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誰，決定了我是誰——對比菲傭和印傭的海外社會網絡_風聞

**編者按：**亞洲不同國家家庭傭工的海外社會網絡的規模、分佈和構成都不相同，這是由國家還是個人原因導致的？本期推送Paul A M發表在Global Networks的Unequal networks: comparing the pre‐migration overseas networks of Indonesian and Filipino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一文，通過1180個新加坡和香港的菲律賓籍和印度尼西亞籍家庭傭工的樣本，揭示兩國家庭傭工海外社會網絡的不同。研究發現，菲傭的海外社會網絡規模更大，分佈更廣，包含更多白領階層。

這是社論前沿第S1260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引    言

有關國際遷移的文獻充分説明了海外網絡對促進遷移的重要性（Garip and Asad,2016等）。對於家庭傭工而言，海外社會網絡可以幫助他們聯繫海外僱主，為他們提供貸款，成為他們的榜樣，還可以為他們提供便利的簽證機會、廉價的機票、更低的就業成本。目前，家庭傭工越來越多地依賴海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獲得工作機會，而非依賴中介、勞工經紀人和放債者。然而，現有的研究常常侷限於小樣本和單一國家，關注第一次遷移目的國的社會關係如何幫助家庭傭工實現第一次遷移，而缺乏對家庭傭工遷移前整體的海外社會網絡的關注。

以往的文獻默認菲律賓籍家庭傭工的海外社會網絡規模更大，分佈更廣，包含更多的白領階層，但是，這到底是因為菲律賓籍家庭傭工在個體層面更具人口優勢，還是因為菲律賓有更高的遷移率和更長遠的遷移歷史？這一問題尚未研究。

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兩個最大的跨國僱工來源國，而家政工是僱工中佔比最大的職業類別，分別佔2013年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跨國僱工的33%和35%。幾乎所有的家庭傭工都是女性，他們在亞洲和中東家庭傭工市場上佔據重要地位。本文使用對1180個新加坡和香港的菲律賓籍及印度尼西亞籍家庭傭工的原始調查數據，揭示兩國家庭僱工在首次遷移前海外社會網絡的不同，並通過迴歸分析探討造成這一不同的個體和國家層面的原因。

亞洲跨國家庭傭工

在全球家政勞動力市場上，菲律賓人往往擁有最高的平均工資，因為他們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英語水平更好的良好聲譽。然而，在過去的十年裏，印尼家政工人在東南亞、東亞和中東的家政市場中佔據了菲律賓的份額。大多數印尼籍家庭傭工是穆斯林，而大多數菲律賓籍家庭傭工是基督教徒。擁有學士學位的菲律賓人出國做家政工作並不罕見，因為他們在這些低地位的海外工作中的工資仍然超過了他們在國內從事白領工作的可能收入。印度尼西亞家政工人通常只有中學學歷，這與整個印度尼西亞較低的受教育程度一致。據報道，與菲律賓家政工人相比，印尼家政工人更容易受到虐待，工資也更低，流動更不自由。印度尼西亞的勞工往往集中於低收入的職業，包括家務、建築和農業工作，而菲律賓勞工的職業範圍更廣，包括工程師和護士等高技能工作，以及一些低技能和低工資工作。

社會網絡研究

以往的研究發現，個體因素影響社會網絡的大小和構成。年齡與社會網絡相關，社會網絡在50-60歲時達到峯值。受教育程度和社會經濟地位對社會網絡的規模有積極影響，家庭結構也會影響社會網絡，與未婚人士相比，已婚人士擁有更多的親屬關係。地域也是影響社會網絡的一個重要因素。居住在特定社會階層佔多數的社區或鄰域的個人，更有可能與來自該社會階層的人建立網絡聯繫，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本文依照鄰域研究假設這一情況同樣發生在跨國家庭傭工羣體中，菲律賓海外移民數量更多，移民歷史更久，即使在控制了個體層面的因素之後，他們的分佈範圍更廣，也包含更多白領。

數    據

新加坡人力資源部（2017）報告稱，截至2017年6月底，新加坡有超過24萬家政工人，每五户就有一名。其中約12.5萬人是印度尼西亞人，7萬人是菲律賓人，這使得這兩個羣體的移民很容易進行比較(Tan，2015)。香港約有33萬名跨國家庭傭工(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其中53%來自菲律賓，45%來自印尼，幾乎所有(98%)都是女性。

