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終有一死，問題只是該如何告別人世_風聞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大家（ID：ipress），作者： 維舟

在當代中國城市生活中，“死亡”是很少被看到的。就像電燈的發明驅逐了黑暗一樣，現代化的生活也讓“死亡”逐漸退出人們的視野。

在意大利，很多人只看到當地中國城的華人忙忙碌碌，但從未見到他們中有人死去，因而甚至出現了一個離奇的傳聞：“不死的中國人”。

這固然好笑，但的確，在意大利米蘭的城市中心裏就有一大片墓園，甚至像東京這樣寸土寸金的地方，上野等地都有大片的靈園，生者與死者比鄰而居，這種在國外城市裏尋常的景象，在中國卻幾乎絕無僅有——要不然清明掃墓，也不會年年堵在郊區高速公路上了。

從這一意義上，當下的中國人與死亡的距離特別遙遠。小時候在鄉下，死亡是生活中常常見到的事。村子裏每個人的葬禮都不是喪家的私下紀念，而是隆重的公眾儀式，幾乎全村人都要參與，甚至沒有血緣關係的鄰人也要送白禮（“鄰舍人情”）並上門幫着操持白席。

那時母親還會帶着我去鄰村去看別人家的葬禮——雖然有時連她都未必認識死者，但在寂靜的鄉下，高亢悽清的哀樂一起，幾乎五六里地內都會知道哪裏出事了。

人死之後要“擱三朝”（停屍三日），有時為了便於外地親友趕回或猝死不及準備後事，還須“擱五朝”，而對於喪家女眷“會不會哭”、酒水如何、辦的禮節是否到位，私下評議還會更久。對生活在這樣傳統社會中的人來説，死亡是每年都會目睹多次、近在眼前的事，人們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又一個既是私事又是公眾儀式的葬禮上學會如何做人、如何遵循風俗禮儀、乃至如何哭喪的。

而這樣的場景如今已漸漸消逝。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裏，一場場葬禮多是高度儀式化的、親友私下的小規模追悼，按固定流程致詞、默哀之後，再吃一頓素飯，通常差不多就算是結束了。

在我十歲第一次經歷時，這堪稱十足的文化震撼。

但這些年來，即便抵制變遷最頑強的葬禮，在鄉下也不可避免發生了變化，最重要的還是火化後不再捧回家裏供在堂屋或埋入村裏地頭，而是在殯儀館舉辦追悼會後直接埋入公墓。

這使得人們不再像我小時候一樣，有時還會在田間的土墩上看到露出地面的骨殖甕或墓牌，或在家族的堂屋裏看到列在兩邊的祖先照片。

在雲南、貴州旅行時我也發現，很多村寨的老房子堂屋中央都供着“天地國親師”或“歷代宗親”之位，但這些在城裏新居的設計格局裏，也大抵無處安放。

除了自殺、交通事故這類戲劇性的非正常死亡，城市裏的絕大部分死亡都發生在醫院的密閉空間裏，死後通常也毫無例外地包裹好推進太平間，之後悄悄送往殯儀館，火化後遺體就此消失。

在城市環境下，死亡已從多數公眾視線中消失。

我在一個小區居住了十一年，迄今為止從未見過小區裏有人死亡或哪家辦葬禮的情形，不像婚禮還會容易關注到。死亡和葬禮，在這裏逐漸隱退，變成僅僅與死者最親近人羣相關的私密事件。

維特根斯坦的話恰是我們生活的寫照：“死亡不是人生事件：我們活着就不能體驗死亡。如果永恆（eternity）不是意味着無盡的時間而是無限的當下經歷，那麼永恆的生活就屬於那些活在當下的人。”

這樣，在我們的生活中，死亡、悲痛和傷痕在很大程度上被隱蔽化、私密化了，越來越少被公開展示；所有人真正在意的是自己怎樣“活在當下”，至於死亡則是一個無比遙遠——甚至遙遠到無須考慮的事件。

不僅如此，我們與死者的距離也變得前所未有地遙遠，很少人還經常想起死去的親友，畢竟自己現實中的事就已經忙不過來，每年清明節能去掃墓一次，在心理上就算已經交代得過去了。

考古學者羅泰曾在《宗子維城》一書中指出，到戰國時代，隨着社會的繁榮與世俗化，“死去的祖先已經從上天的超自然保佑者轉變為可能有害的存在”，因而當時的墓葬一方面向死者提供更好的地下家居環境，另一面也將之更嚴密地隔絕起來，換言之，人們想方設法把死者與生者分開，讓它們安安心心待在屬於自己的冥界裏，不要來攪擾活人的生活——這與如今何其相似。

