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政府、私企、民眾相互監督制約的重要性及國有企業的重要性_風聞

來源：瞭望智庫

一場鬥毆引發的“勝利門”事件還在不斷髮酵，這場韓國娛樂圈史上最大風暴已經蔓延至政治、經濟、社會等圈層，指向了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特權階層——財閥。

　　今年初起，一場疑點重重的打架糾紛牽扯出BigBang成員李勝利的夜店性招待事件，曝光了非法賭博、吸毒、偷拍傳播性視頻、性暴力等違法行為，連帶這背後涉及政界和財閥勢力也被一層層揭開，成為公眾的批判焦點。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聽取有關事件報告後，親下指示要對李勝利夜店事件、已故藝人張紫妍案、韓國高官金學義疑受色情招待事件逐一徹查真相。“如果不能查明發生在社會特權階層的這些事件的真相，我們就無法談論正義的社會”，文在寅説道。

政商勾結、特權橫行，韓國沉痾難愈的財閥問題又一次進入了大眾視野。

　　韓國財閥是時代的產物。二戰後走出戰爭陰霾的韓國亟需經濟獨立，在這種危機感下，政府舉全國之力，重點扶持部分大型企業，以應對全球競爭。

　　不可否認的是，財閥是韓國經濟繁榮的基礎，他們多次擔起國家經濟轉型的重任，在韓國實現壓縮式增長，創造漢江奇蹟的幾十年裏功不可沒。

　　但數十年來在政策傾斜的滋養下，這些企業肆意擴張，發展成為了掌控韓國命脈的龐然大物，它們綁架經濟，左右政府，讓韓國政府和民眾深陷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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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於廢墟之中

　　韓國財閥的影響力之大體現在英文中有一個專門的單詞‘chaebol’，由韓文直接音譯而來，意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

　　起源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和朝鮮戰爭時期，韓國財閥以家族資本為中心的經營和擴張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曾經如日中天的日本家族財閥（zaibatsus）的影響。

　　二戰後，日本舊財閥在美國主導的解體令中式微，韓國財閥則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興盛之路，在韓國從戰後廢墟一躍成為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幾十年裏，這些本土家族企業的命運與國家經濟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發展成了互相成就的共生關係。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擺脱了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雖然獲得了政治獨立，但經濟卻陷入混亂和停滯，高度依賴於美國的援助。

　　這一時期韓國的政策重點是發展製糖、麪粉、纖維、水泥等進口替代消費性產業，以解決民生問題。當時政府將日本人留下的資產和外國援助資源廉價甚至無償轉讓給私營企業，並提供進口許可證、低息貸款等優惠措施，包括三星、LG在內的一批企業在這個時期裏獲得了原始資本的累積。

　　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掌握韓國政權後，為了進一步實現經濟獨立，確立了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政策。

　　對於缺少自然資源且市場狹小的韓國來説，這是一條與其先天條件十分不匹配的發展道路，政府於是將國家財富和資源高度集中，舉全國之力發展石化、鋼鐵、機械、造船等重化工業，並限制外商投資將國內產業與外部競爭隔離開來。

　　在政府政策傾斜和金融支持下，韓國財閥在這一時期大舉進攻重工業，規模迅速擴張並在短時間裏具備了在世界舞台與國外企業競爭的能力。

　　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財閥們順應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潮流，重金投資產業升級和科技研發，並且通過併購瘋狂擴張，最終發展成如今的龐然大物，影響力更是滲透到社會和政治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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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國家，大財閥

　　對於韓國人來説，財閥已經發展成猶如空氣般的存在。

　　這些參天大樹將根莖和枝葉伸及韓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僅三星一家的營收就佔韓國GDP超過20%，也難怪《華盛頓郵報》曾經把韓國稱作“三星共和國”，説韓國人一生無法避免三樣東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根據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的數據顯示，目前韓國有45家企業集團符合財閥的傳統定義。但韓國財閥化的特點不僅體現在經濟高度依賴財閥，而且在財閥這一形態內部也呈現規模兩極分化的現象，只有少數幾家財閥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

　　三星、現代、LG、SK是韓國財閥之首，僅這四大集團擁有的資產就佔國家總資產的26%，銷售額佔韓國企業總銷售額的20%。在股市，2014年時四大財閥在總市值的佔比已經上升到接近一半。

