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是東北人！？_風聞

● 譚吉坷德

 “赫赫始祖，吾華肇始”。黃帝是中華民族的文明符號和文化表徵，今天的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溝通着和這種文明之間的血脈聯繫。黃帝的影響早就超出了歷史範疇，超越了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昇華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和精神圖騰。

黃帝距離我們實在是太遙遠了。那是一條被稱作“傳説時代”、“英雄時代”“神話時代”的歷史軸線。這種遙遠和神秘使後人只能憑藉着一些碎片化資料，在想象和膜拜中接近這一偉大。對於無法回放的歷史，許多人做出了艱辛備至的探索，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收效甚微甚至南轅北轍。

 是否真有黃帝其人，這一問題連最聰明的孔子都無法回答。面對學生宰我黃帝是人是神，如果是人為什麼能夠活到300歲的疑問。孔子的回答是，“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日300年也”，並沒有正面回答這一問題。

 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疑古思潮的興起和考古學界的重大發現最終解決了這一重大問題。結論使人們看到，黃帝確有其人，不過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一個族羣的稱號。這個族羣可以稱為黃帝族、黃帝部落或者叫黃帝氏族。這個部落首長的集合體就是黃帝。儘管司馬遷《史記》開篇之作《黃帝本紀》中的那位頭角崢嶸的黃帝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但是黃帝是一個偉大的羣體，卻是明白無誤的史實。司馬遷筆下的黃帝看是一個人，他的身上卻凝聚着無數個黃帝的豐功偉績並最終昇華為今日的歷史形象。

 黃帝時代，前後時間在1000年以上。有人考證黃帝軒轅氏政權歷時15任，總共有15個黃帝，傳國461年。也有的説黃帝十世1520年。這些結論並不靠譜。很簡單，僅僅考慮當時的生存條件和人均壽命也不可能。真實的情況是，在漫長的歲月裏，經過文明之火的浸潤，經歷無數個黃帝的努力，這個部族越來越壯大，最終實現了三族共和，成為天下共主。距今3000多年前，在黃河中游，在黃帝主導下形成了由若干部落集團逐步融合的核心，那就是我們的華夏。

 清楚了黃帝的身份，剩下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黃帝到底是哪裏人 ，這個黃帝羣體來自哪裏。哪裏才是黃帝的“軒轅之丘”。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仗。遍佈各地的黃帝陵、黃帝祠、黃帝城、軒轅廟以及一切和黃帝有關的人文古蹟都在訴説一個事實，在這一問題上人們已經感到手足無措。黃帝到底來自哪裏，已經成為千古懸疑。

 通過古代人類活動的遺蹟發現和解析歷史是近代研究歷史的最佳手段。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在東北紅山文化的挖掘中人們發現了黃帝部族在這裏的身影。不僅黃帝部落，甚至後來的殷商文明，其起源和活動都能夠在這裏找到無可質疑的痕跡。這使中國史學界開始將目光轉向北方地區，在這裏尋找中華文明的曙光。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紅山文化的挖掘彌補了中國5000年曆史只有4000年考古發現的缺陷，使中國擁有了真正豐滿的5000年文明史。“中華文明新曙光”在紅山文化區特別是牛河梁遺址上的璀璨，釋放了中華民族的尋根情結。5500年前充滿宗教神秘感的C形玉雕龍是迄今為止的中華第一龍。牛河梁女神被考古學界共同尊崇為“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共主”。黃帝部族的圖騰除了龍之外分別是熊龜鳥，這些圖騰玉器在這裏均有出土。特別是牛河梁積石冢裏手握非至尊王者不可僭越的玉龜且身邊有大量隨葬玉器、“一人獨尊”的神秘老人更被共同認定為就是“黃帝”羣體中的一員。這一結論迅速成為考古學界的輿論主流。當代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蘇秉琦先生對此作出“《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的結論，十分罕見的獲得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主體認同。從紅山文化區——河北涿鹿——太原光社地區——陝西——河南，這條遷徙路線上的歷史遺存給予的提示今天已經足夠清晰。

