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論史，貴乎其大——評趙立新最近言論_風聞

    最近，知名的瑞典籍演員趙立新（名字是中國的，人已經是瑞典籍）在其微博上發出一問：“日本人佔領北京（當時稱北平——筆者）八年，為什麼沒有搶走故宮裏的文物並且燒掉故宮？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嗎？”

 網友回覆説：“他們準備佔領並統治，而不是掠奪。”

 趙又問：“投降前還這麼想嗎？”

 網友又回覆説因為故宮的國寶級文物在北平淪陷前已經南遷，留下的價值已經不高了。

 趙表示他不太信服這一解釋，因為畢竟還有百萬件沒有運走。

 

 這一問頓時引起包括“共青團中央”和“紫光閣”在內的官方媒體輿論譁然，國人紛紛指責趙立新歷史觀倒錯，是在為侵略者洗白。

輿論壓力下，趙立新道歉並解釋説：

自己之所以發佈爭議微博，源於連日來在修改之前寫的一部有關故宮設計師後人參與修繕工程的劇本，4月2日早上又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侵華日軍佔領北京時沒有搶走故宮文物”，出於對這個觀點的嚴重不認同和發自內心的驚愕，所以在微博上發表了對侵華日軍殘暴行徑最為強烈的反問和發自內心的反感。自己在微博上的表達方式，以及在與網友的思辨交流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大歧義，反觀全程，被外界誤解成是為日本侵略者洗地的一次論據，這是他萬萬不會去做的。無論是對個人良心，還是國家榮譽的捍衞，他都必須告知所有人這一點。

對趙立新的這種解釋大家並不接受。有網友貼出他以往的微博言論，指出這位瑞典公民趙立新一貫抹黑他過去的祖國，這次的解釋把自己顛倒黑白的歷史觀説成僅僅是表達方式問題，也屬於避重就輕，牽強做作。

對這事兒，我想説説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當然認為大家對趙立新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他的這種言論事實上就是在為侵略者洗白，正如幾年前那些煞有介事地談論狼牙山五壯士是不是拔了老百姓的蘿蔔吃，是不是用“標準姿勢”跳崖的人，其實就是在抹黑五壯士作為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一樣。

同時，作為一名大學思政教師，我更關心的問題是：

趙立新也是堂堂名校畢業的大學生，在影視圈裏業務水平和一般文化素質算是比較高的，他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是不是還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其實內心也有趙立新一樣的想法？

怎樣才能正確地認識歷史，避免受到網絡環境下被包裝得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錯誤思潮的誤導？

我不知道趙立新現在內心的真實想法，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還堅持愛國立場（這是指的愛中國，因為他道歉時講的“國家榮譽的捍衞”，顯然是指的中國而不是瑞典的榮譽，這説明他還是本能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他至少知道大家之所以在這一問題上指責他，其實也還是把他當做中國人來要求的。就這一點而言，談論他是不是愛中國，還是有意義的）。但我想，即使他現在已經不愛國了，應該也不是一生下來就不愛國，而是經過了一個過程，受到了某些影響，才變成這樣的。因此，我仍然願意假定：趙立新還是愛國的或者至少對他原來的祖國還是有一些感情的，他的道歉是真誠的或者至少不是完全虛偽的——再重複一遍，這不是説我能保證他真的是這樣想，而是因為這個假定是我們能夠與他以及他這樣受錯誤思潮影響的人心平氣和地談論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

在我以往的教學經驗中，曾經有過這樣的學生：

他們在網上，或者某些“學者”、“歷史專家”那裏聽到了一些與教科書所講的不同非常“新”的、“顛覆性”的觀點（例如十幾年前有“歷史學家”説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不遵守條約襲擊英法船隊，火燒圓明園是因為中國虐待外交使節，義和團是反科學反文明的“暴民”等等），她們感到驚愕，但又不知如何反駁。有些同學就會“扮演”持這種觀點的人的“角色”，向我進行詰問——實際上內心裏是希望我能把她們駁倒的。

這些同學之所以進行這樣的“扮演”，可能是因為：

1.      她們想以此抒發出自己碰到這些觀點又反駁不了的那種震驚感和無力感，希望老師也體會一下這種感覺，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引起老師的注意和重視：“老師你看，我已經被完全這種觀點俘虜了，你快來救我啊！”

