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崛起大國的遺憾：偉人為何後繼無人？_風聞

**摘要：**俾斯麥不相信德國民族的特殊性，但德國人民卻對此充滿自信；俾斯麥不相信德國民族能夠以一擋十，但德國人民相信自己可以。最終，歷史毀滅了德國的崛起，傾覆了巨人的基業。

眾所周知，德國政治家俾斯麥是現代政治史上最傑出的政治家，他本人的遠見、智略和手腕遠遠超出他死後一百年來的任何政客。在統一德國的過程，俾斯麥對局勢的發展做到了極為準確的預估，對勝利的邊界把握到了極致，當統一完成之後，他清晰地洞察到一個未曾顯現的風險，並使之整整延後了三十七年，直到愚蠢的德國人自己破壞了這一切。連自戀如許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描述俾斯麥的一生時，都不禁感嘆（俾斯麥與黎塞留）“如幾何般精準度量人心”。

然而，令人的遺憾的是，1890年，當偉大的俾斯麥離開政壇之時，他的外交政策卻不僅遭到了皇帝威廉二世、首相卡普里維這樣的政治家反對，也遭到了外交部資深外交專家赫爾斯泰因邁、駐俄武官施魏尼茨、駐土大使拉多維茨的普遍反對。

事實上，威廉二世和卡普里維雖然缺乏俾斯麥的遠見卓識，但也不乏對專家的敬畏，1890年，針對是否繼續簽署俾斯麥所熱衷的《德俄再保險條約》，卡普里維召集原先在俾斯麥手下工作過的專業外交官討論，沒有一個德國外交官支持繼續實行俾斯麥的對俄政策。

一位如此偉大的外交家，其外交政策竟然在其下台後被完全廢棄，這不能不説是一種嘲諷。那麼，俾斯麥外交為何會被德國政界和外交界抵制呢？ 

▲退休後的俾斯麥在自己的莊園

一個未曾出現過的風險

在我看來，俾斯麥外交悲劇命運的最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位偉大政治家終其一生都在防止一個未曾出現過的危險——列強對德的聯合扼殺。

1875年，俾斯麥目睹法國實力恢復後，曾經揚言對法國再次宣戰，以此試探列強態度。結果，俾斯麥的政策遭到英國、俄國和奧匈的一致反對，見此，俾斯麥即知曉德意志的強國地位已經引發周邊列強的恐懼，如果德國不能謹慎行使自己的實力，恐懼的本能就很可能驅使周邊列強聯合起來扼殺德國。

隨後的俾斯麥政策即是基於這種認知行事，無論是聯奧，還是親俄，以及親英，或者挑撥列強互相殘殺，其目的都是如此。

然而，俾斯麥政策無論效果多麼顯著，其不能逃脱的困境就在於，他僅僅是防止一個只有他真正意識到、且未曾出現的危險。假如他的政策成功了，也只是使事態沒有變得糟糕，那麼就意味着俾斯麥眼裏的成功在外界看來不過是無所作為；假如他的政策失敗了，那就更沒有意義了。

即俾斯麥後半生精妙外交的成功，是一個人只有俾斯麥本人才能理解的成功。這種成功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得到驗證，那就是俾斯麥外交致力於防範的憂慮，在俾斯麥外交被拋棄之後成為現實，並遭致不可挽回的災難。

遺憾的是，俾斯麥後期外交的成功，即是一場毀滅德國的災難被證明的。一場只有被災難才能證明其價值的外交又怎能獲得常人的理解？如同只有被百年不遇之火災才能證明價值的滅火器一樣，被束之高閣是其命運。

這即是這位大外交家的不幸。

違反本能和常識

俾斯麥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困境，就在於他違背了一個人類愛憎和虛榮的本能，而這兩種本能將驅使後繼者背棄他的政策。

1、俾斯麥的外交違反了公眾的愛憎本能。

在俾斯麥的外交中，奧地利帝國的日耳曼同胞身份只是俾斯麥與之接近的藉口，而非鼎力支持其的理由，每當俄奧發生衝突的時候，俾斯麥對奧地利的保證僅僅侷限於不使其崩潰，這種低級別保證事實上早被德國外交界和輿論界所反對；

而俄羅斯的野蠻、粗暴和落後儘管被德國公眾厭惡（就像今天西方和中國厭惡沙特王室一樣），卻從未成為俾斯麥反對俄國的理由，終其一生，對俄外交都是俾斯麥外交的重中之重，將俄羅斯牢牢地拴在德國友誼的牢籠中，乃是俾斯麥政策的核心之一——但對俄的厭惡情緒，實際上已經成為當時德國外交界和輿論界的普遍現象。

俾斯麥下台後，俄國沙皇和外交大臣吉爾斯多次要求續簽《俄德再保險條約》，但都遭到了德國外交界、政界和輿論界的反對，事實上，在歷史的迷霧中，只有俾斯麥堅持這一點。

對法外交同樣如此，俾斯麥身為君主保守政治家，卻在歷次法國大選中，鼎力支持法國最激進的共和民主派，反對與自己意識形態類似的保守君主派，其原因在於只有最激進的共和民主派，才能最大程度上加劇俄法之間的意識形態猜忌和憎恨（俄國是保守君主國），然而這種違反意識形態本能的政策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德國政界和外交界的反對——如德國駐法大使阿尼姆就激烈反對俾斯麥支持法國共和派，認為俾斯麥沒有真正的價值觀和良知。

