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元帥”：新亂局中“老戲骨”_風聞

4月4日，在“阿拉伯之春”中因推翻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強權政府而名噪一時的利比亞再次轟動天下：以東部重鎮班加西為“首都”的利比亞軍事強人、“尊嚴陣線”（The Dignity）和“利比亞國民軍”（LNA）領袖哈夫塔爾元帥（Khalifa Haftar）揮軍西進，猛攻由得到聯合國承認的“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GNA）控制的首都的黎波里，並迅速控制了國際機場和首都南郊的部分要地。

這條突如其來的新聞讓人們一下關注到兩個過去幾年間被普遍忽略的關鍵問題：首先，利比亞居然自2014年起就有兩個自稱代表“利比亞人民”的“政府”並存，一國二公，好不熱鬧；其次，利比亞居然有一位活着且服現役的元帥，要知道如今是和平年代，即便美、中、俄、英、法這樣的軍事大國，如今也沒有或絕少有服現役的元帥/五星上將存在。

“一國兩公”局面肇禍於推翻卡扎菲過程中，由於反對派派系林立、四分五裂、背景複雜，在共同敵人消失後便爭權奪利，互相傾軋，逐步形成了“尊嚴陣線”（哈夫塔爾和一些世俗派系）、“利比亞之盾聯盟”（Libya Shield alliance，由原教旨的“安薩爾陣線”Ansar al-Sharia、穆兄會背景的“正義與建設黨”CCP等保守派政黨和“米蘇拉塔幫”等保守派民兵武裝組成），以及“國家力量聯盟”（NFA，主要是反卡扎菲的世俗自由派人士）等派系。2014年以前，保守派和NFA都希望藉助“一人一票”的選舉掌權，從而推進彼此間迥異的政治訴求（前者想“教法治國”而後者想推動世俗政治自由化），結果導致中央政府弱勢（2013年10月時任總理扎伊丹Ali Zeidan在首都於光天化日之下被神秘劫持又被神秘釋放，旋即嚇得趕緊辭職）、各地割據武裝互不相下。2014年6月25日在國際社會干預下舉行了新國民議會（ANL）選舉，但選後本應解散的原議會——全國代表大會（CGN）議長薩赫邁因（Nouri Abou Sahmein,）不服，拒絕解散，結果AGN大多數議員（全部已選出188位議員中的160名）跑到當時由哈夫塔爾控制的東部城市託卜魯克，選出來自東部小城科巴的無黨派律師伊薩（Aguila Salah Issa）為議長，宣佈支持哈夫塔爾，而CGN則支持“利比亞之盾聯盟”和米蘇拉塔幫等勢力，幾經周折，於2016年成立了由薩拉吉（Fayez al-Sarraj）為總理的、得到聯合國承認的“民族團結政府”，但哈夫塔爾和AGN拒絕承認這個政府，從而令利比亞長期陷入兩個政府對峙的僵局。此次形勢的惡化，則是哈夫塔爾一派自認為時機成熟，想用武力打破僵局所致。

LNA逼近的黎波里後，一些評論者（尤其“漢語系”評論者）渲染哈夫塔爾“是卡扎菲老戰友、老部下”、“卡扎菲兒子賽義夫也是他放的”，暗示他的武裝、派系是繼承卡扎菲衣缽，希望重建一個“沒有卡扎菲的卡扎菲式政權”；還有人認為“美國支持GNA、俄羅斯支持哈夫塔爾”，此次事態惡化是“美俄博弈的結果”，這些分析都可謂離題萬里，不知所云。

75歲的哈夫塔爾並不是親卡扎菲派——沒錯，他曾經是卡扎菲的總參謀長，但早就被撤了，被撤之後流亡美國並且搭上關係，長期以來一直忙着倒卡，甚至獲得了美國國籍。伊斯蘭之春中他跑回國，和津坦民兵領袖、前津坦警察總監警察總監費爾納納（Mukhtar Fernana）聯合，成立“尊嚴陣線”，是“倒卡”的主力軍之一，他們人數不多但很多都是原來的正規軍和警察，所以戰鬥力以利比亞標準而言很強。

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試圖南下逃入撒哈拉以南非洲，但在路過津坦民兵控制區時被捕，長期控制在哈夫塔爾的盟友費爾納納手中，2017年哈夫塔爾為和人數佔優的“安薩爾陣線”和CCP對抗把他釋放並且默認他迴歸政壇，這帶有“統戰”性質，但他並不聽命於賽義夫，後者在LNA中毫無存在感。

