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十年時間 培育一個新中國 ——馬前卒談五四運動到解放的歷史大趨勢_風聞

2019年4月7日演講稿，略有修改

1 三十年

我讀中學的時候，語文課本里有一篇文章：《人民英雄紀念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但即便沒有，相信大家對紀念碑上的文字也很熟悉：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比較一下，前兩句除了“三”和“三十”之外，一字不差，但是第三句就不一樣了，不説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而是“歷次鬥爭”。

革命和解放都是有目標的積極行動，鬥爭是相對消極的抵抗。這説明，在毛澤東等建國一代領導人看來， 1919年前，中國社會處於找不到發展方向的消極抵抗階段；五四運動後才轉為主動革命。這是對五四運動歷史地位最權威的評價。

我對那段歷史的瞭解，是從80年代一套歷史書開始的。書名是《天翻地覆30年》，給我科普了從五四到新中國的主要事件，我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讀。但是，這本書也有問題，具體革命故事講的太多，故事背後的歷史大趨勢談的太少。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和解放70週年，我決定彌補一下自己的童年遺憾，放下具體事件，談談我對這30年曆史大趨勢的認識。

在談歷史之前，我先作一道算術題。

五四運動是從占人口極少數的知識青年開始的。按當事人回憶，算上跟着看熱鬧的，最初的參與人數不到5000，可以聚在一個講台下聽課。而解放全中國徹底改變了5億人的生活。

5000和5億差5個零，30年時間增長了十萬倍。平均來説，每6年，革命的影響力就擴大十倍，每年得增長46.78%。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為什麼46.78%的增長率能保持30年。

對數座標圖。如果把中國革命看作股票，微軟和巴菲特都不值一提

2****20世紀只有一次革命

中國每個朝代都要寫上一個朝代的官方斷代史，於是我們就有了24史。這個史書體系有好處，歷史階段分的很清晰。但是也有壞處，就是用朝代劃分扭曲了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理解。比如説，按照歷史朝代表，劉邦排在秦朝三個皇帝乃至項羽後面，好像比他們都小很多。但實際上，劉邦只比秦始皇小3歲，是同一代人，他又比項羽大24歲，差了一代人。如果不計算實際年齡，你就沒法理解為什麼劉邦看到秦始皇的時候説的是“大丈夫當如是”，項羽又説“彼可取而代之”。很明顯劉邦是中年人對同齡人的嫉妒，項羽是年輕人的自信。

到了近代，這種基於皇帝（領導人）血統的歷史分期越來越不適用了。梁啓超就抱怨，説24史不是歷史，是24部家譜。但是，為了脈絡清晰，很多歷史書，包括教科書還是沿用了這個風格。我們很容易形成一個粗略印象，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辛亥一代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解放一代消滅了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集團關係不大。

但是辛亥革命到解放只有38年。38年是什麼概念呢？從現在往前數38年是1981年，那年中國人口10億，到現在還有7億活得好好的。民國雖然人均壽命低，但辛亥革命一代人和解放一代也有很大的交集。

而且，辛亥革命不是一場有組織的運動，既沒有全國戰略，也沒有統一的指揮機構，孫中山是從報紙上知道武昌起義的。各地的中下層軍人和知識青年發起了一系列缺乏配合的造反，只是因為清朝遇到財政危機和內部矛盾爆發，他們才能趕走皇帝。人民紀念碑把這些行動歸類為“歷次鬥爭”，而不是“人民革命”。這個特點決定了參與者的年齡層次，辛亥革命的主導者是19世紀的80後和90後。

解放戰爭和辛亥革命完全不一樣，從土地法大綱到三大戰役，一批50歲左右經驗豐富的領導者始終控制着革命的節奏。仔細看，這批人的主體還是19世紀的90後，正是辛亥前後的青年。

從具體履歷來看，新中國第一屆領導人很多都是辛亥年的志願兵。主席毛澤東在辛亥年第一時間參加湖南新軍，準備應付北洋軍的反撲。總司令朱德在雲南跟着蔡鍔造反，趕走了清朝的雲貴總督。副總理，後來的國家主席董必武，武昌起義第3天就到了武昌，正好碰上北洋軍南下，參加了最激烈的幾場戰鬥。第一任中央銀行行長南漢宸辛亥年只有16歲，在山西組織了2000民兵，去娘子關打仗，是最接近北京的一支反清軍隊。

我拿這幾位當例子，主要原因是他們比較知名。如果把範圍稍微擴大一點，就能發現，新中國領導集團不僅包含1911年的基層士兵，還有很多人在辛亥年已經是革命領導者或者資深元老了。

比如説1949年的中央政府秘書長林伯渠，1905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之前好幾年，他在全國各地秘密策動軍隊反清。到了1949年開國大典，他是主持人。又比如説武昌起義的領導機構叫文學社，其中一個核心人物李六如，是黎元洪直屬的標統，指揮最精鋭的反清軍隊，也是中華民國第一批將軍。後來李六如當了毛澤東秘書，1949年在最高檢察署當副署長。而辛亥革命的時候，李六如上面，代表中華民國和清朝對抗的兩個中央級元帥是黃興和李書城。黃興大家都知道，李書城到解放時當了教育部長。新中國的地質部長李四光，1911年在武漢和南京都做過實業部長，在新中國地質部成立之前40年就是正部級幹部。

