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夏成｜生病的韓國資本主義_風聞

編者按：

韓國青瓦台於3月4日提名前任青瓦台政策室室長張夏成為新任駐華大使。張夏成是韓國經濟學家，力主改革財閥。在本文中，張夏成認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韓國資本主義同樣存在着收入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日趨加劇、經濟發展卻無法創造就業機會的無就業增長的問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縮小收入不平等方面，韓國政府決心不夠，制度性建設不足，收入再分配政策沒有辦法很好地貫徹。同時韓國還出現低就業率與低失業率的畸形狀態，究其原因，是弱勢羣體（低學歷就業者、女性與高齡就業者）被排斥在就業陣營之外，社會兩極分化加劇。

本文作者站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的角度審視韓國經濟發展，儘管指認出了韓國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但這種市場神話依舊需要警惕。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韓國公佈的26名部長、副部長級高官的資產情況中，張夏成以總資產93.2億韓元位居榜首。

本文節選自《韓國式資本主義》一書，本次推送內容轉載自公眾號“比較”。

張夏成（資料圖）

韓國資本主義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一樣，收入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日趨加劇，存在經濟發展卻無法創造就業機會的無就業增長等持續惡化的問題。而無就業增長將在很大程度上使國家的收入分配改革計劃陷入“空轉”狀態，貧富差距不僅不能縮小，反而很有可能會被進一步拉大。

不僅如此，韓國資本主義發展甚至存在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不具備的諸多問題，比如：市場競爭結構極度不公平；社會財富和經濟支持向財閥集中傾斜；臨時性勞動者和個體經營勞動者比例嚴重過高，僱用就業結構極度不穩定。與此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福祉出現倒退的今天，韓國才剛剛開始重視社會福祉問題；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的政府開始縮減政府對自由市場的調控，韓國卻在實行計劃經濟。 

總之，韓國不存在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競爭市場。 

因此，韓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也大不相同。如果説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是以充分市場競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的產物，那麼，韓國的問題則來自不能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不是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派生了諸多具有韓國特色的問題。 

在本書中，筆者將對韓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進行説明，並闡述韓國式資本主義與美國、歐洲的充分市場自由式的資本主義有何不同。在此之前，筆者將首先向大家呈現韓國式資本主義目前的真實面貌。

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敗

- 日益惡化的收入不平等 

韓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一樣，不可避免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如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經濟發展卻無法創造就業機會，無就業增長現象嚴重，僱用與就業的結構惡化、質量低下。比如，用基尼係數衡量的韓國收入不平等現象自1990年以後的20年間呈現持續惡化的態勢。1997年外匯危機以後，韓國的收入不平等開始急轉直下，2000年之後韓國經濟逐漸走出外匯危機的陰影，但收入不平等現象依然持續惡化。 

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收入不平等加劇不僅惡化速度快，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亦居於高位。以可支配收入為基數的OECD的統計顯示，韓國的收入不平等情況在OECD國家中屬於中等水平。

但是，在上述OECD對韓國收入的統計資料中，富有階層的收入存在漏報及低報的現象，如果將上述因素考慮進去，根據有關資料顯示韓國與美國一樣，屬於收入不平等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儘管不同的研究資料中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不可否認，1990年以後的20年間，韓國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升高大約60%。從貧富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韓國的收入不平等依然比其他國家偏高。以可支配收入為基數，最頂端10%的收入為最底端10%的收入的4.8倍，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八位。最頂端20%的收入為最底端20%的收入的5.7倍，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九位。

收入比例最大的部分為勞動收入，即工資收入。韓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擴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貧富階層間工資收入的不平等擴大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勞動力工資收入不平等成為收入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也屬於勞動力工資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國家。OECD國家中，韓國是全職正式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不平等水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從全職正式勞動者的總收入分佈來看，2011年韓國的工資收入水平最頂端10%的收入為最底端後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三。2000年，最頂端10%的收入還是最底端10%的收入的4倍，2005年就擴大到4.5倍，之後一路攀升，從2010年的4.7倍擴大到2011年的4.8倍，可見工資收入的不平等呈現逐年擴大的態勢。另外，低於中間工資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羣佔全部勞動者的25.2%，這一比例與美國相當，在OECD國家中比例最高，且該比例在2000年以後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直接原因雖然是勞動工資收入的不平等，但深層次的原因在於韓國改善這一問題的努力不足。不僅縮小收入不平等差距的制度性建設薄弱，而且政府的決心不足，在對策與措施方面行動不積極。收入再分配政策無法得到貫徹執行，這一結果反映在居民收入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貧富差距，換句話説，居民收入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貧富差距表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敗。居民收入是指勞動工資收入、利息及其他投資收入共同組成的財產收入的總和。 