事實上，今天利比亞的內亂是在當初“倒卡”的幾路盟友間所發生的內訌，和某些國內自媒體的YY不同，利比亞並沒有多少人憧憬回到卡扎菲時代（除了他自己所屬的錫爾特小派系），且“鐵桿卡扎菲派”中大多數人也不屑被他們視作“敗家子”的賽義夫。

説到哈夫塔爾，他其實是一名“老戲骨”，成名非常非常早——只不過不是什麼好名聲：提到他，就不能不説起二戰後世界軍事史上膾炙人口的奇蹟——“豐田戰爭”。

1986年乍得內戰打到白熱化，卡扎菲見自己的傀儡古庫尼（Goukouni Oueddei）打不過乍得當時中央政府總統哈佈雷（Hissène Habré），就在年底派出一支9萬人的大軍，包括300多輛坦克和60多架現代化戰鬥機和戰略轟炸機（蘇製圖22）進入乍得境內助戰，結果僅有3萬半正規軍和2000法軍助戰的哈佈雷武裝開着架上機槍和反坦克導彈的豐田皮卡，把利比亞軍打得落花流水，不但反攻入利比亞境內，還俘虜了利比亞軍前敵總指揮兼三軍總參謀長，讓利比亞成為全球軍事史上的笑柄——沒錯，這位創下奇蹟的總參謀長正是今天不可一世的哈夫塔爾，當時是利比亞軍隊最高軍銜中將，這一仗不但把利比亞打得灰頭土臉，還氣得卡扎菲把全軍的將軍都貶為上校。

獲釋後的哈夫塔爾身敗名裂，又惹惱了卡扎菲，不敢回國，就流亡美國，在弗吉尼亞一住20年，當時就有知情人指出，哈夫塔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閒棋冷子”——他赴美的過程十分神秘，而在美的住處距離中情局總部蘭利開車只需幾分鐘。

“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美國的態度十分微妙：一方面，當時的奧巴馬（Balack Obama）政府和“阿拉伯之春”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積極支持反卡扎菲的“過渡政府”，援助“過渡政府”中勢力最大的“米蘇拉塔幫”和其它保守派團體，甚至不惜直接助戰；另一方面，美國軍方和中情局卻又不動聲色地將和上述派系格格不入的哈夫塔爾“空降”過去，讓後者躲在費爾納納等地方勢力派後面，不聲不響地成為“倒卡”過程中名氣不大、實力不小的一支力量。

正如海牙國際關係研究所（Conflict Research Unit of the Clingendael Institute）中東問題專家哈查維（Jalel Harchaoui）等所指出的，美國在後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政策是糾結的：一方面，如今的格局、包括“民族團結政府”都是當初奧巴馬-希拉里中東政策開的花、結的果，即便換了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也不能説不認就不認；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尤其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府）又對利比亞長期混亂動盪感到不耐煩，為“民族團結政府”中有過多原教旨成分、“反恐不力”（事實上許多支持這個政府的實力派民兵和國際恐怖勢力間的關係的確“不清不白”），希望藉助這個和美國“沾親帶故”的新軍事強人扭轉局面。

在這種糾結中，2014年10月哈夫塔爾的LNA從當時他們駐紮的據點——的黎波里國際機場和油庫闖入首都市中心議會大廈，宣佈解散議會，但很快不了了之。年底“利比亞之盾”及其支持勢力開始和LNA展開混戰，當時前者佔據米蘇拉塔和東部重鎮班加西，後者則佔據的黎波里國際機場和油庫，以及班加西以東的阿布雅爾，首都則由中立派系控制。戰事開始後“米蘇拉塔幫”集中重兵爭奪的黎波里國際機場並闖入首都，而哈夫塔爾派則避實擊虛突襲班加西，戰鬥結果是“利比亞之盾”佔了首都和原本由哈夫塔爾控制的的黎波里國際機場，並爭取到部分津坦民兵倒戈，控制了哈夫塔爾起兵時的根據地津坦地區大部，但自己的大本營班加西卻被哈夫塔爾佔領。

