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華（42）向左言“術” 向右談“道”_風聞

回望中華，從遠古還沒有回望到跟前，就泄了勁了。

因為，感覺是在白費勁。

所以，就不再回望。

這裏，姑且做一個總結罷。

這段《回望中華》之系列，以追尋中華民族的歷史腳步為名，談論的是中華文化，談論的是中華文化的融合、發展與演變之路。

中華文化的內容很豐富，而她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易經》，就是《太極圖》《五行圖》《洛書》《河圖》這四象。

人們平時所熟悉的《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等等，其實，是不在《易經》的核心範圍之內。

《易經》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是怎樣的呢？

具體的，也講不清。

但是，通過中華民族的歷史之演變，我們，也是能夠慢慢地領會出來的。

因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就一直是在《易經》所包含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的指導下，迂迴地前進的。

拿到今天的現實，關心國家大事，把自己個人命運，與整個人類社會的命運緊密相連的人們，會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會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傾向。

這些政治傾向，總的來説，有“左”“右”之分。

有“左”傾思想的人，一般都是羊羣性格，或者狼羣性格。他們習慣於把自己當成弱者。因此，他們就傾向於團結同類，傾向於集體生活和反對特殊。

有“右”傾思想的人，一般都是獅羣性格，或者老虎性格。他們習慣於把自己當成強者。因此，他們就傾向於個性自由，傾向於展現優越和反抗拘束。

鑑於中國現在還不強大的現實，鑑於中國現在還在受到西方列強的遏制與壓迫的現實，“左”傾的人羣，與“右”傾的人羣，對於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以及對於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涇渭分明的。

“左”傾的人羣，基本上是愛國，愛中華。但是，其中也有些人擁護政府，有些人卻嫌政府軟弱，嫌政府“投降西方”、“投降資本主義”。

“右”傾的人羣，基本上是恨政府，恨社會主義。但是，在對待國家，對待中華民族方面，他們也有愛與恨的不同。

愛者，是屬於比較“明白”的人。他們明白，自身的血統改變不了，自己天然地就是中國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國家與民族，天然地就與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具有競爭性，自己必須是站在自己的國家與民族一邊。只不過，自己作為這個國家與民族的“智者”，“高等人”，不能和那些“蠢人”、“下賤人”平起平坐，更不能為了這些人的“拖累”，而失去自己的“民主自由”。

恨者，就是認為這個國家和民族，束縛了他，拉低了他的人格。他們認為，做狗也比做中國人高級。所以，他們寧願做外國人的狗，也不願做中國人。他們認為，是自己的血統害了自己。所以，他們就恨自己的國家，恨自己的民族。

“左”“右”的人羣，其實都是中國人。但是，大家，又都不能從理性上認識自己，不能從理性上認識自己的國家與民族，不能從理性上認識這個世界和這個時代，所以，就不免在思想傾向上，相對正確的方向發生偏差。

如何糾正這種偏差呢？

我們都要學習《易經》；我們都要學習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們要通過學習和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來理解我們的這個國家，理解我們的這個民族，也理解我們的政府。

簡單點説，就是：“左”派要有“術”， “右”派要懂“道”。

“術”與“道”，這兩個方面，“道”是理論，“術”是方法。

所以，我們先談“道”，後言“術”。

什麼是“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

“道”就是性格，就是由事物的基本結構以及事物與環境相互作用，所表現出來的性質。

“道”是建立在某種形象之上的一種抽象。

“道可道，無常道；名可名，無常名”。

“道”是可以觀察和描述的；但是，“道”不止一種，所以，它也不可能只有一種描述。

那麼，我們如何將它們分開描述呢？

最基本的“道”，就是慣性。

任何事物一旦形成與產生，她就具有保持自己既定狀態不變的性質。這種性質，就是慣性。

在慣性的作用下，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發生交集，它們就會因為各自的慣性，因為各自都要保持自己的既定狀態不變，而與對方發生對抗，從而使對方與自己，都產生形變。

這種形變，就可以用《太極圖》來描述。

《太極圖》所描述的，是兩個主體，在他們各自的氣體以圓的形式的維護下，去與對方發生交集時，所形成的結構狀態。

在這個結構狀態中，雙方的氣體發生了形變——圓體變成魚體。而他們各自的主體——魚眼，在各自的氣體之維護下，仍然保持着既定的狀態——圓的形式不變。

但是，《太極圖》只描述了兩個事物因為交集，而產生形變的結構狀態。

那麼，他們具體的變化傾向與過程，是怎樣的呢？

這就可以用《五行圖》來描述。

兩個主體——金與木，因為相對的能量不同，而具有相對不同的性質，使得他們各自的氣體——水與火，也相對具有不同的性質。由此就在相互的交集中，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傾向。

