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華（37）風雨中走來的夏朝——“家天下”_風聞

回望中華（37）風雨中走來的夏朝——“家天下”

《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這裏面所記的“殛鯀於羽山以死”之説，應該是來自於《尚書·堯典》：“（帝堯令舜）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

然而，同樣的內容，太史公司馬遷，在其《史記·五帝本紀》中，又是這樣記載的：“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

這裏，一句“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就顯出矛盾了。

“殛”，《現代漢語詞典》中，簡簡單單、明明白白的解釋，就是——“殺死”（雷殛）。

“殛鯀於羽山”，就是説，把鯀給殺死在羽山了。

可是，後面一句“以變東夷”，又告訴讀者，是利用他去改變東夷去了。

既然是利用鯀去改變東夷，那就説明，鯀並沒有被殺死，而只是被流放了——如果鯀被處死，又怎麼去“以變東夷”呢？

可是，既然是流放，為什麼又要用“殛”這個表示“殺死”的字眼呢？

對於這個疑問，《説文解字》，是這樣辨析的：“《堯典》殛鯀，則為極之假借，非殊殺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捨其罪也’。《鄭志·荅趙商》雲：‘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説文解字》中，舉了多個前人之言，證明鯀沒有被處死，而是被流放。

可是，對於為什麼只是被流放，卻要説成是“殛”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解答。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山海經·海內經》中的“神話”記載：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翻譯一下：“洪水滔天，鯀偷竊了天帝的息壤，以阻擋洪水，沒有經過天帝的同意。天帝於是命令雷神祝融，將鯀殺死於“羽”這個地方的郊外。鯀死後，又生出禹來。天帝於是命令禹，安葬了鯀，並且分佈水土，以劃分九州。”

這個記載，看來是個“神話”。

但是，這個“神話”，卻向我們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鯀，確實是死了。

那麼，鯀是怎麼死的呢？

他不是被堯帝或者舜帝治罪殺死的，而是被天帝處罰，派雷神或者是火神祝融，給處死的——他是在洪水爆發的時候，站在羽山上查看水情，被雷電擊中而死的。

這是“神話”嗎？

這在過去，當然就是“神話”。

但是，放到現在，我們，還當它是神話嗎？

那你就是腦殼壞掉了。

或者，不是你的腦殼壞掉，而是你的心臟壞掉——你黑心爛肝了。

這明明就是歷史，明明就是歷史的真相啊。

鯀，是一個抗洪英雄，他是犧牲在了抗洪救災的第一線。

另外，“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鯀死後，又生出禹來。天帝於是命令禹，安葬了自己的父親”——這句話，又怎麼理解呢？

這就是説，鯀，作為一個名號，它確實是禹的父親的名號。

但是，它首先是禹所在的這個部落、或者族系的名號，然後，才是作為這個部落、或族系之首領的、禹的父親的名號。

當禹的作為部落或族系首領的父親，被雷電擊中而亡時，由於當時的人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以為，是他們的部落或者族系，得罪了天神，遭到了懲罰。

於是，他們的部落，就不敢再用“鯀”這個名號了。

經過幾年的醖釀，他們決定，重新給自己的部落，取用“禹”這個名號。

他們舉行儀式，向上天請示。

上天“同意”了他們這個部落的新生，“同意”他們取用“禹”這個名號。

於是，他們又舉行儀式，埋葬了他們這個部落的父親——從前的“鯀”部落。

羽山，在現在的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與山東省臨沂市臨沭縣的交界處。

羽山東西長約3公里，南北寬1.5公里，海拔269.5米，是東海縣的最高峯。

鯀部落的首領，爬到這個地方的最高峯上，察看水情，可見當時的洪水，確實是不小。

禹的父親死後，禹繼續領導大家抗洪救災、建設家園。

這當然不是他們接受了堯帝或者舜帝的命令，才繼續抗洪。而是他們，作為一個當時受到當權者打壓的部落與族系，沒有地方可去，只能是待在這個環境惡劣的地方，努力地依靠自己的掙扎與奮鬥，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經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禹部落，終於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家園，從而不僅在經濟上得到發展，更是在社會名望上，得到了提升。

許多部落在看到了他們的成績之後，就來學習他們的經驗，也要求他們，去幫助自己的部落治水。

作為當時之當權者的堯帝和舜帝，這時候，也就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委任他們為朝廷水利大臣，具體負責各地的水利建設。

而水利部門，作為一個和當時的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部門，她能夠給各個部落帶來直接的、看得見的利益，當然就能夠贏得各個部落的傾心合作。這也就使他們，無形地從中建立起自己的人脈，樹立起自己的威望。

