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士 | 大歷史觀下的細節書寫：《中國政治社會史·隋唐五代卷》述評_風聞

編者按

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最近出版簡體版薩孟武先生著《中國社會政治史·隋唐五代卷》。該書自台灣三民書局出版以來便版行不斷,是台灣高校“中國通史”課程的參考教材之一。本文作者認為此書的最大特點在於治史嚴謹、善作勾連且有着強烈的問題意識。但作者在肯定薩書學術價值的同時，也指出其可讀性之犖犖大者，史海鈎沉中可鑑其批判精神。總而言之，《中國社會政治史》（全四冊）瑕不掩瑜，雖是舊版重刊，仍不失學術價值，讀者可細嚼品嚐，定會有所創穫。

本文原載於公眾號“文匯學人”，感謝其授權保馬推送。

大歷史觀下的細節書寫

——《中國政治史·隋唐五代卷》述評

文 | 高明士

薩孟武先生著  《中國社會政治史》  （全四冊），原在台灣出版，當時並作為大學大一共同必修科目  “中國通史”課程的參考教材之一。最近由大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刊簡體版，去年已經出版第一、二冊，今年年初再出版第三冊（《中國社會政治史·隋唐五代卷》）。此冊分隋、唐、五代三章，與前兩冊一樣，除解析詳細外，兼有詳註原典，獨具慧眼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此書可作通史講述，亦可作斷代史參考書。各章敍述方式，大致是先記述政治及社會、經濟問題，最後一節都是論政治制度。薩先生以為一朝制度的好壞，可看出人心之所向，進而可掌握國家治亂之所在，此問題似乎也是薩書全套的重點之一。

薩孟武

通讀薩書，還可發現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引用資料都是從基本史料入手，並非特別尋找冷僻材料。這種情形，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當時嚴峻環境的限制，但也説明前輩學者治史嚴謹，不走偏鋒。我們閲讀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的著作，所得的印象也是如此。第二，漢唐是中國盛世，論唐史事，經常取漢制相比，以拓展思維。第三，問題點的提出，隨處可見，坊間所見的通論書極少有這樣強烈的問題意識。以上諸點，若同時呈現，正可顯示學者的才華與智慧，薩書當之無愧。薩先生勇於提出問題，並試圖予以解答，無論讀者是否贊同，正是本套書最大的特色。**因此，對初學者尤具啓發作用。論其學術價值，迄今不減。惟薩書於每節之下，均無小標題，對初學者而言，恐須多讀幾遍才能掌握重點。

以下擇要介紹第三冊所見幾則重要的歷史問題。其論隋代的統一，首先指出從來成就統一之業者，大率起自北方，其或奮身南地，亦必以北方為根據地。薩先生舉漢高起兵於沛縣，而以關中為基礎；光武倡義舂陵，而以河北為根基，北方吞併南方，可以説是歷史上的常例。  （薩孟武，  《中國社會政治史·隋唐五代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2頁）其次，討論到南北朝世族所以能夠擁有勢力，一由於土地之集中，二由於户口之蔭附，三由於九品官人之法。接着説明隋文帝所採取的政策（上揭，第22頁），均是重要的問題意識提示。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隋唐五代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唐朝方面，在政治形態上是官僚政治。薩先生以為秦漢就是實施官僚政治，魏晉以後，演變為世族政治。世族政治以土地集中為基礎，以門閥觀念為根據，以九品中正為工具。唐興，仍循隋制  “以貴役賤”的世族政治，經唐末五代至宋興科舉，世族政治才見消滅。雖是如此，唐代政治仍不失為“以智役愚”的官僚政治。（上揭，第112—113、127頁）這個説法，似受到日本內藤湖南以下京都學派的影響。再者，唐朝在安史亂後，或謂名存實亡，所以能苟延殘喘達一百餘年之久，其故安在？薩先生以為實因方鎮佈列於天下，勢均力敵，任誰都不能吞併別方，因之都不敢毀滅皇室。  （上揭，第177頁）但除這個因素之外，誠如前面薩先生所云，此時唐朝尚保有江淮之供賦，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上揭，第165頁）一旦均勢破壞，江淮供賦切斷，唐室遂告覆亡。薩書是通論著作，但粗中有細，令人驚訝的是算出內官從九品一年的俸祿，得米二百二十六斛。而百畝農夫一年所收的米，只有五十餘斛，遠較從九品官人為差。另一方面，又算出一家五口一年生活費，需要二百五十二斛，所以官人生活未必優裕。（上揭，第366—368頁）這是令人感到興趣的重要民生問題。