還有，1949年的廣西省長，1955年大將張雲逸，辛亥革命之前幾個月就參加過黃花崗反清起義，是黃花崗72烈士之外的的第73人。而給黃花崗起義供應軍火的吳玉章，後來又到四川策動保路運動，他1949年當了中央政府委員，人民大學校長。這些人的資歷擺到孫中山面前也是很可以自豪的。從人員構成上來説，完全可以説1949年的新中國繼承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吳玉章、林伯渠、毛澤東、董必武，幾個辛亥老兵在開國大典上同框

但是，前面説了，辛亥革命並不是一場有組織的革命，全國一起反清朝皇帝的人，各有各的心思。有人覺得推翻八旗貴族就好，有人覺得只要能地方自治就好，有人覺得能正常發工資就好，有人覺得能讓我的企業正常發展就好。大家唯一的共識是舊中國沒有給我滿意的出路，但是到底該走什麼路，完全沒有共識。各方面互相牽制，幹掉皇帝以後，反而是那些沒參加起義的清朝的將軍和官僚出來接管政府，連續掌權十幾年。

我這幾天看各地的五四運動史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徽學生和皖南鎮守使作鬥爭。當時的皖南鎮守使叫馬聯甲，是光緒24年、19世紀的武進士，給慈禧太后當過侍衞。這幾乎是演義小説裏才有的人物，到了20世紀20年代還控制着地方實權，説明辛亥革命前後的社會變化不大，也説明辛亥一代青年並不知道自己要作什麼。

於是我們發現了一個反差。辛亥年，乃至到1919年，中國大多數知識青年都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連基本的共識都沒有，只能搞自發鬥爭。但短短一代人後，他們就聯合起來，帶着下一代年輕人改變了整個中國。這其中必然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引導他們從自發鬥爭轉向有組織、有目標的行動。

各行其是的辛亥青年拆了大清朝，但建立新中國是一個有組織的革命

這個轉折點就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之前，之所以知識青年連達成共識的趨勢都沒有，原因主要是兩個，首先是對傳統道路幻想太多。認為20世紀的中國可以把歷史上各種成功道路再走一遍。

比如，有人覺得過去落後，就是因為清朝皇帝是滿族。換一個漢族皇帝，我們也可以像古代帝國那麼強大。很顯然，1916年袁世凱復闢把這個夢撕碎了。

又有人覺得過去中國製度差，錯過了歐洲列強的發展時機。現在阻礙發展的封建王朝沒了，我們發展幾年也是帝國主義。結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老牌帝國主義會用最激烈的手段對付新帝國主義，而且帝國主義國家送自己的國民去死也是不眨眼的，不是什麼好榜樣。

還有人覺得依附於帝國主義也不錯。日本給英國當炮灰髮展起來了，現在我們也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不給一點機會嗎？

結果這方面打臉最嚴重，巴黎和會上，列強根本不給中國賺一點面子的機會，要把德國佔的青島割給日本當戰利品，而北洋政府之前居然還有一個密約要承認割讓。這等於把中國最後一條貌似走得通的路堵死了，也讓清朝留下的官僚隊伍喪失了全部信譽。北京的學生無論如何不肯再老老實實讀書，決定去天安門抗議，去幾個老官僚家裏放火，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第一天。

知識青年不願意達成共識，另一個原因是他們集體迴避暴力革命選項。從歷史上看，大多數暴力革命，尤其是底層造反都是破壞性的。義和團運動剛剛過去十幾年，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那是一場純粹的災難。就算在歐洲，無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激進黨派搞革命都沒成功過，沒有任何靠底層革命的政權能管理現代化社會。所以，知識青年雖然推翻了清朝，還是小心翼翼地把權力還給清朝的將軍和部長，不敢考慮底層革命的方案。

五四運動前2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到了1919年，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得到了足夠的信息，知道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底層革命。少數知識分子和工人士兵聯合起來，居然能夠管理一個有幾萬公里鐵路的半工業國，沒有造成無政府主義的混亂。

雖然五四青年不知道蘇聯將來能打贏二戰，不知道蘇聯再過38年就要發射人造衞星，但1919年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從俄國革命得到了信心。李大釗在五四前不久作了一場著名演講，標題是《庶民的勝利》，讚美底層革命路線。毛澤東這個辛亥年的士兵就在台下聽李大釗演講。

這些事情積累到一起，等於在一道非常難的選擇題裏劃掉了幾個錯誤選項，又給了一道類似的例題。所以辛亥青年1911年還很迷茫的，到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看到希望。雖然他們還不知道正確答案，但是起碼有了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努力學習通過考試。這就是為什麼人民英雄紀念碑認為五四運動是歷史轉折點，比辛亥革命重要的多。

3 第一座山 帝國主義

前面説的是政治理論問題，但是漂亮的理論只是一個開始。互聯網在中國也普及這麼多年了，你們見過哪個大V靠理論説服對手嗎？所以，儘管五四運動初步給中國指明瞭理論探討方向，但是知識青年還是需要一個合適的目標才能團結起來。

