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合流的抗爭與難料的宿命——1948年《聞一多全集》出版前後_風聞

內容提要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遇刺身亡，清華大學校方於11月正式成立了朱自清為首的委員會整理出版聞氏作品，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文協民主人士自願加入，輔之以葉聖陶為代表的出版方面的通力合作，兩年不到時間即告全集問世。國共兩黨對文集出版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應了兩黨在社會上的得失力量對比。開明版《聞一多全集》，它預示着1940年代末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標識着文學作品自由結集出版方式的結束。

本文原刊於《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4期，感謝作者邱雪松老師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邱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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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的抗爭與難料的宿命

1948年《聞一多全集》出版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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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樸

聞一多

1948年8月1日，開明書店出版了《聞一多全集》。雖然當時中國正處轉折邊緣，國共兩黨在政治、軍事各方面激鬥正酣，但這一看似普通的文集出版過程，卻是一“公共事件”，吸引了各方關注。所謂“公共事件”，指它早已溢出了狹小的文學抑或出版領域，不僅有出版界、文學界的人，還吸引了包括學院派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普通學生等抱持各種立場的人一起加入其中，更重要一點它還是1940年代末期國共兩黨政治、軍事“明爭”之外文化上“暗鬥”個案。上述各種力量共同決定了開明版《聞一多全集》的面貌乃至它在彼時的接受情況，並對新中國成立後作家作品的集結出版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鑑於學界對此事件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擬對其做一詳細梳理，並還冀望藉此對知識分子抉擇原因以及共產黨何以獲得“文化領導權”的緣由做出合情合理之解釋。

一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父子遇刺，清華校長梅貽琦獲悉後甚為震驚，其日記留下如許記錄：

“夕五點餘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驚愕不知所謂。蓋近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後再出現，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實現；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於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急尋世昌使往聞家照料，請勉仲往警備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之安全。”[1]

17日，聞一多遇刺身亡一事經報紙傳遍全國，各方震動。時在成都的清華同事朱自清悲痛地寫道“自李公樸街頭被刺後，餘即時時為一多的安全擔心。但未料到對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麼世道！”[2]。上海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葉聖陶同日日記難掩憤慨“報載聞一多亦被刺於昆明，氣憤之至。當局以如此手段對付呼號民主之人，豈復有存立之道！”[3]郭沫若更寫下了《悼聞一多》與《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兩文，怒斥“那發縱指示者的一、二人，象聞一多先生這樣自由主義的學者，竟連同他的長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無恥的政治暗殺的手段來謀害，不真是已經到了瘋狂的絕頂嗎？”[4]他相信“公樸和一多為人民大眾而犧牲，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他們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頭，永遠領導着爭取自由民主的戰鬥。永遠不會死”，他號召大家“化悲憤為力量，把恐怖還給施行恐怖政策者。”[5]

梅貽琦

朱自清

隨後的一段時間各界人士、各黨派以出席追悼會、寫文章，聯名發表唁電等形式表達自己對國民政府倒行逆施的不滿和對聞一多的懷念。不過朱自清最早意識到收集整理聞氏書稿之於死者的意義。他17日就寫信給聞一多夫人高孝貞，表示慰問之餘還提出將以私人身份負責此事“一多兄的稿子書籍，已經裝箱。將來由我負責，設法整理。家中若還存有遺稿，請交何善周先生。如何先生已走，請交葉兢根先生。我已有信給葉先生了。”[6]他給學生王瑤的信一樣提及了文集的善後安排“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此事到北平再商。”[7]信中所言的“研究所”當指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從朱自清寫給高、王二人信的內容判斷，他起初的想法是由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同事自發組織起來為聞一多編訂文集。