五代之際，有兩位在後世備受爭議的人物，一是馮道，一是石敬瑭。薩先生對這兩位有特別的看法。就馮道而言，事四姓十君，當世之士均喜為稱譽。馮道所以備受爭議，是因為宋以後講求節操，馮道不在意喪君亡國，就是無恥。問題是當時人對他是肯定的，因為喪亂之世，道德有時反而成為人類生存的障礙。所以薩先生以為馮道之流正是亂世求生的模範，馮道不過是保身而已。（上揭，第410頁）薩先生寫這一段話時，在台灣正處於“戒嚴”的嚴峻時期，能夠擺脱狹隘忠君觀念來評價，殊為難得。揆諸馮道在亂世之“求生”作為，可謂嚴於律己，而忠於民、忠於事。

至於石敬瑭是沙陀人，就他看來，不過是夷狄用夷狄之兵，奪取夷狄的帝位。然其對中國卻有很大的影響，首先，使消沉的民族意識更見消沉，石敬瑭對契丹既然稱子稱臣，所以石晉不是獨立的國家，而是契丹的附庸。（上揭，第414頁）另一方面，筆者以為這也是自安祿山軍團及中唐以來假子之風盛行的影響，為達到政治目的，對人稱子稱臣不以為意。其次，薩先生以為宋世遼、金之禍，可説是淵源於後唐之失營、平，石晉之送燕雲十六州。（上揭，第420頁）薩先生在敍述影響時，無列入此項因素，筆者特就薩書內容補上。

根據薩書，筆者提出幾點可以再引申討論的問題。

一、隋代何時創置貢舉制度？當時設置多少科？

關於此問題，筆者在《隋唐貢舉制度》已有詳細討論（參看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第一章），茲先略述薩説。薩先生首先指出科舉分為貢舉與制舉兩種，貢舉是每歲由各州“依常科舉人”，而引a.《隋書》卷一《文帝紀》曰：“（開皇七年春正月）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上揭，第29頁）又説隋代科舉之制文獻記載甚少，吾人所能知道的，文帝時有秀才科，於是引b.《隋書》卷七十六《杜正玄傳》曰：“（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云云。接着説明煬帝時，又置進士科，引c.《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楊綰傳》曰：“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但隋承南北朝之弊，崇尚文詞，陷於浮虛，頗失取才之實。於是再引《舊唐書》卷一百一《薛登傳》説明此事。（上揭，第29頁）

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以上是薩先生對隋代貢舉制度的説明，甚為簡略，但也説到重點，較一般通史類有更高的可讀性。須要進一步討論的，有以下幾項：

第一，隋唐官方名稱為“貢舉”，並非“科舉”，貢舉分常舉與制舉。貢與舉有別，貢指地方州縣推薦的貢士，亦稱貢人；舉指官學推薦的學生，亦稱舉人，兩者合稱為貢舉。“科舉”為中唐以後的俗稱，制度上的名稱，仍應稱為“貢舉”，唐宋是如此，明清以後才多使用科舉。所以薩先生將各州貢人説成“常科舉人”，是有語病，應當説貢人或貢士。

第二，史書對隋代貢舉制度記載不詳，我的主張如下：

以下三種為基本史料：d.薛登上疏曰：“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e.《房玄齡碑》雲：“年十有八，俯從賓貢。”f.新發現的《常鴻墓誌》，志曰：“以隋開皇十六年，首膺賓貢。……擢第甲科，用超非次。”（參看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第五十二方《隋故滎陽郡圃田縣長常府君墓誌銘》）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根據以上a至f史料，筆者以為創設貢舉時間是在開皇七年正月。據a及其他例證，初創貢舉應當有三科，“制諸州歲貢三人”，已暗示一人應考一科。薩先生已指出秀才科，此外尚有明經科，另一科為何？學界迄今無提出此答案，只有我提出“賓貢”科。這三科，從今存墓誌均可找到例證，因篇幅關係，不擬一一説明。關於隋煬帝設置進士科一事，薩先生先舉唐朝楊綰説，次引唐薛登説，兩人之時序倒錯，又忽視薛説的重要性。按，楊綰為唐玄宗天寶末人，薛登（本名謙光）説，為武則天天授中的上疏。就時序而言，自宜以薛登在前，楊綰在後。若論隋煬帝設置進士科一事，仍以薛登上疏的一段話為最早，而且最為重要。蓋《隋書》皆無記載設置貢舉一事，就今傳史料而言，是以薛登的上疏（d）為最早，學界常予忽視。關於d史料，如何解釋？由於薛登精通典故，其上疏“談論前代故事”，必定皆有根據。薛氏所説三句實代表三件事，楊綰曰：“煬帝始置進士之科”，只説其一。所謂“煬帝嗣興”，即指煬帝即位之初，或即大業元年（605）。所謂“又變前法”的“又”字，指煬帝即位再變一次法，然則“前法”為何？當指文帝的變法，也就是文帝在開皇七年廢九品官人法，而創置貢舉制度，包括前述設置三科。其實三科之中，秀才、明經兩科之名稱在過去實施察舉制度時既已存在，開皇七年設置貢舉制度的新義，應該在於創設“賓貢”科，以提拔新人。所謂“置進士等科”，包括兩義：一為創設進士科，此科是煬帝改變文帝所設的“賓貢”科為進士科，所以説是“變前法”；一為“等科”，説明煬帝變前法之舉，除新設進士科外，當還另有新的科目，根據筆者研究，此即“俊士”科，所以總共設有四科，亦成為唐初武德年間初行貢舉之四科制度。

