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公的鴻溝，豈是一塊屏幕能跨越的？_風聞

· 食物主權按 ·

《冰點週刊》曾發佈的《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讓擠過獨木橋的考試大軍們感動不已。這塊屏幕是直播的屏幕，這個故事是成都七中幫扶祿勸一中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的敍述裏，從四川都市到雲南鄉村，技術進步似乎填補了二者在資源上的巨大鴻溝。上游向下遊無私傳輸先進知識和信息，下游的拼搏追趕激勵上游奮發努力，這彷彿成為了“先富帶動後富”的理念在教育領域率先實現的結果。

“共同富裕”的教育平權似乎指日可待，寒門學子的春天也即將被技術的鑰匙解鎖。然而，技術真的能夠成為拯救農村教育危機的諾亞方舟麼？

圖片來源：中國青年報作 者 | 苜 蓿  

責 編 | 侯 戈

來 源 | 人民食物主權（微信公眾號ID：shiwuzhuqu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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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一文一出，惹得無數人落淚。248所貧困地區的中學、7.2萬名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因為接入了名校的課程直播，全天候跟隨號稱“中國最前列的高中”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作業、考試，當地高考升學率獲得了巨大的提升。

自2016年，全國各地的7.2萬名學生跟隨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這其中的88人考上了清華北大，有些學校本科升學率比之前漲了幾倍、甚至十幾倍。同時，成都七中的老師和學生也因“被直播”而發生了變化。老師被縣城學生的淳樸、努力感動，享受到了更大的教學成就感；學生被寒門學子的努力所激勵，倍加珍惜他們享有的城市優質資源。

這似乎就是一個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教育佳話。有人被寒門子弟刻苦努力改變命運的行為感動，有人為成都七中博愛無私的老師們點贊，有人為城鄉教育差距正在被填補的希望所振奮，還有人表示要斥資一個億來繼續支持教育直播技術的落地推廣。

大家之所以感動，是因為大家彷彿看到了希望——農村教育的落後狀況在改善，城鄉教育資源和教育水平的差距在縮小。雖然，近幾年“寒門難出貴子”等話題總是被提及，但是我們仍有必要先對今天中國城鄉教育之間的差距狀況以及成因作一個瞭解。

一、結構性不平等：中國農村教育之觴

相關研究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起，重點大學鄉村學生入學比例呈現持續下降趨勢。2013年，北京985高校新入學的農村考生比例僅為20.8%，北大新生農村生源比例為14.2%【1】。

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況與當下的情形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有學者曾對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學的新生家庭背景進行了抽樣調查，該調查顯示，父親職業為農民的佔20.2%，工人佔25.0%，幹部佔15.5%，專業技術人員佔39.3%。1982年，在對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學院在校生的調查顯示，父親為農民的學生佔在校生總數的22.7%，包括工人在內的“體力勞動者”的子女共佔40%【2】。

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裏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2009年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的署名文章中曾這樣説過。

我們再來看看輟學率。2016年《中國農村中學輟學調查》蒐集了來自四個省24931名農村中學生的數據，並對52名樣本地區的農村學生進行了深入訪談發現，調研中的農村地區在整個中學階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的累計輟學率高達63%【3】。很多農村學生初中還未畢業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今昔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城鄉學生在教育機會上並非始終都處在不平衡的狀態，而是在改開四十年裏被急速拉大。換言之，改革的“陣痛”剝奪的是農村孩子的平等教育機會。

社會結構性不平等是導致中國城鄉教育不平等出現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歷了一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過去的四十年，作為資本聚集的核心城市抽空了農村的勞動力。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17.92%上升至2017年的58.52%【4】。然而，快速的城市化並不能為新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帶來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

受制於户籍和學位資源的限制，大量外來遷移人口無法獲得城市遷入地的户籍，只能成為城市裏的“流動人口”，而他們的子女也無法在城市接受教育，形成了中國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羣體。如今，中國的鄉村社會面臨着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失與原有社會結構瓦解的困境，鄉村教育則面臨着親子關係消失和鄉鎮教育體系崩潰的難題。造成當今鄉村教育難題的原因，在筆者看來有以下幾點：

1、分級辦學

分級辦學體制導致了農村教育投入減少。1985年，中央確立了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方針。以此為標誌，一個以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為特徵的農村教育管理體制在全國逐步確立。農村基礎教育由同辦統管變成了分管分立，實質上就是“誰投資、誰辦學、誰管理”的投資者和辦學者融為一體的體制。

