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羅奔尼撒戰爭的?_風聞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從前431年一直持續到前404年，期間雙方曾幾度停戰，最終斯巴達獲得勝利。這場戰爭結束了雅典的經典時代，也結束了希臘的民主時代，強烈地改變了希臘的國家。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參加了這場戰爭，其戰場幾乎涉及了整個當時希臘世界。

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的事件，該紀錄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分析了這場戰爭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對歐洲的歷史學具有先驅作用。修昔底德之後，色諾芬在他的《希臘史》中延續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記錄了前411年後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人並不稱這場戰爭為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個名稱是後來的人取的。修昔底德本人稱之為“伯羅奔尼撒人與雅典人之間的戰爭”

原貼：http://whis.cssn.cn/sjs/sjs_sjgdzgs/201801/t20180126_3829427.shtml

　　內容提要：按照修昔底德的説法，“伯里克利戰略”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議的、雅典城邦採納的戰爭策略。其要點是，避免陸上決戰，掌控盟邦，戰時不要擴張勢力，不要採取危險行動；做到這些，雅典將輕鬆贏得勝利。19世紀末以來，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真實的“伯里克利戰略”與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戰略”存在很大的差異：沿海襲擾戰術帶有很強的攻擊性，雅典的財政經得起較長時間的消耗戰，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阿提卡有騎兵和要塞的保護，波斯的金錢資助彌補了斯巴達的弱點，得摩斯忒涅斯的戰略更能奏效。總之，伯里克利的戰略總體上是防禦性的，但具有相當的進攻性，屬於積極防禦的戰略。修昔底德的認識出現偏差有多種原因。未來的研究要繼續選取新視角，並從作者的觀點(體現於其評論、分析和擬定的演説詞)與其所記史料相互牴牾之處着手。

　　關 鍵 詞：“伯里克利戰略”/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伯羅奔尼撒戰爭

　　標題註釋：本文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修昔底德陷阱’與公元前5世紀希臘國際關係研究”(15YJA770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何元國，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何元國(1966- )，男，湖北應城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

　　公元前431年5月下旬的一天，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大軍在斯巴達國王的率領下入侵阿提卡，開始踐踏其土地。土地上的雅典人聽從了將軍伯里克利的建議，早已舉家遷入雅典城內，此時堅守不出。作為回擊，雅典人派出100艘戰艦襲擾伯羅奔尼撒等沿海地帶。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雅典人採取的這一避免陸上決戰、出動海軍襲擾對方的策略被西方學術界稱為“伯里克利戰略”(Periclean Strategy)。這是一個揚長避短的高明戰略?還是一個缺乏進取心、收效甚微的戰略?甚至是導致雅典最後失敗的禍根?19世紀末以來，學者們為此爭論不休，討論不斷深入。這個問題還關係到修昔底德對於這場戰爭的理解，是整個“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中的關鍵問題之一。對此，國內學術界鮮有涉及。這篇小文將首先交待其由來，然後從沿海襲擾戰術、雅典的財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禦、波斯的資助和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①的將才等視角，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最後提出幾點思考。期望引發學術界的關注。

　　一、“伯里克利戰略”的由來

　　戰爭前夕，雅典人有沒有制定出一個全盤的戰略?對此，修昔底德並未明言，更沒有專門闡述，而是通過其記述陸續透露給讀者一些信息。在戰前的演説中，伯里克利建議：

　　現在，我們必須以最接近島民的立場考慮問題，拋棄土地和房屋，在海上和雅典城設防；同時，不要因為土地和房屋而被伯羅奔尼撒人激怒，從而與之列陣作戰，他們在人數上佔有很大的優勢……(1.143.5)②……如果你們願意在戰爭期間不拓展帝國的範圍，不主動招惹禍患，我相信我們將最終勝出……(1.144.1)

　　在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軍隊入侵阿提卡的前夕，修昔底德又以間接引語的形式記錄了伯里克利的主張：

　　對於當前的局勢，他重複了自己以前的建議，即做好戰爭準備，將城外的財物撤回城內，不要出城列陣作戰，而要入城防禦，準備好他們的強項海軍，置盟邦於掌控之中。他解釋説，雅典的力量來自盟邦繳納的貢款；一般來説，戰爭的勝利既靠智謀，又靠金錢的儲備。(2.13.2)

　　在對伯里克利的蓋棺論定中，修昔底德又引用了其原話：

　　他説，如果雅典人耐心應對，照料好自己的海軍，戰爭期間不擴張自己的帝國，不做威脅城邦安全的事，就能最終勝出。(2.65.7)

　　概括起來，“伯里克利戰略”的要點是：避免陸上決戰；保持海軍實力，牢固掌控盟邦；戰時不要擴張雅典的勢力範圍，不要採取給城邦帶來危險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高度認同伯里克利的戰略計劃，他認為雅典最後的失敗應歸咎於伯里克利的繼任者們“反其道而行之”(2.65.7)，如果按照其計劃行事，“只對付伯羅奔尼撒人，獲勝就易如反掌”(2.65.13)。在雅典，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伯里克利身為雅典將軍(戰爭爆發後2年6個月染瘟疫去世)，其建議只有被公民大會採納才能變成城邦的決策。但伯里克利不是普通的將軍，而是“一言九鼎”的雅典“第一人”(2.65.8；9)。因此，把這一戰略計劃稱為“伯里克利戰略”是有道理的。

　　二、沿海襲擾戰術與“伯里克利戰略”

　　早在1890年，“伯里克利戰略”就引起了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的注意。這位德國軍事史家把這個戰略與“七年戰爭”(1756-1763)中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戰略進行了對比③。他認為，二者同為“消耗戰”，即沒有決戰的戰爭。在1900年出版的《歷代兵法史》第1卷中，他分析道，雅典人的陸軍與對手相比太弱，必須放棄阿提卡，任由敵人蹂躪；海軍則封鎖敵海岸，摧毀敵貿易，突然登陸襲擾敵鄉村，造成與敵在阿提卡相當的破壞。要絕對避免決戰，堅持打消耗戰。最後看誰首先無法忍受痛苦，筋疲力盡。德爾布呂克肯定了此戰略，讚揚了伯里克利的魄力。但他也指出，消耗戰摒棄決戰，也伴隨着危險——指揮員可能會謹小慎微，不敢利用稍縱即逝的機會進行冒險行動。這是對伯里克利戰略的委婉批評。德爾布呂克同意修昔底德觀點，認為伯里克利的繼任者完全忽視了其忠告，在皮羅斯大捷後，四處出擊，最後導致失敗④。

