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華（36）堯舜——好“偉大”的兩位帝王_風聞

據學者研究，在大約距今6000年至7000年左右的時候，山西省襄汾縣一帶的文化，就呈現出向北方各地擴展的現象。

它們以山西省襄汾縣的陶寺為中心，向北，然後分兩個方向前進。

其中的一支，往西北方向，與鄂爾多斯河曲地區的文化相遇。

還有一支，往東北方向，與遼西地區的文化相遇。

這一文化遷徙，形成了一個Y字形的走向。

在大約距今5000年左右的時候，這一文化，又發生了一次從遼西一帶、鄂爾多斯河曲一帶往回遷移的現象。

這與遼西地區紅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興起的時間，是一致的。

把考古發現，與史籍記載相對照，我們當然就知道，6000年前，這裏的文化，就是女媧氏部族的仰韶文化，或者是她們的廟底溝文化。

廟底溝文化的擴張，當然就是由於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實現了天下結盟，使得女媧氏部族的政治勢力，達到了歷史的頂峯。

所以，他們的廟底溝文化，就伴隨着他們的政治勢力，向四方擴張。

後來的炎黃大戰，黃帝取代炎帝，是屬於華夏民族內部的政治變革。

所以，所有的部落，只要其政治立場不是冥頑不靈，能夠因時而變，就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

這也就使得，這種政治變革下的社會基本面，並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遼西地區小河沿文化的興起，顯然不是屬於華夏民族內部的政治變革，而是屬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崛起與南下入侵。

這是一種不同層次、不同性質的矛盾鬥爭，當然就對北方地區的社會面貌，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北方的華夏民族之各個部落，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只好放棄這些充滿危險的地方，而紛紛南下。

那些祖先原本就是南方人的炎帝部族之後裔，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就會尋根問祖，返回到自己祖先北上之前的南方故土。

原來從陶寺向北方發展出去的廟底溝文化，在北方與其它文化融合之後，這時候，就又返回到陶寺一帶。

而隨着北方遊牧民族的經常性南下入侵，五帝時代的第三大帝——帝嚳，就根據這場反侵略戰爭的特點，制定了長期屯兵太行山，隨時反擊敵人侵略的大戰略。

石峁城，也就在這樣一種大戰略中，作為帝王親自坐鎮的戰時首都，逐漸地興起來了。

理所當然，陶寺，作為石峁城的戰略依託，這時，也就成了石峁城的戰時物資轉運中心。

華夏民族各地，向戰時首都石峁城輸送的物資，就源源不斷地往陶寺這個地方聚集，再從這裏送往石峁城以及其它前線。

這樣，不光是紅山文化和鄂爾多斯文化，還有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等，所有的華夏民族系統內的文化，就都隨着石峁城與陶寺城的一同興起，而來到陶寺。

於是，大約在距今4500年左右、石峁城和陶寺城興起的時候，中華民族最先進的文化，也是在陶寺一帶產生。

後來，高辛氏帝嚳戰鬥不利，不得不“禪位”於堯帝的時候，陶寺，作為“堯都平陽”，就又由“戰時陪都”，一躍而成為了“戰時首都”。

歷史，雖然記載了“堯都”是在“平陽”，卻並沒有説，“堯都”，為什麼是在“平陽”。

這個歷史，其實是記載着我們“偉大”的“聖君”——堯帝的一個污點；證明了我們這位堯帝，並不是一個什麼有為的“聖君”，而只是一個和南宋皇帝趙構一樣，苟且偷安的懦夫。

“堯都平陽”——陶寺，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是一個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城址性遺址。

遺址東、西長約2000米，南、北寬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遺址，也一度是中國最大的史前城址。

如今，其城址規模，依然僅次於浙江良渚城和陝西石峁城。

陶寺文化的年代，為距今4300年至3900年之間，前後共四百多年。

其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

作為一個史前城址，陶寺遺址有着氣勢恢宏的宮殿、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以及世界上最早的觀象台。

在宮城內，還有可以確定的平民區、貴族區、祭祀區、墓葬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等不同的區域，構成了比較完整的城市規制。

從遺址中大貴族的墓葬裏，還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

遺址中還發現一片扁壺殘片，殘片斷茬周圍塗有紅色，殘片上朱書兩個文字，其中的一個字為"文"，另外一個字，專家們有"堯"“易"“命"等多種解釋。

這個殘片上的朱書文字，實錘性地表明，在比殷墟契刻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時期，中華民族的先賢們，就已經在使用文字，並且，是在用毛筆書寫。