“分級辦學”將本應主要由國家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的責任轉嫁給了農村和農民，其結局是不僅加重了農村和農民的負擔，而且造成了農村教育的滯後和城鄉教育差距的延續與擴大【5】。

2、撤點並校

撤點並校導致了鄉村學生上學難的問題。2001年後，中國農村學校佈局結構調整，進入了快速撤併的高峯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2012年的《農村教育佈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中指出，小規模的農村學校消亡後農村小學的輟學率出現了大幅度回升。

因為撤併的點主要在村小和教學點，恰恰是在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這些地方的孩子無法忍受長時間的徒步上學，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路途中的安全隱患【6】。一旦上學距離超出了一定的範圍，而學校的宿舍建設與管理未能跟上，家長往往會讓孩子輟學，直到其年齡能夠承受該距離，才可能讓其重新回到學校。

除了適齡兒童入學難外，普及學前教育更是無從談起。這樣一來，所謂的人生 “起跑線”對農村孩子來説更是向後退了一大截。由於學校離家距離過遠，寄宿、租房更增添了農村家庭需要承擔的教育負擔。

3、鄉村教師的短缺與親子教育的缺失

除了政策上變動之外，農村教育還面臨着一些現實難題。由於城鄉經濟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造成農村教師、主要是骨幹教師的大量流失。大城市、中心城市、縣城、鄉鎮之間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條件懸殊，一般縣城的教師比鄉鎮教師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師逐級向上流動，中西部城市的教師向東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流動，縣城的向中心城市、鄉鎮的向縣城流動。

而在農村的學校裏，一些老師往往是全才全職，什麼課程都教，這使得教學質量很難保障。另外，一些鄉村學校還存在自僱“代教”現象。學校為了壓縮成本，就會請一些高中畢業或非師範畢業生從事“代教”工作。一名公辦教師的工資相當於五、六名代課教師的報酬。鄉村學校陷入了“有能力的教師都走了，沒離開的多數都是離不開的”困境，教學質量也越發下降。

對於鄉村的孩子而言，除了好老師的流失以外，他們的家庭教育也存在嚴重問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留守兒童。聯合國兒基會發布的《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報告顯示：中國有約1億名兒童的家庭教育受到了中國城鄉人口流動的影響【7】。

民政部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據顯示，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比例從2016年的65.3%上升至2018年的78.2%，在學前階段呈現更為集中的趨勢；各省份年齡結構與全國基本一致，表現為6-13歲的農村留守兒童規模最大，均超過50%【8】。

孩子在最需要家庭教育與親子教育的階段，父母卻為了生計離開家鄉。留守兒童在營養健康與心理健康上都存在很大的隱患。這些年留守兒童的慘劇不斷髮生，譬如，2014年安徽九歲留守兒童上吊，2015年畢節四兄妹服毒自殺等等。這些慘劇讓人扼腕嘆息的同時，也警醒着我們中國農村教育正面臨着重重危機。

二、技術真能拯救農村教育麼？

在當下農村教育的重重危機中，這塊神奇的屏幕似乎帶來了一絲希望。直播技術幫助祿勸中學的孩子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讓他們通過自身的努力奮發圖強改變命運。然而，技術，真的能改變農村孩子的命運嗎，或者真的能夠解決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麼？

我們暫不論將兩類教育背景、生活環境、基礎條件差異如此大的羣體，放在同一套教育體制和同一種教育環境下進行討論的合理性，僅僅看事件本身，我們便不難發現這塊神奇勵志的屏幕背後存在許多被遮蔽的問題，以及技術在面對農村教育結構性問題上的無能為力。

1、誰能享受？重點班制度下少數優等生的特權

觀看成都七中直播視頻是少數人能享受的權利。祿勸一中總共有1300多名高三學生，但只有兩個網絡班的學生可以收看視頻（2017年之前只有一個班）。這兩個網絡班其實是學校的重點班、尖子班。這兩個班的學生從高一就開始跟着成都七中的老師學習。自2016年開始，這兩個班購買網絡課程的高額費用全部由當地教育局買單。而學生則用升學率來回報教育局的特殊對待。而那些不在重點班或尖子班的學生想看直播視頻，只能依靠偷錄直播。