本調查2014-2015年開展，調查地點在受跨國家庭傭工歡迎的購物中心、公園、教堂、寺廟等進行。儘管沒有性別限制，但受訪者全是女性。對於海外社會網絡，問卷中的問題是“請列出在離開祖國之前，你所有在國外的親戚和朋友”。被訪者被要求説明其與海外聯繫人的關係、聯繫人的居住國，以及他們出國時聯繫人的職業。個別樣本的海外聯繫人數目較大（一個國家20-30人），為避免這些異常值對迴歸結果的影響，本文把聯繫人數目限制為10個。此外，為了避免回顧性調查和倖存者偏差，本文排除了1990年之前首次遷移的樣本。最終的樣本包括1180人跨國家政工人，其中431個是印尼人，749個是菲律賓人。

變    量

本文用5個指標測量跨國家庭傭工遷移前的海外社會網絡。①首次遷移之前在海外是否至少有一個聯繫人（HadNet，二分變量），②海外網絡的大小（SizeNet，連續變量），③網絡中是否包含白領（WhtColNet，二分變量），④網絡分佈的國家數量（CtryNet，連續變量），⑤網絡分佈的地區數量（RgnNet，連續變量）（亞洲、中東、澳大利亞、北美、歐洲）。提出5個假設對這5個變量進行檢驗，期望在控制了人口統計變量之後，所有變量都與移民的國籍顯著相關。更確切地説，在控制了人口統計變量之後，菲律賓籍家庭傭工擁有更大規模的遷移前海外社會網絡，網絡分佈更廣，包含更多白領。這些期待都與菲律賓更高的跨國務工率及其分佈和職業的多樣性相關。

自變量包括國別、年齡、首次遷移前的就業情況、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

結    果

描述統計顯示，在第一次遷移時，菲律賓籍家庭傭工比印尼籍家庭傭工更年長，更多地接受了高等教育，更有可能已經結婚，更可能至少生育了一個孩子，並且更可能在本國有工作。

菲律賓籍家庭傭工在首次遷移之前就至少擁有一名海外聯繫人的比例大於印尼籍家庭傭工，海外社會網絡的規模也更大。更多的菲律賓籍家庭傭工的海外社會聯繫人從事護理、工程、教學、諮詢、醫藥等白領職業。對於海外社會網絡的分佈，更多的菲律賓籍家庭傭工在亞洲之外的地區有聯繫人，而印尼籍家庭傭工的聯繫人幾乎都在亞洲。

為了探討造成兩國家庭傭工海外社會網絡不同的原因，本文使用迴歸模型分析國家和個體兩個層面對海外社會網絡的5個指標的影響。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變量之後，國籍對前三個變量，即是否至少擁有一名海外聯繫人（HadNet）、海外聯繫人的數量（SizeNet）、是否包含白領（WhtColNet）都有顯著影響。此外，對於HadNet，首次遷移的年份對其有顯著影響，遷移越晚，擁有海外聯繫人的可能性越大。對於SizeNet，首次遷移之前在本國有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傭工，擁有更大規模的網絡。對於WhtColNet，首次遷移之前在本國有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增加了他們網絡中有白領的可能性。對於CtryNet（網絡分佈的國家數量），首次遷移之前在本國有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傭工的海外社會網絡分佈更廣。對於RgnNet（網絡分佈的地區數量），首次遷移之前已經結婚以及在本國有工作也對RgnNet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討    論

菲律賓籍家庭傭工首次遷移之前的海外社會網絡優於印尼籍家庭傭工，這種優勢對菲籍家庭傭工的遷移經歷和目的地願望有雙重影響。對於遷移經歷，豐富的海外網絡可以為他們提供情感和經濟支持，解答他們有關遷移的問題，幫助他們遷出祖國，而印尼籍家庭傭工在國外更加孤立。對於目的地願望，海外聯繫人為他們提供目的地和就業信息，鼓勵他們遷往聯繫人居住國，或考慮遷往多國的可能性。菲籍家庭傭工的海外社會網絡分佈更廣，這使得在亞洲工作的菲籍家庭傭工未來可能表達出遷移去西方國家的願望，而印尼籍家庭傭工的願望目的地卻侷限於亞洲。跨國家庭傭工海外社會網絡的差異存在於國家層面，而不僅僅是由個體層面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