欣慰的是，清華校方高層對此顯然有所考慮。圖書館館長潘光旦8月23日致信梅貽琦，向後者推薦聞一多的研究生、前西南聯大助教李嘉言來負責整理遺稿：“刻接英士兄轉到李嘉言兄來信一通，意欲回母校謀一教席，借便為一多兄整理遺稿。憶在昆明時曾談及為此事擬設一整理出版委員會，惟整理一節，恐非經一多親炙之人，不易辦理，是則嘉言兄返校之議似亦值得學校暨院系同人加以考慮。原函未附地址，容再探詢。”[8]不過，潘光旦提議聘請在西北師範學院任教的李嘉言來負責遺稿整理一事，並沒有下文，緣由則無從查考。不過就此可見清華校方高層是早有預案的。

潘光旦

雷海宗

朱自清10月7日回到北平，文稿也陸續由昆明運抵北平，他查閲後留下了“一多手稿受潮，不幸之至。”[9]的話。11月手稿到齊之後，6日清華大學校方主事人在覆校後的第二次評議會通過了如下決議“本校教授聞一多先生在職逝世除在政府撫卹辦法未訂前暫由校照支薪津外，其遺著擬請推員整理設法印行案。議決：先由校組織委員會將聞先生遺著整理編輯並籌擬印行，辦法再予核定。”[10]由校方出面顯然比朱氏起初的設想更為妥當，且更能整合資源，故各方都予以接受。該決議通過不久，校長梅貽琦即正式聘請雷海宗、潘光旦、吳晗、蒲江清、許維遹、餘冠英、朱自清等七人組成了“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下簡稱委員會），由朱自清擔任召集人，文稿整理工作正式開始。

二

11月10日，朱自清見到聞立鶴，後者表示要把父親手稿交給李公樸、聞一多圖書館，研究工作委託給朱自清等人。29日下午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應該就是在此次會議上聞氏家屬主張編全集的建議得到通過。此次會議決定工作分兩項同時進行，第一項聞一多未完成的古典文學著作整理工作。因此事較為繁複，整理預計須兩三年，由委員會承擔。其中許維遹負責《周易》和《詩經》，蒲江清負責《莊子》和《楚辭》，陳夢家負責文字學和古史，餘冠英負責樂府和唐詩，朱自清負總責。[11]第二項聞一多已完成稿件的印行工作，交由家屬處理，吳晗作為家屬代表負責對外接洽，朱自清被指定為這一“全集”擬目錄。12月，吳晗將此中情形一併寫信告知了郭沫若“一多家屬已代覓屋住定，子女下期入學，立鶴已可行動，仍在療養中。……清華已於日前成立遺著整理委員會，委員為朱自清（主席）、餘冠英、雷海宗、潘光旦、蒲江清、許維遹及晗七人。並指定朱蒲許及晗為常委，在委員中晗並代表聞氏家屬”。此前上海文協開會時，郭沫若表態願意負責遺集的審定，所以信中吳晗還提出俟新詩《死水》、《紅燭》、神話圖騰研究、屈原問題、政論、演講等經整理後就寄文協請郭沫若編輯，並交由翦伯贊主持的大孚出版公司印行的建議。[12]

餘冠英

陳夢家

從此時開始，朱自清日常教學之外的工作就是為聞氏全集擬定目錄和審讀遺稿，其日記中屢有記載。1947年1月15日，委員會再次開會，通過了他擬定的初步目錄。吳晗將目錄分別交天津《大公報》、上海《文匯報》、《民主》、《讀書與出版》等報刊發表。該目錄共列有聞一多作品中69篇，分為9個部分，即一“神話與詩”、二“古典新釋”、三“唐詩雜論”、四“事實與宣傳”、五“詩集”、六“風詩類鈔”和“易林瓊枝”、七“楚辭校補”、八“唐詩大系”、九“現代詩鈔”。[13]在《讀書與出版》刊載的擬目之前還有署名“禹”的《聞一多遺集》一文，敍及聞氏遺集編印緣起，最後兩段講到了全集的安排與出版，以及希望提供待查文稿兩事：

遺集擬分九個部分，所有神話與詩的研究，古代經典的新的箋釋與補註，唐詩雜論，政論及文化批評，詩作，和楚辭校補等，蒐羅得相當完備。第一部分的編印工作已經委託了上海文協。