如何證明文帝所設的“賓貢”科，到煬帝即位後改為“進士”科？此事前引拙書均有詳細考證，茲提兩例説明。其一為e條，但在兩《唐書·房玄齡傳》皆曰：“年十八，舉進士。”顯然兩《唐書》是將碑雲  “俯從賓貢”，改為“舉進士”。按，房玄齡卒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七十一（《舊唐書》本傳謂卒年七十，《新唐書》本傳謂卒年七十一，碑誌不明。但在《舊唐書》本傳曰“房喬字玄齡”，《新唐書》本傳曰“房玄齡字喬”，在碑曰“公諱玄齡，字喬”。由此看來，《新唐書》本傳較接近碑文，此處乃採用《新唐書》七十一歲説。），其十八歲登科正是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當時並無“進士”科之名稱，碑誌曰“賓貢”（科），是採用當時用法，可説合乎史實。過去學界只據兩《唐書》記述房玄齡為進士出身，忽視《房玄齡碑》的重要性，等於忽視進士科的由來及其演變。若徑言房玄齡舉進士，並不符史實。易言之，房玄齡在開皇十五年（595）是“賓貢”（科）及第，並非進士科及第，但也説明進士科的前身即是賓貢科。其二為f條，筆者依據此志撰寫《常鴻墓誌與隋代賓貢科》一文（參看高明士，“常鴻墓誌與隋代賓貢科”，《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究續一》，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7，第81—88頁），讀者可參照。根據志文，可知常鴻於開皇十六年  （596）參與“賓貢”  （科）考試，而以“甲科”登第。此處之  “科”字，已暗示“賓貢”是一個科目。所謂“甲科”等第，正是進士科登第曰甲、乙第的前身。另一方面，房玄齡於開皇十五年（595）登賓貢科，而常鴻亦於開皇十六年（596）登賓貢甲科，説明賓貢科，或説開皇所創的貢舉制度是每年舉行考試，與唐制相同，則又是唐朝貢舉制度沿襲自隋制的例證。至謂“賓貢”名稱為“科舉”之意者，即將“賓貢”泛稱為考試製度，並不符史實，史上並無登上“科（貢）舉甲科”之用例。（參看前 引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第一章）

呂建中、胡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究續一》，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二、尚書省六部與寺監關係

薩先生指出今人有謂尚書與寺監並不重複，蓋尚書為制定政令之機關，寺監為執行政令之機關。但尚書既然制定政令，則中書門下所議者又為何事？若謂中書門下只議要旨，而將要旨製成政令者則為尚書，如是，中書門下何必設置五房？薩先生以為六部與寺監均是執行機關，而尚書省為行政總機。接着舉六部與寺監職權有重複之事例，並引杜佑奏請裁撤職權重複之機關，擴大六部之組織，將寺監納入六部之內。其不能裁撤者，法律上亦應隸屬於尚書省。（上揭，第318—320頁）薩先生所謂的“今人”，當指嚴耕望所撰的  《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一文。（初稿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2.11。再稿刊於《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10。增補刊於《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5，第431—507頁，此處採用最後的刊本）其與薩先生論點接近的，還有岑仲勉，岑氏以為《六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所記九寺職掌，都無上承某部之規定。如八寺各有所承，應按吏户禮兵刑工之次第分敍，且不應光祿獨缺。（參看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1984，第556頁；同氏，《隋唐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2，第521頁亦同）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關於這些問題，其實嚴氏皆有説明，所謂重複問題，嚴氏曰：“重設之意義有二：一則上下之重，一則並列之重。”至於杜佑《通典》之説，嚴氏以為杜氏對於唐代前期尚書省之制度並無深切認識，自亦不能辨時制與舊制之差異，所以不明尚書、寺監、諸使三者性質之有別，亦自有故。至於光祿寺問題，政書不言其所承，推其性質，蓋亦承受於禮部者。嚴氏之尚書省行政系統圖，亦標示光祿寺隸屬於禮部。（參看前引嚴耕望，“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第471、477、479頁）再者，鬱賢皓、胡可先所著《唐九卿考》一書亦採用嚴氏説，指出六部與九寺五監的職掌各有側重，六部為國家行政管理機構，具有領導的職能，頒佈政令，由卿監百司施行，九寺在行政上受六部的節制，是中央內部的事務機關。（鬱賢皓、胡可先共著，《唐九卿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49頁）筆者此處贊同嚴氏説。

