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王國：塑料分類，人也分類_風聞

原作者： Adam Liebman

**譯者：**球球 羽婷

**校對：**苗苗

**責編：**侯牛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微信公眾號shiwuzhuquan2013）

**原載：**Toxic News / New Internatio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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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王國》（2016）一開場是一艘貨船駛入中國北部的青島港，在那裏，集裝箱被機械化地裝載上貨車。紀錄片跟拍了一隻前往山東農村的集裝箱，當貨車駛入村子的時候，電影熒幕上唯一的字幕是：

中國是日本、韓國、歐洲和美國塑料垃圾的主要進口國。

電影因此關注了一種填滿一些跨國貨船集裝箱的特殊商品。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商品被認為是“可回收物品”或是“廢品”（即可重複利用來生產新產品的使用過或廢棄的物質），但其實聽起來比較負面的“塑料垃圾”才是一個描述這些物質的更合適的標籤：隨着電影的展開，它向觀眾展示了數量驚人的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量，展示了工廠把使用過的塑料垃圾加工包裝成塑料顆粒再當作原材料賣給製造商的過程，以及這個不規範的加工過程中產生的污染。

電影首映後不久，中國政府採取措施收緊對“洋垃圾”的限制。2017年7月，中國最終向世界貿易組織宣佈將很快禁止進口24種“固體廢物”，包括不同類型的塑料和廢紙，這兩類是西方國家回收項目通常回收的物品。儘管諸多廢品回收行業協會提出上訴，但中國政府仍在2018年開始全面實施新政策時進一步加強了進口限制。與此政策呼應，多種廢品的全球商品價格急劇下跌。在失去了中國市場需求的情況下，大量已經收集起的“可回收物品”正在世界各地堆積，除了垃圾填埋場和焚燒爐之外無處可去。

因此，中國對“洋垃圾”的禁令產生了分裂性的影響。它擾亂了廢品的跨洋流動，然而富裕國家的許多回收系統都依賴於此。更重要的是，通過質疑可回收和垃圾之間的差異，這個禁令衝擊了大眾對“可回收”本身的理解。同時，它還揭示了將垃圾變為製造業原材料的這個行業的混亂以及其隱秘過程。這無疑是那些將廢紙和塑料分開的好心的消費者們很少會考慮到的。

塑料分類

然而，這部非敍述性的紀錄片的焦點不是垃圾、污染和毒性。相反，這些主題構成了這部紀錄片的背景，觀眾們被帶入了一個處理塑料垃圾的家庭小作坊，在那裏，一部關於人的戲劇慢慢展開，包涵了日常的快樂與鬥爭、遊戲與痛苦。

依姐——一個沒有讀書的十一歲小姑娘，是這部紀錄片的主角。她的父親老彭給作坊老闆打工。老彭和自己的妻子、老闆以及偶爾僱來的臨時工一起，承擔了作坊的大部分體力勞動。

老彭的家人——包括不斷出生的新生兒——渴望回到四川老家，但他們卻被困在堆積如山的塑料垃圾中，和老闆一家一起生活。兩個家庭的孩子們在一起玩耍，並且創造地利用着他們所生活的垃圾世界。

然而老闆與僱工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和諧，有時，緊張關係會爆發為爭吵和打鬥：關於工資、老彭工作是否足夠認真、產品的質量，以及是否將依姐送到當地學校的問題。

依姐很兩難，她的爸爸喝酒喝光了微薄的收入，而且希望她留在家裏照顧弟弟妹妹；而老闆則想要送她上學甚至提出收養她。她經常不知道自己是該聽爸爸的話還是該站在老闆那邊。

依姐很想家，而且常常看起來不太開心，但當她和奶奶打電話的時候卻十分高興。在電話裏，依姐回憶起在四川的生活，而且期盼能夠回家。短短的通話集中在一個主題上——分類，而這個主題恰好可以用來分析這部電影的多個層面。

奶奶：你爸爸還在工作？

依姐：對，他正在分揀塑料。

奶奶：你會不會幫他？

依姐：會。

奶奶：真的？

依姐：真的。

奶奶：你知道怎麼分揀塑料？

依姐：我知道。（自豪地）

依姐媽媽：但你要照顧弟弟妹妹。（笑）

奶奶：快要回來了嗎？

依姐：兩個月內吧……（依姐笑得很燦爛）

奶奶：聽説你要回來，我很開心。

依姐確實要平衡好遊戲和照顧弟弟妹妹、其他家務和分揀塑料垃圾的任務。分揀主要是把那些被扔進回收箱的沒用的塑料和其他垃圾從可以加工的塑料中挑出來（切割、清洗、融化再加工成塑料粒）。