這種特殊化的直播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相當普遍。全國範圍內與成都七中連線的近二百所中學基本上都採取了與祿勸一中相似的辦法。直播技術為鄉村教育帶來的培優模式最多隻能算得上“施小惠”，面對當今農村青少年輟學率高的問題依然束手無策。

説到底，通過技術下沉實現的先進教學體驗依然是“特殊”羣體的優待，而不是為普通農村學生服務的。這不是在消除農村教育的不平等，而是進一步加速了直播班與其他普通班學生之間的不平等。

2、誰在作為？技術仰仗人力

從事過基礎教育的人都知道，多媒體信息技術只是輔助教學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沒有有效的支配能力，其效果還比不上傳統“一張嘴加粉筆頭”的模式。祿勸一中之所以能夠“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當地學校老師的認真準備，直播技術並非決定性因素。

當地的老師研究出了一套與直播技術能夠合作的教學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師事前發送的課件，編製成學案，佈置成頭一晚作業讓學生預習；課上盯着學生的表情，記錄下疑惑的瞬間，琢磨着課後補足；屏幕那端偶有間隙，可以見縫插針給學生解釋幾句。” 教育的成功需要教育者發揮其能動性，需要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活生生的抗衡和碰撞。

然而，如前文所述，現實中鄉鎮教師隊伍面臨着嚴重的結構性短缺問題。直播技術並不能真正解決鄉村教師短缺與流失的問題，它更似“授之以魚”而非“授之以漁”。因此，如果不在城鄉均衡發展的面向尋求解決的途徑，農村教育的人力數量和質量就都無法保證。僅僅依靠教育技術的更新就能改變學生的命運，這顯然是誇大其詞。

3、誰在獲益？政府助推下資本眼中的商機與教育資源金字塔結構的加固

祿勸縣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推動被視為直播改變教育現狀的重要助力。當地教育局局長表示，“祿勸縣的年財政收入為6.1億元，但縣裏、市裏都注資教育，使得全縣教育支出反超財政總收入3.5億元。用了多年時間，實現了高中階段教育全部免費，毛入學率90%以上。”但放眼全國，能有如此比重投資教育的貧困縣少之又少。

政府的大力扶助有效提升了學生高考直入名校的幾率，也為那些政府集中扶持的學校帶來聲望，學校得到更多財政投入，教師獲得豐碩的獎金、更多優秀初中生報考，周邊的房價租金上漲，提升政績。但是，這種集中扶持卻往往是以犧牲當地鄉鎮其他學校的利益作為代價的。

當地政府改善教育質量，製造狀元的決心也為資本提供了謀利的空間。祿勸政府每年為直播班支付了高額的“學費”，這筆費用最終流向了哪裏呢實際上，縣城孩子們收看的直播是由成都七中東方聞道網校運作的。該網校是由成都七中和成都東方聞道科技聯合成立的遠程教育學校，雖號稱學校，但其本質就是一家科技公司。祿勸中學直播班每年需要向該網校繳納學費，具體收費為文科班6萬/年，理科班7萬/年。

顯然，東方聞道公司做教學網絡直播並非出於公益，更多是服務於商業利益。這幾年東方聞道曾嘗試借殼上市，並承諾其2018年淨利潤將不低於7300萬元。由於其向客户收取的費用不低，上交所都曾經質疑過它的收費標準是否公允。

另外，成都七中這樣的超級中學也並非“善心施主”。成都七中這樣的城市重點中學通過“銷售”教學，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這些利潤反過來促進這些重點中學獲得更優厚的教育資源。儘管媒體強調自從有了直播之後，7.2萬觀看直播的貧困地區的學生中有88人考上了清北，但媒體並沒有呈現的另一組數據卻是：成都七中一個年級學生人數不過五、六百人，而2018年該校僅通過清北特招錄取學生就達到了28人【9】。

而祿勸一中這樣的地方性學校，在引入直播技術，逐漸提高升學率的同時，也成為了從當地更基層學校攫取教育資源的“霸主”。但是在縣城學校裏，真正從直播中受惠的學生卻依然是少數，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依然存在。換言之，教學直播技術並沒有消除不平等，而是繼續製造馬太效應。

圖片來源：東方聞道網校官網

三、消除階級不平等才是教育公平的最終目的

當我們梳理了網絡教學直播背後的盤根錯節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網絡直播不僅不能真正改變鄉村師資缺乏的問題，其“收益對象”也只是少部分的農村學生，農村教育所面臨的結構性不公平並沒有根本改變。除此之外，網絡直播所宣揚“考入清北就是達到人生巔峯”，跳出農門就是階級晉升的理念更是與真正的教育平等背道而馳。