　　德爾布呂克是一位軍事史家，並不以研究希臘史見長。與其同時代的一批古典研究者(classicist)，如英國學者格羅特(G.Grote，1794-1871)、德國學者邁爾(E.Meyer，1855-1930)、英國學者格倫迪(G.B.Grundy，1861-1948)、德國學者貝洛赫(K.J.Beloch，1854-1929)、美國學者芬利(John H.Finley，Jr.，1904-1995)分別於1888年、1899年、1911年、1927年和1942年論及伯里克利的戰略。他們大體上都認為此戰略是防禦性的、保守的⑤。造成這種普遍看法的原因是，從修昔底德的記述來看，在阿提卡，雅典人完全取守勢；而從海上對伯羅奔尼撒等地沿海地區進行的襲擾似乎效果不佳，所造成的破壞遠不如敵人在阿提卡平原的破壞(鄉村居民全部撤入城內，引發大瘟疫，約1/4的雅典人病死；城外大量土地遭到踐踏等等)。隨着時間的流逝，雅典一方在此消耗戰中逐漸處於不利地位。如果結果是這樣，伯里克利的戰略豈不是毫無取勝的希望?修昔底德何以對此戰略讚揚有加?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評價這一戰略中的沿海襲擾就是問題的關鍵了。1945年，韋斯特萊克發表論文指出，修昔底德對這類襲擊着墨甚少，容易讓人覺得它們無足輕重，但他細心記載了，實際上其規模是不小的⑥。第一次行動發生在前431年6月末，敵人尚在阿提卡，有100艘戰艦，搭載1000名重甲兵、400名弓箭手，還有來自科西拉的50艘戰艦，搭載為數不明的戰鬥人員。襲擊了拉科尼亞的墨託涅(Methone)、厄利斯的珀亞(Pheia)；奪取了阿卡耳那尼亞的索利翁(Sollium)和阿斯塔科斯(Astacus)；不戰而贏得了刻帕勒尼亞島(Cephallenia)(2.17.4；23.2，25，30)。這支艦隊返程時與伯里克利所率的陸軍會合，入侵、蹂躪了墨伽拉(Megara)的土地。兩軍合計有重甲兵1.3萬名，規模空前(2.31)。同年，以30艘戰艦出兵羅克里斯(靠近優卑亞島)，並在阿塔蘭忒(Atalante)建立了一個永久性據點(2.26，32)。次年6月末，伯里克利親率100艘雅典戰艦，搭載4000名重甲兵、300名騎兵，還有50艘喀俄斯和勒斯玻斯戰艦，在厄庇道洛斯登陸，四處蹂躪土地，差一點奪取了厄庇道洛斯城，還蹂躪了伯羅奔尼撒沿海的特洛茲頓(Troezen)、哈利厄斯(Halieis)和赫耳彌俄涅(Hermione)的土地，襲擊了拉科尼亞靠海的一個城鎮普剌西埃(Prasiae)；撤回後這支軍隊又立即出征波忒代亞(Potidaea)(2.56，58.1)。

　　修昔底德依照時間順序記錄了這些行動，但他顯然不清楚這些行動的目的何在。因為根據他的習慣，如果確實知道其動機，他會記下來⑦。首先，這些行動是為了封鎖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嗎?顯然不是。該半島海岸線漫長，對古代的船隻而言，許多港口都可以停泊。而且，當時的三層槳戰艦呈狹長型，滿載槳手等船員和戰鬥人員，不可能攜帶大量的淡水和食物，甚至連睡覺的空間都沒有。一般不能遠離海岸航行，夜晚還必須上岸宿營。那麼，是為了封鎖地峽嗎?雅典在墨伽拉南面的薩拉彌斯島(Salamis)和埃癸娜島(Aegina)均有駐軍，在科林斯灣的北岸有瑙帕克託斯作為海軍基地，確有封鎖地峽的架勢。但南北兩個方向此時都還不能有效封鎖，尤其是北面，船隻在夜晚可以貼着科林斯灣南岸輕易逃過雅典艦隊的監視。

　　皮羅斯戰役(前425年夏)後，皮羅斯(Pylos)這個要塞成為了斯巴達境內的墨塞尼亞人(Messenians)和希洛特逃亡的目的地和進行騷擾的基地⑧，給斯巴達人以沉重打擊。那麼，為什麼伯里克利不把在敵人土地上建立要塞作為行動的目標呢?伯里克利無疑考慮過這一招(1.142.4)，但在敵人土地上建要塞，守衞、增援和補給都是難題，當地居民會不會紛紛投奔也不好説⑨。

　　既不封鎖敵人，又不在其領土構築要塞，那麼沿海襲擊到底用意何在?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可以提振自己士氣，打擊敵人的士氣。阿提卡遭受蹂躪，雅典人怨氣滿腹，大家紛紛指責伯里克利(2.21)。此時襲擊其沿海地帶，既可報復敵人，又可以讓敵人沮喪。但是，作為將軍的伯里克利不希望自己的戰略只起到心理作用，一定有其軍事用意。韋斯特萊克分析道，伯羅奔尼撒經濟脆弱，半島大部糧食可以自給，但地峽地區需要從西西里、埃及和利比亞進口。僅沿海襲擊就可以讓這種貿易陷於停頓。不僅沿海地區會受到經濟損失，就是內地也會受連累(1.120.2)。經濟困難沒準會引發城邦內部的黨爭，親雅典的派別就有機會了，就像後來的墨伽拉那樣(4.66-69)⑩。前431年的沿海襲擊是試驗性的，次年便將重甲兵的人數從1000名增加到4000名，並用300名騎兵代替了400名弓箭手，目的是擴大蹂躪的範圍，提高蹂躪的成效。同時，沿海襲擊的時機選擇在敵人正撤離阿提卡，但尚未回國之時，留守軍隊(各邦軍隊的三分之一)數量不足且分散。而海軍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因此襲擊總是具有突然性，基本上每次襲擊時雅典人面對的只有老幼。若遇頑敵，打了就跑。這種戰術無風險、無傷亡、代價小。攻城拔寨，曠日持久且代價高昂，而養一支海軍本身開支巨大(11)。

　　韋斯特萊克最後指出，鑑於敵人在陸軍數量和品質上佔據絕對優勢，加上陸路從半島到阿提卡又沒有阻礙，雅典人同敵人硬拼是不行的，必須將自己的財政優勢和海軍優勢發揮到最大限度，這種戰略假以時日是可以起作用的，也許5-6年就可以達到目的。這就是伯里克利戰略的真正用意。可惜的是，由於瘟疫的爆發，伯里克利過早地放棄了這種戰略，其動機沒有顯露出來，修昔底德也就無從得知了(12)。

　　韋斯特萊克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伯里克利戰略中的“進攻性”，他讓我們看到，伯里克利在戰前所建議的僅僅是其戰略的總原則而已，而其中的細節沒有必要當眾講出來，修昔底德也就不知情了。不過，修昔底德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們怎麼僅靠其文本就能分析出來呢?這個問題留待下文。