薩先生討論六部與寺監關係，尚有以下兩項問題：一是過於依賴杜佑説。杜氏是取唐朝後半期之制，上訾開元以前之制，甚為不妥，嚴氏已有批駁，不再贅詞。論唐朝制度，應以唐初至開元前期之制度為據，其後已變形。二是“中書門下”及其設置五房問題。開元十一年，張説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唐紀》）這是唐朝三省制度的一大改變，標示着唐朝前期制度到開元十年為止，其後為新制，薩先生取“中書門下”之運作方式，論述唐朝前期制度，並不恰當。

三、府兵制、均田農民與奴隸制

府兵制、均田農民、奴隸制等，是唐史上的重要問題，迄今海內外學者探討甚多，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説明，此處只簡單説明其問題所在。就府兵制而言，薩書有多處提及，尤其指出唐所以治理天下者，一是府兵之制，二是文官制度，而這兩種制度又各有缺點。薩先生對府兵制有較高評價，其特質之一，是寓兵於農，農兵合一，士不失業，可以防止軍閥割據。（上揭，第99—104、165頁）按，府兵是不是兵農合一，學界有討論，陳寅恪採肯定説  （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六，兵制〉，台北：里仁書局，1981，第139—140頁），岑仲勉採否定説  （參看岑仲勉，《隋唐史》，第216—217頁），學界迄今多采肯定説。將隋唐之強盛，歸於府兵的説法，可能受鄴侯（即李繁，李泌之父）  《家傳》  （《玉海》卷一三八引）以及宋人觀點的影響。唐太宗貞觀三年，魏徵對唐太宗説：“比年國家衞士不堪攻戰。”（《貞觀政要》卷二《直諫》）即説明府兵不能用來攻戰，它的任務，主要在於輪番宿衞京師。唐朝對外作戰的兵力，主要是來自徵募。府兵為何不堪攻戰？原因很多，此處無法詳細探討，但至少從其兵源檢討隋唐與西魏北周之差異，即可理解同樣選取中上人家時，素質即截然不同。薩書第104頁引王船山《讀通鑑論》卷二十《唐太宗》條曰：“（府兵）實無一卒之可憑。”看似酷評，亦有值得深思之道理。府兵之法所以寖壞，薩先生多次指出在於高宗、武后時代  “天下久不用兵”  （上揭，第157、246頁），此説是取自《新唐書·兵志》，但唐長孺在《唐書兵志箋正》已指出此項記事有誤，反而以為：“府兵之壞，正坐用兵之繁。”（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初版，第24頁）當以唐説為是。薩先生又指出府兵是“二十為兵”（上揭，第224頁），此説亦沿襲《新唐書·兵志》，唐先生亦作辯正，以為唐朝丁男都在二十一，其後更作放寬，但無以二十成丁，所以應當説是二十一為兵[參看前引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第14—15頁。按，唐氏此書後來收入《唐長孺文集》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讀者可參閲。另外，台灣由楊家駱主編，《新舊唐書合鈔》第九冊亦收入唐長孺  《唐書兵志箋正》一書（鼎文書局，1973年），薩先生已不及參閲，殊為可惜]，學界目前亦採唐説，宜作更正。由於薩先生寫作此冊時，兩岸關係緊張，無法參閲唐氏書，不能責怪薩先生。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初版

至於均田農民與奴隸問題，薩先生以為均田之制，每夫受田百畝，人各有田，農民從軍，其田是由奴隸耕種。但奴隸來源，主要來自戰爭的俘虜，且受季節影響。如果俘虜少，則耕種與兵源都受其影響，府兵制度自然要歸於破壞。這裏較具爭議的問題，在於農田勞動者究竟是農民，抑或是奴隸？（上揭，第156頁）不論中國或者日本，爭辯甚多，就農民而言，國家授受土地，其實是一種限田政策，對户籍、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都有限制，這種情況下的農民究竟是自由農，或相當於農奴，或相當於奴隸性質，學界亦爭辯不休。奴隸屬於賤民階層，唐代賤民有多種身份，大要分官賤民、私賤民，從事生產之奴隸，究竟是屬於何種奴隸？此事是否具備普遍性，抑或只是特定人家，仍待釐清，並非泛泛陳述，即能説清。薩書終究是通論書，此等問題，不宜苛求具體解明。[關於奴隸性質問題，包括海內外學者的探討，可參看李天民，《中國中古良賤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一章第一節“中古良賤身份制度研究的歷史及理論方法問題”]

李天民，《中國中古良賤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以上是薩書可讀性之犖犖大者，瑕不掩瑜，雖是舊版重刊，仍不失學術價值，讀者可細嚼品嚐，定會有所創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