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商人的五世孫：鴉片貿易是“公平、光彩、合法的貿易”_風聞

【本文是一篇譯文，原文刊登在《美國遺產》雜誌1986年第37卷第5期上。作者是文章主人公之一沃倫·德拉諾的五世孫。本文根據書信資料，詳細描述了德拉諾家族兩位鴉片商人鴉片戰爭前後在廣州的生活。從中可以反映出他們對財富來源的態度。雖然他們堅持認為鴉片貿易是“公平、光彩、合法的貿易”，但在他們晚年追溯往事時卻故意隱瞞這一點。本文有助於理解十九世紀美國商人對中國的鴉片貿易的態度，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國人的態度。這些飽含中國人血淚的鴉片錢，都流入美國十九世紀鐵路、礦山、工廠、學校和醫院的建設，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的工業革命。譯者：CHS 理科博士，科技從業者，專長為計算機技術，有多年海外生活經歷，對國外社會有獨特的觀察】

《美國遺產》：始於1949，致力於書寫美國曆史、旅遊、食物和文化。

1986年8-9月，37卷，5期

世人印象中的鴉片貿易都是與英國人相關的暴行：英國商人，在英國刺刀的保護下，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癮君子的國度。而美國人卻憑藉鴉片貿易大發橫財——其中包括一個名叫沃倫·德拉諾 （Warren Delano）的年輕人。當然，後來他對此事隻字不提。而他的外孫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也同樣對此保持緘默。

小弗雷德裏克·德拉諾·格蘭特

圖1. 小弗雷德裏克·德拉諾·格蘭特（Frederic Delano Grant， Jr.，生於1954年），沃倫·德拉諾的五世孫。本文作者。

譯註：小弗雷德裏克·德拉諾·格蘭特（Frederic Delano Grant， Jr.）是沃倫·德拉諾的五世孫：[1] Warren Delano （1809-1898，本文主角） – [2] Frederic Adrian Delano II （1863-1953） – [3] Catherine Lyman Delano （1889–1951） – [4] Frederic Delano Grant （1916.12.25-1991.11.11） – [5] Frederic Delano Grant， Jr. （1954.7.16-，本文作者）。格蘭特是一位律師兼學者，主要研究清朝對與西方的海洋貿易的調控。介紹他工作的個人網站：http://www.grantboston.com/scholarprofile.html

圖2. 晚年的沃倫·德拉諾（坐輪椅者）和他的孫輩在一起。（源自維基百科）

譯註：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 II，也稱為Warren Delano Jr.）， 1809-1898，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外祖父。 1834年24歲時來到中國廣州，在旗昌洋行工作，數年後成為旗昌洋行在中國的頭號人物。旗昌洋行在中國大量從事鴉片貿易。沃倫·德拉諾因此也積攢了鉅額財富。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卻沒有維基百科頁面（我發現歷史太黑的美國人物往往是這樣），箇中緣由值得大家思考。

圖3.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站立者，1933-1945年間任美國總統）和他的父母。他的母親薩拉·德拉諾（Sara Delano）是鴉片巨賈沃倫·德拉諾的女兒。羅斯福是他母親唯一的孩子，他母親在生活中非常強勢。

愛德華·德拉諾（Edward Delano，1818-1881，沃倫·德拉諾的弟弟）於1840年12月7日乘坐美國船“奧涅達號”（Oneida）抵達澳門。這個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給他的最初印象讓他覺得安心。一座座粉刷過的房子顯得十分漂亮，形成月亮彎一樣的佈局，其中散落着六七座教堂尖頂，緊緊依靠在綠色的山坡上，這讓像奈德（Ned，愛德華的暱稱）這樣的馬薩諸塞州男孩想起了納罕特（Nahant，位於麻省埃塞克斯縣）的漁村。

這是一段漫長又辛苦的160天之旅。奈德只有二十二歲，很容易暈船。他的家鄉在離新貝德福德（New Bedford）不遠的費爾黑文（Fairhaven），而他離家最遠的一次也不過一百多英里，他也從未見過他早在七年前就前往中國的哥哥沃倫·德拉諾二世（Warren Delano II）。現在，沃倫成了美國在華最大的貿易公司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負責人，他之前就曾派人請奈德來他的公司作書記員。

最初，他們的相聚顯得很拘謹。“沃倫穿着便袍走了進來”。奈德説到，“如果不是在當時的情景下，我簡直會認不出他來”——他看起來似乎很疲倦——臉色蠟黃（他得了黃疸病，正在恢復），踱着緩慢的步伐，身體稍微有點前傾——我們擁抱——幾乎沒説話——他只是説他由衷地高興見到我……他説我來得正是時候，他能幫我做不少事，希望我在這裏（中國）不需要像他一樣停留如此之久……。”

沃倫是“十足的頭號人物”。奈德對沃倫十分欽佩，他在寄回家的信中寫道，“當然，他感覺到了自己的權威地位，不過他沒有濫用這種地位——僅31歲就坐上了旗昌洋行的頭把交椅……他會切鴨子，吃咖喱，在對話時風趣，在評論時挖苦，還是個講故事的好手，還會做許多其他事情，簡直‘不勝枚舉’。”

澳門只是做中國貿易的商人們的淡季居所；大部分生意是在廣州做的，在那個有十三家商館（即十三夷館）的臨江街區上（譯註：十三夷館，英文thirteen factories， 是指清朝時廣州十三行街南面，珠江北面的一排商館。商館坐北朝南，面向珠江。因這十三家大部分是外國商館，所以被籠統稱作十三夷館，詳見圖4-6，其中紅框商館為中國人所有。這片方圓幾百米的小地方[詳見圖5-6中比例尺]是清政府規定的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做生意的地方。這些商館集住所、辦公室、商鋪、和貨棧為一體。

十三行的英文，是thirteen hongs，是指獲許專營對外貿易的中國商行。商行個數隨時間不斷變化，並不總是有十三家實體與之對應。這些商行的所在地，個別在十三夷館區，如伍家的怡和行，英文為Creek Factory。其餘大多也位於十三夷館區附近。

十三行涵義較廣，也用來稱呼十三夷館區一帶）。外國商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這些兩層建築，都建在一塊不大的地方，因為中國人想把所有外國人都限制在這裏。幾天後，兄弟倆一起出發前往85英里外的廣州。這是一次愉快的三天之旅，他們乘坐的船掛着深紅色的船帆，船上有八個槳手。

