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被誤讀了100多年！_風聞

文/周文

100多年來，關於鴉片戰爭的起因，主要是歷史學家在解讀，認為是因為中國閉關鎖國，英國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閉關鎖國，也成為近代中國落後的最根本原因。

但今天來看，歷史學家們的解讀未必準確。

從經濟學解讀會發現，近代中國的市場甚至比英國發達，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閉關鎖國，否則怎麼會有對英國的貿易順差？

因此，現在是需要對鴉片戰爭原因進行重新思考的時候了。

只有找到近代中國落後的真正原因，才能理解為什麼自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雖有無數人仁志士浴血奮鬥但仍改變不了被殖民的命運，也才能真正全面認識為什麼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改革開放40年，就能取得偉大成就，使今天的中國再振聲威。 

用“閉關鎖國”來解釋鴉片戰爭和近代中國的落後，是一種深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敍事，忽視了歷史真相。好在，西方主導歷史的時代已一去不復還。儘可能還原歷史，也是對歷史的尊重。

那麼，真正成因又是怎樣的呢？ 

閉關鎖國的出處

最早用“鎖國”一詞描述清朝中國的中文文獻，目前能查到的是始於汪精衞。

1906年，他在《民報》刊發文章《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説》，其中有云：

“自西力東侵以來，吾國陷於旋渦之地位，既無復孤立之餘地，又不能自立。國力頹喪，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終日，國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實惟滿洲人秉政之故。蓋我國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無過，而厲行鎖國主義，鼓舞排外思想，見靡外侮，馴致於危亡，猶復調唆列國之衝突及其嫉妒心，使勢力平均主義亦將不能維持者，實惟滿洲政府，獨任其咎。……”

隨着此文被大量引用，“閉關鎖國”逐漸被廣泛接受，併成為詮釋清朝落後的標準範式。

這裏要特別提醒的是，汪精衞用“鎖國”描述清朝中國，並非首出於己見，而是受西方話語影響。

**近代中國的“鎖國”狀態，最初都是出自西方對中國的感受。**西方以自己的立場和對錯尺度看待和判斷他者，割裂了中國歷史上長期與外界產生的關係，把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説成是一種被動的接受。 

近代以來中國學習西方，常常以西方之是為是，拿西方話語做真理。因此，汪精衞雖然顯示出“睜眼看世界”的視野，但卻落入了西方話語的陷阱。 

那麼，“閉關鎖國”的印象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最初來源，應該是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下西洋開歷史之先，早於哥倫布航行世界一個世紀。有人説，如果不是明朝過早海禁，世界歷史會重新改寫，東西方大分流也不會出現，可能今天的中國會是另一番景象。

事實上，後來清朝的海禁政策，並不是源於中國主動關閉通往西方的大門，而是因為倭寇氾濫而實施的海防政策。但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卻將中國清朝海禁認定為“閉關鎖國”。

1853年，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時，也接受了這一觀點。受此影響，閉關鎖國成為近代中國落後的主流意識形態，被寫入了歷史教科書。

但根據現有文獻來看，明代禁海時期約佔75%，開海時期約佔25%。但到了清代，尤其在鴉片戰爭前，禁海時期約佔15%，開海時期約佔85%。

單憑這個數據，就可以打破和顛覆之前那些片面觀點了，説明明清兩朝尤其是清朝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閉關鎖國。

有人可能會説，乾隆帝在《敕諭英吉利國王書》中寫道：“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又曾説“民俗易器，洋商雜處，必致滋事”。

但乾隆此説，不能作為閉關鎖國的證據，而是表明大清物產豐富、自給自足。這更多是體現了乾隆的自信，雖然這種自信，今天來看可能有點妄自尊大。

另一典型事例，就是這個時期來華並不幸沉沒的瑞典著名商船“哥德堡號”。

250年後，當沉船裏的大量瓷器和茶葉被打撈常來，人們無不驚歎其數量之龐大，貨物之珍貴。由此可見，在清朝時，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漆器、藤器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時外國的香料、染料、金銀、玻璃瓶、珠寶、藥材、印花布、羽毛、獸皮、鐘錶等，也紛紛進口到廣州，後流傳至全國。

著名史學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槍與賬簿》中談到全球化時説： 

**“傳統的‘明清閉關自守’論，今天已經過時。****只有摒棄了這種陳説的束縛，才可以實實在在地來看經濟全球化的歷史。**事實上，早在16世紀之前很久，中國就一直在亞洲東部和印度洋東部經濟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紀，歐洲人從海路到達中國之後，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東部地區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區，開始在經濟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而掀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的大潮。” 