小鎮裏大概有5000户人家都從事塑料回收生意，多餘垃圾被丟的到處都是，包括生長糧食和放牧的田地裏和田地周圍。有個農民抱怨説他的羊越來越瘦，最後屠夫剖開這些羊的胃，發現裏面都是塑料。

在另一個讓人不安的鏡頭中，孩子們發現了十幾條飄在河裏的死魚，水裏全是垃圾和泡沫。老彭一家把那些魚撈起來烤熟，當作一頓特別的、喜慶的飯菜。儘管並不確定魚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它們為何而死。最可能的情況就是它們來自清洗塑料垃圾所必需的渾濁的化學清洗水，而化學清洗水也恰恰是它們的死因。

成堆的塑料垃圾常常是陰燃或者全燃着的，依姐和她的家人把一些多餘的塑料就當作煮飯用的便利又免費的燃料。電影沒有説明燃燒塑料釋放的毒性，但是煙霧給電影製造出了一種陰暗而不祥的氛圍。煙霧常常出現在影片背景當中，一次次地籠罩了天空。

大人們抱怨工作又髒又苦，而且塑料垃圾也是又臭又噁心。低成本的塑料加工會導致長期的嚴重的健康問題，這一點在電影裏並沒有説出來，但並不意味着人們沒有意識到或是不擔心。

工廠的老闆、一家之主，阿坤指着他後背上長着的三個腫瘤，“該死的塑料！我身體都壞了。”但是，他不敢採取任何行動，“我不敢去檢查。萬一檢查出個什麼病……我日子還過不過？”塑料回收業的利潤很微薄，阿坤強調這是他唯一的選擇：“為了生活（嘲諷地唱起了歌）……為了孩子，為了父母，能不幹嗎？”學校的學費很貴，阿坤幾乎無力把他的兒子送去上學，而老彭根本不願意送女兒去讀書。

誰來定義回收？

廢物回收再利用並不是新鮮事。人類很早就找到了利用破舊物品的方法。然而，“回收”的當代概念產生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環境保護運動中。這一運動關注自然資源枯竭以及垃圾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而並不關注已經長期驅動廢品回收行業的廢品的經濟價值。

早期倡導回收的活動人士針對的是那些使用一次性包裝的產品製造公司，呼籲它們負責這些產品消費後廢棄物的處理；然而，企業利益成功地將回收的責任轉移給了消費者，以確保回收不會威脅到他們的商業模式。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西方國家以家庭為單位的回收系統建立起來，中國經濟也經歷了快速增長。在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供給的推動下，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了世界市場的主要消費品生產國。然而，中國工廠無法獲得製造所需的充足的原材料供應。於是，廢品進口順勢成為了採購原料的重要手段。到了本世紀頭十年，中國同時成為了全世界的工業生產中心以及大部分可回收物品的目的地。

在此期間，回收逐漸成為了今天西方人所認知的一種個體行為。作為一個動詞，“回收”用來表示根據一套指導方針將廢物放進不同的回收箱的個人行為。通過強調個人責任的廣告宣傳，冗長而污染的工業化處理過程被隱藏起來，他們僅僅提及模糊的環境效益。大多數遵循這些指導方針的人很少了解除了垃圾收集之外的回收過程。

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小心翼翼地放入指定垃圾箱的大部分可回收物品被出售到地球上遙遠的地方。也就是説，在中國的“洋垃圾”禁令被新聞報道之前，所有受到影響國家中很少有民眾知情。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和歐盟，還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地。

“中國表示不再接收洋垃圾”，2017年路透社的一則頭條新聞中這樣寫道。《經濟學人》中的一篇文章則題為“中國試圖禁止洋垃圾：新法規如何影響回收行業”。採用“洋垃圾”一詞，這些頭條想讓讀者訝異他們的“回收物”竟會在中國變成“垃圾”。中國人是沒有看到回收廢物的環境和經濟效益嗎？還是我們沒有看到回收工業在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危害和污染？