2.      她們覺得只有這樣讓自己“進入角色”，才能毫無顧忌地把這些觀點的種種“理由”、“論據”原原本本地擺出來，讓老師更加客觀地進行分析和評論，給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如果總是加上一些“這不是我的觀點”、“有人認為”、“據他們説”之類的話，可能無形中會沖淡、削弱那些“理由”、“論據”的力量。

歸根到底，這些同學其實是想和老師“打實戰演習”，讓自己作為“藍軍”直接向老師的“紅軍”開火，讓老師直接回擊自己，而不是僅僅和老師紙上談兵地探討“假如那兒有藍軍，您説説怎麼辦？”——這種心態，其實有點像朱日和基地的那位藍軍司令滿廣志，內心裏是希望紅軍贏的，希望紅軍以後在戰場上天下無敵，但正因為如此，他必須讓自己全力以赴地徹底投入藍軍的“人設”，把藍軍最“狠”、最“怪”、最“損”的招兒都不留情面、不作保留地使出來。

  所以當趙立新説他是“出於對這個觀點的嚴重不認同和發自內心的驚愕，所以在微博上發表了對侵華日軍殘暴行徑最為強烈的反問和發自內心的反感”時，我想到的就是這樣一些同學。——當然，可能趙立新不是這樣想的，但這無關緊要，我下面的這些話，就是講給那些這樣想（被某些不正確的觀點迷惑，但又不知如何擺脱，希望以自己的“藍軍”姿態引起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足夠重視和認真應對）的人們聽的。

首先，關於故宮國寶的問題，我們要樹立的第一個觀念是：最大、最重要的“國寶”，不是那些文物，而是國土本身。

史載：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佔山海關後，國民黨政府以“減少日軍目標”為理由，慌忙將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從北平運至南京、上海。

魯迅先生當時在《申報·自由談》發表了《崇實》一文，其中仿崔顥《黃鶴樓》賦詩一首曰：

“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在文中，魯迅先生憤慨地寫道：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和不準大學生逃難，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面，並不是精髓。　　　　倘説，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説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麼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説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着，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櫃子裏藏起來的。”

魯迅先生的價值，在於他的憤慨從不損害而是大大增加他的深刻，以上就是一例。

我們今天應該好好重讀一下魯迅先生這些話，尤其是當現在很多紀錄片、影視劇都在津津樂道地講述抗戰時的“文物南遷”如何偉大，如何為我們留下了多少“文化瑰寶”的時候。

日寇的罪惡滔天，首先並不在於掠奪幾件乃至成千上萬件文物，而在於侵略這些文物所在的泱泱中華的國土，野蠻屠殺和奴役、凌虐勞動生活在這國土，創造了這些文物的中國人民；

國民黨政權的反動、腐敗、無能，首先也並不在於能不能搬走、“保護”幾件古董文物（國民黨別的本事差點兒，搬運文物確實是很有一套的，不然怎麼會有今天的台北“故宮”呢？要比試在逃之夭夭之際，快速搬運文物財寶的能力，共產黨在國民黨面前真是要甘拜下風——比如在建國初期面臨鴨綠江對岸洶洶而來的十六國聯軍以及後來美蘇兩強的連連威脅訛詐，共產黨領導人竟然沒有一個想到未雨綢繆，趕快把故宮文物搬到山溝裏去，“為中華文化留下血脈”，而是派遣大軍出征破敵，或者自制核武，全民皆兵，準備一決高下，絲毫沒有考慮萬一玉石俱焚，那麼多“國寶”的安危呢！），而在於對外喪失主權拋棄國土，對內殘酷剝削壓迫廣大人民。文物對他們來説是好東西，怎麼會不要呢？因為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國土喪失殆盡，民財搜刮一空，實在無油可榨之後，那些“國寶”可以賣錢變現，可以“結與國之歡心”，可以讓達官貴人們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地“地繼續他們“高雅”、“瀟灑”的“民國範兒”呀！

所以，忘記了國土淪喪人民塗炭這一最大的奇恥深仇，專門就幾件古蹟、文物的存否來論斷“侵略者本性”如何，趙立新以及某些人實際上已經是捨本逐末，可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而很明顯，這種想法，和我們很多媒體一段時間以來大肆宣揚“民國範兒”、“國民黨保留傳統文化有功”等等觀念是有直接關係的——這些觀念一旦被某些以精英自居的人視為理所當然，就會形成趙立新這種和當年的國民黨如出一轍的以“愛國”、“熱愛傳統文化”自居，實則是“重古董，重精英，輕國土，輕百姓”的意識。

