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鈞棒：爾曹身與名俱滅！“公知”正逐步退出歷史舞台_風聞

爾曹身與名俱滅！“公知”正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作者：千鈞棒

隨着廣大民眾文化水平和辨別能力的提高，批評不再是公知的專利，公知對話語權的壟斷被逐步打破，作為自由派公知自我標榜和大放厥詞的藉口的所謂的“天職”論就成為了人們的笑柄。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公知本來是個中性詞，因為經常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的既有自由派公知，亦有與自由派立場對立的公知，還有中間派公知，只是由於一段時間以來，自由派公知常常自稱公知，並且美國的《時代週刊》曾經冊封了“100名中國公知”，因此網絡上所説的公知基本上特指自由派公知。

這裏所説的“逐步退出歷史舞台”，所説的是一種趨勢，或者説是一種可能性的預測。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宏觀層面説，作為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社會意識的羣體的自由派公知是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下的產物，從微觀層面説，某些人的自由派立場與他們個人或者家庭的特定經歷有關，這些環境條件既不是一直就有，也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

中國的自由派公知比較集中在經濟界、法律界、教育界和新聞文化界。

在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親自領導了一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作為與“自由化”的概念相對應的概念，並且屬於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被稱為“自由派”。

自由化思潮興起於“全盤西化”逆流在中國初步產生的上世紀80年代，到奧巴馬執政期間企圖用所謂的“普世價值”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的時候達到巔峯。

自由派一開始利用體制內的毛澤東的思想體系和鄧小平的思想體系的不同之處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間，首先打着改革開放的旗號反毛，然後再打着所謂的“民主”的旗號反鄧，並且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初步形成氣候。

自由派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

一種也許是在動機上是為了中國好，他們在過多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情況下，不顧中國的國情和實際情況，錯誤地認為只有西方的發展道路才能夠讓中國富強，他們跟上世紀30年代中共領導層內部的用教條主義態度對待別人成功的經驗並且以之處理中國革命問題的“蘇俄派”一樣，誇大西方道路的優越性，生搬硬套西方的發展經驗。

另外一種是由於種種原因，對新中國，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的人，他們藉助美國和西方要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之機，妄圖藉助外部力量推牆。最起碼，對中國進行西化或者分化。

我之所以作出公知正在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的判斷，基於如下理由：

公知的產生與特定的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社會狀況相聯繫。比如，在國外，在西方強大，中國相對弱小的情況下；在國內，在貧富兩極分化，法制不健全，社會矛盾高發的情況下，這些條件為公知的產生和成氣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當這些條件消失了，公知這種東西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西強我弱的情況下，經濟界的自由派利用中國急需縮短與發達國家的距離的迫切性，拼命鼓吹全面私有化，過度誇大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是認為這樣才能讓中國富強，另外一部分人是希望通過改變中國的經濟體制最後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

過度的私有化、下崗潮以及一部分人通過非正當手段暴富，貧富兩極分化以後，社會矛盾高發，這時候那些曾經出餿主意誤導改革的公知並沒有反思自身的失誤，首先想到和做的事情是“甩鍋”，把這一切歸因於社會主義公有制，這裏面仍然是兩種人，一種是教條主義的西化派，另外一種是通過非法手段掠奪財富以後怕受到清算急於改變中國社會制度的人及其代言人。

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既有冤案難於完全杜絕這個全球性問題，也有在改革開放具體過程中出現的司法腐敗問題，過度執法問題，甚至出現某些地方政府因為單純追求GDP，而在資本和民眾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袒護資本，並且動用警察對付不滿的民眾的問題。所有這些，有些是人為的，有些是改革開放過程中難以避免的。而這些問題被法律界的自由派利用了，他們利用某些地方和領域中存在的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以偏概全，以局部否定全局。他們掛着“法治”的“羊頭”，賣的是“通過‘司法改革’的‘威虎山小路’”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的“狗肉”。具體的做法是，反對共產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利用警察執法過程中與民眾的某些矛盾煽動仇恨警察的情緒，並且煽動抗法甚至是暴力抗法。每當惡性案件發生，他們或者苛求警察，或者通過渲染行兇者的經歷，博取大眾對行兇者的同情，進而變成對執法者的不滿和仇恨。他們利用或者操縱水軍，甚至組織各種“法鬧”，對法院的審判進行輿論干預。他們極端美化西方的司法制度，並且在國內的司法實踐中把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最起碼為一部分“狀棍”通過玩弄法律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創造有利條件；他們在尚未具備條件的情況下主張馬上廢除死刑，一方面怕自己的倒行逆施將來受到清算，同時為他們要忽悠來在顏色革命中打頭陣的人消除後顧之憂。