　　韋斯特萊克的這篇文章影響不小。1949年，韋德-格里(H.T.Wade-Gery，1888-1972)為著名的《牛津古典詞典》所寫的條目“修昔底德”就持一種折衷觀點：伯里克利的戰略一開始是進攻性的，後來由於波忒代亞的叛離和瘟疫的影響，改為防禦性的；修昔底德作為伯里克利的仰慕者，不願承認這個戰略遭受失敗的現實，從而對後來許多事件的評判有失偏頗(13)。

　　50年代，美國學者錢伯斯支持韋德-格里的觀點，他列舉了雅典人戰前(約前445-431年)在北面色雷斯一帶的行動，還列舉了雅典人戰前在西面的行動(約前462-431年)，包括墨伽拉、埃癸娜、阿卡耳那尼亞、科西拉、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指出這些擴張行動極大地增強了雅典的勢力。因此，伯里克利的戰略顯然是攻擊性的，其目的是速勝。他不想要一場持久戰，因為他清楚盟邦一有機會就會叛離雅典，那就會危及雅典的財源，而伯羅奔尼撒人只靠身體和意志，不需要為大量槳手支付薪金，準備打一場持久戰。再説，在戰爭爆發時，伯里克利已經60多歲了，不情願讓城邦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去(14)。伯里克利是否改變了自己的戰略?修昔底德並未明言，但他承認瘟疫對雅典的打擊沉重，還仔細記下了圍攻波忒代亞的花費。我們頂多只能説，修昔底德沒有明顯注意到韋德-格里所説的戰略改變。鑑於他對伯里克利的崇敬，修昔底德是會接受這種改變的(15)。

　　到了60年代，德韋特發表論文《所謂的伯里克利的防守戰略》，認為此戰略從根本上説就是進攻性的，所謂防守戰略或者先攻後守都是沒有道理的。他指出，首先，沿海襲擾對伯羅奔尼撒的糧食生產是有影響的，這一點同韋斯特萊克的分析是一致的(16)。其次，在襲擾行動中，不僅蹂躪土地，還奪取了許多城鎮(有的不在伯羅奔尼撒)，如特洛尼翁(Thronium)、索利翁、阿斯塔科斯、刻帕勒尼亞和普剌西埃等。前430年那次攻打厄庇道洛斯，使用大量步兵，還有騎兵，雖未攻下，但用意頗深。厄庇道洛斯是個較大的城邦，與斯巴達友好，但與阿耳戈斯敵對(阿耳戈斯素有稱霸伯羅奔尼撒之志，且與雅典友好)，如果拿下，就打通了通往阿耳戈斯的道路。雅典人所襲擾的地區，如墨託涅、珀亞、普剌西埃都是潛在的對斯巴達抱有敵意的地區，對特洛茲頓、哈利厄斯和赫耳彌俄涅的襲擾則與對厄庇道洛斯的行動相關聯(17)。第三，阿塔蘭忒就是一個在敵人土地上構築的要塞，既可阻止對優卑亞島的劫掠，又可以限制敵人的行動，這類行動在伯里克利活着的時候沒有在伯羅奔尼撒土地上實施，但確實在其考慮之中(1.142.2-4)(18)。第四，雅典戰前與科西拉的結盟，它和刻帕勒尼亞、茲達庫恩託斯(Zacynthus)、索利翁、阿斯塔科斯、珀亞和墨託涅都位於雅典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航路上；在意大利，雅典的盟邦有赫瑞癸翁(Rhegium)，在西西里，則有勒翁提諾(Leontinoi)和厄革斯塔(Egesta)。雅典人的目的是阻止伯羅奔尼撒人的西面盟邦參與這場戰爭，並阻止她們向伯羅奔尼撒輸送糧食(19)。第五，雅典人在羅克里斯採取的行動旨在保護優卑亞島，該島是雅典的重要糧食生產基地和牲畜、力畜的寄養地；將征服後的埃癸娜人逐出，派雅典人去居住。此舉可以阻止伯羅奔尼撒人將其變為進攻雅典的基地，並反過來成為進攻伯羅奔尼撒的基地(20)。

　　有人説，伯里克利的戰略是陸上守海上攻，德韋特反駁説，前431年夏末的那次出征墨伽拉，規模甚至比前415年雅典人出征西西里的軍隊還要大(6.43)。這難道不是一次陸上出擊嗎?這麼一支大軍出動難道僅僅是為了發泄怒氣?再者，墨伽拉位於雅典與科林斯之間，扼科林斯地峽，如果雅典與之結盟，那麼伯羅奔尼撒人從陸路抵達阿提卡就幾乎不可能了。在所謂“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約前460-445年)期間，墨伽拉因與科林斯發生爭端而與雅典結盟，斯巴達人只得憑勇力廝殺才通過地峽(1.107-108)(21)。在中希臘，忒拜(Thebes)是雅典的勁敵，也是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之外的重要盟友。雅典的鐵桿盟友則是普拉泰亞。雅典在特洛尼翁、阿羅珀(Alope)和羅克里斯海岸地帶的行動(2.26.1-2)就是在對這一帶的城邦形成壓力，以動搖它們對伯羅奔尼撒人的忠誠(22)。

　　德韋特總結説，從雅典人攻擊的三個主要方向(中希臘、墨伽拉和阿耳戈斯地區)看，它們都是搖擺於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地區，伯里克利當然希望雅典的行動能帶來最佳的效果。因此，伯里克利的戰略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攻擊性戰略，不過當守則守，比如在阿提卡，必須是守，否則無異於自殺。修昔底德清楚此戰略總體上是攻擊性的，人們的誤解是因其記述偏重於某一方面(23)。

　　我們看到，從韋斯特萊克開始，學者們主要從雅典的沿海襲擾戰術這一視角對前人觀點提出質疑，揭示了“伯里克利戰略”的攻擊性。如果我們不能否認此戰略在總體上是防禦性的(這一點下文再論)，防禦分兩種——消極防禦(專守防禦)和積極防禦，那麼此戰略無疑屬於後一種(德韋特的觀點有矯枉過正之嫌)。

　　三、雅典的財政與“伯里克利戰略”

　　既然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沒有決戰的消耗戰，那麼雙方財力的強弱就決定着戰爭的結果。進入70年代，奈特率先開闢了這一新的視角。他在其論文《修昔底德與伯里克利的戰略》中提出一個驚人的觀點：“伯里克利戰略”一開始就幾乎沒有贏得最後勝利的機會，其後繼者是否遵從了其戰略其實都無關緊要(24)。原因在於，這一戰略存在根本弱點：對海軍的依賴和財政的不足。眾所周知，維持一支大艦隊開支浩大。雅典城邦年收入1000塔蘭同(Talent)，其中有600塔蘭同來自盟邦的貢金。因此，能否控制住盟邦關係到雅典的生死存亡。戰前，雅典有6000塔蘭同的金錢儲備，其他各類金銀價值500塔蘭同(2.13.4)，似乎能夠應付長期的戰爭。其實不然，到了前425年，雅典的財政已經吃緊，只得大幅提高盟邦貢金的額度。僅僅鎮壓一個波忒代亞的叛離(前432/1-430/29年)就讓雅典花掉了2000塔蘭同，相當於雅典兩年的收入之和。因此，戰爭拖延越久，其財政越是困難，越會提高貢金，這又導致更多盟邦叛離，如此下去，其霸權就會崩潰(25)。