這個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半殖民地身份，就是中國被各種不平等條約束縛住的海關税率。

要理解這個目標，我們首先要理解舊中國知識青年的身份和訴求。毛主席在1939年給他們作了一個定義：

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大多數知識青年沒有資本，為什麼要被歸為小資產階級呢？

因為他們渴望擁有資本，渴望分享資本的利潤，在社會意識上已經資產階級化了。

注意，説他們的社會意識資產階級化，並不是對他們的貶低。相反，在中國農業社會，資產階級意識是一種進步的思想。

農業社會的經濟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人均財富很少。大多數人只能靠艱苦的體力勞動勉強謀生。無論社會結構怎麼變動，也只有一小撮貴族和官員過好日子。在這樣的社會里，肌肉總量決定了生產的上限，怎麼投資也沒法改變這個上限，所以財富只能用來消費，不是資本。

工業革命以後，歐美髮達國家出現了一種自古以來沒有的現象，就是經濟的指數增長。由於從煤礦得到了額外的能源，搞生產不靠肌肉力量了。所以，在機器上投資，在技術上投資，就能提高生產效率。拿到的利潤又可以變成新的資本，讓經濟長時間保持很高的增長率。從這個時候起，社會上的財富才普遍變成了資本，人均經濟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這就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

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前100年，資本家可以拿到超額利潤，普通人的生活也有緩慢的提升。但是，對於青年學生來説，最現實的目標是資本家和普通人之間的中產技術階層。只要技術還在進步，這個階層就能分享資本的紅利，過上體面的生活，比普通人提前幾十年進入現代社會。在畢業之前，青年學生已經在期望這樣的未來了，所以説他們是小資產階級。

但是，必須依附於工業資本，小資產階級才能有體面工作。中國的資本很少，想要體面工作的學生很多，所以青年學生最主要的訴求就是希望國內積累足夠的資本，至少讓中國有限的財富也能進入指數增長循環，資本越滾越大。

當時的中國的確還有一些財富可以用來投資，畢竟是5億人口的農業社會，除了基本的温飽之外總有一點剩餘。但是，財富不等於資本，只有能進行現代化生產的財富才是資本。發展資本主義意味着必須組成一些賺錢的現代化企業，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用機器生產更多的機器，最終讓中國也變成發達的工業國。

但是，在中國開始搞工業之前，英國工業革命已經100多年了，最落後的日本也比中國先發展了幾十年。技術水平不一樣，同樣的資本投下去，中國的工廠肯定競爭不過西方的工廠。如果沒有關税壁壘的保護，中國的產品就算在國內也競爭不過洋貨。產品賣不掉，中國的財富就不能變成資本，只能變成壞賬，小資產階級也不會有體面的工作。所以關税壁壘是中國發展的第一前提。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簽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有的割地，有的賠款，有的要做毒品貿易，但是，所有其他的條款加起來，都不如其中兩個條款對中國傷害大。第一條是中國的關税不超過5%，第二是所有列強都能分享這個待遇。帝國主義的軍艦隨時監督中國遵守這兩個條款，中國在經濟上徹底變成了別國的傾銷市場，徹底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成功希望。所以，我們説舊中國是是半殖民地國家。

當時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安排了，但畢竟中國還沒有像印度那樣被完全佔領，還有一個貌似獨立的政府。所以還有一些人抱有僥倖心理，希望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後，民國政府能給中國企業爭取一點空間，積累資本。辛亥年的革命者很多都有這樣的夢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孫中山，把總統丟給袁世凱以後，決定去修鐵路，發展工商業。

孫中山的夢想太大，搞不成也可以理解。但是辛亥青年類似的努力都失敗了，就不能看成偶然現象了。前面分析新中國第一屆政府的時候，提到過武昌起義有個少將叫李六如，山西獨立有個民軍司令南漢宸，他倆在辛亥革命後都交出了軍隊，拿着政府給的獎金去開工廠，實業救國，追求資產階級夢想。但是，由於經營條件太惡劣，鬥不過洋貨，在五四運動前後，他倆的企業都破產了，辛亥年黎元洪發的獎金，後來民國政府給的津貼都賠光了。

在五四運動的啓發下，他們認識到，這不是自己運氣不好，而是因為帝國主義不允許殖民地本土資本發展。只有聯合起來，趕走帝國主義，自己才有前途可言，所以他倆不約而同，先後加入共產黨。

從身份來説，這兩個人都是中華民國的元老，在地方軍閥裏有很多朋友，是中國搞資本主義條件最好的一批人。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其他知識青年遇到的失業和破產只會更嚴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趁着西方的工廠都造軍火，中國資本主義積攢了一點小資本，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又都賠出去了。所以1919年，全中國知識分子達成了第一個共識，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奪回關税自主權。

奪回關税自主權為什麼要內部革命呢？

因為帝國主義的手段很巧妙，籤不平等條約的時候沒有把關税直接降到0，而是留了5%。同時，1943年以前，清朝和民國海關的領導始終是英國人，1943年換成美國人。他們一方面維持中國的低關税水平，另一方面引入西方技術和管理，把中國海關打造成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機構，是中國政府很好的税源，比農業税或者其他工商業税收都穩定。