當禹部落通過自己對於各個部落實打實的幫助，在天下建立起自己的人脈與威望之後，那個靠“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的舜帝，就“自然而然”地要將堯帝“禪讓”與他的帝位，也以“同樣”的方式，“禪讓”與禹了。

大禹登上帝位之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緫，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採，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大禹為什麼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朝貢系統呢？他為什麼又能夠建立這樣的一個朝貢系統呢？

大禹建立這樣的一個朝貢系統，當然是為了增強帝王族系的經濟實力，是要以這樣的一種朝貢方式，把帝王族系與一般貴族諸侯，從經濟實力上區分開來，從而使一般的貴族諸侯，再也不可能具有和帝王族系不相上下的經濟實力，再也不可能因為與帝王族系之經濟實力的不相上下，而與帝王族系分庭抗禮。

而大禹能夠建立這樣一個朝貢系統的原因，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制度，能夠從根本上加強中央集權，解決帝王族系由於實力不足，而不能有效行使中央權力，不能對一些強勢的貴族諸侯之肆意妄為進行有效約束的問題。這也就使一些強勢的貴族諸侯肆意欺壓與兼併弱勢部落的行為，能夠得到有效的抑制，從而保護眾多弱小部落的利益。

黃帝取代炎帝，是解決了政治體制由共和制轉向集權制的機構設置問題，卻沒有具體的措施，來加強帝王族系相對於各個貴族諸侯的實力對比；沒有具體的措施，讓帝王族系可以憑藉壓倒性的經濟優勢，隨時凌駕於各個貴族諸侯之上，以確保帝王族系所代表的中央權威與權力，落到實處，從而確保中央集權制的有效實施。

而大禹通過建立起這樣一種朝貢體系，就從經濟實力的保障上，加強了君主相對於各個貴族的壓倒性優勢，從而保障了代表中央權威的帝王族系，不會被強大的貴族諸侯，所無禮地褻瀆，也就保障了中央集權制的有效實施。

在積極地進行內部的政治制度之變革與整頓的同時，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説大禹在對外政策上有什麼大的舉動。然而，夏家店下層文化，正是在大禹時代，才開始興起的。這不能説，和大禹的對外政策無關。

雖然遊牧民族的南下襲擾，給中原民族帶來了很大的禍患。然而，中原民族的強力反擊，也使他們無法在中原民族的身邊立足。

相對的，他們的日子，比中原民族更艱苦、更艱難。

所以，如果有可能，他們，也是願意與中原民族取得和解的。條件，當然是中原民族，允許他們在自己的身邊安居下來。

然而，遼西，雖然相對中原，不是個什麼好地方，但是，那是伏羲氏部族部族的祖居地。

丟掉祖居地，就是對祖先的背叛。

所以，儘管仗打得很艱難；儘管最後，不得不苟且偷安；但是，伏羲氏部族的子孫，沒有誰，有那樣的氣魄，沒有誰，有那樣的膽量，敢於輕言放棄，敢於公開地提倡，這個仗我們不打了。

大禹，卻站在歷史的高度，站在中原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特徵與實力之對比的冷靜思考上，實事求是地做出分析與決斷。

這個仗，打下去沒有意義，除了徒增苦難，沒有任何的益處。

所以，他要與北方遊牧民族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

這才有了遼西、伏羲氏部族部族之祖居地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興起。

歷史，隱瞞了這一切。

那是因為，總有人心有慼慼，覺得這是炎黃子孫的恥辱。

所以，不提也罷。

大禹的功績，彪炳千秋。

然而，他還是有一件事，不能完成。

就是，帝王之帝位的“禪讓”，總是給小人以覬覦之心，從而給社稷帶來動盪之源。

如何確保社稷安穩、天下太平，在帝位的傳承與“禪讓”方面，還是有一番功課要做啊。

但是，大禹一生，做的事也太多了，再多一件事，又不是自己能夠獨立完成，搞得不好，反而是為了社稷安穩，卻倒還讓社稷不得安生。

所以，這件事，，還是留待後來的人去做吧。

天下動盪得太久了，能消停一刻，就消停一刻吧。

然而，一件事，起了個好頭，如果不接着做完，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待日後重新起頭，便又是事倍功半了。

夏啓，跟隨父親操練多年，也是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在政治上成熟老練，深知“禪讓”制的缺陷，如果不趁着自己祖蔭有庇、個人有能的時機加以解決，日後再到小人橫行、天下動亂的時候，來讓天下期盼，那就難了。

所以，“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

夏啓藉着先輩的恩庇，登上帝位，而在父親令天下“五服”之後，進一步地規定“家天下”的世襲制。

這是進一步地鞏固中央集權制，限制貴族階級的勢力膨脹，給天下帶來的危害。

所以，他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擁護。

這也是他順應天下大勢而敢作敢為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