巖波新書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評介_風聞

去年9月份在圖書館發現這套巖波書局出的日本近現代史叢書共十卷本，到前天為止終於是全部讀完，所以於此分享所得。

有關日本史的著作不在少數，尤其是近現代史部分。日本戲劇性地崛起為亞洲的強權國家使得許多歐美研究者投來注視的目光，不過這些研究還是難以擺脱“東方主義”式的有色眼鏡，例如《菊與刀》這樣的作品很難反映出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認知。雖然後來如約翰·道爾或布魯斯·卡明斯等人在突破這種框架的努力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要了解日本人自己對於歷史的感受，還是不得不通過日本史家自己的作品，縱使西方的話語體系早已深深地嵌入了他們的論述而產生了“自我東方化”的變形，但依然能夠從中獲得不一樣的新知。

我尤其推薦的兩冊是由吉田裕負責撰寫的第六卷《亞洲、太平洋戰爭》和雨宮昭一的第七卷《佔領與改革》。這兩卷無疑是對美國佔領、改造日本神話的一次解構與反思。吉田裕和雨宮昭一所關注的核心概念是日本的“總體戰”中所藴含的歷史連續性。圍繞着總體戰，日本政壇在東條英機內閣倒台之後分為四個勢力。支持總體戰進一步深化的國防國家派、試圖利用總體戰進一步推進社會變革的社會國民主義派。這兩派支持總體戰，而反對的兩派包括要求自由資本主義而反對統制經濟的自由派和以地主和大資本家組成的反動派，後者因為總體戰提高了日本工人和農民的待遇而利益受損，同時擔心這種社會改革將帶來革命，於是聯合其自由主義，組成了反東條路線的聯盟，而正是這個聯盟，成為日本決定投降而非繼續抵抗的內部條件。美國之所以能夠迅速的將日本七千萬本土人口控制並安定下來，若無日本國內的支持勢力，則是難以想象的。

但是弔詭的是，日本的總體戰政策卻在美國人手中被繼承下來，雨宮昭一認為，例如提高了的工人、農民待遇和諸多被認為是戰後的社會經濟改革，在美國人佔領之前就已經有端倪，美國人的佔領繼承了日本龐大而嚴密的官僚體系，並藉此才把之前已經開始的改革向前推進。這一觀點和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中的論述不謀而合。但是美國佔領的神話卻認為日本戰後的一切都是美國帶來的，無論民主亦或富裕的生活乃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長。這種神話的後果就是美國認為自己在日本的“成功”是可以在其它地方複製的，於是我們看到在世界各地摧毀獨裁政權的美國，試圖重複日本的故事扶植新的民主政權而造成的鬧劇或慘敗。

但是就算是在日本，美國也不見得做到了完全的成果，至少在東京審判所自稱的正義上，美國絕非無可指摘，雨宮昭一尤其指出的是，美國完全的佔領以及庇護天皇的行為，事實上是拒絕了日本以獨立的政治實體，來承擔戰爭的責任。打個比方，如果一個人從頭到腳都被人所操縱時做出的道歉，是有價值的嗎？這個問題至今仍具有爭議性，即使是1955年體制之後，日本的主權仍然是不完整的，執意要求不完整的主權國家道歉而不譴責其背後的傀儡師，到底意義幾何？可諷刺的是，美國和其它戰勝國卻共同分享戰後國際體系所帶來的好處，於是也無人真正想去深究這個問題。

武田晴人的《高速增長》和吉見俊哉的《後戰後社會》卷在描繪了日本戰後社會的變化之後，也提出了類似的疑問。或者説，日本從泡沫經濟崩潰至今，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在新自由主義的轉型中，所謂的五五年體制到底何去何從，日本緊跟美國的道路到底能走到何時？答案或許不在左翼，這兩卷對於日本戰後左翼運動的敍述都是零碎而不成體系的。不過正如吉見俊哉所言，日本的左翼運動充滿了街頭行動和象徵性行為，這本書就意味着其與社會動向的乖離。很顯然戰前還處於反體制運動地位的工人組織在歐美和日本都已經被普遍的收編瓦解，日本工人急速的去政治化留下了無實際戰鬥力的學生只能用更為激進的理論武裝自己，最後釀成淺間山莊事件慘劇。

説到底，日本的近代化過程還是有相當多值得反覆思考的點。如果説有關二戰的兩卷是整個叢書的關鍵和高潮，那麼之前的五卷就是為此所作出的鋪墊。井上勝生在《幕末與維新》中就所謂文明開化的代價，例如不由分説的地租和“取人血，奪人子”的強制兵役，而最荒謬的是以文明開化為旗幟的日本反而把天皇神國體制當作“被髮明的傳統”繼承和接受下來。在近代化的狂飆中，牧原憲夫的《民權與憲法》卷用“圈地”這個概念形容私有制的資本和愈發龐大的國家機器所喚起的慾望和引起的恐怖。而這種來自近代主權國家和資本主義的慾望得到了兩次戰爭的滿足，也就是原田敬一的《日清、日俄戰爭》卷中所討論的，日本帝國如何被創造出來。而在隨後成田龍一的《大正民主運動》卷中，這個帝國的矛盾被充分地書寫，日本國內高漲的民權卻排斥殖民地的自治運動（尤其關注和“五四運動”同期的韓國“三一運動”）、通過普選法的同時也通過治安維持法，這種收編“自己人”與排斥“他者”的策略雖然在歐洲並不鮮見，但是日本在1848年革命近80年後還停留於此，因此日本也就無法將自己的帝國主義舉動自圓其説，加藤陽子的《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卷就指出了日本帝國要維持大義名分的困境。而最後走向的全面戰爭，正是日本無法回答這種近代化困境的表徵。

最後我想補充的是，日本的去殖民化既非英國式的主動選擇，也未曾經歷過法國式的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血戰。這種美國強迫下的，猶如切除腫瘤一般的去殖民化我想從某種程度上對於日本而言是幸運的，因為這種去殖民化直接免除了帝國的責任，也使得去殖民化過程的痛苦被轉嫁他處。但是正是這種“輕鬆的”去殖民化導致日本學界無法如法國人一樣感受到殖民主義反噬帶來的切膚之痛。因此緊緊擁抱現代化敍述的日本也很難完全理解其帝國主義“惡魔”和近代化“天使”形象的辯證關係。總之，這套書雖然仍有不足，且有時稍顯內容凌亂，但是其所含的灼見，還是值得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