就此而言，我們現在又處在一個生死觀急劇變化的時代：“死亡”從人們的日常生活視野中逐漸隱退；“生”與“死”變成了相距遙遠的兩個不連續世界；我們這些活着的人關心當下的生活大大超過了關心死亡——那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終點，直到它突然降臨之前都和我們的生活沒多大關係。

以前的老人是“不怕死”的，現在很多人開始“怕死”了。

不怕死，是因為早些年在那樣一個生死連續的世界裏，人們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生命會在子孫後代身上得到延續——自己血脈的一部分就在兒孫身上流淌，死後也年年有人祭祀，代代不止，至少還作為祖宗活在一個連續的系譜裏；所以小時候我在鄉下見到老人們普遍在活着的時候就開始準備棺材壽衣，走的時候只要兒孫滿堂、大事已了，也就平靜地走了。

但現在，正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得“命是自己的”，死後很難指望兒孫如何惦記着（我媽現在常説的一句話就是“人一死，都是空的”，什麼金錢、兒孫，統統不管用了），既然如此，那當然只有好好活着才是真的。

這不是説以前的人就沒有恐懼，但他們恐懼的與其説是“死亡”，不如説是“斷絕”。先秦就有“若敖鬼哭”的典故，指出了傳統中國人最大的憂慮：子孫斷絕，自己死後無人祭典，血脈也得不到延續。正因此，在我們的社會里，罵人“斷子絕孫”、“絕後”或“香火斷絕”是最惡毒的詛咒，甚至比直接用髒話罵他本人更嚴重得多。

不誇張地説，重男輕女的文化，與這種生死觀密切關聯。價值觀越是傳統的那些人，對“男丁”、“宗法”、“上墳”乃至孩子冠父姓之類的執念也越重，因為他們會格外在乎有個“自己的種”，這説起來只是一個象徵，但對他們而言卻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十多年前，我一個朋友曾想去做臨終關懷，結果發現這一塊在國內可説空白。這恐怕不僅是因為醫療延伸領域尚不夠發達的緣故，也因為以往中國人很少這樣的需求。

常常為人忽視的一點是：“臨終關懷”本身就是從個體生命出發的，它着重的不是讓人享有作為連綿世代中的“祖宗”所具有的尊榮，而是個體如何少受痛苦，在獲得精神安慰的情況下，有尊嚴地離開人世——“臨終關懷”顧名思義，只關懷臨終的狀態，不涉及到死後的問題，死亡就是終點。

因此，現在人的“怕死”，説到底還是因為“死後元知萬事空”，因而更迫切地想要“好好活着”。

雖然死亡已經從日常生活中淡出，彷彿遙不可及，但它又像是房間裏的大象，只要偶爾一想到它，就知道它始終都在那兒，沒有人能逃避。

不過，看似奇怪的是，如今人們對死亡反倒不像過去那樣忌諱了。傳統社會大多忌諱談到“死”，但或許正因為死亡在現代社會的生活中已很遙遠，人們反倒可以相對輕鬆地談論起它來。

近些年，臨終關懷在歐美社會興起，在加州甚至有人倡導“正能量死亡”（positive death）運動，不同人聚集到一起來談論死亡。“死亡”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祛魅化了，變成了一個可以探討和“處理”的“問題”。

這與其説是西方人在文化上比我們更開放，倒不如説，這是因為他們更現代化：正如《最好的告別》一書中所言，在發達的技術條件下，迅疾的、災難性的疾病已成例外，“對大多數人而言，死亡是在經歷了漫長的醫療鬥爭，由於最終無可阻止的狀況”。

這樣，死亡逐漸被醫學化了：它是在生命最後階段應對危機過程的終點，在此期間，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和心理準備來坦然迎接不可避免的結局。換言之，“死亡”的問題從原來那種“世代延續”的意味中脱離出來，變成了個體如何有尊嚴地對人世和親友進行“最好的告別”。

當死亡這樣漸漸被個人化，伴隨的一個結果或許是深深的孤獨，因為我們不再相信死後還有什麼等待着我們。但也因此，很多人或許會放下以往那種對“傳宗接代”的執念，少去想如何在子女身上延續自我，而更多專注於過好自己的日子。超越性的存在對人來説當然也不可或缺，但那應該更多指向如何實現自我和構築親情。

在看完電影《尋夢環遊記》後，我家的兩個孩子都哭了，雖然去年我父親離世時，他們年紀尚幼，但畢竟也有不少記憶，他們感受到了電影中傳達的那個信息：“人活着的時候要去追尋自己的夢想，死後則活在親友的記憶裏。”能讓人記住的，不是因為“祖宗”的身份，而是活着時候的作為與感情。這一點，五歲的老二也懂得：“如果我們不記得爺爺了，他才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