遺集擬目內注有“待查”的，是知道聞先生有這稿子，而委員會還未能得到，亟望知道在什麼地方有着或自己保存着的朋友們能夠借給抄錄。如果有擬目內漏列的文稿，也盼告知遺集整理委員會（委員會諸先生大都是清華教授）。[14]

校方高層通過委員會的報告瞭解工作進展，梅貽琦將前後相關情況寫進了《復原之後清華（續）》一文，告知校內：

八年中本系最不幸者厥惟去年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殺害一事。聞先生研究中國語文，工力深，造詣高，又能運用人類學等新知識，其貢獻於中國神話及文學史者甚大，壯年被難，不特本校本系之損失，抑亦中國學術界損失也。

    ……

聞一多先生遺稿，去年開學後經梅校長指定一委員會整理，委員會計有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吳晗、蒲江清、許維遹、餘冠英七位先生，由朱先生召集。委員會開會兩次，決定完整各稿即由朱先生負責收集繕寫並編輯全集初稿，請何善周先生助理其事，初稿編成後即交聞先生家屬付印，付印時須重編與否由家屬決定。其未完成各稿，委員會請許維遹、陳夢家、蒲江清、餘冠英諸先生分別負責整理，並請朱自清先生負總責，何善周先生協助。此類稿本整理需時，俟竣事再商印行辦法；其全集初稿則已在編輯中，不久當即可交聞先生家屬也。[15]

社會各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對全集的出版高度關注。2月16日的《人民日報》特別轉引1月30日天津《大公報》的消息以《聞一多全集整理中》為題做了專門報道，介紹了委員會組成及擬定的目錄，此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此事件的重視。[16]此外，身居香港的民盟成員呂劍《關於<聞一多先生全集>》一文尤其我們值得關注。這篇文章對聞一多全集的初次擬目提出了意見。呂文認為“我們親眼看到，他去世之前兩年，已經不單是一位詩人，一位學者，一位教授，而且尤其是一位民主勇將，一位人民戰士了。……因此，當編訂全集時，我希望除了着重作為詩人，學者，教授的他的著述之外，尤要特別着重作為人民戰士的他的作業及其精神之一面。”故他明確提出要加入聞一多“言論精確、切中時弊”的演講，“代表了聞一多先生生活後期的真精神或人民精神”的昆明領導民主運動起草的文件與宣言，“更能看到這位真人”的書簡。此外他建議能有一詳細年譜，因為“有了這一份年譜，也許使人更容易看出他的發展歷史，使青年人更容易認識他們的先驅，那意義是匪淺的”。[17]考慮到呂劍此時在香港《華商報》擔任副主編一職，而此報紙是由中國共產黨秘密主持，不難推斷，通過篇目選編來彰顯聞一多民主鬥士形象，應是中共和民盟共同的心願。

國內局勢的變化客觀上促使委員會加快了整理的進程，是年朱自清日記中出現事關聞一多的條目多達13則。5月15日朱氏特別記下“昨借千帆來信，建議加快編輯一多著作，他提醒我時局動盪。”25日的日記中，他發出“十二位同仁閲一多手稿，並作校正。重新編排一多全集目錄，覺一切均甚倉卒，恐不能做得很好。但環境又需早日出版，實無他法。”[18]的感嘆。7月9日，全集終於初步編輯完成，朱自清同日寫畢編輯記，以《聞一多全集編輯記和擬目》為名發表在7月20日的《清華週刊》社編輯的《聞一多先生死難週年紀念特刊》。這次的擬目增加了“郭沫若先生序”、“朱自清先生序”、“年譜（季鎮淮先生編輯中）”，全集編排如下一“神話與詩”、二“古典新義”、三“唐詩雜論”、四“詩與批評”、五“雜文”、六“演講錄”、七“書信”、八“詩選與校箋”。此目錄收入的作品增至115篇，數目增加一半多，但最大的變化在於“年譜”的加入，“雜文”、“演講錄”和“書信”三集的新設。前述呂劍文章發表於9月，遲於這一擬目，不過呂文後面註明完成於3月，雖尚未有直接證據表明朱自清等人一定看過該文章，但就聞氏全集擬目的改動情況，以及呂文所載的第4輯《文匯叢刊》同時還收錄了郭沫若、吳晗、葉聖陶的文章等兩點來看，應可推斷或許呂劍提出的相關意見通過有關方面使得朱自清等人有所耳聞的。