陶寺文化遺址分早、中、晚三期。

早、中期遺存之間，有承襲關係。

晚期，就是政權更迭之後的平民佔據期。

遺址的宮殿區在整個遺址被廢棄之前，為手工業者佔據。

此時，一些大中型墓葬遭到破壞，有擾墓毀墓的報復痕跡。

這顯示，這座都邑里，曾“鬧過革命”，發生過某種“羣眾運動”，原政權是被暴力打倒的。

從總的方面來看，遺址的各期文化，都屬龍山文化的範疇，但同時，又都具有各自的特點。

因此，考古學界，將陶寺遺址視為黃河中游之龍山文化的一種特殊類型。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沿襲前人的觀點與做法，完全抹去黃帝部族痛失遼西老家，以及和北方遊牧民族，一千多年拉鋸戰的歷史，而將五帝時代最無能的最後兩任君主——堯帝和舜帝，描繪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的“聖君”。

這不知道是該要有多麼地厚黑，才能夠做得出來啊。

那麼，司馬遷們，為什麼要那麼厚黑、那麼顛倒黑白地，將兩個苟且偷安的懦夫，打扮成兩個令人崇拜、令人敬仰的“聖君”呢？

這其實，就是為了要宣揚他們儒家的“中庸之道”啊。

當然，他們儒家這個“中庸之道”的前提，還是他們所十分珍愛的“君主專制”。

他們的“中庸之道”，是“君主專制”下的“中庸之道”。

其實，“君主專制”，也不錯啊。

“君主專制”下的“中庸之道”，那就更不錯啊。

可是，“君主專制”是怎麼來的？

“君主專制”的基礎是什麼？

誰是“君主專制”的利益攸關方？

誰才是“君主專制”的實力擁躉？

自然世界，有一個“三角定律”。

這個“三角定律”，在中國古代哲學《洛書》中，就有所揭示與展現。

《洛書》中的陰二陰四陰六，就是一個三角關係；陰四陰六陰八，也是一個三角關係。

這個三角關係，是怎麼來的呢？

在慣性原理的作用下，任何主體，不論它是強者還是弱者，它都具有保持自己的狀態不變，而借用環境的因素，去與對立之主體進行互動的性質與趨勢。這樣，當兩個主體，同時與某一個主體互動時，這兩個主體之間，就也會產生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的互動，從而使三個主體之間，建立起一種三角關係。

具體到中國奴隸社會，最大的貴族——君主，與其他較小的貴族之間，是具有互動關係的。而其它較小的貴族，又與下層百姓，也就是一些實力不濟的小部落之間，具有互動關係。這樣，君主與百姓之間，就因為同時與貴族階級的互動，而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他們，都與貴族階級具有互動關係，他們就有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從而聯合起來，與貴族階級進行互動的趨勢。

這就是奴隸社會的三角關係。

這個三角關係，才是“君主專制”得以形成的原因。

貴族階級與百姓階層有衝突，百姓希望藉助於君主實力的強大，來緩解自己與貴族之間的衝突，這就是“君主專制”的基礎。

所以，貴族，是不喜歡、甚至於反對“君主專制”的；百姓，那些實力不濟的弱小部落，才是“君主專制”的實力擁躉。

但是，司馬遷們，不一定知道這個“三角定律”，他們更加看不到廣大百姓的力量，看不到那些弱小部落的力量。

他們只是看到，他們的君主，在與貴族階級單打獨鬥。

他們害怕他們的君主鬥不贏。

所以，他們就要提倡“中庸之道”。

為了這個“中庸之道”，他們又要宣揚一種“禮樂文明”。

他們希望通過“樂”，來維護君臣之間的“禮”。再通過“禮”，來維護“中庸之道”，來維護君臣之間，實質性的“君主專制”的政治秩序。

當然，他們知道，貴族階級，也不是什麼好相與，是不會聽從他們這些文人儒士們的任意擺佈的。

所以，他們回頭，也要規勸與約束那些帝王君主，讓那些帝王君主們，也要講“禮”，也要奉行“中庸之道”。

這樣，就能夠“感動”那些貴族階級，使大家一同地“克己復禮”，一同地奉行“中庸之道”，從而保證“天下太平”。

而在這樣一種文人思想的構建下，堯帝和舜帝的“聖君”形象，就被塑造出來，作為後來之帝王君主的行為“楷模”。

然而，這些文人儒士們的苦心經營，有沒有起到實質性的效果呢？有沒有實實在在地構建出一個帝王君主，與貴族階級“相敬如賓”，“和諧共處”的政治生態呢？

答案，是否定的。

幾千年來，沒有一個帝王君主，能夠像他們所塑造的堯帝舜帝那樣，成為仁義周全的“聖君”，也沒有哪一個朝代的貴族階級，能夠“克己復禮”，對他們的帝王君主，甘心地俯首稱臣。