對此，一些廢品回收行業協會居高臨下地質疑中國政府是否瞭解垃圾和廢品之間的差異。然而，在向世貿組織提出的回應其他國家的關切的通知中，中國官員正確地指出，沒有“全球公認的廢品和可回收物品的標準”，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使用國際公認的商品代碼來列出被限制的材料。這也與中國國內許多反外國廢棄物的説法相呼應：“垃圾”和“廢品”的類別不是相互排斥的。廢品可以是有價值的並對製造業有用的，但是淨化和準備其他重新用於製造所需的處理過程可能頗具問題。

正如回收再利用的批評者長期以來所指出的那樣，不僅廢品的工業加工產生了環境污染，它還需要高昂的能源支出，需要額外的原料投入，生產出劣質產品，並將多餘不用的材料送到本該避免的垃圾填埋場和焚燒爐。換句話説，雖然“回收”廢物能產生有價值的生產材料，但它也會產生垃圾和污染。

人口分類

在紀錄片中，有一個買主對塑料粒的質量不滿意，這迫使阿坤降價賣掉顆粒，損失了不少錢，這讓阿坤和老彭之間的關係變得極度緊張。問題似乎在於分類不充分，阿坤罵老彭説：“你為什麼不能揀仔細點？這是你的責任。你這是在浪費我的塑料！”但是老彭抱怨説，他這麼多年一直勤勤懇懇地工作，但他的工資實在是太低了。他罵了老闆，老闆又回罵他。老闆氣勢洶洶地站到老彭面前扇了他兩巴掌，讓他走人，永遠別再回來。老彭在自己的房間醉醺醺地一直罵到深夜，爭吵平息了，工作還是要繼續。

儘管阿坤是工廠老闆，他卻一點都不算富裕。兩個農民家庭都被迫捲入一個在黑暗中的全球工業生產節點，在這個節點上，資本主義一些最基本的進程佔據了中心位置。

這包括不考慮人類健康與環境影響而僅僅依據是否有益於生產來分選材料的勞動。這也包括將社會角色劃分為工人和老闆兩類——這兩類角色決定了分揀塑料的勞動產出價值的不平等分配。因此，他們之間的緊張和糾紛實際上就是某種特定權力關係的外化。

從許多方面來説，這部關於兩個家庭與他們賺錢謀生的戲劇可能在任何一個危險又有害的小作坊裏上演。然而，這種從世界上更富裕國家進口塑料垃圾來加工的特殊勞動有其自身的特異性。

垃圾的產地用外語標籤或廣告標明。塑料垃圾中可能有任何東西，這不僅僅帶來恐懼和厭惡，也會帶來可能發現“寶貝”的興奮。當發現一個還沒開封的護腳霜時，阿坤特別開心，他還在網上找到了一個韓語的使用説明視頻，阿坤的太太當晚就試用了一下。同時，孩子們也會找到氣球和其它一些有趣的物件、玩具。

然而大多數情況下，孩子們找到的都是他們想要卻可能永遠不會買、不會擁有的商品的圖片和剩下的外殼。在她的爸爸被老闆罵分揀工作沒做好時，依姐沉浸在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分揀當中，她仔細地剪下、收集好那些鞋子、裙子還有其他在想象的生活中她可能會買的東西的圖片。老闆也有消費的夢想，他想要在麪包車壞了之後換一輛新車。兩家人一起去看車展，阿坤坐在豪車裏感覺飄飄然，他覺得或許有一天他能買得起這類豪車。但是老彭和依姐看上去很不自在，他們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這個世界的一份子。回家後，依姐把那些汽車和車展台上衣着暴露的車模的圖片剪下來，貼在紙上，精心策劃着她自己的微型車展。

最後，老闆用家裏所有的錢辦了一筆車貸，開着一輛嶄新的汽車穿過燒着垃圾的田野回到家。他很驕傲地炫耀新車給老彭和鄰居們看。不久之後，老彭決定帶他最大的兩個孩子回四川。他帶依姐和她弟弟去了火車站，但是因為老彭沒有身份證，他們沒能買票。後來他們又去了汽車站（在那裏購票不需要身份證），但是老彭沒有足夠的車票錢。對依姐來説，過於貧窮乃至無法回家實在是一個讓人心碎的現實。沮喪而無奈之下，這家人只能接着在阿坤那裏幹苦活。