圖4：十九世紀廣州的十三夷館（thirteen factories）。從左到右，顯示出了丹麥，西班牙，美國，瑞典，英國和荷蘭的國旗（油畫，源自維基百科）。

圖5：十三夷館的沿江分佈圖（上，英文；下，中文）。這些商館坐北朝南，北面是十三行街（Thirteen Factories St.），南面是珠江。英文圖中，從上下到下（即從西到東），依次是[聯興街（Pwanting St.）]-1.丹麥館-[靖遠街 （New China St.）]-2.西班牙館-3.法國館-4.明官館-[同文街 Old China St.]-5.美國館-6.保順館-7.帝國館-8.瑞典館-9.舊英國館-10.炒炒館-[新豆欄街（Hog Lane）]-11.新英國館-12.荷蘭館-13.小溪館。這十三家中有三家是中國人的商館，英文圖中已用紅框標出。

從中文圖還可以看到，11是税館。12-14分別是經官行，茂官行，浩官行，它們是十三行中的三家，經官、茂官、浩官分別是梁丞禧、盧繼光、伍紹榮家的商名。16是浩官宅，17是潘庭官宅。潘庭官是潘紹光之子，十三行中的同孚行的第三任行主。可見行商從家宅到商鋪很多都是在十三夷館區周圍的。

圖6：十三夷館的中英文名字。紅框者實為中國商人擁有。譯註：其中炒炒館也叫巴斯行，被中國人稱作巴斯人的人，是一羣來自印度孟買的波斯人後裔。

在遠離其他商販以後，沃倫把平時對大家的那一套拋之腦後，他和弟弟奈德嬉戲了起來，“扯耳朵，捏肉…，非常高興”，然後靠在雕花長椅上，穿過美麗的綠色島嶼，經過飽經風雨的寶塔，柑橘園和稻田，談論着以往的日子。“我們玩得很開心，”奈德回憶説，“我們還一起獵鳥，鷸和喜鵲，在他們身後，船伕在岸邊游泳。”

這田園般的寧靜被水那邊傳來的尖叫打破，他們時不時聽到有人喊着：“番鬼！番鬼！”奈德掃了一眼岸邊，想看看是誰在叫他們，一些村民咧嘴一笑，在他們脖子上做了個奇怪的砍頭手勢。

沃倫解釋説，村民是在警告他們，用不了多久，所有外國人的頭都會被砍掉。

奈德到中國的時候，局勢雖然緊張，但於美國商販有利。自6月以來，中英兩國的皇帝之間一直在進行一場時斷時續的奇特戰爭，中立的美國人則是戰爭的受益者。

茶葉是中國貿易的主要商品，12月正是廣州的旺季；奈德被帶到了旗昌洋行二樓的房間裏，倉庫下層新裝入的一箱箱茶葉飄散出來的氣味充斥着整個屋子，在中國的前幾個星期，奈德花了大量時間給茶稱重還有品嚐。“髒活…茶葉跑進了鼻孔，弄髒了手等等。”

然而，鴉片緊隨其後，就在陰影中來臨。

雖然中國和鴉片在大眾心目中仍然連接在一起，但這種藥物並不是中國的土產。第一批鴉片被認為是在公元七世紀初左右和阿拉伯商人一起從埃及運往中國的，數百年來，人們只用一點點鴉片來做作藥物和滋補。台灣的荷蘭商人可能是第一個把鴉片和煙草混合在一塊吸食以抵禦瘧疾的人。17世紀中期，中國南方沿海的商人模仿他們，逐漸把煙草排除出了他們的吸管（即只吸鴉片），於是獲得了一種對以前那些只是吃藥的人來説陌生的欣快感。很快，這種放縱變為成癮，並從富人蔓延到窮人。

自1729年起，中國就正式禁止吸食鴉片——一直到奈德抵達中國前不久都是如此，但在鉅額利潤的面前，中國官員和西方商人都對這一事實置若罔聞。到1830年，廣州的鴉片貿易據説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貿易，超過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種商品。

與其他各類貿易一樣，英國人在與中國的鴉片貿易中仍占主導地位，但他們的美國競爭對手正在迅速趕超他們。作為第一個從事對華貿易的美國人，塞繆爾•肖（Samuel Shaw）在1784年與中國皇后號一起駛往黃埔（Whampoa），他當時就預見到了跟隨他的人會從販賣鴉片中獲取的巨大利潤，按照肖的説法，鴉片走私是在最安全的情況下進行的。對美國人來説，沒過多久，他的預測就應驗了，美國人大賺了一筆，不是因為美國人的道德標準比英國對手高，而是因為他們的供應來源更加獨立。

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確立了對印度的控制，隨即接管了印度對鴉片的控制體系，而鴉片曾是印度莫卧兒王朝（Mogul empire）的收入來源。印度第一任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既瞭解鴉片的危害性，也瞭解它的吸引力：他説，“鴉片並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一種有害的奢侈品，只能用於對外貿易。”在他的指揮下，東印度公司在恆河平原種植了大片粉白相間的罌粟田，然後壟斷了其生產出來的毒品的銷售。（黑斯廷斯的野心得到了回報；對中國的鴉片出口最終佔到英屬印度收入的1 / 7。）

另一方面，美國人不得不先湊合着用在土耳其生產的鴉片。殘酷的經濟現狀促使美國人投身到鴉片貿易中去。美國要用他們為數不多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但中國人對美國人引以為傲的那些“奇技淫巧”卻並不感興趣，而曾被中國人接受作為支付貨幣的檀香木、海豹和水獺皮很快就用完了。

事實證明，鴉片對美國人帶來的好處不亞於對英國人帶來的好處。到1839年，除了同孚洋行（D. W. C. Olyphant & Company）之外，在廣東的每個美國商館都參與了鴉片貿易，站在道德層面上反對鴉片貿易的同孚洋行卻被其競爭對手調侃為“錫安的聖人”

沃倫現在領導的旗昌洋行是美國最大的鴉片經銷商，也是英美在印度鴉片貿易的第三大公司。

鴉片貿易使雙方都變得虛偽。作為對皇帝新法令的回應，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800年莊嚴宣誓放棄鴉片貿易，但實際上它擴大了種植罌粟的田地，並將來自mem（譯註：原文如此）的鴉片在拍賣會上賣給英國和印度商人擁有的自由的“國家船隻”。鴉片供應甚至從未放緩過。

