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驅碩鼠歌麟鳳，定復台澎系犬羊——緬懷人民解放戰爭中犧牲的英烈們_風聞

   央視公眾號清明節緬懷英烈的專文《幸得有你，今日中國山河無恙》中，提到了犧牲在建國之前的我黨我軍如下英烈的姓名：

     方誌敏、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狼牙山五壯士（當然，應該指出，其中有兩位壯士跳崖後脱險）。

     每一個還配稱得上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姓名……只要看到這些姓名，腦海中就會自動浮現出雲山蒼蒼，江水泱泱，乾坤朗朗，松柏巍巍，就會浮現出漢語或者其它55個民族語言中那些最美好、最崇高的詞彙，胸中就會湧起一種無須張揚，卻無比真切、無比強韌的驕傲：

     看哪，這就是被有些人稱作“沒有信仰”的民族！

     然而，你不覺得這個名單中少了些什麼嗎？

    確實得向央視的這位作者同志提個建議了：

     我認為，應該加上如下兩位烈士，才能夠完整地反映出我黨我軍“創業艱難百戰多”的歷史全貌：

      

                                          劉胡蘭烈士

           

                                   董存瑞烈士

          這兩位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英烈，都是犧牲在1946-1949年的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中的。

          之所以認為應該加入他們，是因為在央視的紀念文章中，人民解放戰爭中的英烈一個也沒有提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之際，國家權威媒體發佈的緬懷革命英烈的文章，列舉了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的英烈，卻完全遺漏了直接建立了新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中的英烈。

          據統計，在三年解放戰爭中，僅人民解放軍就犧牲26萬人，負傷104萬人；

          我們的軍隊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新中國有個響亮的“小名”叫“解放”，都是來自這場波瀾壯闊意義空前的偉大的正義戰爭；

         毛主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中兩次（“三年以來”和“三十年以來”）提到：

         “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因此，我們真的應該好好想想：

         遺忘了這場戰爭，將會意味着什麼？

         央視的這一遺漏，如果是疏忽，那就應該予以指出、提醒；

         如果是有意為之，那就應該問一句：

         為什麼？

         一段時間以來，每到清明節和烈士紀念日，各種媒體上的紀念文章和視頻、圖片，總是突出抗日戰爭，而忽略、淡化解放戰爭。

        講述解放戰爭的文藝作品特別是影視作品例如《大決戰》三部曲，在不少網站上總是遇到這樣的評論：

         “老子從不看內戰片！”

        “中國人打中國人，有什麼好歌頌的？”

         “殺的都是我英勇抗戰的國軍啊！”

         我在這裏發表的《戰士的回憶——牢記新中國的來歷》、《士兵的山河——牢記人民軍隊的本色》等文章中，都着重談到了解放戰爭的意義。

         今天我想説一點我的家族記憶——關於“解放”的記憶：

         九年前，我的外婆去世了。

         那時，我曾寫文回憶過外婆對我講的她見證的世事變遷。

         她本是湖南鄉下一字不識的農村婦女。她記憶中的抗戰，戰場就在她家附近不遠處（那時她十六七歲），“國軍”的確是死了不少人，但是從來沒有擋住侵略者的鐵蹄，鄉親們只好跑到山裏“躲日本”——小時候聽她講起這些，她只是告訴我：

     “打仗是很慘的，要死很多人，作孽呀！日本鬼子可恨，村子裏能搶的就搶走，不能搶的就砸掉，鍋碗都砸掉，成心不讓老百姓活！女的就更不能讓日本鬼子碰上了……”

       但這些對她來説似乎並不特別，因為從她生下來開始，各種“糧子”（當時人對軍閥部隊和國民黨軍隊的蔑稱，比如“廣西糧子”、“貴州糧子”）在湖南打來打去，搶來搶去，大家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日本人也不過兇一點、打仗厲害一點（中央軍都打不過他們）罷了。

      讓她記憶深刻，感到“世道變了”的，是“民國三十八年”：

      “廣西糧子白崇禧的軍隊，穿灰色衣服，打了敗仗，一路打搶，和日本鬼子一樣，見什麼搶什麼，無惡不作。那個時候附近山上還有不少土匪，也是時不時搶啊，燒啊，嚇死個人。”

