別。前者更多地與福利國家有關，涉及到更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抗擊氣候變化和互聯網完全開放等等。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造成了美國的“去工業化”，工人與資方博弈的空間消失。移民源源不斷，特別是來自拉美的移民大多進入低收入、服務業崗位，消解了傳統工人運動模式的基礎。

80年代以來的文化戰爭、價值分化、到近年來加劇的種族衝突、南北矛盾、東西疏離、政黨極化等複雜多樣的社會裂痕模糊了階級問題的面貌。這些因素似乎又使人難以想像類似傳統社會主義運動在美歐興起的可能。

總體來看，社會主義在美國政治中仍然只會是一個噱頭，或許能掀起些許浪花，引發幾陣熱議，卻不可能給美國政治帶來什麼正經改變。

因為這些因素之下，更深層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機制仍然像釘在美國社會主義幽靈棺材蓋上的鐵釘一樣，鎖死了美國政治遊戲的自由度。

但一個顯然的問題是，空前的不滿正在歐美聚集，當前的西方體制已經很難消化。分化和分裂正在醖釀對抗和衝突。今天的西方正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關頭，很可能會有一個歷史性的人物，帶着西方走往一個新的方向。

某種程度上，他可能像戈爾巴喬夫，或者像特朗普。

感謝範勇鵬教授對本文的幫助。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