皇帝譴責這種貿易。原因之一是：鴉片榨乾了帝國寶貴的白銀，不僅是銀幣，還有被稱為紋銀的銀塊從中國源源不斷地流向西方。鴉片還摧殘了他的人民：據説到1835年，中國有超過200萬的癮君子，而且這個數字每天都在增長；據説，就連皇室守衞也深陷鴉片不能自拔。在他看來，這似乎是外藩在獲得他授予貿易權利後忘恩負義的行為，而滿族人對這種特許權從一開始就沒有熱情過。

中國官員毫不遮掩對西方的蔑視，而西方商人急於與他們做生意，只會加重他們的蔑視。對中國皇帝來説，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附庸之國，這是一個無論多少證據都無法超越的信念。1793年，一位英國官方使者，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帶着禮物來到北京，希望證明與倫敦簽訂商業條約於皇帝有利。

中國統治者對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恭順之誠”（譯註：乾隆致喬治三世的信，前兩句是：“敕英咭利國王諭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知悉，諮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閲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大為讚賞，但他認為沒有必要與英國開展商業，因為“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

為了儘量減少蠻夷對清帝國的破壞，皇帝將商人限制在廣州聚集區之內，只允許廣州十三行（被稱為“行商”）進行所有的對外貿易，並要求這些行商承擔外國人違反規定的行為責任。外國商人不得進入城牆內進行投機；外國婦女甚至被禁止進入工廠；外國船隻則不得靠近黃埔，需在下游12英里處停止前進。

但廣州與皇帝所在的首都北京相去甚遠，這個南方城市長期以來也時常抵制清帝國的控制。被皇帝派往那裏的官員很快就發現他們負擔過重，收入不足，且賦税沉重，為此他們對行商十分地依賴。一些官員收受賄賂，作為交換，他們承諾不會嚴格執行禁煙令。例如，當一艘載着鴉片的船在近海拋錨停泊的時候，戰船可能會被隱藏起來，直到所有裝着鴉片的珍貴箱子安全着陸，船隻又重新開始航行後；官員才會把這些戰船派出去，向大海發射幾炮，打出轟鳴聲做做樣子，這樣他們的指揮官就可以向北京吹噓，説他們勇敢地擊退了那些蠻夷。

沃倫曾經在寄往家中的信中寫道，如果中國當局真的要停止毒品交易的話，“外國人絕不可能把毒品賣到中國或走私到中國。”

大多數鴉片交易在廣州都處理得十分迅速。入境的鴉片船在珠江三角洲的伶仃島下風處短暫停留，然後把貨物轉運到備好的倉庫，最後向上遊駛往處於黃埔的官方錨地。中國的買家在廣州岸上用銀元銅板購買鴉片，然後他們會獲得一份便條作為購買憑證。在買方船隻上，有多達70人划槳——中國人把這些船稱為“快蟹”或“扒龍”——他們在最近的船隻周圍你追我趕，爭搶第一。看到那些甚至在船隻拋錨前就成羣結隊地圍着他們轉的小船，奈德立刻就可以從遠處認出那是裝着鴉片的船。

在甲板上，旗昌洋行的一名代表給中國的買家填好了訂單，他從133.5磅重的箱子裏拿出拳頭大小的鴉片蛋糕，並且從每一個他經手的箱子中得到5美元的佣金。沃倫的朋友和旗昌洋行的前任老闆羅伯特·班納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吹噓説，他以這種方式在一年內就給自己賺了3萬美元。沃倫對自己的收入更加的謹慎，但在他執掌公司期間，公司的鴉片利潤飆升，他自己的佣金也可能飛漲。

這些商人不可能自圓其説地聲稱他們對鴉片給人帶來的喪鐘一無所知。1844年，旗昌洋行的前合夥人威廉·C·亨特（William C. Hunter）向一位參觀者展示了兩個在商館幾百碼內煙霧繚繞的煙館，每家煙館都擠滿了煙鬼。同年，在去新加坡的期間，奈德•德拉諾親自走訪了幾家合法的煙館：“他發現所有煙館都有煙鬼。有一個人被鴉片抽空了身體——臉色慘白，形容枯槁，像死人一樣……因為當我從他手中拿走煙管時，他完全沒有反抗，只是他的眼神試圖跟着我。”

美國人辯稱他們只是運送鴉片；中國人用它做了什麼並不是他們需要關心的。是英國人和土耳其人生產了鴉片，是中國自身的腐敗使得鴉片在中國大肆流通。沃倫在給家中的信中寫道，“政府的高級官員不僅縱容鴉片交易，撫台和省裏的其他官員也購買鴉片，並從他們自己政府駐紮在那裏的船隻上獲取鴉片。”

這種尖鋭、自私的特質可能有助於泯滅商人們的良知，但這種良知卻在他處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例如，包括沃倫和奈德在內的一些鴉片商對奴隸制等道德問題持有強烈的看法。奈德甚至小心翼翼地把廢奴主義的打油詩貼在他的剪貼簿上：

星條旗曾在海浪之上迎風飄揚，現在卻在恥辱中垂落下來，佈滿了奴隸的淚水。

美國人以極大的禮貌和尊重對待他們賴以獲取合法利益的行商。例如，沃倫和他的合夥人對伍秉鑑（Howqua II，怡和行的商名是浩官，第一代浩官是伍秉鑑的父親，伍秉鑑被有些外國商人稱為浩官二世Howqua II）非常欽佩，這位嚴肅、有教養的老商人與旗昌洋行進行了大量交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沃倫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是1833年，據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説，他當時的身價為2600萬美元）。甚至在沃倫年老的時候，伍的肖像也掛在他的書房裏。沃倫經常向自己的孩子們引用這位中國熟人曾經對他説過的話：德拉諾先生，我希望我的兒子們如何侍奉我，我就如何竭力侍奉我的天父。

但由於法律和習俗的限制，外國商販們被隔絕在廣州城內，除了僕人、店主、勞工或敵對的暴徒成員，這些商販們幾乎沒有機會認識其他普通的中國人。中國傳統的排外心理與此有很大關係。