儘管法國是敵國，英國是友邦，但俾斯麥卻支持法國在非洲的殖民擴張，俾斯麥認為，非洲殖民地擴張既不能增加可用的人口和市場，也不能帶來實際收益，且統治成本極高，更會帶來外交衝突——俾斯麥認為法國的非洲殖民擴張是典型的愚民選票政治，毫無實際意義。所以，俾斯麥鼓勵並支持法國在非洲擴張殖民地，消耗其財政和國力，同時加劇英法衝突，防止其結盟。這項政策遭到了德國輿論界和外交界的猛烈抨擊。

由上可知，俾斯麥每一項主要外交政策，都違反了人性的愛憎本能，其政策情感是扭曲的，除了俾斯麥這種大政治家，沒有什麼人能夠理解並繼承這種無情的政策。

2、而且，俾斯麥的政策，也違反了人的虛榮心。

1882年，當埃及爆發反西方起義的時候，英國軍隊大舉介入，引發了法國的不滿。當時的德國駐埃及亞歷山大港領事馮 澤赫瑪表示“要求德意志帝國出兵埃及，以顯示其維持國家威望的無上決心”。俾斯麥看到電文後，痛加駁斥，稱“一種致力於維持國家威望的外交是愚不可及的政策，德國在埃及的最大利益從來不是什麼威望，而是英法關係的進一步破裂。”

同樣，當德國的殖民擴張主義者，為俾斯麥遞上一份非洲地圖，希望俾斯麥在非洲大展宏圖、展現德國威嚴時，俾斯麥卻不鹹不淡地表示“你的非洲地圖非常好，但我的非洲地圖卻是放在歐洲，這兒是法國，這是俄國，這是英國，我們在中間，這就是我的非洲地圖”。俾斯麥顯然對這種大國崛起的虛榮心不屑一顧。

針對德國公眾要求建立大海軍，實現偉大帝國崛起象徵的訴求，俾斯麥表示“德國在擁有世界第一陸軍時，再進一步擴大海軍，只會將自己的國家推向眾矢之的，這是一種愚蠢的想法”《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Rolf Hobson》。

總之，俾斯麥的外交嚴重背叛了人性的虛榮本能，除了俾斯麥這樣的人物，很少有人能夠拒絕虛榮心的誘惑。

非學術化的思維

更需要意識到的是，俾斯麥並非專業的外交學者出身，他讀書時期的愛好並非國際關係，而是歷史學和外語，他仕途的第一步並非外交官，而是鄉下的河堤官。考慮到他青年時期的賭博、放縱、破產和失意生活，他或許更理解人性，但他很難像麥金德、豪斯霍弗爾或布熱津斯基那樣通過編織理論，將自己的外交思維抽象化。

畢竟，俾斯麥的外交是一種對具體事務深刻理解的經驗總結，而非對外交世界的抽象化概況，更不是編制種種新的名詞以加深其鬼神莫測的印象。這使得他的外交思維很難被學界所接受。

麥金德、豪斯霍弗爾和布熱津斯基都善於編制各種新概念，描繪各種大戰略來闡述其思想；俾斯麥則善於理解人性，從而預判局勢，把握局勢的發展。雙方各有所長。

據俾斯麥的兒子赫託所言，俾斯麥可以一眼看穿拿破崙三世的虛弱本質，卻無法將其外交思維合理的闡述給後人。作為一位演講家，俾斯麥的是欠缺的，他的“鐵血演説”實際上當時造成了巨大的政治負面效應，這顯然是他不善言辭的表現。

這就使得他本已極為複雜的外交思維更難被人理解。與那位偉大的鄧先生一樣，他們都是在外交上只抓本質，卻在闡述其思想上頗不以為然的歷史巨人。

結語

因此，俾斯麥外交最終淪落的根本原因，就在於：

首先，俾斯麥後期的外交是一個看不到功績的外交。俾斯麥看到了一個所有人都未曾看到的風險，並致力於防止這個風險，在其他人看來，他就像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只能引發嘲諷而不能加深尊敬。

其次，俾斯麥外交違反了德國人民的本能，俾斯麥作為黎塞留式的政治家，本身沒有對愛憎虛榮的強烈慾望，但他的人民和部下有，這就使得俾斯麥的政策很難被繼承。

更糟糕的是，俾斯麥不屑於抽象理論化的外交思維，他傾向於以歷史來驗證其先見之明，但歷史的驗證往往是災難性的。

總之，這就是一個超凡偉人與普通繼承者、大眾結合的普遍悲劇。俾斯麥不相信德國民族的特殊性，但德國人民卻對此充滿自信；俾斯麥不相信德國民族能夠以一擋十，但德國人民相信自己可以。最終，歷史毀滅了德國的崛起，傾覆了巨人的基業。

這不僅僅是俾斯麥的不幸，也是黎塞留、塔列朗、梅特涅等所有現實主義政治家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