　　奈特的研究雖然不夠細緻，但引發了學術界強烈的興趣。1974年，美國學者卡根發表了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研究“四部曲”中的第二部《阿耳喀達摩斯戰爭》(26)。在這本書的第一章，卡根為伯里克利的戰略算了一筆細賬。戰前，雅典有6000塔蘭同的儲備，但把其中的1000塔蘭同拿出來以應不時之需，不得擅用(2.24.1)，那就剩下5000塔蘭同。再加每年盟邦繳納的貢金600塔蘭同。有銘文資料表明，雅典為鎮壓薩摩斯的叛離和拜占庭叛離，花費了1404塔蘭同，但是卡根着重指出，這筆錢肯定是用完盟邦的貢金之後才動用的(27)，因此這一年雅典的戰爭支出就是2004塔蘭同(600+1404)。這個數字為我們估計後來雅典每年的戰爭開支提供了一個基準。何以見得?卡根接着算賬。拿前431年來説，雅典出動100艘戰艦去伯羅奔尼撒，30艘去羅克里斯，再加早前派出圍攻波忒代亞的70艘，總數就是200艘。1艘三層槳戰艦在海上服役1個月開支大約在1塔蘭同左右，1艘戰艦按1年服役8個月計算，海軍支出就是1600塔蘭同(200×1×8)。圍攻波忒代亞的重甲兵不會少於3000名，後來增援了1600名，我們保守估計按照日常圍攻人數3500名來算，城邦付給每個重甲兵1天1個德拉克馬(drachma)，其僕從1個德拉克馬，一年按360天計算就是3500×1×2=7000德拉克馬=塔蘭同；×360=420塔蘭同。1600+420=2020塔蘭同，這就是雅典這一年的大致開支。還有1.6萬人守衞雅典的城牆和長牆，他們是否得到報酬不得而知，暫且不算在內。因此，兩種方法計算都顯示每年開支在2000塔蘭同左右(卡根還舉出了一種計算方法，此處不贅)(28)。

　　雅典的財政收入是多少呢?6000塔蘭同減去1000塔蘭同的緊急儲備就是5000塔蘭同，加上每年得到的貢金600塔蘭同，按3年算就是1800塔蘭同，3年雅典的總收入是6800塔蘭同(5000+1800)。每年開支2000塔蘭同，那麼雅典可以支撐3年，到第4年就不夠了(需要8000塔蘭同)(29)。難怪修昔底德在第7卷説：

　　……在戰爭之初，有的希臘人認為，如果伯羅奔尼撒人入侵其領土，他們能撐1年，有的認為2年，還有的認為不會超過3年……(7.28.3)

　　也就是説，這筆並不複雜的賬，當時的人們都會算的，伯里克利不會不知道。換句話説，伯里克利原本打算在3年之內達到目的，根本沒想到打到第4年。3年之內當然不可能耗盡伯羅奔尼撒人的資源，因此，卡根的結論是，伯里克利的戰略只是想從心理上拖垮對方，讓對方相信，你們3年也戰勝不了雅典(許多斯巴達人以為他們一蹂躪阿提卡，雅典人就要麼閉城不出，遭受巨大損失；要麼出城決戰，遭受失敗)，從而改變斯巴達內部的輿論，好讓主和派(如阿耳喀達摩斯)佔上風，與雅典人和談(30)。這樣，雅典與斯巴達兩霸共存，伯里克利堅信，這個目標是雅典人能夠實現的，對雅典人來説也就是勝利(31)。從卡根的觀點出發，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伯里克利的戰略完全是防禦性的，這個戰略到他去世時，就已經失敗了；如果不改弦更張，恐怕避免不了失敗的結局。

　　卡根看似天衣無縫的證明，遠談不上一錘定音，反而引起更多的疑惑：伯里克利這麼一個保守的、註定要失敗的戰略如何贏得雅典人的支持?修昔底德對他的崇敬不顯得很愚蠢嗎?而且，伯里克利在戰前説雅典城邦如何富有，可其總收入連4年的戰爭都支撐不了，不是自欺欺人嗎?還有，一筆幾乎人人都會算的帳，修昔底德為何不在開始向讀者交待，而要壓到第7卷才説出來?那雅典戰前的財政一定另有隱情。

　　19年後，卡根的觀點受到了卡萊特-馬克斯的有力挑戰。她首先指出，若按近代經濟和財政的觀念，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及格的，因為書中找不到財政收支比率(32)。但是，重視財政在戰爭中的作用恰恰是修昔底德的首創(33)。

　　我們知道，伯里克利在敵人入侵阿提卡前夕，列舉雅典城邦擁有的鉅額金銀(2.13.3-5)；而伯羅奔尼撒人“耕種自己的土地，無論私人還是公家，都沒有多少財產可言。”(1.141.3)既然伯羅奔尼撒人那麼貧窮，怎麼還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傳統的陸上戰爭是不需要城邦花錢的。因為能自備武裝者就是公民，武器和給養公民自己負責，金錢不是必需的。同時，這個時期的戰爭是間歇的、短暫的，圍城和長期的作戰都是罕見的。等到金錢廣泛使用，也就是説交換廣泛發展，再加上海軍的成長(尤其是海上霸權的出現)，戰爭就離不開金錢了(34)。戰艦的建造和維護，大量的槳手，長時間的訓練，都需要大筆的開銷。修昔底德一開始在所謂“考古篇”(35)中就將“chremata”(“金錢”)與“dunamis”(“力量”)聯繫起來。因為有了它，就有了“nautikon”(“海軍”)，然後帶來“arche”(“霸權”)(36)。這種情況不適用於沿襲傳統作戰方式的斯巴達，所以修昔底德在列舉雅典城邦的財富時，對斯巴達方面未置一詞。

　　我們迫切地想要知道的是，雅典的財政到底能否支撐長時間的戰爭?是不是像卡根所説的只能打3年?卡萊特-馬克斯認為，戰爭進行了到第4年(前428/7年)，雅典的財政遠未枯竭。這一年，除墨堤謨娜(Methymna)之外的勒斯玻斯島叛離了雅典人，次年被鎮壓。雅典人本可以繼續讓勒斯玻斯繳納貢金，甚至增加其數額，但雅典人另來一套：將其土地分為3000份，撥出其中300份獻給神，其餘2700份分給了雅典人，“勒斯玻斯人耕種這些土地，每份地每年向雅典人繳納2謨那(Mina)銀子。”(3.50.2)這些銀子流入了雅典個人的口袋，而不是國庫。這説明決策者有意滿足由於搬進城內而受苦的雅典人的願望；同時，由於徵收貢金容易遭襲(3.19)，這種方式更有效，這筆錢雖然到了個人手裏，城邦可以通過財產税的形式再收回來(37)。不管怎麼説，這類收入都屬於雅典城邦。