但美國人致富和從聚集區迅速走出去的熱情也同樣高漲。“我無法從這個國家描繪出任何有趣的東西”，約翰·R·拉蒂默（John R. Latimer），一個在沃倫到達時離開廣州的商人曾經給家中寫道，“因為我們被剝奪了進入鄉村，甚至進入城市的權利。我們的生意佔據了我們大量的精力。從我們到達的那一刻起，我們就一直在想盡快離開。”

早期旗昌洋行的合作伙伴中，只有威廉·亨特曾費心學習中文；其餘的人則湊合着用一種叫做洋涇浜（“商務”）英語的奇怪語言。奈德·德拉諾的日記中充滿了他對這個城市的人民和風俗的無知，而這個城市就在他卧室後面幾碼遠的地方。也許，正是因為鴉片販子不會把大多數中國人看作僕人或獵奇對象之外的東西，使得他們根本不顧成千上萬渴求他們的鴉片的中國人的死活。

無論如何，他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德拉諾家族和他們的大多數美國同胞都認為沒有理由不去努力競爭以分一杯羹。傳教士和其他人發起的那些認為毒品貿易本質上就邪惡的的抗議，讓他們大為光火。沃倫在寄回家的信中寫道：“從道德和仁愛的角度來看，我不會假裝能為對鴉片貿易的控訴辯護，但作為一名商人，我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公平、光彩、合法的貿易；即使説到最壞，它也不應該遭到比向美國、英格蘭等地輸入葡萄酒、白蘭地和烈酒更多更大的反對。”

羅伯特·班納特·福布斯對此表示贊同。“至於對人的影響，毫無疑問，鴉片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人墮落；但可能也和飲用烈酒不相上下，”他後來寫道，“的確，在三億五千萬人口中流通的兩三萬箱鴉片，差不多一千二到一千五百萬磅，比起叫做‘三燒’（samshue）的用米釀製的劣酒對中國的危害可差遠了。”

除此之外，他還説，最優秀的人都這麼做了：“我覺得效仿這些先例是正確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及我一直都仰望，視作貿易中一切美德的榜樣的商人——珀金斯家族（Perkins’s）、皮博迪家族（Peabodys）、羅素家族（Russells）、洛家族（Lows）。”

中國人把鴉片稱為“黑虎”，因為它毀掉了太多人。對中國人來説，鴉片交易是有風險的：零星的打擊有時會削減利潤；被捕的走私犯有時會被勒死；海盜在海岸線上遊走；鴉片價格劇烈波動，這都取決於有多少毒品被運到岸上。

但對於那些很少冒險，而且總是提前付款的外國人來説，鴉片相對安全且有利可圖，而且利益巨大。多年後，威廉·亨特還能回憶起毒品交易時那種欣喜若狂的心情：商人“在交易時的心情是愉快的，匯款的時候是平靜的。交易似乎本就是鴉片的一部分，讓我覺得心安理得……而且沒有壞帳！”

1839年3月，奈德到達的兩年前，這一切都面臨突然結束的危險。當時，清政府清廉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開始執行長期禁煙的法令，永遠終止鴉片貿易。林則徐派遣軍隊包圍了工廠，命令鴉片販子們交出所有鴉片，並保證不再夾帶。林則徐警告説，不能讓外國人遵守規定的行商將被斬首。沃倫和其他鴉片販子在工廠裏被關了幾個星期，直到英國貿易主管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交出了最後的20283個箱子——每一個箱子裏都是滿滿的鴉片，足以讓8000個一天三管的超級癮君子昏迷一個月。旗昌洋行上繳了1400多箱鴉片。所有的鴉片被都溶在水中，用鹽和石灰稀釋，因為弄髒大海向神靈舉行了道歉的祈禱，然後倒入大海。

之後，英國人撤回到靠港的船上，他們把掛在工廠餐廳裏喬治四世（George IV）的真人大小的肖像裝進箱子一起帶了回去，等待着倫敦派遣遠征軍侵襲中國，迫使皇帝為他們所銷燬的鴉片賠款。

美國人沒有和英國人一起。當義律要求他們這麼做，從而促使“中國人接受他們的條件”時，羅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反應相當激烈。多年後他回憶道，“我回答説，我來中國不是為了健康或快樂，只要我能賣一碼貨或買一磅茶，我就會留在我的崗位上……。”

1840年6月，英國艦隊中隊抵達廣州，封鎖了通往廣州的道路，並在沿海開始了一系列小規模的激烈行為。零星衝突後，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戰爭持續了近三年。

美國人對戰爭的看法有分歧，英國人也是如此。包括許多教士在內的一些人認為，鴉片販運是完全邪惡的。英國在海外的冒險從未得到過公眾支持，尤其是在新英格蘭海岸一帶。儘管如此，前總統兼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現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主席，卻在波士頓的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發表的一篇廣泛報道的文章中為英國辯護。他説，“鴉片之於鴉片戰爭正如波士頓傾茶事件之於美國革命。”

“戰爭的起因是磕頭！——是中國傲慢而不可容忍的自命不凡，認為中國與他國進行商業往來，不是基於平等互惠，而是基於君臣之間有辱人格和貶低身份的關係。”亞當斯的觀點被證明是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於已經接受了他的文章準備發表的《北美評論》（North-American Review）的編輯，覺得還是把文章退還給他更明智。

儘管如此，英國最終還是贏了——中國被迫變得更加開放，接納了更多的外國人——這對那些想賺錢的人和那些想在這拯救靈魂的傳教士來説都是有利的。上帝行事的方式有時確實讓人難以揣摩，隨着衝突的持續，甚至一些傳教士也開始從中發現了益處。“儘管戰爭給這片原本和平的土地帶來了一連串的恐怖，”來自紐約州北部、停留在廣州的傳教士S·威爾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寫道，“更嚴重的鴉片禍患正在殺死成千上萬的人，我們要奉主之名勉勵自己。這場戰爭的起因極其令人反感，但以往的戰爭也是如此，但它們終將會給遭受破壞的地方帶來福祉。”

就連同情之心，德拉諾一家也有分歧。他們對英國人沒有什麼好感：船長沃倫·德拉諾一世，兄弟倆的水手父親，在1812年戰爭中被英國人俘虜和虐待。沃倫和奈德同情中國人保衞自己家園的決心，即使是對抗他們永遠無法匹敵的現代武器。當他們聽説英國水手在沿海地區進行強姦和掠奪時，他們感到義憤填膺。“