元代的劉因，心念宋室，在《輞川圖記》中曾説，南宋留下了描繪秦地風光的幾軸畫卷，而忘記了“秦土之非吾有也”，這決不是什麼“保存文化”的偉大功績，而是令人切齒痛恨之奇恥大辱。而現在的很多人追隨文物搬運的能手國民黨，置大好河山骨肉同胞於不顧，置國仇家恨奇恥大辱於度外，念茲在茲的不過是幾件古董（當然我並不是否認國寶文物的珍貴和保護它們的意義，事實上我去各地旅遊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但相比國土國民，我們真的必須掂量出它們孰輕孰重），其見識已經遠遠在劉因等古人之下了，如果還任這種思潮氾濫下去，難保我們不會重演宋朝的悲劇。

其次，關於日寇竊據北平期間沒有大規模劫掠焚燒故宮，我們要指出兩點：

第一，     任何壞人事實上都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壞事做完。比如南京大屠殺，日寇殺了那麼多的人，侵犯了那麼多的婦女，但終究也沒有把南京人都殺完，也不能把南京的婦女都施暴完。——但這和侵略者的本性“矛盾”嗎？只有完全不明事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才會認為“日寇在中國只殺了3800萬人，還留了4億多人沒有殺，真是不可思議，違背侵略者的本性啊”。如果説日寇沒有把淪陷區人民殺絕這樣的事實有什麼意義的話，其意義就在於説明日寇侵華不是心血來潮的非理性衝動，而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準備把中國吞併為它的永久殖民地，準備恫嚇威逼億萬炎黃子孫永遠做它的奴隸，準備這樣來長期榨取中國無限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進行進一步的侵略擴張。對於日寇沒有劫掠焚燒故宮，也應該作如是觀——已經正在做“吞併全中國”這樣一件大壞事了，一些小壞事就沒有必要做了，做了恐怕還對實現對全中國的吞併不利——事實上，南京大屠殺已經證明中國人是嚇不倒的，去搶劫焚燒故宮豈不更讓中國人同仇敵愾？何況“大東亞共榮圈”一旦實現，整個中國盡在“帝國”之手，又何在乎區區故宮呢？

第二，     日寇敗退前為何沒有燒故宮？這就更是一個非常無稽的問題了。在日寇走下坡路的時候，如果劫掠焚燒故宮這樣舉世聞名的文化古蹟，其實等於在告訴全世界包括日本人民“我們快完了，只好能搶一點是一點，搶不了就放個火泄憤吧！”這豈不等於自認失敗嗎？而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真正窮途末路的時候，假如真的動過燒搶故宮的念頭，馬上就會想到：我燒故宮，等到日本真的戰敗，中國人會不會報復？會不會燒東京？殺天皇？而我相信，一切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侵略者，都是色厲內荏，欺弱怕強的，在四面楚歌瀕臨末日的極度虛弱和驚惶之中，他們恐怕根本不敢動去燒故宮的念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正在於他們吃準了那時的中國無力反擊和報復，日本法西斯強盜們在將要戰敗之際恐怕是不敢作此設想的。——所以，歸根到底，保護了連同故宮在內的這片國土上的一切的，是偉大的中國人民自己的英勇鬥爭，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走向勝利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記得電影《張思德》中，張思德很想到前線打鬼子，在醫院裏纏着從抗日前線回來養傷的戰友問：

“日本鬼子長啥樣啊？”

戰友答：

“啥樣？鬼樣唄！”

“鬼樣是啥樣啊？”

戰友笑着説：

“這日本鬼子，你不打他，他就是一個張牙舞爪的鬼樣；你一打他，他呀，就是一個滿地亂爬的龜孫子樣！”

  我們應該記住這位戰士的回答：

是中國人民的戰鬥，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最後打回了原形，打回了一副可恥可笑的“龜孫子樣”！

這是被歷史反覆證明並將繼續證明的真理。

值得指出的是，包括趙立新在內的很多人在歷史問題上發表各種“奇葩”言論，往往都是受一段時間以來，“史學界”和媒體盛行從歷史的犄角旮旯裏翻檢“鈎沉”，附會渲染，來一個“你不知道的XXX”、“教科書沒有告訴你的YYY”、“八十年了，誰還記得ZZZ？”之類的“翻案史學”、“哭墳史學”的影響。

我不是歷史專業的，但有感於包括歷史學界人文社科的某些現狀，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

“現代的學術生產和傳播，追求“創新”乃至標新立異，但在人文學科中，創新要有價值取向，要守正守常。”