吳晗

相較朱自清領導的清華諸人有條不紊的整理工作，關於聞氏全集的印行出版卻遭遇了波折。最初聯繫的大孚出版公司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暗中領導的第三線書店，[19]隨着國共關係的交惡該書店境遇日漸不佳，出版全集顯然不再合適。[20]最後，家屬代表人吳晗出面與上海的葉聖陶聯繫，詢問其主持的開明書店可否願意接手印行。葉聖陶主持的開明編輯室和範洗人為首的經理室商議後，決定接受出版。3月7日，開明書店與作為聞一多家屬的吳晗簽訂了《聞一多全集》版税協議，版税額訂為15%。[21]雖然全集轉與開明書店付印，但郭沫若信守諾言，依舊願義務擔任稿件的初校工作。他8月19日給吳晗的信中提及所校結果“稿中文字頗多奪誤，所引用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等多錯或誤，已一一查出原字補正。全書標點符號，已為劃一。”[22]他還專門寫了《論聞一多先生做學問的態度》一文，論及自己的編後感：

全稿的字數我沒有細計算，大約總在一百萬字以上吧。在這裏面關於文化遺產的要佔四分之三，關於近代學識，特別是參加民主運動以來的著述，僅佔極少數。因此從這整個的遺稿上便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一顆茁壯的向日葵剛剛才開出燦爛的黃花，便被人連根拔掉，毀了。[23]

郭沫若隨後還結合聞一多學術研究態度的轉變，給聞一多做了如下帶有較強政治色彩的結語“聞一多先生由莊子禮讚變而為屈原頌揚，而他自己也就由絕端個人主義的玄學思想蜕變出來，確切地獲得了人民意識。這人民意識的獲得也就保證了《新月》詩人的聞一多成為了人民詩人的聞一多……聞一多毫無疑問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僅在做學問上獲得了人民意識，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識的確切獲得。”需提請注意的是，郭文後來直接做了開明版《聞一多全集》的序言。

開明書店方面自9月12日起開始正式編審校訂工作，葉聖陶其日有詳細記載：“一多全集之原稿已由沫若處交來，尚缺一部分。其已來者將近七十萬言。此書甚富學術性，宜為仔細校讎。而發售之際，人震於一多之名，亦必能暢銷也。”[24]開明內部具體分工如下，葉聖陶全面負責，同時摹寫全集中的金甲文字及部分集子的點校，周予同、王伯祥、徐調孚、朱光暄四人校對。開明方面用心之細從葉聖陶在給朱自清的信可見一斑“聞氏全集已付排，繕鈔之稿，實多錯誤，當初以為《死水》《紅燭》必無問題，孰知鈔者所據為排印本，頗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據文字，引用處如有可疑，皆檢原書查對。”葉聖陶在好友面前甚至有點自負地講到“此集交開明，為其幸事”。[25]對於開明方面的工作效率，清華諸人顯然是非常信任的。朱自清在8月就提前寫好序言，以《聞一多先生怎樣走上中國文學的道路——<聞一多全集>序》為名在10月的《文學雜誌》發表。吳晗則在11月4日寫好了跋，並在跋文後以附言的形式明確告知讀者“聞集正在開明書店排印中，大約明年三四月間，可以出版，因為一年來關心這部書的朋友們紛紛來信探詢，借這機會作一總的答覆。”[26]