我真希望英國佬（John Bull）被徹徹底底地打敗一次，”奈德寫道，“為它（指英國）進入他們（指中國人）平靜的家園並對那些婦女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暴行。”當英國戰敗的消息從遠在阿富汗的另一個殖民地傳來的時候，奈德偷偷的感到高興：“我幾乎希望印度的真正主人，他們自己的人民能夠主導自己的國家，把那些侵佔之心不死的傲慢的英國人驅逐出去——而讓英國人永遠無法在中國立足的希望正是與此相關。”

與此同時，德拉諾家族和他們的朋友同樣經常對激怒英國人的中國人的傲慢感到惱火。沃倫在衝突初期寫道，“英國應該對自己和（西方的）文明世界負責，讓這些糊塗的人明事理，教會他們用一種基本的禮貌對待陌生人。”他們祈禱，如果英國發起襲擊，他們就應該襲擊的更猛烈一些，因為一場小小的勝利可能會激起廣東人對商館的報復，而美國人知道，他們不能指望暴徒在他們在商人中仔細的區分誰是英國人，誰是美國人。“即使是官僚也分不清，”沃倫寫道；所有的外國人都是番鬼。

與此同時，隨着英國商販的離去，這塊地留給了美國人。奈德開始工作的時候，旗昌洋行正在整頓。羅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坐船回了國，讓沃倫掌管公司；作為廣州最資深的商人，他也是美國的副領事。在他精明的指揮下，供應給英國的茶繞過中國的反封鎖線，運給正在等待的英國船隻，所有茶葉的價格都十分昂貴，對此英國商販只能抱怨。一位英國人寫道，“當我們抓着牛角的時候，美國人卻在擠牛奶。”

“英國人非常羨慕他們的對手的成功，”奈德説，“用你能想到的每一個辦法折磨他們吧——美國人追求的是簡單明瞭，沒有大張旗鼓的通知他們，而是悶聲發財……”

這種直截了當的做法也讓沃倫從中國人那裏賺了不少。一艘重達900噸的英國“劍橋號”被困在中國海洋境內。沃倫只用了一點錢就買下了這艘船，把它改名為“切薩皮克號”（Chesapeake），然後以舒適的利潤把它轉賣給欽差大臣林則徐。林則徐則把這艘船拖到黃埔下游，在甲板上放上大炮和火藥桶；船上的桅杆上飄着的色彩鮮豔的旗幟，上書“勇”字，意在恐嚇任何想越過這艘船的外國人。

儘管廣州發生騷亂的謠言和來自海上的襲擊，時不時會迫使旗昌洋行的人捲鋪蓋逃往澳門，但他們在廣州的生活還是很舒適的。公司廚師的手藝一流；他們手裏還有很多加爾各答啤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僕人來擺放他們的白色亞麻西裝，負責修補蚊帳，吃飯時站在椅子後面待命，一位美國客人寫道，“不能和家裏更像了，菜品就像是用閃電運來的一樣”。

但在異鄉也常常感到孤獨和沮喪。奈德和沃倫都認為廣州只不過是一個賺錢的地方。奈德還沒到中國就説這是一個“骯髒的洞穴”；沃倫以為那裏的生活“就像在海上漂流很長一段路那樣單調”。信從家裏寄來得好幾個月才能到，如果能到達的話。在奈德·德拉諾在廣東的七年裏，他的五個姐妹中有四個死了（譯註：目前可以查到的是他們有四個姐妹，三個（路易莎，黛博拉，和蘇珊）死於1841-1846年間，她們的名字後來被用來命名沃倫的女兒們）；因為害怕看到更多不幸的消息，每拆開新的信封都讓他為難不已。為了讓家庭裏的人能夠記住彼此的長相，他們來回寄送肖像。

在他們的妹妹蘇珊“被惡魔奪去生命”的六個月後，兄弟倆迫不及待地打開了裝着她的紀念肖像的包裹：“沒有看臉之外的部分，我親愛的妹妹蘇珊跟這肖像不一樣，”奈德寫道。“我很失望。”沃倫寄回了至少兩幅自己的肖像，是著名的廣東藝術家關喬昌 （1801-1860，號林官，廣東南海人，油畫家，在十三夷館區的同文街開畫館，為洋人畫像。洋人用他的號來稱呼他，即“Lam Qua”）所畫，不過他對這兩幅肖像的逼真程度都不怎麼滿意：“……在我看來，”他寫道，“它們看起來都不像我，倒像-像-像馬丁·範布倫（Martin Van Buren）。”

圖7. 沃倫·德拉諾（左）和馬丁·範布倫（右，1837-1841年任美國總統）的肖像畫。

除了工作，在這很少有其他事可做。白天都是在辦公室忙碌。晚上，奈德有時在一條與商館相連的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上玩保齡球。更多的時候，他會和前面廣場上的其他商販一起閒逛，或者玩一名遊客所説的“原始而有益健康的遊戲，跳蛙（leap-frog）”。對那些每天傍晚都聚在那裏看野蠻人在做什麼的廣東人來説，跳蛙遊戲是他們最愛看的奇觀。

在天氣炎熱的夜晚，旗昌洋行的人有時會冒險下河，小心翼翼地躲在橋下，遠離海岸，避免被從暗處扔向他們的石頭和垃圾打到。

一次，商人們被關了幾個月，彼此都很緊張。奈德對各種小事都特別敏感，不論真假；一個關於他變粗的腰圍或者他年輕的外表的再熟悉不過的笑話，或者他在餐桌上的位置莫名其妙地變了，都可能讓他好幾天感到不舒服。

私人走私有時也會帶來一些刺激。顯然，奈德獨立經營的絲綢生意不錯；有一天早上他起得很早，“把67箱絲綢走私上莉娜的船，冒險能賺10000美元，做生意卻只有500美元。E.金（E. King）（旗昌洋行的一個合夥人）開發了這種方式，但我堅持了下來，並且成功了。”

行商的生活太缺女人了。擁擠的江邊到處都是飄在江上色彩豔麗的娼妓花船，但至少從理論上講，商販們卻不能進去。奈德説一天晚上，他在船上“對一位年輕的小姐獻殷勤……我剋制着沒去強吻她，只握了一下她的手。中國法律禁止外國人上船尋歡作樂，我沒有冒險去這個女士的閨房。”但也有人冒着風險去了。一些在河上給商販划槳的強壯婦女也可以做這種事。