　　三星集團。三星集團成立於1938年，目前是韓國利潤最高的財閥。最初它只是一家從事食品貿易的小公司，主要向中國出口水果、乾魚和麪條等。在過去的80年裏，三星涉足的領域擴張至包括電子、金融、船舶、酒店、醫院、娛樂、教育等。其中最大且知名度最高的三星電子，在過去的十年裏，三星電子在韓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達到14%以上。

　　現代集團。現代集團成立於1947年，當時是一家小型建築企業，此後迅速發展到在汽車、造船、金融和電子行業擁有數十家子公司。2003年，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創始人鄭周永（Chung Ju-yung）去世後，現代集團經歷了拆分重組，將主要力量集中在建設、電子、重工業、汽車、服務業五個領域。目前現代汽車集團是世界第三大汽車製造商，現代重工是世界最大造船公司。

　　SK集團。上世紀50年代初，崔氏家族收購了在朝鮮戰爭中被夷為平地的“鮮京織物株式會社”用地，予以重建。如今，這個財閥家族管理着大約80家子公司，主要經營能源、化工、金融、航運、保險和建築行業。它最為人所知的子公司包括韓國最大的無線運營商SK電信，以及全球第二大存儲芯片製造商SK海力士。

　　LG集團。LG的發展開始於1947年的化學和塑料工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該公司大舉投資於消費電子產品、電信網絡和家電，以及包括化妝品和家居用品在內的化工業務，旗下擁有81家集團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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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商曖昧

　　財閥對韓國經濟實現壓縮式增長的奇蹟有着不可否認的貢獻，但隨着他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且一次又一次地與各種貪腐醜聞聯繫在一起，財閥一手遮天所引發的民怨和爭議也越來越激烈。

　　朝鮮戰爭後，從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到首位女總統朴槿惠，所有總統無一得到善終，這一獨特現象被世人稱為“青瓦台魔咒”。

　　或下野流亡、或遭到暗殺、或因腐敗罪名鋃鐺入獄，韓國總統被戲稱為世界上最高危的職業，而這很大程度上與財閥和政府之間根深蒂固的曖昧關係傳統脱不了干係。

　　這種政商一體的關係是根植於韓國的發展基因中的。在朴正熙時期，也就是韓國財閥崛起初期，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由於過度依賴軍人治國，沒有足夠時間和環境去完善法治，導致韓國政府內部與財閥之間關係複雜，利益交換嚴重。

　　財閥在政治的慷慨庇護下崛起，而隨着它們越來越壯大，又反過來裹挾政治，政客們依靠財閥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來競選，也依賴財閥經濟增長來創造政績，政客和財閥之間相互輸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為韓國憲政的後台運作模式。

　　韓國財閥對政治的滲透之大可從2016年至2017年朴槿惠“閨蜜干政”事件中窺見一斑。

　　當年這場大規模的以權謀私醜聞將韓國公眾對財閥的不滿帶到了一個高峯。朴槿惠出事後，上演了九大財閥被集體調查的一幕，三星、現代汽車、SK、LG、樂天、韓華、韓進、CJ等9名大企業掌門人出席聽證會，就權錢交易問題接受國會議員質詢。

　　韓國第一財閥三星集團在這次事件中元氣大傷，集團實際控制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被指存在賄賂行為，遭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但二審改判兩年半，緩刑四年，當庭釋放，這也被認為是財閥的又一次勝利，他們總能在法律面前獲得優待，入獄也不過是走一個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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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綁架的韓國經濟

　　除了對政商勾結、特權橫行的憤怒，財閥經濟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分配不均、市場不公現象也是民眾日益不滿的根源所在，獨大的財閥們扼殺了中小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壓榨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間。

　　韓國過度依賴財閥的模式導致了經濟雖然持續增長，但卻無法創造就業。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財閥企業營業利潤大幅增長54.8%，在全國企業營業利潤中的佔比達到了40.8%，但由於財閥企業數量僅佔韓國企業數量的0.2%，且財閥企業的大部分增長來自半導體等就業創造能力低的企業，這意味着不斷膨脹的財閥盈利並不能轉化為就業增長。