        “白崇禧的軍隊跑了以後，追過來的隊伍穿黃衣服。經過我們村，我們也怕呀，把門關起來，偷偷從門縫裏往外看。這些部隊講北方話，人很和氣，見你外公喊大哥，見我喊大嫂。有個部隊還駐到我們家，人人都規規矩矩，天天幫我們挑水乾活兒。後來開拔了，臨走時，這部隊把院裏院外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沒誰見過這樣的隊伍。”

      “這就是解放軍，是毛主席的隊伍。我們就是這樣知道：共產黨來了，解放了，窮人翻身了。”

        她説的“窮人翻身”包括這樣一件事情：

        解放前，一個地主用“小秤大砣”的手段把外公賣給他的一頭大肥豬少稱了幾十斤的重量。外公年輕氣盛，和地主理論，被地主的手下打傷，鄉親們出來勸解，外公才沒有吃更大的虧。

        解放後，鄉親們用籮筐挑着外公的母親到了鬥爭這個地主的現場，這才好好地出了這口惡氣。

        外公參加民兵，投入了保衞土改果實和剿匪的鬥爭，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夜間看守糧倉。

        不久，附近山上的土匪被清剿乾淨，以後再也沒有聽説“土匪”兩個字了。

        這就是外婆説的“世道”變了。

        “世道”變成什麼樣了呢？

         外婆幾乎一字不差地多次向我複述過那時還一字不識的她在大喇叭裏第一次聽到的毛主席的話：

        “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外婆也許還不能完全聽懂這些話，但她就是感覺毛主席的話講得人心裏勁鼓鼓的。

         從此以後，毛主席就是她最信服最崇拜的人（她還信佛，但那就不是人了），甚至誰長得像毛主席，那就是最好的相貌——她許多年後還曾經跟子女們説外公頭髮生得太靠眉毛，哪像毛主席額頭那麼寬廣，一看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子女們聽了樂得合不攏嘴，紛紛説：“鄧小平、胡錦濤額頭也不寬啊，還不是也當一把手？”

          毛主席的相貌不容易學，但毛主席的話是一定要聽的——毛主席説：“婦女能頂半邊天”；毛主席還號召掃除文盲。

          於是外婆積極參加了識字班，學會了看報、寫信；

          五十年代中期，外公外婆一起招工進城，成為了新中國第一代工人階級。

          ——這就是一位普通勞動婦女記憶中的“解放”。

        

         被某些人吹到天上去的“國軍抗戰”，她雖然也知道是打日本，是正義的，但實在沒讓她覺得和“糧子”間打來打去有多大區別。

       而被某些人不屑一顧甚至大肆攻擊的“解放”，才真的是她命運的分水嶺：

       她挺直腰桿做人了；

       她認字了；

       她聽廣播了——這個國家的領袖告訴她，一個農村婦女也可以投入“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她一直信佛，可這一點兒也沒有妨礙她教育她的子女以及她的孫輩“要聽毛主席的話，幹社會主義，奔共產主義。這個改革開放，也還是幹社會主義，奔共產主義，不會變的。”

       這對她來説不是官樣文章，而是她確信從“解放”的那天起她就走上的一條光明大道，就投身其中的“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正義的事業”。 

        外婆大概不知道，搶掠了她的家鄉的“廣西糧子”——白崇禧的桂軍——在1949年底，被那些臨行前將她家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叫老鄉們“大哥大嫂”的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指戰員們追進了自己的廣西老巢。

這些窮途末路的“糧子”已經完全顧不上“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古訓，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也毫無顧忌地燒殺搶掠，甚至搶劫和凌辱那些和丈夫失散的桂軍軍官家眷。

跟隨四野採訪的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寫道：廣西全境到處貼着“共產黨要殺光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強迫兄弟姊妹亂倫，強迫寡婦嫁給小叔子”之類的國民黨標語。然而，就在解放軍向欽州灣追擊桂軍第1、10、11兵團殘部的路上，一大羣桂軍家眷竟然跟在丈夫告訴她們是“共匪”的隊伍後面，無論爬山過河，一步不敢落下，戰士們怎麼勸也不肯離開。到解放軍開飯的時候，這些國軍軍官太太們也站了過來。因為她們連碗也沒有，戰士們只好把米飯倒在她們手裏……