德拉諾家族的一些朋友把他們中國的情婦留在了澳門。威廉·亨特至少生了兩個孩子。事實證明，他是如此喜歡她，以至於在18年來第一次度假，啓程前往美國之後，他中途折返，顯然他再也無法和她分開。奈德厭惡地説：“他一定是瘋了。1825年他就回家了……他積累了20多萬美元，卻回到了中國和他可憐的疍家情婦相聚。”

1841年1月7日，英國佔領了守衞珠江河口的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兩座要塞。幾天後，奈德和其他幾名旗昌洋行的人自己划船到穿鼻，親眼目睹了這場災難。首先，英國的蒸汽船打穿了牆壁，使它的槍炮沉寂下來，接着，登陸的步兵和水手們困住了大約七百名守衞，並在他們試圖逃到海里時，把他們全都屠殺了，只留下屈指可數的幾個。

奈德從廢墟中穿過，説：“我看見一箇中國人的屍體被燒了。屍體的嘴上蓋着中國的卷軸畫，一些（英國）水手把一根竹子放到屍體的嘴裏。在另一個房間裏，有一大灘血跡……然後是一箇中國人的靴子、帽子殘骸……槍、弓……”一名英國海軍士兵給他看了五具還未埋葬的屍體，還興高采烈地從其中一具屍體的外套上剪下了一件紀念品，這是一個木製的標籤，上面用中文寫着死者的名字和單位。其餘的屍體被倉促地埋在城牆外的一個墓坑裏，英國人在上面放了一根竹子，竹子上面頂着一頂苦力的草帽，還有一個手寫的標誌：“通往光榮之路。”

奈德被嚇壞了——“多麼可怕的屠殺！”但他並沒有一嚇不起：那天晚上睡覺前，“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氣氛異常緊張，德拉諾家族自己也無意中加劇了緊張的氛圍。奈德從這座被毀的堡壘回來幾天後，他和沃倫又一次來到了河邊，甲板上有一個武器庫，是用來抵禦海盜和射擊水鳥的。船伕扮演卸貨工的角色，當一個人把沃倫的獵槍放回甲板時，槍爆炸了。兩個人受傷，其中一個人幾分鐘內就死了，另一個只是頭皮被擦傷。他們憤怒的同伴拒絕繼續划船，直到德拉諾斯把其餘的槍的子彈全部朝水中射完。那具血淋淋的屍體被用毯子裹了起來，帶到了甲板下面。

不知怎麼回事，他們還沒到廣州，消息卻已經傳了過去，就在離工廠幾英里遠的地方，死者的家人就划船過來了：“死者的妻子，或者説是寡婦開始了哀嚎。除非把問題解決，我們的船才能繼續前進。我們兩個僕人去廣州拿錢。

我們好心的給了這[悲慘的一家]150美元。在死者的家人和親戚們為此爭吵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再要200美元作為賀禮，死者的兄弟願意娶這位寡婦，並得到談好的報酬。這是理所當然的，經過兩三個小時的行騙之後，死者的屍體和所有的顧慮被一起運走了。這個家庭現在擁有的錢可能比他們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也可能比將來任何時候都多。死者是作為一名普通的船伕被僱用的，一個月只能賺1.5到2美元不等！當然……這個人的死亡對他們來説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後來，當一個焦慮不安的商人低聲説他聽説有外國人殺了兩名船伕時，奈德向他保證説：“全是胡扯。”

戰爭似乎越來越近了。2月27日，英國的明輪艇“天罰號”（Nemesis）派出一支隊伍登上改裝過的切薩皮克號的兩側，也就是沃倫賣給中國人的那艘船。英國水手開始放火燒船，當火燒到船上的彈藥庫時，船爆炸了。

奈德從十多英里外的工廠窗外望去，看到了爆炸，“一束突然而明亮的光”出現在地平線上，“這景象使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和我在一起的人的心也是狂跳不已。”

那天晚上有9個人在吃飯，8個美國人和一個西班牙絲綢商人，他無法安排回家的路。這個夜晚不像往常那麼熱鬧，正如奈德所説的，所有的客人都緊張地認為他們代表着“整個廣州，甚至整個中國的外國人”。

一個月後，英國人開始襲擊廣州，似乎僅僅在幾小時之內，就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逃往農村，慌亂的廣州長官要求沃倫向英國人求情。沃倫説，他會看看自己能做些什麼，但他只能從一個保護公司財產的嚴格中立者角度出發。英國司令官很客氣地接待了他，但沒向他保證任何東西。

向城裏返回時，沃倫乘坐的打着休戰白旗的快艇在岸上遭到伏擊。在黃埔焦急的等待的時候，他描述了奈德遭遇的事：“當靠近廣州的時候……膽小的中國人朝我的小船開槍，離我的腦袋只有30英尺，有兩個人跳過了船，有兩三個跳到了船的底部，像個哭哭啼啼的孩子一樣大叫，而其餘的人在巨大的恐懼和混亂中朝着士兵尖叫，讓他們停止射擊。然後，翻譯上了岸，在耽擱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六七個小官吏上了船，凱旋地把我帶到廣州。

是的，我被押進了這座城市，走了四分之三英里的路，成了一個囚犯，給四周目瞪口呆的人羣帶來了驚訝、欽佩和滿足。英勇的士兵們把發生的可怕的衝突告訴了身邊的人。我被帶到廣州總指揮助理楊芳將軍面前，74歲的他老態龍鍾，眼花耳聾。他問了我一些愚蠢的問題，檢查了我的衣服、帽子、鞋子和手杖，對我的頭沒有剃光表示驚訝。他握着我的手，仔細檢查着，還聞了聞，又讓我解開我胸前的襯衣，讓我完全暴露了出來，我照做了，然後他説我是一個好人，一個優秀的人，是他所認識的人中最好的之一，然後這位大人抓住站在他身旁三英寸之內的一個衣衫不整的士兵，説我‘完全和他一樣’。”

在催促逮捕他的人與英國尋求某種妥協之後，沃倫被釋放了。他們的確這麼做了，中國同意在六天內向圍城軍隊支付600萬美元的贖金，這筆錢是英國每年茶葉收入的兩倍多。

1841年3月，英國人終於抵達了廣州，向海濱炮台開炮，偶爾也會越過工廠打進城中。第一槍打響後，包括奈德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躲了起來，但沃倫卻呆在屋頂上，看着炮彈在他頭頂劃過，落入混亂的街道。

