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的雙重維度:經濟效益與示範作用_風聞
民智研究院-专注全球化、中美经贸、乡村振兴的独立智库2019-04-04 18:57
○
民智觀點
1
後進國家趕超與範式變遷
經濟史家格申克龍曾説過這麼一句話,“那輛被設想載着一個國家穿越工業化大爆發階段的公共汽車,有時會古怪地出現,從而可能被錯過” 。在這個比喻裏,乘坐公交車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後發優勢。
後發優勢不是你學別人然後快速上升。而是老老實實站在車站等公交車來,認認真真上車,不做違反動作,不被趕下來,最後到達終點站,即技術前沿。
但這個故事並沒有完,世界歷史中偉大的工業化是什麼樣?顯然不是“公交車到站就停在這裏”的工業化,下一步怎麼走才是問題。能否為公交車開闢新的線路決定了這些乘客是普通乘客還是偉大乘客。
這裏就涉及到了一個隱喻 - 阿里吉隱喻。阿里吉曾説過,“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與絕大部分的生存機會之間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要切實可行地解決這一問題,東亞的‘鋪軌機’必須為自己、也為世界開拓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應與現在已處死衚衕的那條道路截然不同”。 這裏邊 “鋪軌機”比喻的就是給世界開闢新路。
把兩個比喻串起來,所謂偉大的工業化國家實現的轉變就是,從現代化公交車乘客轉化成阿里吉“鋪軌機”司機的國家,就是從被動學習到主動給世界開闢道路的國家。
對後發國家來説,先學會別的國家已經開發出來的生產組織方式,這是坐車的過程,然後當這個生產組織方式達到終點站的時候,需要在原有基礎上發展出來具有範式變遷意義的新的組織方式。
2
國企創新的應然形態:組織形態創新
從規模上來看,中國可以與美國、德國、日本進行比較,這三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是後進國家,全都有範式變遷意義的貢獻。美國貢獻的是所謂的美國管理方式,德國是在技能形成、企業內決策、勞資共同決策這方面有貢獻,日本則是有經濟生產方式。
**這種轉變主要以趕超國家的大型企業的組織形態創新為依託。**創新不侷限於技術創新,創新的意義也不僅僅是經濟績效。創新實際上是結果因變量,應該是組織形態導致了創新。
“企業之間持久且不易效仿的區別,並非源於各自所掌握的特殊技術的差別,而是源於組織上的差異,尤其是產生創新的能力以及從創新中獲利能力的差異” (Nelson, 1991: 72)。
因此,對中國的國企而言,對它的挑戰不僅僅是交多少税,創造多少就業,而是能不能像前三個大國那樣,給我們帶來範式變遷的東西。**故而,國企創新應該有兩個緯度,一是經濟效益,二是示範效益。**這不僅是從世界範圍的工業化歷史來説,還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根基的意義。
而目前的主流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把創新還原技術創新,二是關注的焦點是經濟效益。但創新不等於技術創新,創新意義也不僅僅是經濟績效。創新實際上是結果因變量,應該是組織形態導致創新,只講結果不講前段恐怕不行。
3
關於國企創新的兩個命題
國企的創新一定存在於生產組織方式裏,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企業內生產組織方式和企業間生產組織方式。**我認為國企在企業內分工領域還達不到範式變遷意義上的創新,但在企業間的生產組織方式領域,即國企跟民企、跟外資一起搞出來一種新東西,多少有一點範式變遷的可能性,**這個東西我們叫跨所有制競合,就是yes和no同時存在。
命題一:受制於改革思路和技術體制的影響,國企在企業內分工領域沒有發展出具有範式變遷意義的創新。
國企改革啓動以來,國內有兩個路線之爭,一是改地方政府,二是改企業。但遺憾的是隻有改革所有制得到了重視,比如最開始我們搞承包制,然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後來“新三會”和“老三會”關係,接着混改,再到最近的管資本,都是在改所有制分配,而管理方式的改革基本是被忽視掉的。
同時,90年代之後,產品建構的模塊化引發中國企業的內部組織形態、與國際領先企業的關係以及商業模式的模塊化,這是我們迅速擴張的原因。但是這樣的模塊化也有壞處,就是不需要技術創新、也不需要組織創新。這是我理解為什麼中國國企沒有搞出創新的根本原因。一個是意識形態或者經濟理念的問題,另一個就是因為這種結構性的東西。
命題二:國企在企業間分工領域參與了可以歸納為“跨所有制競合”的創新。
中國經濟的一種流行觀念是將三種所有制企業分割甚至對立起來。如果脱離這種觀念的束縛,將這些企業視為處於競合關係之中的企業羣體,那麼不但可以獲得對於上述問題的全新解釋,而且可以發現在企業間組織形態和企業能力構築方面具有範式變遷意義的中國實踐。
**三種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大規模的、動態的競合關係是中國企業在企業間關係領域的本質特徵。**在這樣的過程之中,三種所有制之中的優秀企業實現了發展。正是在上述意義上,跨所有制企業間競合關係是中國企業間關係領域的關鍵創新,國企參與了這種創新,是這種創新的起點。
硅谷地區存在“硅谷悖論”:一是能否在競爭之中勝出取決於企業能否進行創新,而創新則以企業間合作為前提;二是個人的獨創性極其重要,而這種獨創性依賴於社會網絡(薩克森寧,1999: 51)。
借用這一表述方式,我們認為,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之中存在“中國企業悖論”:能否在企業間競爭之中勝出取決於企業能否進行創新,而特定所有制企業的創新在總體上以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合作為前提。
4
跨所有制競合是中國特殊的嗎?
有人説跨所有制競合別的國家也有,比如日本早期國企後來民營化,但區別在於,我們跨所有制能力轉移是延續性的,日本是一次性完事,我們是不斷轉移。
跨所有制競合的三種形態:產業之間;同一產業的不同價值鏈環節之間;同一產業的同一價值鏈環節上的企業之間。
跨所有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一個是叫範圍經濟所有制實現,國企和外企都有,外企他這個東西轉出來會轉給我們、我們又轉給民企。還有一個是外溢效應,既包括民企也包括國企。第三個倒逼機制,當民企進來的時候會激活一部分國企。
5
總結
模塊化時代,後進國家很難開闢新路,中國也不例外,但每個國家畢竟有特殊的歷史背景,我能找到的就是三種所有制企業在企業間,在企業歷史發展過程中,似乎有合作競爭並存的關係。
對國企創新來説,講技術創新沒有問題,但是技術創新應該是組織創新的結果,用利潤率要求它沒有太大意思,對他們最高要求就是變成中國福特和中國豐田,就是給世界提供原創性的生產組織方式,這個努力屬於示範意義,他做不到這個意識形態就被否掉。
所以,國企的主導地位只能通過以下兩個維度和兩項追求實現。兩個維度:提高經濟效益、發揮示範作用;兩項追求:技術創新、組織創新。
作者介紹
宋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研究專長:比較政治經濟學、政企關係與產業政策、經濟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公共組織的戰略管理
-完-
(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3月29日在民智國際研究院的演講整理,已獲得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