在隨後的拉鋸戰中哈夫塔爾逐漸佔據了優勢。2018年夏天，LNA擊退GNA對班加西的進攻，佔領和收復了塞巴、德爾納等要地；今年初，他們重新在利比亞南部取得優勢，從東、南兩面對首都構成了大包圍之勢。此次他閃擊的黎波里，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機場，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的軍隊人數不多但精鋭，裝備也好，而對手是由很多小派系的“旅”和“營”組成的烏合之眾，戰鬥力相差較遠，第二則是機場原本就是哈夫塔爾的地盤，地形熟悉，恐怕也有不少內應。事實證明，雖然“豐田之戰”充分驗證了哈夫塔爾元帥“戰五渣”的真實戰力，但得看和誰比：和GNA旗下那些“戰六渣”的烏合之眾比他就是“軍神”般的存在了。

哈夫塔爾突然“弱轉強”，背後自然有其奧妙。

隨着“阿拉伯之春”的退潮，原本支持GNA和“米蘇拉塔幫”的阿拉伯國家，如埃及（因為穆兄會和GNA的關係，重新掌權的軍方更願意支持背景相似的哈夫塔爾）、沙特（希望“洗白”自己支持原教旨和國際恐怖勢力的嫌疑，同時也因為“米蘇拉塔幫”和自己在海灣的競爭對手卡塔爾走得更近）、阿聯酋（沙特的“小弟”）都轉而支持和資助哈夫塔爾。法國是“倒卡”的急先鋒，但早在“倒卡”過程中就開始擔心原教旨勢力坐大，正如歐洲國際關係委員會（Conseil europée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中東問題專家梅格里斯（Tarek Megerisi）等所指出的，時任國防部長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就主張疏遠“原教旨派系”，轉而支持哈夫塔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執政後勒德里安轉任外長，延續了這一思路。

至於美國，儘管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4月7日發表聲明，表示對哈夫塔爾方面的“單邊攻勢”表示“反對”和“深刻關切”，但並沒有採取積極行動加以遏止，這讓許多分析家相信，特朗普的真實想法是“撒手不管”、甚至默認局勢發展。

就像在“倒卡”過程中也並非站在美國對立面一樣，此次俄羅斯也並沒有表現出和美國不同的枱面和台下態度：在安理會，俄代表團提出的要求是“立即停火”——他們甚至比美國人走得更遠，是要求“各方”停火，而美國好歹還譴責了一下率先發起攻勢的哈夫塔爾一派。

雖然表面上GNA和“米蘇拉塔幫”等得到聯合國的承認，但時至今日，拿出“真金白銀”支持他們的國家越來越少，屈指算來也只剩下自顧不暇的卡塔爾、土耳其，和“動口不動手”的意大利等部分歐洲國家。此消彼長，這也是GNA漸漸勢頭不濟的關鍵所在。

4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抵達的黎波里視察、調停，並會見了GNA領導人和哈夫塔爾，結果留下了“心情沉重、十分擔心”的感言黯然而去。聯合國利比亞問題特使薩拉梅（Ghassan Salamé）4月6日表示，除非“重大情況”，聯合國將於4月14-16日在西南部城市加達梅斯舉行和平會議，希望“通過選舉達成政治解決路線圖”。

然而這有用麼？政治上四分五裂，軍事上割據並雄，長期遺留的部族主義、地方主義痼疾陰魂不散，許多利比亞民眾仍沉湎於原教旨主義，而上層精英則越來越對威權主義痴迷。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當代政治史表明，在社會發展不成熟階段，一個缺乏配套的“一人一票”很容易淪落為原教旨攫取政權的跳板，或蜕變為“一槍一票”，形成割據或寡頭政治局面——而且這個被某些國際調停者奉為“萬能特效藥”的“一人一票”，不恰好是導致2014年亂局，並直接引發如今這場禍亂的導火索麼？

聯合國的有心無力和美、俄、沙特、埃及等關聯方的言不由衷，很可能導致加達梅斯和平會議要麼無果而終，要麼只能達成一紙空文，最終利比亞問題的解決，恐還得靠兵戎相見，在戰場上見高低——如果還能解決的話。

目前GNA正將米蘇拉塔、扎維耶和津坦（歸附本方的那一部分）各地支持本方的武裝緊急調往首都，準備和哈夫塔爾決一死戰。由於2014年哈夫塔爾“闖宮”失敗，導致政治上一度被動，並授人以柄，這次他很可能不急於立即往首都市中心闖，而是會先引而不發，看形勢如何再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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