政府可以背叛自己的人民，背叛自己的支持者，甚至和自己的軍隊對抗，但是，政府是一羣要吃飯的人組成的，沒有哪個政府能背叛自己的財政基礎。中國是窮國，政府更窮，預算非常依賴英美帝國主義轉交的海關税收。所以，無論嘴上怎麼説，民國的各個政府都很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或者説買辦政府。而帝國主義也很懂得維護自己的代理人，在海關税收不夠的時候，會允許代理人稍微提高一點税率，或者直接給一筆援助，保證總體上的低税率。

這些關税和援助表面上支撐了中國的財政，實際上像鴉片一樣是中國經濟的毒品。不推翻這些買辦政府，中國就不會有獨立關税，當然也不會有自己的工業社會。

4 先搬哪一座山

總體上舊中國的各個政權都是買辦，但從具體數據來看，買辦化的程度有所不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控制了長江口和上海，掌握2/3以上的洋貨進口渠道，拿關税最方便。另一方面，紅軍長征之前，它對內地的控制不深，收農業税的基礎很弱。所以，南京政府的財政最依賴進口關税，1929年達到51%，是一個完全服從帝國主義利益的買辦政府。各個省級軍閥政府的地盤上幾乎沒有海關，要像清朝那樣收農業税養兵，所以他們的買辦性質弱一些，封建性質強一些。北洋軍閥介於兩者之間。

從經濟基礎説，買辦政權和封建地主政權的利益有區別，但總體上可以相互妥協。買辦政權希望中國穩定的進口洋貨，給海關交關税；地主政權希望自己掌握的剩餘農產品能換來最多、最好的工業品，不希望被強迫買性價比不高的國貨，也希望關税低一點。所以，南京政府和各地的軍閥聯手統治國家，把中國5億農民在生存之餘勉強積累的一點財富都換成洋貨。這就是我們歷史課本上定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政府追求財富不一定是壞事。但是，中國的財富如果變成實體產業資本，買辦和地主的收入都會減少，購買力都會降低，所以他們的共識就是反對中國積累工業資本，反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這導致大多數知識青年也很快達成了共識，代表沿海買辦的民國政府、代表地主的各地軍閥都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必須用革命手段除掉。

面對兩個敵人，最理智的辦法不是同時開戰，而是先幹掉其中較弱的一方，拿到它的資源，再去打另一個。

兩邊比較一下，買辦政府守在沿海、沿長江、沿鐵路的大城市，能夠直接拿到帝國主義給的武器，是比較扎手的敵人，革命軍碰了幾次就放棄了。所以，革命者在手段上也逐漸達成共識，必須先先對付內地的地主和小軍閥，這就是土地改革，或者説土地革命。

土改是新中國的基礎，這不是什麼新鮮觀點，大多數歷史書，包括教科書也這麼講。但是，大多數材料對土改的描述都太簡單，太幼稚，往往就是告訴讀者，農民分到了土地很高興，所以願意參加解放軍，願意給革命出糧食出勞動力，最後就是革命勝利。

然而，這個説法邏輯上説不通，假設解放軍有100萬人，你去參加解放軍，給自己土地增加的安全係數不過是百萬分之一，但是家裏卻實實在在減少一個勞動力。解放軍又沒説只有參軍才能分土地，你會主動去當兵嗎？

至於説土地改革後，人民踴躍支援前線，這個説法也有問題。哪次救災，自行其事的志願者是主力？幾百萬分散的農民就算有支持革命的意願，如果靠自發性去支援，也必然導致一片混亂。最後還得靠政府用強制性命令組織後勤。

更何況土改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全部土地出產分給農民，而是為了從地主軍閥手裏拿走農業剩餘，用來組織一支幾百萬人的革命軍，去圍攻買辦政權控制的沿海大城市。這意味着土改後必然得有一個新政府來強制性收税、徵兵，拿走很大一部分農業財富。

所以，土改真正的作用，是洗掉地主政權這個浪費很大的中介，洗掉腐敗的軍閥政府。然後公平地向農村徵税、徵兵，更高效地利用農業剩餘。幾百萬解放軍，除了改造的國民黨俘虜之外，真正志願從軍的比例並不高。淮海戰役動員了600萬民工，每一個都是解放區政府僱來的，這是有史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僱傭行動。用來僱民工的錢和糧食，只能是解放區幾千萬農民交的税。

當然，過去地主財產多，交税少，和地方政府勾結起來到處抓壯丁當兵，土地改革之後農民的整體負擔肯定是減輕了，但也得給新政權交地租，服兵役。土改和解放軍的關係，絕不是分了土地換農民感激那麼簡單。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不把農業剩餘集中起來，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半個中國土改之後，一方面革命政權拿到了農業剩餘，另一方面，流到沿海去換洋貨的財富也少了。所以南京的買辦政權也快速衰落。等到美國援助消耗完了，力量對比轉向對解放軍有利，就到了決戰階段，我們通常把這個階段稱為三大戰役。