 黃帝來自東北，黃帝正是在這裏走來，追隨他身後的人羣是歷史上華夏族人的祖先之一。中華民族正是在這裏由文明初曙走過文明時代的門檻。一時間，一團亂麻般的混沌變得豁然開朗，精彩紛呈起來。穿越幾千年的迷霧，文明足跡時斷時續的愈加真實。

 古史傳説和考古發現共同印證了“紅山文化屬於黃帝族早期文化”這一事實。《魏書·帝紀》所記“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等載錄正在與今日的考古成果不斷重合。

 《北史•卷一》記載：“魏（北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 1980年大興安嶺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的發現證實大鮮卑山就是大興安嶺。鮮卑族自稱為黃帝兒子昌意的後裔至少在這一點得到了證實。

 《禮記•樂記》清楚的記載着“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説明在周武王時期，至少紅山文化區域的薊地仍然是黃帝后裔的采邑。

 胡三省批註《資治通鑑》時明確指出：朝陽“城東九十里，棘城，即顓頊之墟”。棘城在今天的遼寧省朝陽市東，錦州市義縣城北。這裏正是紅山文化核心區。這位顓頊即是後來的五帝之一。他是黃帝的孫子，昌意的兒子，又稱為高陽氏。屈原自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正是這位高陽氏的後裔。如果屈原不存在某官場中那種大規模履歷造假的問題，那麼他的祖籍就是東北。

 昌意的後代，有一個叫王儉的人。他於公元前2333年，在遼東建立了古朝鮮王國。成為朝鮮人的祖先。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基礎，商朝滅亡後，箕子率領族人北上東進，才能夠在朝鮮半島上建立箕子王朝。正是有這樣的糾葛，我們那位美容手段高超的鄰居，才宣稱大半個中國都是他們的。

 有史以來皇權操控下“黃河文明”一元論的古史框架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考古顛覆性的成果證明了中華文明誕生於紅山文化。黃帝是東北人，早期華夏人的主體之一誕生於東北已經成為無可辯駁的結論。奇怪和令人不解的是，面對這一成果，20多年過去了，官方對此一直語焉不詳，而歷史教科書仍然還在沿用近百年來被衝擊得七零八落的古史體系。

 與此同時，各種紀念活動正在以令人瞠目的態勢和規模展開。一時間，傳説與歷史齊飛，神話與現實共舞，頗有“沒有神，就造一個神出來”的氣概。文化自信的基礎首先是真實，只有真實才能夠詮釋歷史。歷史就是與現實的對話，正是歲月深處的力量鼓盪着我們今日的精神。而這一切的首要前提只有兩個字，那就是真實。缺乏真實基礎的盲目膜拜，最後的結果只能是造就一個大號的白蓮教。歷史不是文學創作，嚴謹是歷史研究的唯一精髓，它的終極目的只能是還歷史本來面目。

 近百年來，特別是牛河梁遺址的發現，紅山文化正在激盪着史學界的激情。黃帝族在東北地區的活動正在成為研究的熱點。很多研究成果確認，黃帝族並非起源於陝甘或中原，而是燕山以北地區土生土長的一個部族。這些研究同樣存在着極大的偏頗。不解決這些問題，極有可能再一次在起點上走入謬誤。

 這種簡單的把黃帝部族看成是紅山文化區土生土長的原始部族，仍然是用現代的視野看待5000多年前的人類，思維的起點仍然是希望藉此得出中華文明的原生性結論。除了地域不同之外，這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同古史框架中黃帝族起源於陝甘和中原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這種對於民族構成進程結論在先、由果導因的認識論一直都是中國歷史研究的最大弊病。

 越是氣度宏大的歷史時代，越具有正視一切，俾睨天下的大國襟懷，整體的民族認同越容易得到實現。無論中國的先民來自哪裏，經歷過什麼樣的族羣演變，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最古老且又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是中國這塊土地的衍生品。它的文明形態的原生性無可質疑。為了這樣一個其實不需要爭論的問題，就一定要把黃帝打造成哪裏的“原住民”，是很愚蠢的削足適履。説的刻薄一點，這是典型的小國寡民的窮酸思維。