　　有銘文顯示，在戰爭的頭5年，雅典向神廟大舉借債(38)。按照今天人們的想法，借債意味着自己的錢告罄，但在古代並非如此。神廟的財富名義上是屬於神的，實際上來源多樣，是屬於全體雅典人的。向其借款，是正常的舉動，只是記住要還(39)。這並不能説明雅典此時財政枯竭，只是説明財政吃緊。

　　金銀礦山也是雅典的收入之一，安庇波利斯(Amphipolis)、塔索斯島和其對岸的色雷斯海岸有金礦銀礦。所以，雅典人對布剌西達斯在這一帶的活動高度重視，反應迅速。銘文顯示，伊俄尼亞(Ionia)地區貢金數額較低，但第3卷説那裏是“雅典收入的主要來源”(3.31.1)，可能有些誇大其詞，但不應是空穴來風(40)。還有戰爭賠款，塔索斯和薩摩斯都曾被迫賠付，薩摩斯的賠款高達近1500塔蘭同(41)。

　　由此可見，伯里克利戰前列舉的金銀財富，遠非雅典財政的全部，只是其中最顯眼的部分，他想借此鼓勵雅典人。修昔底德記述雅典財政狀況(其他如徵收財產税等)的目的，無非是想從財政方面證明他的觀點：伯里克利的戰略是英明的，其後繼者不如他(42)。

　　四、墨伽拉與“伯里克利戰略”

　　我們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單挑”，雙方都有眾多的盟友。其中，地峽上的墨伽拉對於雅典尤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奇怪的是，在修昔底德的筆下，它顯得無足輕重。這一點讓許多研究者迷惑不解。

　　1979年，美國學者T·E·威克和T·T·威克合寫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論文。作者首先指出，雅典人早就明白墨伽拉的重要性，故當時人普遍認為，墨伽拉與雅典的關係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首要因素。修昔底德不僅不同意此觀點，反而還激烈反對它。他輕視“墨伽拉法令”(1.67.4；1.139)，強調他認為的戰爭的“真正原因”(43)。事實上，在戰爭頭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墨伽拉在雅典人的戰略裏面，起着關鍵作用。這個觀點的證據仍然來自修昔底德的記載，儘管他貶低這個作用，有時甚至到了耍滑頭的地步，但他不會説謊(44)。

　　在第2卷的第31章，修昔底德第一次記載了雅典針對墨伽拉的軍事行動，伯里克利親率規模空前的大軍蹂躪墨伽拉的土地，然後撤回。接着説：

　　此後，在這場戰爭期間，他們每年，還要再入侵墨伽拉一次，有時用騎兵，有時用全部步兵，直到尼賽亞被雅典人奪取時為止。(2.31.3)

　　尼賽亞(Nisaea)被佔是在前424年，皮羅斯大捷以後，斯巴達人被迫放棄出兵阿提卡。也就是説從前431年至前425年，有6年的時間，每年以龐大的兵力兩次入侵墨伽拉。這是多麼重大的軍事行動!可是修昔底德似乎把它忘在腦後，到了戰爭的第7年，才舊事重提：“他們每年兩次以全軍入侵其領土。”(4.66.1)反觀伯羅奔尼撒人每次入侵阿提卡，修昔底德都鄭重其事地予以記載，為什麼這裏卻一筆帶過?(45)

　　還有更奇怪的。前430/429年冬季，雅典人在瑙帕克託斯駐防了20艘戰艦，“以防船隻進出科林斯和克里薩海灣”(2.69.1)。“防止船隻進入科林斯”是不必説的，瑙帕克託斯就位於科林斯灣的北岸，雅典人防的就是科林斯人；克里薩海灣是科林斯灣中的一個小海灣，墨伽拉的西部海岸位於此海灣邊，為何不明説還防着墨伽拉人?前429年夏，斯巴達人及其盟友想要發動針對瑙帕克託斯的攻勢，其艦隊有兩支，其中一支來自“科林斯、西庫翁和那一帶其他城邦”(2.80.3)。西庫翁(Sicyon)和墨伽拉分別位於科林斯的西東兩側，“那一帶的其他城邦”只有墨伽拉!但修昔底德就是不提其名字。看來，修昔底德不想讓讀者知道墨伽拉與瑙帕克託斯有什麼瓜葛。還是在第2卷，修昔底德又透露一點信息：在薩拉彌斯島的“岬角上有一處要塞，還有3艘戰艦防守，不讓任何船隻進出墨伽拉。”(46)(2.93.4)

　　綜合上述信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雅典人每年以大軍蹂躪墨伽拉的土地兩次，同時以瑙帕克託斯為基地封鎖其西海岸，以薩拉彌斯島的要塞為基地封鎖其東海岸。還用所謂“墨伽拉法令”封殺其貿易。多管齊下，想要迫使其在3年內屈服。這就是伯里克利戰略的根本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墨伽拉勢必缺糧。在談及雅典在西西里的行動時，修昔底德説其目的之一是“想阻止伯羅奔尼撒從西西里輸入糧食”(3.86.3)。表面上看，這裏的“伯羅奔尼撒”是個地理概念，而墨伽拉在地峽之外，不屬於伯羅奔尼撒。實際上，指的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當然包括墨伽拉。修昔底德再次避免提及墨伽拉。瑙帕克託斯的警戒作用在能見度差的夜晚和霧天很有限，於是雅典人要在西西里採取行動，從源頭減少糧食的輸入(47)。

　　到了前424年，雅典的種種努力終於有了回報，墨伽拉出現內亂，親雅典派與雅典人裏應外合，若不是布剌西達斯及時馳援，墨伽拉肯定全部落入雅典人之手(4.66-74)。皮羅斯大捷後，斯巴達人不敢入侵阿提卡，墨伽拉的戰略地位立即大大降低，雅典努力多年的目標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

　　修昔底德有意壓低、甚至抹殺墨伽拉的重要性，是因為擔心讀者將雅典與墨伽拉的關係當作戰爭的根本原因，從而懷疑他對戰爭根本原因(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的合理判斷。他覺得這樣做可以讓戰爭的原因更加清晰，因而是值得的。修昔底德可能低估了大多數讀者的能力，他們瞭解墨伽拉對於雅典的重要性後，不會將其當作戰爭的根本原因(48)。

　　五、阿提卡的防禦與“伯里克利戰略”