     桂系第三兵團司令張淦在博白被俘時，四野43軍128師382團政委王奇對他説：“只要你不再與人民為敵，做有益於人民的事情，我們是會寬待的。”

     讓王奇制止不及的是，張淦年輕的女兒流着淚向這位解放軍“長官”磕了一個響頭。

     張淦立即起草電文，命令所屬第7、48、126、129軍放下武器……

     ——這些事，信佛的外婆如果知道了，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認為：毛主席就是佛，解放軍就是菩薩。

        

而在一年前的淮海戰場上，除了舉世聞名的“用獨輪車推出勝利”的山東支前民工 ，國民黨的一份情報顯示，追擊“”國軍”精鋭黃維兵團的，竟然有一支來自桐柏山區的名曰“王老漢游擊隊”的武裝。——“國軍”八十萬精鋭，正是陷入了無數“王老漢游擊隊”和他們的子弟兵的天羅地網。

中原野戰軍的一位叫桑金秋的連長，在阻擊黃維兵團第18軍時身負重傷。父親從河南老家趕來看他，他告訴父親：

“兒子打仗就是為了所有的窮人都不捱餓！”

“軍迷”們應該都知道：“名將”胡璉曾任軍長的18軍是被網上很多“果粉”吹上天的“國軍”精鋭，抗戰時曾經立過功，在內戰中也確實給剛剛挺進中原的晉冀魯豫野戰軍造成過不小損失。

然而，在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都準備好“燒鋪草（湖北方言，人死了就燒掉他的鋪草）”的逐鹿中原的決戰關頭，在無數桑金秋這樣的指戰員的鏗鏘誓言面前，這支“鐵軍”、“鋼軍”的結局又能如何呢？

  1948年12月15日，“鋼軍”和整個黃維兵團一起在安徽宿縣雙堆集全軍覆沒。

     “讓爸爸們把新民主的地基鏟得平平的，讓你們後一代能夠在我們的國土上建築起一座自由、快樂、文明、進步、華麗的世界。” 

——這是在追擊國民黨軍殘部的路上，一位解放軍指揮員寫給女兒的信中的話。 

……

這場偉大的戰爭，就是由無數這樣的浪花匯成的大江東去。

新中國，就是在這樣一場摧枯拉朽的正義戰爭中，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地向我們走來。

而海峽對岸那位寫作《大江大海》的“著名作家、知識分子”（和外婆一樣是湖南人），恰恰分不清什麼是大江，什麼是陰溝，什麼是大海，什麼是泥潭。

真正看清這大江大海的，是我那不識字的外婆，以及無數和她一樣的普通人。

比如，石家莊的一位名叫朱桂芳的紗廠女工，1949年她才15歲，就滿懷熱情地寫出了一首《紗廠女工歌》發表在當年1月的《石家莊日報》上：

“一台細紗車長又長， 四百個錠子轉的忙， 姐妹三人來看車， 一個更比一個強。 大姐姐真不錯， 一分鐘接頭十五個； 二姐姐真是行， 把車清潔的很乾淨； 三妹妹手藝巧， 二十個毛棍看的好。

……

當模範，真光榮， 名字都在報上登， 千萬人兒都看報， 都説我們生產好。 爭模範，多生產， 多多生產支援前線， 早早打垮蔣介石， 全國工人把身翻， 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 大家美滿的過太平年。”

她説：

“我從小沒有姊妹，父母看我很親。九歲上叫我上學，到十一歲上，母親死了，到十三歲上，父親也死了，光我一個人，沒有人關照我，跟着一個親戚家，到他家裏，就不叫我上學了。十三歲上就上了工，一天十二小時，困的不行，回家還不停的做這做那，一天到晚受着壓迫，我抽空再回家看書，他們也不叫。到解放軍來後，把我救出了火坑，我從他們家裏出來，自己好好的學習，也有人幫助我進步，幫助我學習，自己也走上光明的道路。我知道只有共產黨，我才不受壓迫，我知道共產黨是為受壓迫的人民辦事，共產黨比我父母還親，教育的我很好，所以我擁護共產黨，我要一心一意的學習，虛心學習，在廠裏要好好地生產，生產多了，支援前線，還給那受壓迫的人們報仇。我是經過鬥爭出來的孩子，我知道受壓迫的苦難的，我現在比在家裏進步多了。”