隨着全集即將付排，署名問題卻費了一番周章。1948年1月28日，吳晗專門致函已在香港的郭沫若來討論該問題。朱自清和吳晗原先想以文協名義署名出版，但後來認為這樣不行，文協人員構成分散，難以一一徵求意見。署清華遺著整理委員會同樣不妥，因為除他們外，其他人負責的是聞一多的未完稿，並沒有參與由開明印行的文集整理工作。吳晗和朱自清覺得用個人署名為好。因此他們建議署郭沫若、葉聖陶、吳晗、朱自清等四人。吳晗信中解釋此舉“隱含一代表文協，二代表書店，三代表家屬，四代表學校及中文系方面”[27]郭沫若去信表示對此安排沒有異議，隨即朱自清函告葉聖陶“春晗雲郭來信謂可列名聞集編輯，只要我們覺得無問題。”[28]北平的朱自清此時已病入膏肓，但他恪盡職守在7月15日召集了最後一次委員會會議，做了《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報告》。此報告主要內容有二：一是關於《聞一多全集》的出版發行情況。二是未收入全集的遺稿及處理。他建議遺稿由中文系先行保管俟後交圖書館保存，業已整理的4種著作可在學報陸續發表。第三申請結束委員會工作。[29]不幸的是，朱自清於次月12日逝世，沒能等到《聞一多全集》的出版。

1948年8月18日，《聞一多全集》正式發行，是書分為精裝4冊8集，卷首收入照片13幅，印章12方，前有郭沫若、朱自清二人的序，事略（選自《聯大八年》），年譜（季鎮淮撰），後有吳晗的跋與朱自清的編後記，全集裏甲集《神話與詩》收文21篇，乙集《古典新義》收25篇（冊），丙集《唐詩雜論》收9篇，丁集《詩與批評》收21篇（冊），戊集《雜文》收17篇，已集《演講錄》收12篇，庚集《書信》收37封，辛集《詩選與校箋》收5種。初版不久9月即再版，11月第3版，1949年12月出第4版，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三

1948年開明書店版《聞一多全集》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一寓意深刻的出版事件，它在1940年代末乃至1949年以後的中國的文化與政治領域都刻下了自己的烙印。

整個全集出版過程，朱自清為代表的學院派主持其事，以郭沫若為首的文協成員自願加入，配合葉聖陶領銜出版人士的積極參與，三方通力合作，使得該書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即告出版，用吳晗的話講“這部書的精善，這裏面不止是學術的共鳴，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30]但葉聖陶多年後回憶為什麼大家執意要把這部不全的“集子”取名“全集”時講過如下的話“我回想當時大家都有這樣一種情緒：聞一多先生被反動派看作死敵，他當然是咱們的英雄；反動派消滅了他的肉體，咱們就得擁護他的精神的永生——包括他的道德和文章。給他編集子當然應該編全集，不編全集就感到不滿足，不夠勁，不能給敵人一種威懾力量，不足以向全世界控訴反動派竟殺害了這樣一位正義的有成就的學者。當時用‘全集’這個名稱實在是勢所必然。”[31i]可見對這羣文化人而言，他們更希望通過出版故人全集來寄託對逝者的哀思和對國民黨政府的無聲抗議。

但《聞一多全集》的影響不僅僅止於此。聞一多遇刺後，國民黨政府陷入國內外聲討之中，為了擺脱輿論被動，從速處決了嫌犯。[32]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教授喪葬撫卹委員會在喪葬問題採取迴避政治的態度，申明“喪葬撫卹等費，已由本校負責籌措，本會不另向外界捐募。”羅庸主筆的祭文展現的是聞一多學術的一面。[33]與以上兩者做法迥異的是，開明版《聞一多全集》從整理、編排到出版，乃至接受，從國共兩黨方面講，可以説是典型的爭奪“文化領導權”個案。政治學家謝·卡拉-穆爾扎説過：