　　在“伯里克利戰略”中，阿提卡要被完全拋棄，任由敵人蹂躪嗎?到了上世紀80年代，學者們對此產生了懷疑。美國學者奧伯第一個提出質疑。他首先肯定，按照修昔底德的記載，伯里克利的戰略極富創新，完全合乎邏輯(49)。但是雅典人大部分住在鄉下，全部遷入城內，既要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還要忍受離鄉背井的痛苦。伯里克利用了什麼辦法讓雅典人服從自己的戰略計劃?第一，他讓雅典人抱有一線希望：伯羅奔尼撒人此番不會深入阿提卡。因為前446/5年那次的入侵就是半道折返(1.104.2)。即使深入阿提卡，也希望他們不要大肆破壞，因為雅典人有手段報復，即對敵人領土進行襲擾(50)。第二，他指望騎兵和據點有效限制敵人蹂躪土地。當時，重甲兵是主力軍，騎兵只是輔助兵種，在方陣作戰時，用以保護側翼。騎兵的優勢是速度，用它來對付散開蹂躪土地的步兵是很有效的。這一點，修昔底德在記述雅典遠征敍拉古時反覆強調(6.21.1；6.22；6.23.3)。雅典人有騎兵1200名，還有忒薩利亞的騎兵來援助。在阿提卡，雅典人有好幾處要塞：厄勒烏西斯(Eleusis)、俄諾厄(Oenoe)、帕那克同(Panacton)、俄洛波斯(Oropos)等。它們可以在敵人入侵後發揮牽制作用。修昔底德的零星記載也説明了這一點：“他(指伯里克利)不斷派騎兵出城阻止敵人小股部隊衝到雅典城附近破壞。”(2.22.2)(51)戰爭的第二年，伯羅奔尼撒人在阿提卡待了近40天，大肆破壞，伯里克利保護土地的計劃完全落空。原因是，瘟疫開始肆虐，到前427年有300名騎兵病亡(3.87.3)；忒薩利亞的騎兵沒有來助戰；伯里克利自己帶了300名騎兵出海征戰。

　　伯里克利死(前429年)後，他的不出城決戰的策略仍然沿用。雅典的騎兵“照常”出動阻止敵人蹂躪土地(3.1.1)；就是斯巴達人在得刻勒亞(Decelea)構築要塞後，雅典的騎兵：

　　由於每天都出去襲擊得刻勒亞，守衞土地，他們的戰馬有的為敵所傷，有的在堅硬的地面連續不斷地奔波勞累，跛了腿。(7.27.5)

　　阿提卡的雅典要塞也發揮了作用，截擊了返回途中的科林斯人(8.98)(52)。

　　可見，修昔底德關於雅典人騎兵和據點作用的記述是一貫的、清晰的，但在其分析文字和擬定的演説詞中，卻完全沒有提及。奧伯就此提醒我們，修昔底德跟所有歷史學家一樣有自己的偏見和固有觀念，它主要體現在作者的分析文字和擬定的演説詞中，而其不經意透露的零零星星的證據説明了事情的真相(53)。

　　奧伯的論文啓發了另一位美國學者斯彭斯，他於1990年發表論文《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伯里克利和對阿提卡的防禦》。他指出，在修昔底德筆下，阿提卡似乎完全被拋棄，任由敵人蹂躪，這種説法過於簡單化。他集中討論所謂“流動防禦”(mobile defense)在該戰略中的地位(54)。首先，當時的希臘，絕大多數城邦糧食沒有多少剩餘，損失一年的收穫就要餓肚子。重甲兵——輔以騎兵和輕裝兵——首要職責就是保護收成。敵人若來蹂躪，一場方陣作戰在所難免。除了在境內以方陣迎敵，還有打出國境、邊境防禦和流動防禦三種作戰方式(55)。近鄰墨伽拉和玻俄提亞地區是雅典人出境作戰的首選，得利翁(Delium)之戰(前421年)説明，雅典人連玻俄提亞人都打不過，更不用説伯羅奔尼撒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是個好辦法。阿提卡邊境雖有不少山丘，但仍有多達7條通道，派兵駐守斷不可行。唯一可行的是流動防禦，即以騎兵和阿提卡的據點為手段，阻止敵蹂躪，騷擾敵殿軍，最大限度減少損失(56)。這一觀點與奧伯是一致的。

　　前428/7年夏，斯巴達一方第三次入侵阿提卡，“雅典的騎兵像過去一樣，一有機會就發動攻擊，阻止對方大批的輕裝兵離開營地，到雅典城周圍破壞”(3.1.2)。“雅典城周圍”一語表述模糊，斯彭斯結合修昔底德的記載，研究了阿提卡的地形地貌，得出結論：應該是以雅典城為中心，西至埃伽勒俄斯山(Aigaleos)，東至許墨託斯山(Hymettos)，北至阿特摩農山(Athmonon)的一片區域。這片不小的區域是安全的(57)。而且，在皮羅斯大捷前的幾年當中，伯羅奔尼撒人每年在阿提卡待的時間不超過40天，也就是説，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雅典人還可以利用其土地。

　　斯彭斯最後説，在當時的情況下，流動防禦是當時雅典人最為可取的辦法，伯里克利和其後繼者都採取了這一方法——阿提卡並沒有拱手讓給敵人(58)。

　　斯彭斯的論文又啓發了美國學者亨特。斯彭斯認為伯里克利對騎兵的運用不是事先就策劃好了的，但亨特認為，有豐富的證據證明，運用騎兵來防守阿提卡是伯里克利計劃好的，也是這麼執行的(59)。亨特舉了一例：前455年，雅典人與其盟友出征忒薩利亞，結果受挫，原因是，“他們控制的地域不超出其營地附近(因為忒薩利亞騎兵的阻撓)”(1.111.1)。“此後不久”，伯里克利率軍出征。亨特由此得出結論，伯里克利肯定知道了雅典人受挫的事，明白騎兵能對宿營的步兵構成威脅(60)。亨特還提及一處不起眼的記載：伯羅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時，抵達厄勒烏西斯後，“在名叫‘赫瑞託’的溪流羣附近打敗了雅典的騎兵。然後，他們前進，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經由……到達阿卡耳奈”(2.19.2)。亨特認為，“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一語頗值得注意。重甲兵方陣的弱點在其右側(左手持盾，右手持矛，最右側的士兵身體右側無保護)。這説明，這句話不是指前進方向，而是説明騎兵對他們的騷擾已經夠嚴重了，因此借右側的山地保護自己(61)。作者的結論是，伯里克利不僅是一位戰略大師(master strategist)(62)，而且是一位騎兵戰略家(a cavalry strategist)(63)。