可見，清朝並非完全閉關鎖國，其貿易量與宋朝明朝相比並不遜色。當然客觀而言，清朝後期，王朝的肌體腐化，內亂叢生，和經歷了工業革命的歐洲相比，生產力低下，綜合實力處於絕對弱勢地位。

有意思的是，到達廣州口岸的外國商船中，英國船隻最多，平均佔總數的70—80%。也就是説，英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1830年，連英國下議院對在廣州從事貿易的各國商人進行調查後，也得出結論：“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一個事實是：指責中國閉關鎖國最兇的是英國，用武力打破中國大門的也是英國。

真相究竟是什麼

既然清朝不算閉關鎖國，英國又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那它又為何要對中國動武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中英貿易長時間無法改變的順差。

自從和西方直接開展貿易以來，一直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都是順差。

那個年代，中國雖然不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但基本上屬於自給自足，能夠生產出自己需要的生活產品。結果，中國大量輸出茶葉和其他西方需要的產品，但又不怎麼從西方進口貨物，導致歐洲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自認世界第一帝國的英國，無法容忍這種逆差。

既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手段解決的問題，英國人先是試圖用卑鄙手段——走私鴉片，來平衡貿易逆差。

但走私鴉片畢竟是冒風險的事，更違逆道德和聲譽。當時英國自己的法律，既不允許本國的鴉片貿易，也不允許殖民地的鴉片貿易。更讓英國人沒想到的是，走私鴉片還遭到中國的強烈抵制，尤其是林則徐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

 

於是，英國人想方設法尋找向中國動武的藉口。**“清朝政府閉關鎖國”，被英國人拿來當作掩飾罪惡的藉口。**馬克思曾感慨，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

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後，加大鴉片貿易，企圖用這種最罪惡的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平衡貿易逆差。

但馬克思説，中國市場的特有現象是：自1842年的條約使它開放以來，中國的茶葉和絲綢向英國的出口一直不斷增長，而英國工業品輸入中國的數額整個説來卻停滯不變。

中英之間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同俄英的貿易差額狀況相似，但後一種情況，可以用俄國的保護關税政策來解釋，而中國的進口税，卻比任何一個同英國通商的國家都低。

這説明，鴉片戰爭後，儘管中國進口關税很低，但除了鴉片貿易的大量湧入外，英國產品依然沒有能力進入中國。

因此，用馬克思的話説，慣於吹噓自己道德高尚的“約翰牛”，才隔一定的時候就用海盜式的藉口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的貿易逆差。

誰是自由貿易的敵人 

英國人用“閉關鎖國”責難中國時，自然而然把自己設置成了一個開放的形象，把自身標榜為自由貿易播種者，甚至認為這種角色與西方文明有着本質性關聯。

但歷史證明，這種角色和關聯是不成立的。

馬克思説，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英國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發現：它的自由説到底就是壟斷。

可以説，英國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始作俑者。只能做貿易的贏家，只賺不賠。只許自己做對本國貿易有利的事，不許別人保護自己的利益，否則就指責“閉關鎖國”。

這是一種強盜的邏輯，天下沒有這樣的買賣。

過去很長時間人們曾認為，市場是歐洲最先發展起來的，那裏達到了最高水平。但現在的研究發現，十八十九世紀中國市場高度發達，運轉靈活。珠三角、長三角，桑蠶絲業專業化水平很高，商人長途搬運糧食來往一千多公里，運行效率很高，比同期的法國、英國、美國市場更為高效。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中國曾有發達的市場經濟，也沒閉關鎖國，為什麼後來沒有出現工業化突破，反而逐漸淪落了？**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落後的歷史之問。 

必須承認，自世界工業革命開始，中國摔了一個大跟頭。從那以後，中國開始變得貧窮，變得落後了。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兩大歷史使命，不能為了反帝，就忽略了反封建，否則就是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了。 

但還是那句話，不能把近代中國的落伍，簡單歸罪於閉關鎖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給中國捏造和羅織的莫須有“罪名”。 

當年中國的錯誤，一方面在於朝堂之上衰弱而缺乏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又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交織。尤其是當年沒意識到，與我們打交道的對手是一個帝國，是一個為了金錢不擇手段的強盜。 

更沒深刻認識到的是，對付這種強盜，只能用更強硬的手段，不能因為中國有着幾千年積澱而成的中華文明，就以“君子之道”揣度那些強盜帝國的心態。雖然不能以野蠻對付野蠻，但也必須換種手段，因為解構強盜的邏輯，只能用更強的國力去實現。

 

黑格爾説過：歷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馬克思進一步補充道:第一次以悲劇方式出現，第二次以喜劇形式出現。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不可能在中國重演。

因為今日的中國，早已不再是過去的中國。

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