一個個都是滿嘴的仁義道德，一個個都是一肚子的男盜女娼。

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看不起下層弱勢階級的思想，使他們失去了“君主專制”的真心擁護者、和實力擁躉，從而使他們的那種“禮樂文明”與“中庸之道”，成為了空中樓閣、秋水浮萍，經不起任何的風吹雨打。

撕下“聖君”的畫皮，帝堯和帝舜，他們真實的歷史形象，又是怎樣的呢？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兇。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闢，言毋兇人也”。

注意，太史公司馬遷的《五帝本紀》，千修整，萬打扮，卻還是百密一疏，沒有把這“遷於四裔，以御螭魅”幾個字去掉。

這就暴露了，帝堯和帝舜，狼狽為奸，欺壓先皇之後裔的真實目的。

原來，是沒有人願意戌邊，沒有人願意打仗。

他們，要這些先皇的後裔們，去“以御螭魅”，替他們打仗。

同樣如此：

“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闢。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

他們“流共工於幽陵”的目的，是要共工去“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的目的，是要讙兜去“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的目的，是要三苗去“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的目的，是要鯀去“以變東夷”。

一個國家的防衞，一個國家的安邊之大計，竟然要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地製造千古奇冤，來迫使那些受冤屈者，去戴罪執行。

這樣的事情，該是要有多麼地腐敗、多麼地荒誕，才能夠發生啊。

反過來看，這些受冤屈者，都沒有因此而叛逃，都沒有因此而回避自己應有的擔當，都沒有因此而去引狼入室，藉助外部的力量，來屠殺、報復自己的同胞，他們，又該是具有怎樣的胸懷，他們，又該是怎樣地對自己的祖先和族人，赤膽忠心、無怨無悔。

細細想來，帝堯和帝舜，能夠做出如此之惡行，難道，僅僅是他們自己有這麼惡毒嗎？

這難道不是，體現了他們整個貴族集團的罪惡嗎？

這難道不是，體現了中央集權的喪失、“民主共和”的勝利嗎？

黃帝取代炎帝，是中央集權制取代“民主共和”制。

但是，黃帝的中央集權制建立起來了，與此配套的，加強帝王實權，削弱貴族階級之自立地位的措施，並沒有跟上。

各個部落，都還是具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都還是具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而帝王手中的力量，真正能夠實力掌握的，也僅僅是他自己所在的部落與族系而已。

其它的力量，都在其他的貴族手裏，就只有依靠“禮樂文明”、依靠“仁義道德”來掌控了。

顓頊的整頓內治，只是強化了“禮樂文明”，只是通過強化貴族階級的自覺性，通過強化貴族階級的族羣意識，來強化君臣之間的相互認同，而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君臣之間的力量結構之對比。

在這樣的政治關係下，帝王，就還是處在孤家寡人的弱勢地位；貴族階級，就還是處在“民主共和”的強勢地位。

如果貴族階級不自覺，如果貴族階級對帝王的某項決定感到不爽，因此而與帝王硬槓，帝王，除了號召其他貴族共同討伐，其實，也沒有更好的維護自己帝王之權威的辦法。

也正是這種真“共和”假“專制”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讓一些貴族階級在後面消極懈怠，讓帝王所在的部落與族系，在前線孤軍奮戰，從而導致帝王所在的部落與族系，最後力所不支，直至垮掉。

同時，他們也從思想上，覺得當帝王家族划不來，太吃虧，因此，也心甘情願地將這個帝王之位，給“禪讓”出去。

這樣的後果，當然就是導致後來的帝王，如堯舜之流，消極避戰，苟且偷安，甚至於做出讓“罪犯家族”，讓“惡人家族”，在蒙冤受屈的情況下“戴罪出征”，去前方禦敵的破事。

一個社會，一個政治集團，能夠腐敗到如此地步，這就是“民主共和”的好處啊。

這也難怪，陶寺遺址的最後，顯示的是，統治階級被暴力打倒，幾十個人被砍下的人頭，堆積在垃圾溝；其中一個女性的陰道里，還插着一隻牛角。

這些貴族的先人之墓葬，也遭到報復性地擾墓、毀墓。

這不是外來的遊牧民族所為，而是自己內部之弱勢階級的最後反抗。

醉意於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貴族們，最後，在內戰中也變成了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