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響市場容量的大小，市場容量一方面受制於宏觀經濟狀況，另一方面受國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費政策的影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居民收入中扣除税收之後，再加上年金、政府補助、福利待遇等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費與購買力的源泉。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的是政府的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後的收入。韓國相對於OECD其他國家，基於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入不平等比基於居民總收入的收入不平等嚴重得多。 

雖然OECD的統計數據存在富有階層收入的漏報和低報現象，但是這些數據足以説明，韓國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未能像其他國家一樣緩解收入不平等。

- 擴大的兩極分化 

與收入不平等問題一樣，韓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亦非常嚴重。為了更好地認識貧富兩極分化現象，有必要首先認清收入不平等與貧富兩極分化在概念上的區別。收入不平等反映的是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傾向某個特定階層（尤指上層）的分佈情況，而兩極分化指的是隨着收入分佈集中傾向上層或下層某一方面，從而造成中產階層規模縮小的現象。居民收入不平等情況嚴重，不代表貧富兩極分化現象一定嚴重。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兩極分化有可能同時加劇，在一定情況下也有可能得到緩解。 

兩極分化問題之所以和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同樣重要，是因為兩極分化指數高意味着中產階層縮小，收入向上層和下層兩個極端分化。兩極分化指數如果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可以使經濟和社會發展保持必要的生機和活力，最終使廣大民眾走向共同富裕，但不合理的貧富極化只能引發尖鋭的社會矛盾和對抗，影響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總之，貧富兩個階層的差距增大意味着社會矛盾和社會的不安定風險增大。 

韓國的兩極分化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不是非常明顯，20世紀90年代亦保持在平穩水平，直到1997年外匯危機爆發之後，兩極分化才開始急劇惡化。尤其是1998年，受到外匯危機的直接影響，中產階層急劇縮小，上層與下層的分化現象進一步凸顯。 

21世紀以來，韓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繼續擴大，2000年上半年，貧富兩極分化的速度開始進入快車道，超過收入不平等惡化的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現象亦屬嚴重。最終韓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帶來的結果是，2000—2010年，韓國的中間收入階層減少5.8%，這意味着中產階層比例減少11%。從中間收入階層的移動情況來看，在減少的中間收入階層中，62%下降為低收入階層，38%上升為高收入階層。 

在韓國如此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中，工資收入的兩極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兩極分化與經濟發展變化情況無關，持續呈現擴大的趨勢，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明顯特徵。換句話説，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並不能隨着經濟發展得到解決，形勢非常嚴峻。在經濟好轉或發展的大背景下，民眾卻逐漸變身為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事實足以威脅到現有的體制，由此導致社會矛盾尖鋭、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也便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了。

“三無”增長：

無就業、無工資、無分配 

- 無就業增長 

前面提到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兩極分化同時加劇，而這種惡化與經濟發展的好壞並無關係，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為冰凍三尺之功，而非一日之寒，它們屬於結構性的問題。收入不平等與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併發的表面原因是就業崗位的提供與經濟發展無法同步。深層次的原因為經濟發展成果未能得到公平分配，分配製度與福利制度建設薄弱。經濟發展體制不能作為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只能將其視為改善生活條件的手段與過程。 

改善生活條件首先必須有收入，而收入的保障便是就業崗位的提供。只有資本家階層才可以不依靠就業崗位生存，而我們無法指望極少數的資本家來確保體制的正當性。經濟發展與就業是相輔相成的，隨着經濟發展，就業崗位需要增加，而只有就業崗位增加了，經濟才能得到長足持續的發展。 

韓國的就業崗位不僅未隨着經濟的發展而增加，就業供給效率反而比過去大幅下降。1997年外匯危機之後，韓國經濟雖然取得了持續發展，但進入21世紀以來就業率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在韓國“無就業增長”已成為既定事實。從理論上來説，經濟發展與就業增加不存在一一對應的必然關係。經濟發展不僅僅是勞動與資本投入的結果，還包括技術發展與革新等因素帶來的發展，因此僱用和就業並不會與經濟發展呈現比例上的增長關係。 