　　亨特的論文是對斯彭斯論證的補充，但上述所舉的兩個例子都顯得牽強，尤其是後一個，查遍修昔底德書中的“……在其右手”的表述，都是指前進的方向，怎麼這裏就有“微言大義”?作者似乎過高評價了伯里克利的戰略謀劃能力。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敵對雙方都把“蹂躪土地”作為主要作戰手段。伯羅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襲擊敵沿海地帶，都幹着同樣的事情：砍葡萄藤、油橄欖樹，割掉或燒掉莊稼，拆房子，搶東西，宰殺牲畜(如果貴重財物和牲畜沒有及時轉移)等等。這一招大概很厲害。讀者大多熟視無睹，學者們也沒有深究。美國學者漢森於1998年出版了專著《古典希臘的戰爭與農業》(第二版)(64)，很好地回答了此問題。漢森家住加利福利亞，那裏屬地中海式氣候，自己和家人經營農場。在自家地裏種植葡萄、油橄欖樹、果樹、麥子等。他親自試驗古人的蹂躪方法，發現耗時費力，效果不佳。葡萄藤很結實，油橄欖樹更結實，而且只要不連根拔起，就會長出新枝。放火燒麥子，也不容易(65)。在當時的阿提卡，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沒有投入大量資本的基礎設施，田野裏只有莊稼，房屋裏只有一些罈罈罐罐，這些東西即使被毀也容易再生產出來(66)。因此，這一招效果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大。況且，蹂躪者的時間有限，還要面對騎兵等的騷擾。

　　但為什麼戰時雅典人對敵人的蹂躪怒火中燒呢?有學者對漢森的解釋作了補充：敵人的蹂躪是隨機的，如果哪個農户碰上了，就倒黴了，冬季就要餓肚子，這些倒黴的農户就要鼓動別人出城反擊。此外，他還提醒，年復一年反覆蹂躪，就很厲害了(67)。

　　六、波斯的資助、得摩斯忒涅斯的將才與“伯里克利戰略”

　　英國學者考克韋爾以研究修昔底德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見長。他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闢有專章《修昔底德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戰略》(68)，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他首先分析了雅典的戰略目標。他指出，當時，一般希臘城邦的陸軍都是兵農合一的業餘隊伍，而斯巴達則是一支職業隊伍，他們的戰鬥力不在一個層次上。戰前的前457年，雅典全軍加上1000名阿耳戈斯人助陣(合計1.4萬人)，在塔那格拉(Tanagra)戰役中被人數少於自己的敵軍擊敗，這支敵軍的核心竟然只有區區1500名斯巴達人!因此，“伯里克利戰略”中的關鍵詞是“生存”(69)，即不被打敗就是勝利。其目的不是擊敗斯巴達，而是要斯巴達承認雅典及其海上霸權是撼動不了的。從軍事上説，這是一個消極的結果，但從政治上説，這是巨大的收穫(70)。前425年，斯巴達因為在皮羅斯戰役中遭受失敗，低聲下氣向雅典求和。雅典本有機會實現伯里克利所説的“生存”目的，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拒絕這個機會是個錯誤(71)。

　　然而，就海軍而言，情況剛好相反。雅典海軍比一般希臘城邦要先進50年(72)，這正是伯里克利自信之所在。如果斯巴達一方沒有外援，其海軍就沒有能力戰勝雅典海軍。因此，從一開始斯巴達人就尋求波斯國王的金錢資助(2.7.1)。波斯方面最低要求是，希臘人承認波斯國王擁有小亞，包括海岸地帶的希臘城邦。斯巴達人在戰前宣稱自己要從雅典手裏解放希臘，因此不可能讓希臘城邦接受波斯人的奴役，所以猶豫不決。等到雅典遠征西西里慘敗後(前421年夏)，斯巴達看到絕佳的機會來臨，拋開顧慮，與波斯國王合作。斯巴達缺乏金錢的劣勢得以彌補，“伯里克利戰略”就暴露出弱點來了(73)。

　　波斯國王固然希望雅典失去海上霸權，但他也不想讓斯巴達勢力坐大。因此，提薩珀耳涅斯(Tissaphernes)與斯巴達人虛與委蛇，不給他們足夠的資金，應該就是波斯國王的旨意(74)。按道理説，戰爭越是拖下去，斯巴達和雅典越是兩敗俱傷，就越符合波斯國王的利益。然而，一個偶然因素出現了。前404年，波斯國王大流士二世去世，他的小兒子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前401年)想要奪取其兄的王位。他想要借重強大的斯巴達重甲兵，於是自掏腰包，讓斯巴達人很快取得勝利。因此，若無波斯人的資助，斯巴達確實無法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即使這樣，勝利也是偶然的(75)。

　　除了伯里克利的戰略，有沒有其他戰略讓雅典取勝呢?有的，那就是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的戰略。從修昔底德的敍述中，我們可以隱約發現，得摩斯忒涅斯對這場戰爭抱有主見。皮羅斯大捷一舉扭轉了戰局，就是他的傑作。他發現斯巴達致命弱點不在其希洛特，而在墨塞尼亞人(見前文腳註)。墨塞尼亞人前8世紀被斯巴達人征服，他們有民族自尊。他們從皮羅斯出發的游擊戰讓斯巴達人難以忍受(76)。此後，他率軍偷襲墨伽拉，差點得手；接着，又策劃從東西兩面夾擊玻俄提亞地區。這兩個戰役如果成功，斯巴達恐怕難以再入侵阿提卡。

　　得摩斯忒涅斯是軍事專家，他嘗試的輕裝兵打重甲兵、夜襲、埋伏、火攻等戰術卓有成效。他是那種前4世紀才出現的專才，而伯里克利身兼演説家、政治家、將軍等。修昔底德認為得摩斯忒涅斯的成功是撞了大運，不給予讚譽，甚至不予評論，不讓他有陳述自己戰略機會。他欣賞伯里克利這樣的全才，對於超越他那個時代的人物所展現的軍事才能，他不具備識才的慧眼(77)。

　　考克韋爾的意思是，伯里克利之後，雅典實際執行的戰略在很多情況下，是優於其戰略的。也就是説，雅典最後的失敗幾乎不是伯里克利的後繼者背離了其戰略導致的，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包括小居魯士搶班奪權。至於遠征西西里——這個在修昔底德看來巨大的戰略錯誤——雅典人也是一步一步陷進去的，直到大港決戰之前，雅典人掌握着制海權，仍然有全身而退的機會。

　　考克韋爾在文中稱“伯里克利戰略”是一個“純粹的防禦戰略”(a purely defensive strategy)(78)，但這只是針對修昔底德對此戰略的表述而言，不是最後的結論。他的研究並沒有否定以前的研究成果。但他對得摩斯忒涅斯將才的觀察和評價，是以前的研究者未曾注意到的。

　　七、幾點思考

　　首先，從以上學術梳理來看，真實的“伯里克利戰略”與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戰略”存在很大的差異：沿海襲擾戰術帶有很強的攻擊性，而不是成效甚微；雅典的財政經得起較長時間的消耗戰，而不是僅能支撐3年；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而不是無足輕重；阿提卡有騎兵和要塞的保護，並沒有完全拋棄；波斯的金錢資助彌補了斯巴達海軍力量的不足，暴露了“伯里克利戰略”的一個重大弱點；“伯里克利戰略”不是雅典唯一的選擇，得摩斯忒涅斯的戰略更能奏效。