  

還有濟南的一位女工，1948年濟南解放時她才18歲，就當選為全市婦女大會的代表。她的經歷是這樣的：

薛玉蘭，家裏有四口人，父親在四年前病死了。活着的時候，窮得沒有辦法，逼的當了道士。薛玉蘭十二歲上就幫助她父親看攤做買賣。父親死的那年，哥哥又被國民黨押在監獄裏，説他有什麼共產黨嫌疑。薛玉蘭一面要看小攤，一面又要冒着風雪給獄中的哥哥送飯，每天跑來跑去，忙個不停。後來，她哥哥又給國民黨槍斃了，撇下他們母女三個，光靠她擺小攤過日子。當時，鄰居們都稱讚她説：“小姑娘可真能幹，父親病死了，哥哥被槍斃了，要沒有她，全家人可怎麼活，不都要餓死嗎？”前年，濟南還被國民黨統治着，物價天天一股勁往上漲。擺小攤的薛玉蘭，全家的生活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了，天天捱餓。她聽説仁豐紗廠招收女工，就設法進了工廠做工，但是她沒有想到，每個月領到的工資，還不夠維持她一個人的生活，更談不上養家了。母親和妹妹只有去討飯吃。工資少還不算，每天都要受排長的打罵。排長依仗着國民黨的勢力，兇極了，一點理也不講。有一次，工廠的棉花發生了恐慌，用壞棉花當原料，而且是剛落底的紗，木架上的線頭全都斷了，她沒有來得及搖。這時候，碰巧排長走了過來，恨命地用腳踢她。薛玉蘭內心感到不平，為了生活，也不敢反抗，只是小聲哆噥了句，冷不防，排長就給了她一木棍，正打在臉上，眼睛被打的冒火星。那個排長還不肯罷休，把她推來推去，口口聲聲非要開除她不可。三年來，薛玉蘭不知受了多少氣，捱了多少打。

　　去年秋天，濟南解放了。薛玉蘭真像個出了籠的小鳥，説不出的高興。她常用這兩句話來形容她自己的心情，她説：『不捱打，不捱罵，心裏舒坦敢説話。』薛玉蘭現在是抬起頭來了。有什麼意見都可以向工廠方面和排長提出來，也正因為心裏舒坦，生產效率也增加不少。解放以前只看三十五個木棍，現在能看五十五個。她還勸女工們説：『咱們大夥千萬好好生產，不要叫人家説咱們沒有出息，光知道解放，不知道好好生產。』仁豐紗廠已經復工三個月了，她一個班都沒缺過，也沒有一次遲到或者早退。她每月都得到了工廠獎給的襪子。現在細紗間的女工們，在薛玉蘭的影響下，一個個都興致勃勃的積極地生產着。

　　以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高壓在工人頭上的廠方，為了分裂工人階級的力量，製造了很多的幫派和小團體，女工們常常受這種愚弄，她們形成了一種找知心、拜乾姊妹的風氣，大家拉拉扯扯鬧不團結。可是，就在那個時候，薛玉蘭卻和每個人都很好，沒有跟誰紅過臉，所以很多人有什麼事都願意和她商量。現在，她成了她們的組長。女工們有什麼事都樂意告訴她。她常常把加緊生產支援前線的道理講給別人聽。這次年節分紅，有人嫌少，生產情緒不高，她反覆解釋説：“現在南京、上海那些地方還沒有解放，那裏的工人姐妹，還是在捱打捱罵。老百姓還不是跟從前咱們父母一樣的挨冷受凍。咱們該拿出氣力來生產，支援前線，好讓解放軍早些解放南京、上海的工人姐妹。解放軍在前方為咱們流血，咱們在後方就應當流汗來支援前線。”細紗間的女工們聽了她的話都很感動。大家對薛玉蘭有一個評論，説“她又出色，又不出色！”意思就是説，薛玉蘭的衣服和外表看起來非常簡單樸素，而她的工作和進步卻真出色。