曾有研究指出，韓國的就業增長率低的原因在於經濟增長率本身比過去低。也有研究針對韓國的就業增長率減速是否比經濟增長率減速還要嚴重提出疑問。不論何種情況，韓國在OECD國家中就業率偏低，而且在過去經濟發展的十年內就業率長期處於停滯狀態，20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發展提供就業崗位的動力開始持續大幅下降，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就業問題，韓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呈現某些特定的特徵。除了外匯危機時期，韓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屬於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從OECD國家失業率的排名來看，最近韓國的失業率再刷新低。如果僅以低失業率為標準進行社會問題的分析，那麼似乎對失業率最低的韓國來説，就業問題不應該成為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韓國的情況非常特殊。 

韓國的就業問題依然是重要的經濟問題之一，因為在韓國不僅失業率低，就業率也偏低。在OECD國家中，韓國的就業率在過去十年中一直處於中等偏下的水平。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韓國的失業率和就業率全部偏低是一種矛盾的狀態。失業率低説明找不到工作的民眾佔比小，而就業率低説明已經就業的民眾佔比低，換言之，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大卻沒有去工作，這是一種極度不正常的狀態。 

如果説有很多韓國人明明可以輕易地求得就業崗位卻不去努力工作，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韓國社會競爭激烈，人們生活節奏快，工作時間長在世界上是公認的，因此上述假設是空穴來風，反而應該説韓國人的勤奮是世界一流的。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對於意向就業者來説，不是因為這個羣體的人數少，恰恰是因為就業崗位不足或者就業成功的可能性小，因此沒能加入就業的陣營。

比如女性就業者、低學歷就業者、高齡就業者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比起被排除在就業陣營之外，也許他們寧願選擇不去就業。另外一個原因，政府公佈的失業率數據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甚至在外匯危機時期，伴隨着大量企業破產，大量勞動者被解僱，露宿街頭的流浪漢隨處可見，面臨如此嚴重的失業問題，韓國在OECD國家中的失業率排名竟然還是中間水平。

韓國在經濟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間實現了經濟發展的“漢江奇蹟”，但1997年底外匯危機爆發使韓國經濟全面下降。此次外匯危機不僅是因為韓國經濟停滯、經常收支逆差等實體經濟的惡化，而且是東南亞外匯危機、國際金融資本新興市場脱離等外部環境要素的變動、政府應對危機管理能力不夠和老百姓的泡沫消費等多種原因所導致的結果。 

同時，韓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政治、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危機也是從根本上導致此次外匯危機的原因之一。外匯危機期間出口停滯，出口產品對外競爭力下降，對出口依存度高的韓國經濟遭受重挫，大型企業連續倒閉，發生了所謂的產業危機。

由於大型企業開始倒閉，外國的銀行和企業不再與韓國銀行和企業合作，要求償還貸款，結果不可避免地發生外匯危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企業與金融機構的連續破產造成大量勞動者失業。因此，筆者無法相信韓國政府關於失業率的統計數據。 

- 無就業的製造業增長 

失業率與就業率同時較低是一種非正常現象。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在OECD國家中非常高，過去十年的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6%，是OECD國家的平均值1.7%的兩倍，在34個成員中排名第七。即使在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之後，韓國的經濟年均增長率依然以2.9%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0.6%，位列第五。然而，韓國的就業率在過去十年僅增長了1.3%，在OECD國家中僅為中間水平。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韓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率增長是嚴重失調的，這説明韓國經濟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嚴重不足，就業形勢非常嚴峻。 

經濟增長不能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要從韓國的產業結構中尋找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業機會創造效率低的製造業在韓國佔比非常大，而且還有佔比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就業彈性係數是指每10億韓元規模的生產拉動的就業數，就業彈性係數水平主要取決於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動態作用。因此，一般説來，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效果越大，就業彈性係數就越高；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效果越不明顯，就業彈性係數就越低。 

當就業彈性水平較低時，即使經濟保持高增長，也不一定會對就業有較強的拉動。韓國2011年製造業的就業彈性係數為5.5，服務業為11.5，即每10億韓元的生產規模帶動的就業人數分別為5.5名與11.5名。顯而易見，服務業的就業創造效率和就業彈性水平是製造業的兩倍。在韓國，傳統的製造業是創造就業機會的原動力，但是這不僅需要製造業本身增速快，還需要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增速更快，這種原動力才能持續。 