看一下三大戰役的地圖，可以發現三個戰場在地理上非常相似。徐州、錦州、天津，這三個大城市都靠近一個海灣，還有鐵路通往港口，是洋貨進入中國農村最方便的地方，所以是買辦政權最牢固的據點。據點裏面防守的軍隊，拿的是帝國主義援助的武器。連這樣的城市都守不住，買辦政權和封建政權只能退出歷史。至於後來佔領上海，佔領長江以南，雖然也算一件大事，但都是三大戰役的必然後續，不算重要事件。

三大戰役最大的戰果，是1949年10月，新中國任命孔原為海關總署署長。孔原是90年來第一個中國國籍的海關領導人，他就職署長標誌着中國擺脱了半殖民地身份。國民黨逃跑的時候，美國籍的海關總税務司也跟着跑到了台北。但是美國人為了避免台灣經濟崩潰，被大陸一下子佔領，也允許蔣介石任命一箇中國人來管海關，自己決定海關税率。1950年1月，台北政權任命羅慶祥替代美國人李度，解放軍替海峽兩岸的中國都爭取到了發展工業的機會。

5 禮下庶人

我們回頭再看看人民紀念碑，碑文從1840年開始追溯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解放經歷了一個多世紀，這期間很多組織都能從農村拿到資源，也有很多組織企圖對抗帝國主義。共產黨並不是第一個基於農村去對抗帝國主義的政權，為什麼五四運動後的共產黨成功了，其他力量沒有成功呢？

這裏的原因不僅僅是共產黨土改搞得徹底。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也想消滅地主，把農民都變成自耕農，再對自耕農收税徵兵。但是太平天國被帝國主義的洋槍隊打敗了。解放軍要對付的美國槍炮，比當年洪秀全要對付的厲害了不知多少倍，但解放軍不僅能打敗國內的買辦政權，還能出國去朝鮮打真正的美國軍隊，為什麼共產黨運用農村資源的效率這麼高？

這裏還得分析一下五四運動給中國農村帶來的變化。

馬克思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塑造社會文化；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承認，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改變經濟和政治。五四運動恰恰首先是一場文化變革，或者説，和五四運動同時出現的新文化運動改造了中國革命。

最直接的影響，是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魯迅帶頭提倡的白話文寫作。拋開魯迅的政治觀點不論，僅僅從他寫了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説來説，他就是對中國革命影響最大的幾個人之一。因為白話文寫作打通了口語和文學，讓接受過掃盲教育的下層羣眾也能享受精神生活，認識到自己和整個國家的關係。過去底層認字，是為了記賬；知識分子才有資格用文學來支持政治活動。現在文學是白話文，不再是知識分子小圈子的自娛自樂，所以能夠把知識青年和工農羣眾結合在一起，給革命黨的軍隊帶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自古以來，無論是戚繼光還是李自成，徵兵的時候都喜歡用沒文化的樸實農民。因為他們眼裏的士兵只是工具，不是有積極性的戰士，腦子越簡單越好。反正絕大多人都是塞在方陣裏，作非常簡單的戰術動作。想得太多，反而影響你的作戰秩序。

但是機槍出現以後，士兵再也不能排成密集陣型去打仗了，反而要拆成十幾個人甚至幾個人的戰鬥班組，相互之間的距離大於一顆炮彈的殺傷半徑，導致大多數士兵都在高級軍官的視線之外。這些戰鬥班組要自己根據戰場局勢決定小規模戰術，麻木而沒有積極性的士兵毫無用處，上了戰場不是當靶子，就是當俘虜。雙方火力越強，部隊就越分散，對士兵積極性的要求越高。

從北伐軍到紅軍，再到八路軍、解放軍，革命軍隊都在努力傳播新文化。按照條例，紅軍每天一半的時間都用來搞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行軍的時候沒法停下來上課，當時的中宣部長張聞天就就要求每個士兵背後掛一個紙板，寫着常用字，不斷的變化隊形，讓士兵認字脱盲，吸收先進文化。所以，雖然火力和敵人差好多倍，但是在革命軍也弄到一點機槍以後，總是勝多敗少。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不僅僅是提倡白話文，還要發動知識青年去塑造各種各樣的大眾文化。五四運動那些大學生的身份，在農業社會對應的是儒家士大夫，過去他們的文化和道德只需要對自己這個階層負責，然後統治其他人。但五四運動一開始，由於舊社會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也因為現有的社會不給知識分子出路，這些學生只能自發地走向下層，給農民傳播新型的文化和娛樂。我翻五四運動的回憶錄，發現大多數年輕人印象最深刻的活動不是去天安門遊行，不是放火燒了漢奸的房子，而是下鄉搞宣傳，搞演出。事實證明，這也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文化遺產。我給大家摘幾段回憶錄看：

紅軍大學校長何長工參加五四運動的回憶：

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許德珩的五四回憶錄，他也是鄧稼先的岳父：

下面這個最有意思，是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顧仲彝的五四回憶錄，他的著作剛剛再版，名字是《編劇的自我修養》。顧仲彝不是學戲劇的，也不是學表演出身，但是五四運動期間急着給農民宣傳國際形勢，業餘演話劇演成了中國的編劇權威：