——希望“工業黨”們從這些火熱的人和故事中能夠明白：是人的解放，才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我們之所以會有王進喜，之所以會有陳永貴，之所以會有無數不計代價捨生忘死的艱苦創業者為我們這巨大而落後的國家打造了強韌健全的工業骨骼，就是因為這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民大解放，讓億萬被侮辱踐踏的普通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昂首挺胸地走到了歷史的前台和C位。

前面提到的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在1949年參加了上海天津等地的新中國建國慶祝活動。

     一位剛剛學了一點俄語的穿着藍色工裝的中年工人認真而困難地問他：

“同志，你愛新中國嗎？”

西蒙諾夫異常激動地回答了他：

“是的，同志，我非常愛新中國！”

——“是的，同志，我非常愛新中國”、 “我是經過鬥爭出來的孩子，我知道受壓迫的苦難的”、“不要叫人家説咱們沒有出息，光知道解放，不知道好好生產”…..今天的讀者請不要忘記：這就是經歷着那個年代的億萬普通人一句句從心底裏掏出的話，好像無數清亮純潔的水珠一樣，映射着旭日初昇的新中國的萬丈光芒。

         當年那位工人的問題，變換一下稱呼和措辭，也可以提給今天那些有意無意地淡化甚至抹黑這場偉大戰爭的人們：

      “公民，你恨新中國嗎？你恨這些和新中國一同站起來的用他（她）們全部的熱情、智慧和汗水為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幸福奠定了最重要基礎的勤勞、質樸、勇敢的人們嗎？你能説清楚自己為什麼要恨他們嗎？”

      希望他們老老實實，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

       幾年前我在驪山華清池讀到了郭老的題詩：

“驪山雲樹鬱蒼蒼，

歷盡周秦與漢唐。

  一脈温湯流日夜，

幾抔荒土掩皇王。

 已驅碩鼠歌麟鳳，

定復台澎系犬羊。

捉蔣亭前新有路，

遊觀士女樂而康。”

其中“已驅碩鼠歌麟鳳， 定復台澎系犬羊”一聯告訴我們：

這場偉大的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

70年前的4月，被迫求和的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與中共進行談判。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攝製的電視劇《北平和談》中，時任國民黨代表團首席代表的張治中將軍説：

“國共之爭是兄弟之爭。”

周恩來同志回應道：

“如果我們和代表團諸位先生之間可以説是兄弟之爭的話，我們和蔣介石就不是兄弟之爭，我們和國民黨反動派也不是什麼兄弟之爭，而是革命和反革命之爭，正義和非正義之爭，進步和倒退之爭，愛國和賣國之爭！這已經由歷史和全國人民作了結論，是不能輕描淡寫，更不能顛倒黑白的！”

希望那些以“對台統戰需要”為名千方百計淡化解放戰爭，冷落解放戰爭的烈士、英模、老戰士的“同志”們、“智囊”們，好好重温一下這段話。

你們的“統戰策略”會比周恩來同志更高明嗎？

解放戰爭無可辯駁的進步性和正義性，是新中國立國和共產黨執政的重要歷史基石。

為了討好對方而丟失自己基本立場的“統戰”，是最愚蠢的“統戰”:不但那些擁護你的人會痛心疾首，這種自輕自賤也會讓你的“統戰對象”心生鄙夷——試問有誰會尊重和信任這種動輒雙膝發軟放棄自己原則的人呢？

更何況，你又怎樣面對當年朱桂芳、薛玉蘭們清亮的眼睛，甚至怎樣面對那些雖然“民國範兒”十足，卻不齒於“國軍”的禽獸行徑，而寧願緊緊地跟隨着打敗了她們丈夫的解放大軍跋山涉水的“國軍”軍官太太們呢？

據説黨內有一位“開明學者”曾經到美國政界、學界面前撒嬌説：“我們都已經這樣開明，這樣和國際接軌了，你們還想要我們怎麼樣呢？”他的意思是，再要我們“怎麼樣”，恐怕“臣妾真的做不到啊”——這種自甘臣妾的態度，反映了國內甚至黨內少數人從階級投降主義到民族投降主義的墮落趨勢，這不是值得我們高度注意的嗎？

          1948年10月，周恩來曾給自己的黃埔學生鄭洞國寫了一封信——此時他正被黃埔師弟林彪的大軍圍困在長春孤城——信中説：

“屆此禍福榮辱決於俄頃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佈反帝反蔣，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贊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