在不發達國家，服務業之所以發展緩慢，一是由於人們普遍認為服務業是一種浪費，二是由於經濟上對服務型產品的消費能力不足。在韓國，原本傳統制造業的就業彈性水平就低於服務業，在過去十年間，傳統制造業的就業彈性水平與服務業相比降幅更大。 

然而，韓國的產業結構與十年前相比，就業彈性水平低的製造業在GDP（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有所增加，而就業彈性水平高的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反而略有下降。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後，雖然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有所增加，但其就業拉動結果卻並沒有明顯變化。與此相反，在GDP中佔比降低的服務業卻增加了就業拉動。金融危機之後服務業出現的此種現象，意味着質量低下的就業崗位增多。 

韓國製造業在GDP中所佔比例為33.8%，在34個OECD國家中排名第二。日本製造業在GDP中所佔比例為21.9%，美國為16.2%，德國為26.2%，可以看到韓國製造業佔GDP的比例非常高。也有一些主張認為由於所謂的“製造業同質化”，一部分製造業正在漸漸消失，這是造成製造業不能創造就業機會的原因，然而這種説法比較牽強。即使製造業再增加，其就業拉動效果也很難讓人期待。 

與此相反，就業拉動效果明顯的韓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非常小。2011年韓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為57.6%，在OECD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而日本服務業在GDP中所佔比例為71.4%，美國為78.8%，德國為68.3%，均遠遠高於韓國的水平。其他國家服務業的比重增加，而韓國卻呈現製造業比重增加的趨勢，這種問題被稱作“無就業增長”，而無就業增長是產業結構的必然產物。 

在韓國人的經濟意識中，根深蒂固地認為製造業是第一位的。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起步階段，韓國製造業像海綿吸水一樣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製造業的就業創造水平處於正常狀態。但是隨着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製造業仍然佔比很大的情況便違背了經濟發展的正常規律，因為這可以導致就業層面的“動脈硬化”。 

一般性的規律是，隨着經濟發展，尤其是進入成熟期後，服務業便會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在韓國這種現象被稱為“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經濟學中將這種現象稱作“經濟服務化”。經濟服務化是工業化高度發展階段以後產業結構的一種轉變過程，表現為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超過工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因此，經濟服務化又稱為第三產業化。隨着產業規模及結構升級，各種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必然要從農業流向製造業，進而再向服務業轉移。而服務的擴大達到一定的規模和程度，即一國的服務業在GDP中的產值和就業人口中的比例均超過一半以上並不斷增加，就表明該國進入經濟服務化階段。

經濟服務化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徵。不管人們談論知識經濟也好，服務經濟也好，或者是軟性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等經濟形態，都包含有經濟生活的服務化變革這一層含義，這是人類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所必然產生的一種現象，是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

在經濟服務化現象的背後，既有製造業本身具備的相對生產性增加，也有消費的大眾化作用，即生產性增加的製造業反而就業減少，在製造業就業中減少的勞動力被服務業大量吸收。當然，這種情況的前提是製造業創造的高附加值可以轉化為服務業的消費能力，即把製造業中掙到的錢花到服務業中去。取得經濟增長不是終極目標，而僅僅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居民家庭總收入隨着經濟發展有所增長應該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但是，這種結果只有在生產高附加值的製造業的發展與消費實現轉化，財富實現再分配時才會成為可能。 

如果只有製造業實現單方面增長，而這種增長未能向經濟的其他部門傳導，那麼經濟便只能處於一種不均衡狀態。在這種不均衡狀態下，財富的再分配則通過製造業從業者的工資收入增長或政府制定財富再分配政策將製造業成果向其他部門轉移的方式來實現。那麼，韓國製造業實現的增長和創造的高附加值真的對韓國整體經濟做出貢獻了嗎？ 

- 無工資收入增長 

與“無就業增長”並肩齊名，韓國經濟中存在的又一嚴重問題是“無工資收入增長”。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韓國雖然實現了經濟增長，但是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收入卻長期停滯，陷入“無工資收入增長”結構狀態。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間，韓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3.8%，但居民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率僅為2.1%；韓國經濟整體增長了45.6%，但居民實際工資收入卻只有經濟整體增長率的一半，為23.2%。經濟增長與工資收入增長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的五年間這種差距更為突出。 