看到表面上恢復了正常的商業，德拉諾家族喜憂參半：戰爭的威脅似乎已經減輕，但商業不再完全掌握在美國人手中；翻閲着1839年和1840年的賬本，奈德不禁嘆了口氣，感嘆道：“類似這樣的巨大利潤，我認為不可能再出現了。”

戰爭沿着海岸向北推進，直抵長江，到達南京。英國艦隊在戰船中一路狂轟濫炸，在一個又一個設防的村莊停下來大肆掠奪，然後繼續開往下一個。（英國士兵、水手和印度兵都競相爭奪財寶，印度斯坦語中“掠奪”（loot）一詞在這次遠征後就成了英語。）中國軍隊對他們幾乎束手無策；無論是中國人特別的響箭、還是翻着跟頭前進的揮舞着劍的勇士，都不是英國火力的對手。

奈德對英國的勝利來得如此輕易感到厭惡。要是中國有那麼一點點“韃靼人的精神，敢於懲罰入侵和平民族之地的人，”他寫道，“沒有一個英國人敢跑到這來屠殺中國人……我對他們沒有同情——想想看，一萬人征服了一千萬人！！”

1842年正式結束戰爭的《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賠償了2100萬美元的賠款，新開放5個貿易港口，並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但卻沒有提到鴉片——雙方都假裝對此事一無所知——於是鴉片貿易繼續進行。兩年後，凱萊布·庫興（Caleb Cushing）通過談判達成了《望廈條約》，明確宣佈鴉片為“禁運品”，但包括德拉諾家族（Delanos）在內的美國佬商販們卻繼續以前所未有的輕鬆和熱情運銷鴉片。

 （1858年，一場更加血腥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次以英國的勝利告終。《天津條約》的簽訂讓中國開放了更多的貿易港口，並對鴉片制定了關税，從而最終使鴉片貿易至少具有準合法性。鴉片問題逐漸變得越加嚴重。既然鴉片現在可以不受干擾地進口，皇帝就宣佈他的臣民可以自己種植鴉片。到1875年，在多山的雲南省，整整三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罌粟覆蓋。在20世紀之交，中國大約有1500萬癮君子。1907年，中英兩國同意在十年內逐步停止印度鴉片的出口，但中國境內的鴉片貿易仍然繁榮不減，直到1949年共產黨取締鴉片。）

1842年秋天，沃倫幾乎十年來第一次乘船回家（譯註：十九世紀前半葉來中國廣州做鴉片生意的那些WASP，經常在中國一呆就是十幾年，二十幾年，很多人結婚年齡都較晚，沃倫三十多歲結婚還算是早的）；一年多後，他帶着妹妹朵拉（Dora）和馬薩諸塞州北安普頓的新婚妻子凱瑟琳·萊曼（Catherine Lyman）以及他們的女僕登上了羅伯特·班納特·福布斯的新船保羅·瓊斯號（Paul Jones）回到了中國。新船很快——只花了106天——並且和中國的貿易中第一次配備了冰庫。“在保羅·瓊斯號上我們有冰塊，”奈德驚奇地説。“派人去買薄荷，這還是第一次在中國……調製冰鎮薄荷酒來喝。”還有新鮮的新英格蘭丕平（pippin）蘋果，“不用説，我吃得有滋有味，”第二天剩下的冰還夠做“冰淇淋，這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的東西”。

德拉諾兄弟的生活似乎越來越好。沃倫和他的小家庭——他們在1844年生了一個孩子，取名蘇珊——買下了一幢廢棄的大平房，俯瞰着繁忙的澳門港，他們把房子叫做箭矢谷（因為德拉諾斯家族喜歡在花園裏玩射箭），也叫老鼠洞（因為它原來的主人在德拉諾斯家遷入之前被驅逐了出去）。

奈德很快就將羽翼豐滿，成為公司的正式合夥人，每當他在澳門的時候，都和他們住在一起。1844年，奈德前往印度視察和購買鴉片，與其他公司的代表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展開了温和但有時有點瘋狂的競爭。（當快船羚羊號（Antelope）——他成功的在船上裝了1400箱鴉片——將貨物運到黃埔交給沃倫後，奈德非常高興，隨後他又前往澳門，給沃倫主要的競爭對手英國的寶順洋行（Dent and Company）運送了250箱鴉片。）

在奈德離開的時候，沃倫的小女兒去世了，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但看起來非常的虛弱。箭矢谷也被大火燒燬。當奈德回到中國時，他的哥哥決定該回家了。

奈德回到澳門幾天後寫道，“天黑之前，我陪沃倫到死屋……去看那個箱子，裏面裝着他可愛的小蘇茜（蘇珊的暱稱）的遺體。”沃倫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回到家後，他毫不顧忌地向我講述了他對凱蒂（即凱瑟琳）神智的擔憂——他擔心凱蒂崩潰。蘇茜死後，凱蒂在回家的路上變得很古怪。脾氣變了，生活方式也變了等等。“我認為必須讓凱蒂恢復理智。”1846年夏天，在一位中國奶媽和男僕的陪同下，沃倫和他陷入困境的一家人回到了美國。

凱瑟琳·德拉諾恢復了過來，最終又生了九個孩子；其中一個叫孩子薩拉（Sara），後來成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的母親。奈德説，在回國後的幾個月裏，沃倫“完全投身於生意之中”。“無所不及”——鐵路、煤礦、造船；“我擔心他的涉獵太廣了。”

圖8：沃倫·德拉諾的弟弟富蘭克林·休斯·德拉諾（Franklin Hughes Delano），在紐約州哈德遜河畔的豪宅外景（上）及一個房間的內景（下）。這個豪宅的名字是Steen Valetje，佔地290英畝（1英畝=6.07畝，290英畝是1761畝），建築面積17000平方英尺（約1700平方米），有28個房間。

（圖片來源：https://www.6sqft.com/19th-century-hudson-river-estate-built-for-an-astor-gets-a-price-cut-to-20m/）是富蘭克林1844年結婚時由同為富豪的新娘家贈與。富蘭克林沒有子女，1893年他死後該房產由老鴉片販子沃倫二世（羅斯福總統的外祖父）的兒子沃倫四世（羅斯福總統的舅舅）繼承。