這樣是非分明，曉以大義，才是真正的“統戰”。

多年前，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這樣評論了帝國主義借款支持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孫中山領導的南京政府財政陷入困境，不得不向袁世凱低頭的歷史事實（無法找到原書，憑記憶引用，大意當無誤）：

“孫中山和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力下屈服，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妥協性的表現，然而，帝國主義支持袁世凱而不支持孫中山，是因為孫中山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想在中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讓中國成為和歐美列強一樣的國家。這誠然是他們所做不到的，他們誠然也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然而他們想讓中國走的道路，畢竟是和帝國主義的願望完全相反的。孫中山因為得不到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失敗，這卻並不是他的恥辱，而實在是值得他和資產階級革命派引以為驕傲的。”

這是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它説明了周恩來幾十年前那封信講的“黃埔革命初衷”的由來，也深刻揭示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規律：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為了“以華制華”，總是扶植中國最腐朽最反動的政治勢力作為他們的爪牙和代理人；

而中國那些反動統治者，由於喪盡民心，也必然託庇於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

兩者一拍即合，互相勾結，這才形成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三位一體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

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就必須反封建，反官僚買辦資本，就必須有暴風驟雨洗滌乾坤的人民大革命。

沒有解放戰爭這樣偉大、堅決、徹底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國的任何變革與進步都只能像辛亥革命一樣半途而廢（實際上是不到半途即廢），中國就永遠處在帝國主義操縱下的積貧積弱和內亂紛爭之中。

那些叫嚷着“內戰無義戰”、“內戰無英雄”來否定、抹黑解放戰爭的人，從來都不敢正視這樣兩個事實：

1.正是解放戰爭一勞永逸地結束了中國大陸上的內戰，並且消除了釀成內戰的一切根源；

2.解放戰爭所奠基的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曾經被仇視，被恐懼，被圍堵，被封鎖，但再也不被鄙視，被欺侮，再也不被隨意踐踏和出賣了。

     堅持對這樣每一個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巨大事實視而不見的人，只能是一些無知加無恥的偽“愛國主義者”。

近年來，確實有一些“學者”和其他“精英”向西方磕頭跪拜，然而因為他們背後是一個經過徹底革命而站起來的英雄強大的新中國，西方的反華勢力不能不總是按照正常的邏輯懷疑他們這種病態得不可理喻的輸誠、諂媚是不是“來真的”。這大概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因此他們不得不更加歇斯底里地咒罵解放戰爭，以便一方面打着“民族主義”、“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幌子來欺騙、麻痹中國人民，一方面來向洋主子剖白心跡，表明他們的的確確是被解放戰爭所徹底掃蕩的蔣家王朝等帝國主義走狗、幫兇、代理人的嫡傳子孫，希望帝國主義能讓他們“認祖歸宗”，骨軟筋酥地享受和今天台灣國民黨、民進黨一樣被點名摸頭的待遇。

此輩心術，不過如是而已，豈有他哉？！

大家想一想：被這樣一幫醜類所刻骨仇視，所瘋狂詆譭的人民解放戰爭，該是多麼偉大，多麼光榮，多麼正確！

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英烈們，永遠值得我們以最高的敬意銘記、緬懷和歌頌。

王樹增《解放戰爭》記載：

1949年夏天，四野48軍在當年中央蘇區的南大門江西信豐，與紅軍長長征前留在這裏的游擊隊會師了。

戰士們問其中一位女游擊隊員：

“你多大了？”

“你們離開江西根據地那年我二十歲，你們走了十五年了。”

“二十歲加十五年，是三十五歲，有幾個小孩了？”

“中國不解放，我就不結婚。”

戰士們説：“全國快解放了，你該結婚了，祝你今年結婚。”

女游擊隊員對戰士們説：

“我們祝全國解放！”

  

後來四野一直打到了天涯海角，而書中並沒有寫那位女游擊隊員後來結婚了沒有。

而那一句“我們祝全國解放！”穿透了歷史的風雲，仍然迴盪在我們的耳邊：

“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

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祖國的邊疆！

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向最後的勝利，

向全國的解放！”

向着太陽，就是向東進發——共和國的每一個軍人都明白：

這是70年前的那場戰爭留給今天的最後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的解決，已經不會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