傳統的農村的文化產品非常貧乏。即便是80年代，露天放老電影，很多人看過三四遍還要再看；街頭打一場架，接下來幾天都是全村聊天的主要話題。五四運動把青年學生逼到這片空白地搞文化，還要用白話文和簡體字來增加宣傳力度，就像把一個跨國公司送到了沒有競爭對手的市場。土地革命的動員水平當然要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起義。

這套起源於五四運動的方法最後被毛澤東總結成了三篇短文，就是著名的“老三篇”——《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我讀書的時候，這三篇文章都在語文課本里，都要求全文背誦，在座應該也有很多人會背。現在我結合革命史，回頭再看，才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求全國背誦。因為這根本就是簡化版的革命操作手冊。

《愚公移山》原來是一個古代寓言，説愚公家族毅力過人，最終感動神靈搬走太行山和王屋山。毛澤東把他改造成一個現代故事，説帝國主義買辦和封建軍閥是中國的兩座山，革命先鋒隊也要感動神靈搬走他們。但是，故事裏的神靈不再是天上的超自然力量，而是幾億中國老百姓。感動他們當然不能僅僅靠自己挖土，還要輸出文化產品。這就是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後總結的行動方案。

《紀念白求恩》，上來第一句就定性，白求恩是外國人，是技術人員，和傳統的中國儒家士大夫完全不一樣。這樣的人過去是不能成為道德模範的。現在他來中國參加革命，成為所有人的榜樣，説明我們可以，也必須創造前所未有的文化產品，這個文化產品一定是超出中國傳統文化的。

《為人民服務》説的就更直白了。張思德是一個搞生產的普通戰士，自古以來，只有貴族和士大夫有墓誌銘，沒有紀念勞動者和普通戰士的傳統。這個規矩從今天開始要改！革命隊伍的普通人都要有追悼會！還要對老百姓推廣！

追悼會不僅僅是懷念同志去世，更要説他為人民作了哪些事情，要讚美他做過的好事，要讓最基層的軍民看到為人民服務的榮耀。過去儒家農業社會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因為整個社會只有貴族和士大夫需要積極性，其他人服從就好。現在革命隊伍“禮下庶人”，自然給普通人制造了國家主人的積極性。所以這支軍隊敢於去攻擊火力比自己強幾倍的敵人。

讀完老三篇，我們再回顧一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文字：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五四之前，只有人民英雄，沒有人民革命。五四運動後，人民英雄用新型文化帶動了人民，這才有了人民革命。所以，五四運動後的土地革命和以往任何一次農民運動都不同，雖然面對的是同一個中國農村，但動員的資源更多，組織的軍隊更有積極性，更強大。在中國工業社會出現以前，共產黨靠農民的力量打贏了淮海戰役，治好了幾千年來治不了的黃河、淮河、海河，還能去朝鮮打聯合國軍。這都是人民革命的成就，都是五四運動的文化遺產。

6 過渡時代

治理黃淮海平原，把美國軍隊擋在國境之外，這都是傳統社會也會讚美的偉大功績。土地革命完成了這麼偉大的事業，按理説應該得到新舊知識分子一致讚美。然而，我們知道，無論在革命時代還是革命後代新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是反對革命的。現在快到全國解放70週年了，還是有大量知識分子質疑革命的合理性。用我們熟悉的詞説，這些人就是反動派，是中國進步的障礙。

所謂反動派，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種是從封建秩序和買辦集團分到利益的人，基於立場反對中國進步，這當然是真反動派。但還有一大部分人，他們未必是蔣介石或者地主的同路人，但是也對革命充滿疑慮，這裏我想着重分析一下他們的思想。

我們回顧一下前面的內容。所謂土地革命，就是在一個貧窮農業社會先打倒封建地主，榨出資源；再用先進的文化帶動農民的積極性，去打倒帝國主義買辦，為工業社會提供一個良好的發育環境。這個歷史階段應該算是工業時代，還是農業時代呢？

嚴格來説都不是，它是一個過渡時代，用任何一邊的道德文化標準去衡量都不合適。所以，無論是革命前的農業社會舊知識分子，還是革命後的新一代工業人口，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都會批判革命。

比如説，農業時代有兩個基本特徵，技術停滯和普遍貧窮。為農業社會設計任何制度，都得尊重這兩個前提。停滯的社會，就不能指望通過折騰來提高效率；普遍貧窮的社會，就不要追求普遍富裕。共產黨搞革命打破等級，但是改變不了小農經濟手工勞動的效率，這就是折騰；而普遍貧窮的社會，共產黨搞土改人人分地，就沒辦法集中資源來供養整個文明。在舊時代的人看來，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也許能一時得勢，但佔領全國後立刻就會遇到問題，不是崩潰就是退回舊時代。

那麼，共產黨碰到這些問題沒有呢？的確碰到了，而且革命剛剛勝利就遇到了大麻煩。下面是我在人民網找到的歷史文獻：

《堅持和改進糧食的統購統銷》

我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的。小農經濟是分散的半自給的經濟，生產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後，糧食產量是增加了，但是農民的糧食消費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於出賣餘糧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95.html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而且，這是一個長遠的大計，只要我們的農業生產沒有很大提高，這一條路總是要走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85.html