奈德覺得，沒有哥哥的照料，廣州實在難以忍受。更高級的合夥人管理着茶葉、鴉片和進口業務，只剩下公司的信件給他處理，而他現在認為這是一項大材小用的文書工作。他討厭公司的新總裁保羅·S·福布斯（Paul S. Forbes）——“一個可憐的、鬼鬼祟祟的傢伙”——似乎他們兩人之間都存在這種感覺；雖然這兩個人每天都在同一個小辦公室工作，幾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吃飯，但他們不怎麼説話。奈德覺得自己被排擠在外，因為“思考、煩躁、沉思”而難以入睡，對他所認為的“許許多多的低聲交談、竊竊私語”感到憤憤不平，他還覺得“人們的表情似乎對我有十分可怕的意圖”。

最後——可能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奈德成功地提出了滿意的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他可以離開公司，帶着將近8萬美元的利潤乘船回家。1847年7月31日，奈德開始了他的旅程。“離開廣州，”那天晚上他寫道，“我希望自己能説，永遠不要再為這個地方煩惱了。”

他確實再也沒為這個地方煩惱過。奈德沒有結婚，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沃倫在紐約紐伯格的豪宅阿爾戈納克（Algonac， 沃倫為自己佔地60英畝的豪宅起的名字，豪宅位於紐約州紐伯格市北面兩英里處，哈德遜河邊，見圖9）。奈德涉足了幾項生意，卻沒有投入多少精力，也沒有取得多少成功，而且變得非常肥胖。1881年夏天，他在遊艇上突發心臟病去世。

圖9. 沃倫·德拉諾的豪宅阿爾戈納克（Algonac），位於紐約州紐伯格市北，由沃倫·德拉諾在1851年買下。羅斯福總統的母親薩拉·德拉諾就出生在這裏。

但沃倫·德拉諾卻不得不再次為中國煩惱，因為事實證明，奈德對自己過度擴張的擔心是正確的。沃倫在48歲的時候就成了百萬富翁，但1857年大恐慌毀了他的所有。1860年，沃倫被迫回到中國，這次是到香港（譯註：鴉片戰爭後一口通商的局面被打破，鴉片貿易的中心轉到香港和上海）。在香港，他花了5年多時間通過兩門生意恢復了他的損失，正是當年讓他如此迅速地變得如此有錢的那兩門生意——茶葉和鴉片。

圖10. 1863年，弗裏德里克·德拉諾（Frederic Delano， 照片中嬰兒，沃倫的兒子，本文作者的曾祖）生於香港。這是他和母親凱瑟琳·萊曼·德拉諾（沃倫·德拉諾的太太）及中國男僕的合影。

1879年，沃倫離開廣州30多年後，他的老朋友羅伯特·福布斯讓他寫下過去在那裏生活的回憶。從那以後，兩人都在與中國貿易無關的領域獲得了卓越的聲譽和幾筆財富，但福布斯對廣州越來越懷念。他説，他希望沃倫和所有還健在的旗昌洋行的人能貢獻一點回憶錄；那時還有大約一百人；這些回憶將被用來為公司編寫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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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倫給福布斯寄來了一份關於他在中國的生涯的簡短總結，他沒有提到他參與鴉片貿易。福布斯的其他一些前合作伙伴仍然不那麼願意參與，不願陷入任何可能會被證明是令人反感的歷史。就連福布斯最終也對他的計劃進行了反思：“我唯一擔心的是，”他向沃倫坦白道，“在對鴉片販運的原因和影響給出一個概述時……我可能説得太多了。”最終，福布斯選擇了什麼都沒説。

沃倫可能鬆了一口氣。他把自己的晚年拿來跟進他的投資，管理他的鉅額財產，為共和黨候選人和其他他認為有價值的事業做貢獻，其中包括支持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布克·華盛頓是美國黑人歷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1895年他在亞特蘭大發表《亞特蘭大種族和解聲明》演説，認為黑人應該接受種族隔離，且應該通過自身的努力尋找就業機會。這場演説使他聞名全國，成為美國黑人的代言人。他和當時最富有及最有能力的白人商人和政治家合作，幫助籌款創建數百個社區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以提高美國南方黑人的教育水平。著有自傳《超越奴役》）在南方黑人中的工作。

當年的鴉片歲月就這樣在記憶中淡去。

1898年沃倫•德拉諾去世後幾年，一位受益於他的慷慨大度的一神論牧師寫信向他致敬。他説：“事無大小，沃倫似乎都能保持正確、公正和公平。而不誠實、虛偽、狡詐，不管它們如何出現，也不論它們在誰身上，在沃倫面前，都會遭受非難……他的道德力量和實際行動從來沒有讓他在他認為是真善美的東西面前鬆懈過：其餘的就交給上帝吧。”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曆史學家似乎也滿意於，讓美國商販對鴉片利潤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

即使是海軍少將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他的不朽著作《馬薩諸塞州航海史：1783-1860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1921）中，也用了三頁紙來進行不同尋常的辯護。

他從這樣一個事實中找到了慰藉（儘管不容易看出為什麼）：“對英國公司來説，（鴉片走私）是至關重要的。而對波士頓的公司來説，這只是偶然的。”莫里森的立場或許更為堅定，他“冒着五十步笑百步的風險”爭辯説，“在（中國）政府使眼色的時候走私鴉片（就像美國人那樣），和在（中國）官員進行即使遲緩但卻真誠的道德改革時用大炮和刺刀強行灌輸鴉片之間，是有區別的。”

對美國鴉片貿易及其對買賣雙方的影響的更客觀的研究，要等到更近一代瞭解中美相關資料的學者來進行——比如雅克·唐斯（Jacques M. Downs）、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彼得·沃德·費伊（Peter Ward Fay）和查爾斯·斯特爾（Charles C. Stelle）。

沒人知道羅斯福對他外祖父參與的鴉片貿易瞭解多少。當專欄作家威斯布魯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指責羅斯福靠“一個老海盜”從“像賣淫一樣可怕、可恥的奴隸販賣”中攫取的財富過活時，白宮謹慎的保持了沉默。

但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羅斯福總統夫人）被佩格勒的指控刺痛了。1953年，當她訪問香港時，她特意向一位經驗豐富的英國商人詢問鴉片時代的情況。在和他談過之後，她不情願地總結道：“我想德拉諾家族和福布斯家族，就像其他人一樣，不得不在他們的貨物裏裝上一些有限數量的鴉片，才有可能進行任何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