在現今中國的高考制度下，直播教學手段的出現不過是幫忙稍微疏通了嚴重堵塞的階層向上流通的通道。換言之，它的目的旨在幫助有限的農村孩子“成為精英”，屬於吊了根胡蘿蔔，讓人們看到所謂的希望，而不是真正去打破固有的社會不平等。

正如直播的“受益者”發出的感慨：“沒有分數，我們可能一無所有”[10]。階級的鴻溝始終橫亙在那裏，而在當下的教育制度下，除了考試與分數，他們改變命運幾乎別無他法。

圖片來源：新浪網

從泥腿子蜕變為穿皮鞋，改變的不過是個人的命運，這種考試選拔制度是一條精英面向的教育選拔路徑，而非實現教育公平的治本之策，它是在強化腦體差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這樣的話：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1】。

因此，真正的教育公平的目的不是去繼續強化與合理化腦體勞動之間的差異，去創造精英階級，而是去消除它，讓人真正成為全面的人。人要成為全面的人，我們就需要消除階級分化。而工農、城鄉、腦體三大差別正是階級分化的基礎。就這一個意義而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消除階級不平等。

四、教育公平路在何方？：社會主義時期的經驗

前文論述説明，所謂的美好的屏幕分享故事背後，被遮蔽的恰恰是結構不平等的加劇。由此可見，公平從來就不是一個技術能解決的問題。若認為只要技術進步，就能徹底改變貧困落後地區的教育面貌，那麼，我們只會陷入自我煽情的感動。

技術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落後地區教育面貌的改變，但農村孩子之所以無法與城市孩子獲得同等的學習條件，歸根結底是由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結構導致的，這若僅依靠技術非但不會改變，而且增加了整體的競爭壓力。

或許有人會覺得改變社會結構談何容易，但是如果我們回溯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社會主義中國就曾有過不少頗有成效的教育公平實踐。

1、教育從精英走向羣眾

1960年代，儘管小學教育基本在城市地區普及，在鄉村卻並非如此。1965年，適齡兒童1500萬人，只有670萬人從小學畢業，其中350多萬無法進入初中；初中適齡學生1300萬隻有170萬人畢業，只有不到50萬學生可以升入高中【12】。重考核、重升學的教育體制有利於來自特權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本給他們極大的優勢，在1952、1953年，只有20%的大學生來自工農背景【13】。

而在文革前夕，重點學校清華附中只有6%的學生是工農子弟。為解決新中國以來農村教育入學率低和教育體制不平等的問題，毛澤東力求破除精英教育，他在1952年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他在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於1977年達到最高峯【14】。

毛澤東將教育政策向有工農背景的學生傾斜，而不是用考試成敗取人。這一方面減小了父母是知識分子或有特權背景的學生的優勢，避免了“精英們”與工農的差距，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學脱離實際的現象。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學重開時，申請入學的學生需要有兩年工廠或農村的工作經驗、公社或工廠的推薦信，這些取決於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

圖片來源：百度

2、上山下鄉運動：提高農村教師水平，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開展，正是為了進一步消除三大差距。《人民日報》1967年7月9日文章《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指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於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具有重大的意義【15】。

上山下鄉運動也為農村教師隊伍帶來了充備的力量。隨着農村學校數量的高漲，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幹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幹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儘管改革開放之後，傷痕文學以及社會主流對於上山下鄉運動有許多詬病，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革後期以及改開初期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之間的差距的確在縮小。

圖片來源：搜狐圖片

3、全面的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視在教育上要消除腦體差異。1921年，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將學員要參加勞動、腦力勞動要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知識分子要接近勞動階級列入“組織大綱”；後來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

1958年，毛澤東視察天津大學，“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的方針隨後被提出。在後來的“高校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和“小學四十條”中，也明確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文革時期，工廠、機關單位和農村普遍有夜校和工人大學，農民的技術學校【16】。當時，各個領域與行業內，都會舉辦專業技術學校和各種短訓班培訓班，最典型的職工大學就是上海機牀廠的七二一工人大學。

並且，在當時還非常強調學校教育教學方式多樣化，秉持着“從工人中來，到工人中去”的理念，學校會聘請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上課堂，當老師。這些措施嘗試通過將工作與學習的結合來達成教育制度的質的轉變，朝着消除階級分化的方向努力。