後來，孩子們開始玩一種遊戲，依姐在窗户裏“賣火車票”，小男孩們到窗户外“買票”。依姐似乎很享受擁有發車票和拒絕賣票給沒錢的人的權力，而不要當那個被拒絕買票的人。因此，依姐一方面夢想着能夠回到四川農村的老家（在那裏她有很多朋友和家人，學校免費，農業還佔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她開始學會幻想在世界上佔據一個不同的地位，這個世界裏的人們被分成了不同的類別，有些人有足夠的錢去滿足自己的需求和慾望，而有些人只能被困於清理分揀堆積如山的垃圾之中。

垃圾政治在本土

中國禁止進口廢品，通過切斷其進入本國的路來治理污染。這種努力也可以算是探索處理那些由不受管制的廢品加工所造成的污染的有效方法。然而，圍繞“洋垃圾”的言論同時也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這一名詞也被一些中國人用來譴責更廣泛的外來事物，從一無是處的外國人到肯德基。在某些情境下，“洋”字表示了一種與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歷相關的特定外來性。此外，隨着美中貿易戰的發展（在撰寫本文時正在發生），廢品進口限制已經卷入更廣泛的國際權力鬥爭之中。

儘管這種錯綜複雜的局勢仍然存在，但進口的廢品只是在中國被加工和再利用的廢品中的一部分。中國國內建造和拆除的垃圾，以及工業垃圾都數量驚人。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的崛起也導致了生活垃圾的泛濫。在所有城市地區，都有一羣散落在各處的外來農村人口，他們以收集、分類和交易這些有價值的廢品為生。圍繞着親屬與同鄉關係進行組織，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幾乎不受管制的行業。自從這個非正規的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取代國有廢品企業，它往往成為“清理”運動的目標，其原因不僅僅是環境污染，也包括對城市外來者的歧視性待遇。

中國國內的非正規廢品貿易鏈靈活而高效。但是，與國外進口廢品相比，國內非正規的廢品分揀往往較粗糙，而且廢品受污染較多。然而，政府最近一直在與能巧妙地利用環保主義言論進行宣傳的垃圾管理公司（它們通常與政府官員有着良好關係）簽訂鉅額合約，而不是努力去改進這一現存制度。目前的政策有利於開發更多的垃圾焚燒基礎設施，這也提供了更多賺錢的機會。與回收相比，垃圾焚燒似乎與目前的一次性文化更沆瀣一氣，並與減少垃圾的目標背道相馳。焚燒也會排放出危險的污染物，併產生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掉的有毒固體廢物。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並沒有來自中國的要求“回收”的呼聲。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大多數主要城市都已開展了促進個人回收再利用的美德宣傳活動，並安裝了西式垃圾分類和回收系統。這些努力基本上都失敗了。關於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理論，常見的替罪羊是普通公眾，因參與性不足以及教育缺乏，以及和西方人的文化素養差距而遭到指責。

然而，也許問題恰恰相反：中國人知道的太多了。或許是如此多的不受管制的廢品處理在家門口的存在制約了將“回收”帶到中國的努力。事實上，媒體曝光廢品行業的不當行為和其造成的污染在中國調查類新聞很常見。它們所傳達的隱含信息是，將垃圾丟進回收箱並不會自然而然地保護環境。

當然，先進的技術可以減少廢品處理中的污染，也可以降低工人的健康風險。然而，目前全球化市場往往利用廉價勞動力，並且向環境法規欠缺的地區輸送廢品。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些先進的技術往往成本高昂且缺乏競爭力。隨着中國實施禁令，有報道稱從越南到波蘭等幾十個國家的廢品進口量都在增加。加在一起他們還是無法彌補中國市場消失所帶來的損失，而有些國家也已經開始實施本國的限制條例。出口國正被迫尋求在其境內促進垃圾處理的方法。許多評論者認為這代表了充滿希望的發展趨勢。

尾   聲

《塑料王國》的成就超越了使全球垃圾流動改變航向的意義。電影裏大洋彼岸那個充斥着代理、想象、鬥爭和不公的“地下社會”，離垃圾“回收箱”很遠，但又與它緊密相連。

因此，電影力求引發人們對垃圾、價值、毒性和正義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電影播出後，中國對“洋垃圾”的禁令給世界各地的回收項目帶來了危機，但也提供了一次急需的挑釁，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垃圾、環境、責任和權力及其與“回收”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