這兩段文字，都是當時的副總理，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管經濟的陳雲寫的。新中國在靠土改打贏解放戰爭之後，立刻就遇到了糧食問題。為什麼和平時期反而糧食供應不足呢？

因為中國人多地少，過去糧食供應足是假象，完全是靠地主虐待農民，才提供了足夠的商品糧。具體説來，就是地主在農民家庭只吃到七分飽的時候，就拿走了剩下的糧食，然後賣到城市，換服務或者換洋貨。所以全國只有一億多噸糧食，就能養活5億人，尤其是讓四五千萬城市人口也吃上飯。

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農民第一個目標是要餵飽自己的家庭，先吃到十分飽再説。在這之前，你拿什麼東西和我換，糧食也是非賣品。所以儘管和平時期糧食產量上升，市場上出售的糧食反而快速減少，新中國沒有糧食來養活城市和政府了，就算城市居民也樂意吃七成飽，商品糧還是不夠。陳雲分析原因，也意識到原因在於老百姓吃糧食有彈性，眼下農民的消費還沒彈回“正常”值呢。

《財政狀況和糧食狀況》

因為長期戰爭造成貧困，人民吃糧的數量是有彈性的，在糧貴的情況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點，稀一點。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60.html

從責任來説，這顯然是舊中國的錯，居然要餓着農民才能養活城市和政府。但反過來説，這恰恰證明了舊社會制度的部分合理性。在普遍貧窮的小農經濟背景下，沒有封建等級制度，不踐踏農民吃飽肚子的權利，文明和政府的生存都成問題。所以他們笑共產黨瞎折騰，最後不是開倒車就是解體。

陳雲的對策，可以看上面幾段引文的標題，就是糧食統購統銷，禁止糧食私下交易，強制農民在徹底吃飽之前就賣出一些糧食。這就把過去分散給幾百萬地主的怨氣集中到政府身上，很多人都等着看共產黨的笑話。傅作義雖然已經當了新中國的水利部長，但私下裏還是和蔣介石保持聯繫，説共產黨不會管理國家，來一個春荒就要全面崩潰。時候我發動舊部，接你反攻大陸。

傅作義的預測不算全錯，新中國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説60年代的經濟困難和饑荒，比如説糧食統購統銷和公社化激起一部分農民不滿。畢竟舊社會每年餓死幾千萬人，才能保證糧食基本平衡。新中國死亡率大大下降，耕地卻沒有增加多少，即便不供應城市，農村糧食也緊張。

但是，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中國社會越來越發達，糧食越來越充足，傅作義和蔣介石等到死，也沒等到新中國崩潰。

這是因為新中國已經拿回了關税自主權。養幾千萬城市人口，不是像舊中國那樣是為了賣洋貨，搞投機，而是要發動他們建設工業；從農民手中強制徵購一些糧食，是為了建更多的工廠，供養更多的工人，消化蘇聯支援的工業技術。一旦中國建立工業體系，能夠自己造化肥，造電泵，造汽車，糧食就不再是問題了。舊時代的批評者從他們的視角批評新中國，最大的錯誤是用錯了標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如果一個人只懂農業社會的規律，那麼在他眼裏，所有建設工業化社會的努力就都是胡鬧。

現代人批評當年的革命，原因也類似。有人覺得當年的革命太殘酷，太着急，太粗糙，傷害了許多好人，所以要批評。這顯然是從工業社會的人道主義標準出發，去評判過渡時期的選擇。而評價過渡時期的人權問題，必須考慮到農業時代的生活模式。

必須承認，地主裏也有好人，被批判的國民黨官僚不全是壞人，直接搶了他們的財產，甚至開羣眾大會殺了地主和國民黨官員，被殺的並不一定都是罪有應得。有一段時間根據家庭出身，不許舊社會統治者的後代升學提幹，顯然也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

但是，我們要知道，舊社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罪惡，如果為了細節面面俱到就拖延革命進度，實際上是對所有人都不負責。60年代困難時期，死亡率有所上升，最慘的一年基本相當於解放前和平時期最好的的年份。而解決饑荒最終極的解決方案，就是快速搞工業。所以，無論有多少瑕疵，快速推進當年的革命，早點創造中國工業社會的發育環境，是20世紀中國的最大正義。五四運動之後30年就迎來了新中國，算是很快了，但如果能更快一點，哪怕再多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值得的。

7 必然性

講到這裏，大多數內容已經説完了。我回頭總結一下，五四到建國這30年，如果要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歷史必然性”。

中國是一個需要追趕世界的落後國家，不可能在工業化的同時養一批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所以必須要求知識青年向下紮根，與沒有文化的平民一起創造新中國。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從建立海關起，管理權就在帝國主義手裏，甚至中央政府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樣的國家必須搞暴力革命才能進步。

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已經被西方傾銷了幾十年，手裏的資源只剩下每年一點點農業剩餘。所以革命就必須從土地改革發起，先對地主動手。