圖片來源：新浪

4、毛時代的成果：城鄉教育差距的縮小

在一系列”階級為綱“教育政策下，城鄉平均教育水平之間差距有了顯著的縮小——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17】。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18】；而到了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基本上不存在顯著影響。

誠然，回溯社會主義時期的教育經驗並不是為了讓今天的教育政策依葫蘆畫瓢，原封照搬，而是幫助我們看清教育公平與公正的真正目的與實踐取向。去政治化的技術對於農村教育的危機而言不過是解衣抱火，它成為了資本盈利的工具，它填補不了城鄉教育的差距，創造的也不過是“個人的成功”。

註釋：

【1】廣州日報，《北大新生農村生源14.2% 名校農村娃緣何越來越少》（2013年10月16日）http://edu.china.com.cn/henan/2013-10/16/content_30308642.htm， 2018年12月18日

【2】中國農村中學輟學調查（2016年3月1日），摘自東方頭條，http://mini.eastday.com/a/160301184929076-2.html， 2018年12月18日

【3】《我國城鎮化率升至５８．５２％釋放發展新動能》，摘自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04/c_1122366246.htm， 2018年12月15日

【4】《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摘自流動人口數據平台http://www.chinaldrk.org.cn/wjw/#/home， 2018年12月15日

【5】張玉林，《分級辦學制度下的教育資源分配與城鄉教育差距——關於教育機會均等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探討中國農村觀察》, 《中國農村觀察》，2003年 第1期

【6】楊東平，《農村教育佈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21 世紀農村教育高峯論壇，2012年11月17日

【7】《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摘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http://www.unicef.cn/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226&id=4242&m=content, 2018年12月15日

【8】《2018農村留守兒童數據》摘自https://mp.weixin.qq.com/s/pC7Q00gu3JEoPGvJYGu89A， 2018年12月15日

【9】“2018年考入清華北大人數最多的高中，有你的母校嗎？”，http://www.chengdumingxiao.com/articleDtil?articleId=20314，2018年12月19日

【10】寫在走出“屏幕”之後：祿勸一中直播班親歷者的回憶和思考，澎湃思想市場微信公眾號，2018年12月18日

【11】Marx，K (1978).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Moscow: Progress Pub.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計劃財務司編，《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13】同上。

【14】同上。

【15】《人民日報》編輯部，《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人民日報》，1967年7月9日

【16】《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與掃盲運動》，2013年11月26日，烏有之鄉網刊，摘自http://www.wyzxwk.com/topic/wenshi/21.html， 2018年12月18日

【17】同上。

【18】Bramall, C. (2008). Th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pter 6). Routledge.

參考資料：

1. 日刻：《屏幕改變命運？我看是加劇了命運的不公吧》https://mp.weixin.qq.com/s/ycF1Qo9AOgbENxeZvzF8Sw

2. 星球商業評論：《教育平權沒有奇蹟》https://mp.weixin.qq.com/s/WOXUQCmJKHrHgsdnfnUX5w

3. 冰點週刊：《“這塊屏幕”刷屏之後：公平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https://view.inews.qq.com/a/20181214A06MTW00?tbkt=A&uid=

4. 一顆土逗：《那塊能改變命運的屏幕，有總比沒有好？》https://mp.weixin.qq.com/s/4xPa_z5jvqdaoFUaCVitag

5. 財經雜誌：《鄉村裏的“留守二代”：誰能改變他們的命運？》https://mp.weixin.qq.com/s/KsRtnNBRjOXSSeZrTPc_1g

6. 資助者圓桌論壇：《2018流動兒童教育領域掃描報告》https://mp.weixin.qq.com/s/VJnCxTucKFRsvW1cfeTaRA

7. 中國民政：《圖説2018年農村留守兒童數據》https://mp.weixin.qq.com/s/pC7Q00gu3JEoPGvJYGu89A

8. 澎湃新聞：《中國有多少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1776

9. 大浪淘沙：《生而貧窮》https://mp.weixin.qq.com/s/Ds-TGq-ZpCXXBD4qGhUBhA

10. 《包產到户四十年，中國農村到底變成啥樣了？》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689

11. 華爾街見聞：《“暖心屏幕”刷屏朋友圈背後，東方聞道曾承諾業績年複合增長32%，實控人身涉刑事案》，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5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