　　其次，修昔底德對於“伯利克里戰略”的理解出現偏差，其中原因較多。主要是，作者的認識是在看到戰爭結果之後形成的。這一方面讓作者平添了一雙慧眼，所謂“後見之明”；另一方面則讓作者陷入所謂“後見偏誤”(Hindsight Bias)，即從事情的結果去推斷其原因，似乎一切都是必然發生的。這場戰爭的結果是，斯巴達方面藉助強大外援才得以戰勝本已無還手之力的雅典，可見，雅典海軍實力的強大。因此，只要這個實力不被完全毀掉，雅典斷不至於落到戰敗的境地。有了這個想法，修昔底德就沒有深入瞭解“伯里克利戰略”的具體細節，對其積極防禦的一面缺乏認識。再者，就是作者出於伯里克利的崇敬和對後繼者之一克勒翁的鄙夷，使自己帶上了偏見。還有，作者對伯里克利本人瞭解有限(伯里克利去世時，作者大約不到30歲)。最後，這部書是一部論戰之作。時人認為伯里克利就是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固執地堅持“墨伽拉法令”，雅典本來就無勝算，如此等等，作者都要反駁。在強調自己觀點的同時，必然有所忽略。

　　第三，為何自韋斯特萊克以來學者們不斷有新的發現?從上述回顧來看，不斷選取新視角很重要。沿海襲擾戰術、雅典的財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禦、波斯的資助和得摩斯忒涅斯的將才等等都是這樣的新視角。新視角不能説已經窮盡了，未來仍可以繼續開闢。

　　最後，我們不難發現學者們種種質疑的證據幾乎都出自修昔底德的著作，那麼，他的書中為何有與其觀點相左的記載?修昔底德在戰爭一開始着手記載(1.1.1)，這裏“記載”應該是“做筆記”(79)。因此，其著作中很多史料是在事件發生不久記下的。有些史料儘管與其觀點(體現於其評論、分析和擬定的演説詞)牴牾，但他仍忠實寫進去。他對史料有選擇，有省略，但不會篡改和偽造，這是他作為“良史”的可貴品質。兩相對比，便可發現問題，這仍是未來研究的重要入手處。

　　註釋：

　　①本文部分專有名詞的中文翻譯可能與讀者熟悉的有所不同，故加了英文拼寫。

　　②本文引用的修昔底德文本均系筆者從古希臘文本自譯，原文見“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即H.S.Jones,J.E.Powell,Thucydidis Historiae,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rinted 1900.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這裏依據慣例僅註明原文的卷、章、節序號，下文引用修昔底德的原文均循此例。

　　③Hans 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Berlin,1890.

　　④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Warfare in Antiquity,tr.by Walter J.Renfroe,Jr.,Reprint Edi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pp.135-145.

　　⑤轉引自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3.

　　⑥⑦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5; p.76.

　　⑧希洛特(Helots)是斯巴達城邦的奴隸，為斯巴達人耕種土地。作者這裏的“希洛特”居住於拉科尼亞(Laconia)，這裏的“墨塞尼亞人”指的是被征服的墨塞尼亞人，一般也被成為“希洛特”。前者與斯巴達人關係略好，墨塞尼亞人則一直在反抗斯巴達人的統治。

　　⑨⑩(11)(12)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9; p.82; pp.82-83; p.84.

　　(13)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49,Reprinted 1953.p.904.

　　(14)(15)Mortimer H.Chambers,Thucydides and Pericl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62,1957.pp.83-84; pp.86-87.

　　(16)(17)(18)(19)(20)(21)(22)(23)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5; pp.105-106; p.107; pp.108-109; pp.110-111; p.115; pp.115-116; pp.116-119.

　　(24)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152.

　　(25)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p.160-161.

　　(26)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其他三部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尼喀阿斯和約和西西里遠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和《雅典帝國的覆亡》(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分別出版於1969、1981、1987年。所謂“阿耳喀達摩斯戰爭”(Archidamian War)，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頭十年，當時斯巴達國王阿耳喀達摩斯二世(約前476-427年)在位，故以其名字命名。

　　(27)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7.另見Russell Meiggs,David Lewis(ed.),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Revised Edition,1988.pp.149-151。此事發生於前440-439年，共三筆開支：128+368+908=1404(塔蘭同)。

　　(28)(29)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p.37-40; p.40.

　　(30)(31)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5,40; p.25.

　　(32)(33)(34)(36)(37)(38)(39)(40)(41)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 p.205; pp.10-11; p.3; pp.188-189; pp.194-195; p.196; pp.198-199; p.199.

　　(35)修昔底德著作第1卷追溯希臘早期歷史的部分(1.2-19)，被西方學者稱為“Archaeology”。

　　(42)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04.

　　(43)“我相信，戰爭真正的原因，儘管不太為人所知，是勢力壯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懼，從而迫使他們開戰。”(1.23.6)

　　(44)(45)(46)(47)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p.1-2; pp.2-3; pp.3-5; pp.5-8.

　　(48)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14.

　　(49)(50)(51)(52)(53)Josiah Ober,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Strategy of Defense,in John W.Eadie and Josiah Ober(eds.),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of Chester G.Starr,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72; pp.174-175; pp.178-179; p.180; p.183.

　　(54)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2.

　　(55)(56)(57)(58)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3; pp.94-95; p.103; p.106.

　　(59)(60)(61)(62)(63)J.H.Hunter,Pericles’Cavalry Strategy,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New Series,Vol.81,No.3,2005.p.101; p.104; p.105; p.108; p.103.

　　(64)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作者在該書前言中説，此書最早的版本發表於1983年，但第二版改動很大。

　　(65)(66)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19-224; pp.176-177.

　　(67)Iain Spence,Book Review,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9.06.20.

　　(6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69)修昔底德書中有3處提到，伯里克利認為雅典人依照他的戰略，將“periesesthai”(1.144.1; 2.13.9; 2.65.7)。這是個將來時不定式，意思含糊，兼有“贏得勝利”(win)和“生存下來”(survive)之義。英國學者布倫特似乎第一個(1965年)注意這個詞的涵義，他翻譯為“to win through”，後來被很多學者接受。見P.A.Brunt,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88.

　　(70)(71)(72)(73)(74)(75)(76)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43; p.43,55; p.44; pp.48-49; p.48; p.49; p.52.

　　(77)(7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54; p.43.

　　(79)“記載”原文是“xynegrapse”(阿提卡方言拼寫)，即“synegrapse”“syn—”的基本意思是“伴隨”、“與……同時”等。“graphō”的意思是“寫”、“記”。它們合起來的意思比寬泛的“寫”顯然有所不同，即在事件發生之時就寫，相當於我們所説的“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