自由派公知最大的特點是反毛和極端親美，更加極端一點的是連毛鄧一起反，只有在體制內存在把毛鄧對立起來的思潮，並且在體制內外的親美、崇美、恐美成為一種風氣的情況下，他們才有運作的空間。當主流民意更多的是看到毛和鄧都是在探索一條讓中國發展富強的道路，看到毛和鄧兩個偉人的不同點既有方法論方面的差別，也有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條件的差異，而且他們倆創立的理論和實踐都有待進一步繼承和發展，因此當從上到下，從中央領導人到大多數人都把毛鄧統一起來的時候，自由派公知就沒有了運作空間。同樣，開始於尼克松訪華，發展於鄧小平訪美，在克林頓執政前期達到高峯的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從克林頓執政後期炸館事件開始下滑，到奧巴馬執政時期大打折扣，到特朗普執政時期幾乎喪失殆盡。在這方面，美國佬尤其是特朗普是很好的反面教員。失去了這兩個支點，自由派公知的存在就失去了土壤。

自由派的衰落還由於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國際上，2009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貿易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製造業在全球製造業總值中所佔比例也達到15.6%，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工業製造國，到2017年底，中國的的經濟總量是美國的63%，幾乎是日本的三倍，幾乎是第四到第八名之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惠及全世界，連歐洲國家也爭着和中國做生意。西方想遏制中國的發展已經比較困難，那麼唯西方馬首是瞻想通過美化西方貶低中國的自由派同樣也面臨困境。

在國內，在經濟方面，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保持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在政治方面，黨中央一再明確宣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明確對“西化”説不。在文化方面，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越來越強烈，自由派對西方的美化越來越無人喝彩。在社會方面，通過立法，保護英雄烈士的名譽權等，用法律手段打擊歷史虛無主義；在國防方面，隨着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美國通過軍事幹涉壓服中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外交方面，一方面與俄羅斯背靠背抵禦美國的壓力，一方面利用與美國經濟的高度互補性，用打太極的辦法化解美國的遏制，並且用睦鄰以及和歐的外交方針，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和平的國際環境。同時，通過加強網絡管理，建立了防範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的防火牆，讓自由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任意造謠惑眾，煽風點火。

在網絡上的意識形態鬥爭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對中國政府依法加強網絡管理，加上“自幹五”的崛起，自由派要煽風點火越來越困難。自由派煽風點火的三大絕招一是歪曲歷史，二是造謠，三是利用自身的知識分子的文化優勢，運用詭辯術忽悠民眾，現在造謠要負法律責任，而忽悠術在廣大“自幹五”的反擊面前越來越不堪一擊。説到底，很多“自幹五”本身也是知識分子，只不過其中很多人不拋頭露面，不公開身份而已。就像帶“蘇丹紅”、“三聚氰胺”等化學成分的毒食品把很多中國人逼成“化學通”一樣，自由派公知對歷史的歪曲把很多網民逼成了“歷史通”，形成了歷史知識大普及的局面，讓自由派欺騙人越來越困難，在造謠受到法律處罰，歪曲歷史被揭穿的情況下，他們通過運用詭辯術忽悠民眾再被同樣是知識分子的“自幹五”運用邏輯一一進行反駁以後，幾乎無還手之力。除了現在在某些領域自由派還控制着話語權以外，過去那種自由派在網絡輿論界可以隨意指鹿為馬，呼風喚雨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