“領導權的建立和破壞是個‘分子’過程。它不像階級力量衝突那樣展現，而是看不見地、一點一滴地改變着每個人意識中的觀點和意向。……這是‘巨大數量的書籍、小冊子、報刊文章、不斷重複的談話和爭論以及存在於其龐大的總和中的長期努力，由此方能長生某種程度上完全一致的集體意志，而達到這種程度，才能出現在時間和地理空間上協調一致並同時發生的行為’。”[34]

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出於統戰需要，大幅度報道全集編排進展，《人民日報》、《讀書與出版》、《民主》、《文匯叢刊》等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報刊對此事件都予以關注，同時更對全集編排，聞一多形象定位等通過各種方式提出重要建議。這些建議都委員會被逐一吸收，聞一多才得以學者、詩人、鬥士的多重身份呈現於世人面前。通過此合作，這羣知識分子加深了對共產黨的瞭解和認同，正是這樣的原因易代之際吳晗、潘光旦、蒲江清等人才拒絕南下，留守北平迎接解放，而葉聖陶、傅彬然等則選擇離開上海北上參加建國大業。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政府下屬文化機構、期刊報紙及其知識分子羣體在全集出版上的缺席與沉默，[35]恰恰是其在文藝界徹底孤立與失敗的標誌。

彼時讀者對《聞一多全集》的“閲讀期待”同樣帶着強烈的時代色彩。全集問世後，教會大學燕京大學的學報刊發了一篇書評。文章雖是介紹聞一多在古代文獻研究領域的成就，結尾卻總結如次“煌煌鉅著，蔚為大觀；聞先生的天才與學問，這集可以見其大凡。然而聞先生思想的進步，在後來已超出了考證學家和文學家的範圍，他的理論與實踐完全一致。這樣，他跑上了革命的征途，遂遭反革命者的暗殺。我們讀了他的全集，除佩服外，還不免感忿也。”[36]從這些毫不掩飾著者個人情感的言詞，我們可以瞭解到《聞一多全集》對當時的讀者而言，其價值所在不僅僅是體現在文學抑或學術層面，而是由這一全集聯想到聞一多革命的一面，乃至由聞一多的早夭而激發的“感忿”。

當然，由更長的縱深去觀察，我們卻遺憾地發現，開明版《聞一多全集》是中國現代文學文人作品自主結集出版的奏雅終曲。朱自清認為：“聞一多先生為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學者的時期最長，鬥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戰士。”[37]在他看來，聞一多鬥士、詩人、學者的身份是“三位一體”的，沒有高下之分，其各式作品不存優劣之別，甚而朱自清還有“（聞一多）為民主運動獻出了生命，再也來不及打下這個中國文學史的基礎了”的惋惜。但1949年後聞一多詩人、學者、鬥士成為了一個逐次遞進的身份排序，相應地其作品價值需要反應這一變化。1951年開明書店承印出版“新文學選集”之《聞一多選集》，李廣田負責，其標準自與朱自清不同。“在文選中，較多地選取了後期的雜文”，緣於他深信“因為這些文字是富有戰鬥性的，是聞先生的一種鬥爭武器，是聞先生道路的終點，也就是最高點。沒有這些文字，就不足以認識聞先生之所以為聞先生了。”[38]當郭沫若、吳劍等所作的敍述，日後更演變為聞一多的唯一面相時，作品就不再是單純的選取多寡問題，而是遭遇了遮蔽、修改乃至否認的命運。《最後一次的講演》中涉及到司徒雷登段落的長期刪除即是一例。[39]這無疑是文學與出版納入體制軌道後政治選擇的結果。今天來看，如此方式必然掩蓋作家乃至文學自身的豐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影響到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與研究，這不得不説是歷史的反諷與教訓。

本文原刊《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4期

注 釋

[1] 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36—237頁。

[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3頁。

[3] 葉聖陶：《葉聖陶集》第21卷，葉至善,葉至美,葉志誠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8頁。

[4] 郭沫若：《悼聞一多》，《民主》週刊第40期，1946年7月20日。

[5] 郭沫若：《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羣眾》（上海版）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