一些歷史“專業人士”，在歷史研究和傳播過程中，往往迷戀於細枝末節，特別是某些他們認為和“官方史觀”所承認的東西不同的細枝末節，而置歷史整體的大是大非乃至一般常識於不顧，來求得“出新”。我雖然對歷史是外行，但也知道這其實並不能體現歷史學者的專業性和創造性，反而是一種創造力貧弱，缺乏“史識”乃至“史德”的表現：憑藉少量的“新”史料和自己“別出心裁”的詮釋，就想對整個歷史進行顛覆性的解讀，一般來説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我求學期間就親耳聽到過某位這樣“專業”的“歷史學者”因為看到了一點他認為“新”的“史料”，而不辨真偽，貿然引用、講授，犯下我這樣的歷史外行也不會犯的常識性錯誤。從這位學者的工作和成就來看，他平時治學其實還是嚴謹的，但內心裏的一股情緒使得他在面對近代歷史的某些問題的時候，偏向於相信那些對共產黨“不利”的東西，結果自己戴上了有色眼鏡而不自知。

還有一位我讀過其著作的研究近代史頗為有名的學者，史學功底和研究水平也不能説不好，但是他的近代史著作瀰漫着一股中國事事不如外國的悲觀絕望的氣息，讓人簡直不能想象這是已經獲得解放了幾十年的新中國史學家的著作。從他的行文措辭來看，他也並不是不愛國，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翻了他的著作目錄，發現他研究的範圍集中在中國最屈辱的那段歷史中，至於中國人民此後奮起反抗、探索、革命直到勝利的歷史，他幾乎沒有涉及過。這大概也是為了“專業化”吧，但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學者窮年累月沉浸在這樣的史料中，搜腸刮肚地用它們來支持自己和“官方”不同的那些“學術創新”而從來不願意抬起頭來拓展一下視野，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中國近代史基本框架等等又都被他當作束縛手腳的“教條”而棄若敝履，彷彿談一下就很low，就跟不上“國際學術主流”了——請問，他能夠搞出一種什麼樣的“史學”呢？

而在很多青年學生和歷史愛好者心目中，彷彿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史學家”——而一段時間以來，各種媒體也都是追捧這樣的“學者”，而決沒有哪個媒體會推薦大家去看一下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

要看穿歷史，其實還是得和歷史中真正創造了歷史的偉人走到一起。

和一些研究歷史的同事一起參觀芷江受降紀念館的時候，看到那兒有很多國民黨領導人和各界文化人士紀念抗戰勝利的題詞、碑文等等，洋洋灑灑，連篇累牘，我們看了都覺得很有意思，同事們都拿出手機咔擦咔擦拍個不停。

在出紀念館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原來紀念館門口最顯眼的地方其實就有毛主席的題詞，只是我們進門時居然沒有注意——卻只有龍飛鳳舞的五個字：

“人民的勝利”。

 

同事們看了先是一愣，接着都讚歎道：

“五個字壓倒其它所有題詞，真是大手筆！”

其實我有一個經驗，毛澤東的著作、文章，就是解讀中國和世界歷史的最好的指南。

例如，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做出過對中國五千年曆史的最經典的概括：

“中華民族的發展（這裏説的主要地是漢族的發展），和世界上別的許多民族同樣，曾經經過了若干萬年的無階級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從原始公社崩潰，社會生活轉入階級生活那個時代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現在，已有了大約四千年之久。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瞭造紙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經發明瞭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

　　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以漢族的歷史為例，可以證明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和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在漢族的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大小几百次的農民起義，反抗地主和貴族的黑暗統治。而多數朝代的更換，都是由於農民起義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

例如，他寫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就是字字千鈞，言簡意賅的中國近代史大綱；

例如，他在1963年8月8日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中，代表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給帝國主義的命運下達了歷史判決書：

“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着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着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我的一位朋友説過：毛澤東的很多著作，讀起來像是宗教中那些“先知”的話——樸素、堅定、宏偉。他是那種能夠拎着我們走上高山之巔，和他一起俯瞰天下的人，而當你下山走了很多路之後，最後還是會發現，一切早在他的視野之中了。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我所説的一切，都不是我的創見，而只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見解（例如“人民的勝利”這五個大字）的某些未見得恰當的發揮而已——而我認為，這其實已經足夠掃清一切奇談怪論了。

 知史論史，貴立乎其大；     

 立乎其大，請自澤東始。   

  ——這是我對趙立新以及和那些他想法類似的人的誠懇建議。

謹以此文紀念人民英雄的清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