自由派公知還有一個忽悠人的理論武器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批評”的説法，以此作為護身符和在民眾中為自己貼金。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合理的、正確的和必須的，因為所謂的批評有下面四種情況。

第一種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批評錯誤的東西。這種批評才是合理的、正確的和必須的。從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來説，就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立場上，依靠法律手段對政府的運作和官員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對不作為、亂作為和以權謀私現象進行揭露和批評，這才是知識分子真正的天職。

第二種是雖然出於正確或者是良好的動機，但是由於自身認識的侷限性，對正確的東西進行了批評。比如雖然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革命，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曲折推進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對此進行批評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雖然出於憂國憂民的動機，卻對改革開放進行整體否定，這是錯誤的。

第三種是站在錯誤的立場上“批評”正確的東西。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自由派人士用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來“批評”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四種是以一種錯誤的觀點去批評另外一種錯誤的觀點和做法有人以為，只要自己批評的東西真的是錯誤的，那麼自己就一定是正確的，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只有兩個命題的外延之間的關係是矛盾關係的情況下，才能通過證明對方錯誤來證實自己正確；而形式邏輯的規則規定，屬於反對關係的兩個全稱判斷不能同真，可以同假，即其中一個判斷真，另外一個判斷一定假；如果其中一個判斷假，另外一個判斷真假不定。所以即使是證明另外一種命題是假的，也不能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比如以前曾經有過的“寧要……，不要……”的説法，後來自由派公知焦某標也用同樣的思維方式表達了相反的思想內容，所以都是錯誤的，因為人們還可以在這兩種事物以外有一個“既要……，也要……”的選擇。而以錯誤的觀點去批評錯誤的東西，導致的結果仍然可能是錯誤的。比如自由派公知煽動有些人以暴力抗法去對待警察中可能出現的執法不規範現象等。

自由派公知籠籠統統地説什麼“知識分子的天職是批評”，有意無意混淆四種不同性質的批評，本身是錯誤的，最起碼是片面的。

隨着廣大民眾文化水平和辨別能力的提高，批評不再是公知的專利，公知對話語權的壟斷被逐步打破，作為自由派公知自我標榜和大放厥詞的藉口的所謂的“天職”論就成為了人們的笑柄。

魯迅先生曾經説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在中國歷史的上下五千年中，在知識分子中不乏魯迅先生所説的這種人，即使是在今天，知識分子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這種人，而像自由派公知這樣的拼命拉着歷史車輪向後走的情況在歷史上的確不多見。

如上所述，公知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隨着國家的強盛，社會的進步，自由派公知即將逐步退出歷史舞台，而新一代有良知、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有作為的的知識分子將取代他們，活躍在新的歷史舞台上。

也正如文章的前面所説的，公知退出歷史舞台是一種趨勢，是一個漸進的進程，並不是馬上呼啦啦退出的。因為，第一，從國內外來説，正義力量與邪惡勢力仍然處於相持階段，邪惡勢力仍然非常頑固，並且在某些領域還仍然佔有優勢；第二，美金會仍然大大的有，雖然特朗普口頭上説“停止發放‘推廣民主費用’”，但是根據有關人士研究，這筆錢只不過是換一個口袋掏出來而已，儘管特朗普對奧巴馬那一套不感冒，但是他的手下尤其是那些駐各國的所謂的非政府組織仍然會這樣做，對美帝繼續稱霸有利的事情，特朗普是不會硬停下的；第三，正如偉人説過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需要廣大民眾尤其是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堅持不懈地與一切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言行作鬥爭，雖然最近公知們好像偃旗息鼓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他們仍然會跳出來表演。同時，在人民大眾與公知之間，也同時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與那部分只是由於認識問題而堅持自由派立場的人之間仍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思想交鋒或者批評教育改變他們；與那些已經有裏應外合配合境外敵對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實際行動的人，就是要依法堅決打擊，比如像楊恆均這種人。既不應該因為某些人有自由化的錯誤立場和錯誤認識而對他們有過激的行動；也不應該因為投鼠忌器而放縱他們的錯誤思想自由氾濫尤其是破壞活動，而應該平時在輿論上反擊，一旦踩踏紅線，就依法堅決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