[6]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7頁。

[7] 朱自清致王瑤信，轉引自王瑤：《悼朱佩弦師》，《中建》第3卷第7期（北平航空版第4期），1948年9月5日，第15頁。

[8]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1卷，潘乃穆、潘乃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89頁。

[9]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9頁。

[10] 《國立清華大學覆校第二次評議會》，《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4卷），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頁。

[1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1頁，第433頁。同時參見朱自清：《〈聞一多全集〉編後記》，《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96—500頁。

[12] 吳晗致郭沫若信，轉引自蘇雙碧：《郭沫若與吳晗的誠摯交往》，《百年潮》1999年第1期，第43頁。

[13]《聞一多先生全集擬目》，《讀書與出版》，1947年第2期。

[14] 禹：《聞一多先生遺集》，《讀書與出版》1947年第2期，第28頁。

[15] 梅貽琦：《復原之後的清華（續）》，《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4卷），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37頁。

[16] 《聞一多全集整理中》，《人民日報》1947年2月16日。

[17] 呂劍：《關於<聞一多先生全集>》,《文匯叢刊》1947年第4期，第16—17頁。

[18]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5頁，第457頁，。

[19] 參見王大象：《陶行知與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工作》，1987年第6期，第106—108頁。

[20] 吳晗後來特別提及此事“在葉紹鈞先生提出開明願意印行此書之前，伯贊先生曾經告訴我，陶行知先生辦的一個印刷所，由他主持的，可以印這部書。雖然後來印刷所發生變故，沒有成為事實，這意思是值得感激的。”見吳晗《跋一多遺集》，《觀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頁。

[21] 《開明書店版税登記簿》，內部檔案，第6頁。

[22] 郭沫若致吳晗信，轉引自《吳晗全集》第9卷，常君實編，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78頁。

[23] 郭沫若：《論聞一多先生做學問的態度》，《大學月刊》，1947年第6卷第3、4合期，第11頁，第14頁。

[24] 葉聖陶：《葉聖陶集》第21卷，葉至善,葉至美,葉志誠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6頁。

[25] 葉聖陶致朱自清信，轉引自吳晗《跋一多遺集》，《觀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頁。

[26] 吳晗《跋一多遺集》，《觀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頁。

[27] 吳晗致郭沫若信，轉引自蘇雙碧：《郭沫若與吳晗的誠摯交往》，《百年潮》1999年第1期，第43頁。

[28]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3頁。

[29] 朱自清：《朱自清文集》第4卷，朱喬森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7頁。

[30] 吳晗：《跋一多遺集》，《觀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頁。

[31] 葉聖陶：《<聞一多全集>重印後記》，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276—277頁。

[32] 參見聞黎明：《李聞慘案之善後》，《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3] 參見聞立樹：《1946年聞一多治喪經過》，《百年潮》，2009年第11期。

[34] (俄)謝·卡拉-穆爾扎：《論意識操縱》，徐昌翰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8—79頁。

[35] 國民黨的主流媒體沒有任何關於《聞一多全集》出版的報道，不過在《聞一多全集》出版後，循例向南京內政部註冊時，內政部有職員告知開明書店表示不需註冊儘管發售，若有問題該部門會做好解釋工作，雙方以此作為口頭協定，但此事是內政部職員良心選擇，抑或內政部的自己決定，因沒有旁證，尚難判斷。參見鍾達軒：《開明書店的經營方式和作風》，收《我與開明》，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261頁。

[36]容媛：《書評<聞一多全集>》,《燕京學報》，1948年第35期，第271頁。

[37]朱自清：《聞一多先生怎樣走上中國文學的道路——<聞一多全集·序>》，《文學雜誌》，1947年第5期，第6頁。

[38]李廣田：《聞一多選集·序》，《聞一多選集》，北京:開明書店,1951年，第7頁。

[39] 參見莊桂成：《論<最後一次的講演>的版本變遷》，《聞一多殉難60週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