這幾點結合起來，就是我們看到的30年革命。知識分子利用新文化和平民結合，土改破壞農村社會，農民革命軍打敗帝國主義代理人。

當然，我説這是歷史必然性，很多人可能不服，當時的人也不服。至少不一定贊同上面幾件事的順序。但是，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從各個角度探索社會變革方案，不只是毛澤東團隊得到了試驗自己方案的機會。我前幾年在清華有一場公開課，也是談五四運動之後的歷史，那次我着重介紹了李大釗創建，毛澤東參加的少年中國學會。

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申請書

1945年，毛澤東宴請少年中國學會老朋友，在座各人的派別

李大釗不止是共產黨的建黨人，他成立的這個100多人的青年組織，幾乎包含了之後幾十年所有中國政治派別的領導人物。可以説五四運動製造的政治自信，有一半是通過這個學會傳遞下去的。

學會成員後來組建的共產黨國民黨就不介紹了，其他的派別，青年黨曾經有十萬黨員和幾個師的部隊；第三黨改組派佔過福建省，鄉村建設派得到好幾個地方軍閥的支持，在華北和西南搞了十幾個縣的試驗區。如果以長征後的紅軍為標準，應該説少年中國學會的各派都曾經拿到過差不多的政治本錢，都有至少十幾年的時間去實踐自己的方案。歷史不是足球聯賽，這麼公平的政治競賽相當少見。結果還是共產黨的路線無可爭辯的勝利。所以，不管當事人怎麼想，我認為其中是有必然性的。

如何從理解共產黨人主導這場革命的必然性呢？我想，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歷史唯物主義有關係。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剝掉歷史上所有制度的道德光環，客觀分析各種制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效果。有了這種科學態度，革命黨才能果斷拋棄不適合時代的中國傳統制度，砸爛孔家店；才能冷靜地從破壞性的農民起義學習經驗，把陳勝吳廣看成自己的老師。中國這麼一個落後國家要改變半殖民地的命運，歷史上沒有先例可以仿效，甚至蘇聯經驗也不能照搬，只有最本質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適合指導革命。

那麼，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是不是偶然呢？

從歷史實踐來看，馬克思主義在五四前後在中國紮根也是必然，因為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不止我們熟悉的中國共產黨一家，周恩來在法國組建的少年共產黨後來併入中共，開始也是個獨立組織。武昌起義領導者胡鄂公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同志會，一度號稱會員上萬。前面説過的吳玉章，在四川組織了一箇中國青年共產黨。另一個辛亥年的起義軍官王維舟為了去蘇聯學習，加入朝鮮共產黨，聽過列寧演講。回國后王維舟組織共產主義小組，最終加入了共產黨。所以在王維舟的檔案上，入黨時間是1920年，黨齡比黨的歷史還長。從這些馬克思主義傳播途徑來看。即便沒有陳獨秀建黨，沒有毛主席帶我們搞土地革命，中國也會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新中國。因為辛亥革命那一代人在經過幾年碰壁後，很多人都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不缺馬克思主義的火種。這就是歷史必然性。

8 革命理想高於天

説到歷史必然性，近年的中國互聯網已經不太提這個詞了。現在的作者更喜歡一個似乎意思相近的詞：“天命”

自古以來，中國改朝換代都要講天命，舊中國用了30年轉向完全不一樣的新中國，還有我這樣的人論證歷史必然性，我能理解有些人用天命來解釋歷史。

我100%贊同中國革命，而且也很高興生活在新中國。但是我反對用天命來描述新中國的建立。因為天命這個詞，從使用習慣來説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惡俗，本質上是宗教性的神秘主義，而宗教是不可以用邏輯和科學分析的。

新中國成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尊重科學，尊重歷史唯物主義。如果我們以天命的名義，否定其中的科學因素，實際上是挖了新中國的地基。當年毛主席把愚公移山改成現代故事，就是用科學去替代宗教神秘主義。那些重新把神秘主義撿回來的人，認識水平和當年批評土地革命的舊文人差不多。考慮到時代背景可能還不如。

當然，無論是用科學解釋，還是用神秘主義解釋，都不會改變70年前中國解放的事實。但是，70年前確立的很多東西，今天還在發揮作用。用科學的眼光看歷史，有助於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比如説，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去看當年的革命制度，才能知道那是一個只適合過渡時代的臨時制度。一旦它成功地把中國推進工業化社會，很多細節也就過時了，不認真批判總結，就會製造新的錯誤。大躍進期間地方幹部的浮誇行為，還有現在很多讓人看起來尷尬的宣傳材料，都和當年那套少數知識分子動員工農羣眾，為了刺激積極性無所不為的體制慣性有關係。

總之，70年過去了，中國的客觀環境有很大變化，需要結合當下的環境找到今天的道路。在考慮我們往哪裏走之前，我們需要先好好認識自己是從哪裏來的。這就是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紀念建國70週年的最大意義。

在演講的最後，我和大家共同學習一段毛主席在1939年，五四運動二十年紀念時的文字。看看毛主席如何總結五四運動：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關於今年這兩個紀念日，我還有很多歷史細節和大家分享。今後幾個月，我還會來參加觀學堂。更多的內容，我放在馬前卒的微博和馬前卒工作室的微信公眾號，現在正在連載解放戰爭系列內容。歡迎大家關注，給我的內容作留言評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