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2012年這五年的數據顯示，韓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2%，而實際工資收入增長率僅為0.5%。最終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五年裏，韓國經濟增長了17%，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增長僅停留在2.5%，勞動者們逐漸被排除在享受經濟增長成果的陣營之外，而這種結構已發展成為常態。

韓國居民工資增長水平與單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之間也呈現出差異。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間，人均GDP增加了38.8%，年均增長率為3.3%，但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僅為2.1%。2007年到2012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五年間，人均GDP雖然增長了13.7%，但實際工資僅增加2.5%，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國家經濟取得發展的同時，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卻沒有增長的事實，意味着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在勞動者之間實現分配。在國家經濟整體得以發展，單位人口居民收入有所增加的情況下，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收入卻處於停滯狀態的現象，被稱為“無工資收入增長”，站在普通勞動大眾的立場上，就不得不問到底國家發展經濟是為了什麼。 

另外，“無工資收入增長”並不僅僅是應該討論誰拿走了經濟發展果實的分配問題。正如前面提到的，經濟發展成果在市場參與者之間均衡分配的問題，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分配本身，不能簡單地在分配概念的層面為了分配而分配，而是應該將分配作為實現持續性、增長性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只有實現了與經濟發展成比例的增長，市場需求的增加和投資拉動的就業機會才能夠得到保障。 

這一點在後面將進行詳細論述，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不能隨着經濟增長而增長，企業的收入實現增長，但是增長的企業收入又沒有全部轉化為再投資。總之，經濟發展成果應作為工資收入進行分配，從而釋放消費需求，而且新的需求又拉動新的投資，只有實現這種良性循環，經濟才有可能取得持續性、增長性的發展。

- 無分配增長

經濟取得增長意味着企業創造的附加值增長。因此，工資收入沒有隨經濟增長而增長的事實應該被看作企業創造的附加值在分配時流向勞動者的份額減少。國民核算是國民收入和產出核算的簡稱，是測量GDP的基本方法和框架。勞動收入分配率的概念是對國民統計數據的補充，一項勞動收入分配率的研究表明，韓國的勞動收入分配率在過去十年呈現持續減少的趨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1975年有統計數據以來，最近幾年的勞動收入分配率達到歷史新低。1998年韓國勞動收入分配率為80.4%，2000年下降到75.4%。發生金融危機的2008年，下降到70.9%，2011年和2012年分別下降到67.6%和68.1%，為1975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有研究在統計方法上與上一研究略有不同，將個體經營者的收入中一部分補充為勞動收入，基於上述統計方法的研究結果顯示，韓國勞動收入分配率自1990年持續下降，最近勞動收入分配率下跌到2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由於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收入不能隨着經濟增長而增長，勞動收入分配率走低，最終反映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任何提高。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經濟增長率和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之間的差距過高，而且該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韓國在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間，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8%，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8%，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比經濟增長率平均低2.0%。十年間經濟增長了45.6%，居民家庭收入僅增長17.1%，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五年間也面臨着同樣的情況，經濟增長了17%，但實際居民家庭收入不到經濟發展水平的1/3，僅增加了5.3%。 

韓國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與國家經濟增長率之間的落差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五。2001年到2012年的數據顯示，26個成員中有12個國家出現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高於國家經濟增長率的情況，另外14個國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低於國家經濟增長率。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進入停滯狀態，26個OECD國家中16個國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高於經濟增長率，金融危機發源地美國和英國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率也遠遠高於經濟增長率。儘管全球金融危機對韓國的影響小於其他國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速度不成比例的現象反而尤為嚴重。 

一般來講，老百姓在生活條件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將會有能力擴大存款或投資等金融資產。因此隨着經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勞動收入所佔比重降低，資產收入比重增大是必然發展方向。但是，韓國的情況值得關注，居民收入雖然有所增加，但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過程中對工資性收入的依存度不降反增。 

2012年勞動性收入佔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為86.3%，這一數據甚至高於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勞動性收入佔居民家庭收入高比例説明大部分居民在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無法積累並形成財產，基本的吃穿用度依然不得不依靠工資性收入來維持。通常一個家庭有一名以上的家庭成員通過就業賺取勞動性收入，而且多名家庭成員就業的情況越來越多，但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雖然略微高於工資收入漲幅，但遠遠達不到國家經濟整體增長的幅度。 

由於勞動性收入佔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高，“無工資收入增長”與“無分配增長”便會持續下去，從而居民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便成為理所當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