 司馬遷的黃帝“逐水草而居”、“遷徙往來無常處”的記錄使後來的很多人認為黃帝是遊牧部落的首領並引發了一直迄今的爭論。但是如果注意到紅山文化區黃帝族羣的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是從事農業，飼養家畜，兼事漁獵；如果注意到牛河梁古國的城市建設；如果注意到司馬遷記錄的黃帝在涿鹿築城、“時播百穀草木”，就一定不會把黃帝説成是一位純粹的遊牧族羣首領。一個進入定居農業階段的族羣整體完成走入遊牧業的蜕變也很難令人想象。但是黃帝族羣的生產方式當中應當包括遊牧業。遊牧業在黃帝部族中是定居農業的一個分支，並非生產方式的主幹。這一點即使在後世甚至直到今天的東北仍然沒有變化。

 在沒有更多的文獻特別是考古證據出現之前，只能讓黃帝是否是遊牧部落首領的爭論繼續飛下去。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黃帝部族是一個一直向前移動的族羣，從東北到華北到中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紅山文化區就是這些先民們成長的原點和出發的起點。如果紅山文化區也僅僅是他們遷徙路線上的一處“中轉站”，那麼這個族羣來自哪裏才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

 遺憾的是，無論是一元化的古史觀，還是在接受多元一體化中華文明的今天，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都乏善可陳。我們寧可花費巨資打造預設結論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我們生命的來路卻缺乏關注的目光。

 應該把目光越過紅山文化區，投向更遠處的大興安嶺和西伯利亞，投向歐亞大草原的東部。近些年來俄羅斯西伯利亞考古成果令人興奮。在這條後世的絲綢之路上面，發現了萬年前後的新人類活動和文化交流。這裏青銅時代的薩滿教、被研究者認定同中國寧夏大麥地巖畫、內蒙古陰山岩畫同出一源的西伯利亞巖畫、刻有漢字的瓦當、銅首輔銜環、1000多年前的中國城，等等等等。都説明這裏同中華民族北方族系及其文明有着一種親切和神秘的關係。中國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發掘出距今9000年前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隨葬玉器，在時間上遠遠超過紅山文化區。釐清這些人類歷史刻度同紅山文化、中華文明的密碼和內在聯繫，歷史天空中的留白將會大大的縮小。

 一幅黃帝部族的遷徙路線圖若隱若現。滄海桑田，幾萬年前蒙古大內海的乾涸使居住在內海周圍的人類開啓了“畢路藍縷，以啓山林”的艱難遷徙。其中一隻人數眾多的原始人羣到達了歐亞大草原的東部。大約一萬年前，這些進入新石器時代的人羣由於物質文化手段的豐富，在温度或其他威脅到生存的情況下，他們沿着貝加爾湖，跨越大興安嶺和黑龍江，經過長期的跋涉，在遼西、蒙東、京津地區點亮了“中華文明新曙光，創造了以龍圖騰為主要特徵的紅山文化。其後又沿着張家口、太原、陝西、河南這條路線到達黃河下游地區，最終形成了以黃河文明為主幹多元一體化的中華文明。或許最終的考古成果告訴我們，這條路線上不僅有黃帝部族，還有中華民族北方族系幾乎所有的民族的身影。

 用現代科學手段解析歷史來看，OAB血型基因中B型血的蒙古利亞人種就是這場大遷徙的先民的後代。這些人集中在在東北、西北和華北，都是黃帝的後人。這一方法形成的OAB三大人種匯聚中原的推論最起碼在解釋黃帝部族遷徙的腳步上更加接近真實。

 黃帝是不是東北人並不是問題的關鍵。黃帝作為中華民族共同始祖和精神圖騰，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中華民族是以中華文化為紐帶形成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和血緣的關係不大。從血統和文化上看，漢族本身也不是一個單一民族。文化色彩濃厚的中華兒女相比偏重血緣的“炎黃子孫”要顯得更加科學。今天的‘中華民族’一詞普遍受到全體華人的情感接受和心理認同，具有最大限度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其根源就在這裏。我們要做到的就是貼近歷史的身軀，傾聽他真實的脈搏，將樸素的膜拜轉換成理性的信仰，最終成為歷史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