（財閥企業盈利增速遠超其他類型企業 圖片來源：HANKYOREH ）

　　在日經Asia300指數中，韓國財閥的市值在該指數中所有韓國企業市值中的佔比高達77%，然而包括財閥在內的韓國大型企業只貢獻了該國12%的就業，大部分就業是由這個國家的中小企業創造的。

（圖片來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韓國財閥集團不僅在縱向上採取多元化發展戰略，參與主營業務從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產，還橫向擴張到沒有關聯性的業務範圍，並形成壟斷性影響力，橫縱交織成一張巨大的網，將中小企業排除在外，也限制住了韓國經濟增長的新活力。

　　實力和資本雄厚的財閥企業往往復制中小企業的創新，而不是自己研發或收購中小企業，在這種掠奪性的環境中，提供了韓國大部分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無法成長，要麼被財閥企業扼殺在搖籃之中，要麼成為財閥企業的轉包企業為財閥所用，這也導致了過去三十多年裏，韓國再沒有出現過當代創業成功的神話。

　　但財閥也並非是全能選手，許多低效率的財閥子公司依靠着集團內部交易和優勢資源才得以苟延殘喘。比如三星集團眾多子公司中，並不是所有的都如三星電子一樣成功，三星汽車業務就以失敗告終，李在鎔此前主導的互聯網公司也以失敗告終。

　　此外，財閥本身高負債的發展模式使得這些龐然大物在支撐韓國經濟的同時，也綁架了韓國經濟，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韓國財閥在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時期，為了保持自身對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由於限制外資的政策，偏好債務型融資而非股權融資，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大多數企業的負債率都居高不下。

　　高負債模式的脆弱性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當時韓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達到110%以上，為歷史最高點，企業平均負債比率超過400%，隨着危機來襲，企業盈利惡化，利率和貨幣衝擊加劇了流動性困難。

　　這場危機“撂倒”了一批財閥，前30家大財閥有半數被迫走上了破產、清算和合並重組的道路。曾經的第二大財閥、作為韓國象徵之一的大宇集團也走上破產之路，打破了韓國財閥“大而不倒”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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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財閥開戰

　　1997年金融危機也將韓國政府推向了破產的邊緣，被迫向IMF等國際組織和其它國家求助。在IMF援助條件的要求下，韓國實行了一系列財閥改革措施，對金融機構和實體全面去槓桿，改善企業資本及治理結構，開放外商投資等。

　　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革為韓國經濟注入一股強勁的動力，韓國經濟快速走出危機陰霾，1999年GDP增速達到了11.3%，2000年也有8.9%，之後增速雖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根植在韓國經濟血脈裏的財閥問題並未解決，不平等增長、就業危機以及政商勾結的頑疾成為韓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是擺在每一屆韓國政府面前的硬骨頭。

　　現在人們將希望寄託在文在寅身上。2017年5月，文在寅在民眾強烈的改革呼聲中上台，他承諾破除財閥特權，改善壟斷問題。

　　文在寅在大選中承諾導入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訴訟制、工人推薦理事制，加強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股份義務持有比率，限制子公司之間的資本出資。希望通過這些舉措來限制財閥高層權力、提高小股東和工人權力，增加大企業財務透明度。

但文在寅所屬的民主黨，在國民大會299個議席之中，僅佔128席，未達半數，在過去將近兩年裏，改革推進艱難，文在寅的民意支持率也跌至任內最低水平。

　　在這次不斷髮酵的韓國娛樂圈醜聞面前，文在寅在聽取有關勝利夜店事件以及張紫妍自殺事件的報告後下達指示表態，要求警方和檢方“賭上各自的命運”進行徹查。

　　這番表態雖然“熱血”，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動財閥的地位還不得而知。不過可以預見的是，根深蒂固的財閥體系很難靠一屆政府之力就發生改變，財閥對經濟、社會的高度滲透，與政治勢力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使他們依然展現出“大而不能倒”的強大勢力。

　　而韓國民眾對財閥的態度也十分矛盾。儘管輿論對財閥的特權和不公充滿了憤怒，但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説，能進財閥旗下企業工作仍然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畢竟其他企業的平均工資只有財閥的約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