具體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金為強者，木為弱者。

金生水，就是強者，通過自身的慣性，運化自身的氣體，去與弱者發生聯繫。

水生木，就是強者的氣體，在自身慣性的作用下，與弱者發生聯繫，使之改變獨立的狀態和獨立的角色，與強者形成對抗或者合作的關係。

木生火，就是弱者在受到強者之氣體的作用之後，在自身慣性的作用下，運化自身的氣體，去與強者發生聯繫。或者合作，或者對抗。

火生土，就是弱者的氣體與強者發生聯繫之後，雙方就形成了一個對立統一的結構關係。

土生金，就是對立統一關係形成之後，強者就在這個關係中，具有強者的角色與身份。

金克木，就是強者的慣性傾向，損害弱者的既定狀態，剋制弱者的慣性作用。

木克土，就是弱者的慣性傾向，損害對立統一關係的存在狀態，剋制對立統一結構的慣性作用。

土克水，就是對立統一結構的慣性傾向，損害強者之氣體的運化狀態，剋制強者氣體的運化慣性。

水克火，就是強者之氣體的運化狀態，損害弱者之氣體的運化狀態，剋制弱者氣體的運化慣性。

火克金，就是弱者之氣體的運化狀態，損害強者之本體的實力，剋制強者的慣性作用。

《太極圖》和《五行圖》，也是兩種“道”。這兩種“道”，都是以最基本的“道”——慣性為基礎的。

同時，它們也是互為基礎。

沒有不依託變化而形成的結構狀態，沒有不依託變化而形成的存在；也沒有不依託結構狀態而形成的變化傾向，沒有不依託存在而形成的變化。

《太極圖》和《五行圖》，也還是兩種基本的、原始的“道”，以它們為基礎，還有兩種更高級的“道”。

這兩種高級的“道”，就用《洛書》《河圖》來描述。

《洛書》中有陰二、陰四、陰六、陰八四個主體。

四個主體各自也有自己的氣體，分別是陽九為陰二之氣體；陽七為陰四之氣體，陽三為陰六之氣體；陽一為陰八之氣體。

在四個主體與四個氣體之中央，還有一個氣體為陽五。它是從四個主體中分化出來的氣體之組合，形成總體結構之中樞，代表總體結構之慣性，以維護總體結構之存在。

四個主體各自有各自的慣性，又都相互聯繫，由此產生互動，進而促進各方相對的變化。

《洛書》中，主體越強，其氣體越弱；主體越弱，其氣體越強。這是因為，在慣性的作用下，壓力造成變化，壓力促進生長。主體越弱，就越有生長；主體越強，就越保持既定狀態不變。

所以，《洛書》所表現的結構，是一個變化運動的結構。而我們當前所看到的《洛書》，只是描述了運動結構的最後之結構狀態。

《洛書》的陰二、陰四、陰六之間，是一種三角關係；陰四、陰六、陰八之間，也是一種三角關係。兩個三角相聯繫，就是一個與生物基因結構相類似的螺旋體片段。

而在整體結構之中樞陽五的作用下，整個《洛書》，就是一個抽象的平衡——四維四正皆合於十五。這個抽象的平衡，實際上是表明，這個整體結構是一個動態的圓。

這個《洛書》之圓，與《太極圖》之圓相呼應，表明高級的事物與低級的事物，都是以圓的形式存在。但是，低級事物的圓，是先天性、本能性的，就像雞蛋；高級事物的圓，是後天性、能動性的，就像雞仔。

《河圖》的中央，有三個點數五。兩個陰五，上下夾着一個陽五。

其中的陽五，就代表一個事物自己一生的變化過程，及這個變化過程中的第五個階段。兩個陰五，就代表與這個事物相聯繫的前、後兩個事物之所有變化過程，和它們所有變化過程中的第五階段。下面一個陰五，代表這個事物之前面一個事物的變化。上面一個陰五，代表這個事物之後面一個事物的變化。

兩個陰五，上下夾着中間的陽五，表示這個事物，是從前一個事物的第五個變化階段產生，到後一個事物的第五個變化階段滅亡。

在三個五數的外面，是以陽一在下，陰二在上，陽三在左，陰四在右為內圈；陰六在下，陽七在上，陰八在左，陽九在右為外圈，所組成的點數陣。這些點數，加上中間的陽五，按照大小順序，是分別表示一個事物之全部變化過程中的九個階段。

其中的奇數為陽，是表示這一階段為質變；偶數為陰，是表示這一階段為量變。質變和量變是前後對應的，這就有上下左右的對應關係。

而一、二、三、四為內圈，是表示在這幾個變化階段，本事物是在自己前一個事物的支配與遮掩之下，所以，這幾個變化階段就相對為陰，表現不顯著；六、七、八、九為外圈，是表示在這幾個變化階段，本事物是在對自己前後兩個事物的支配之中，本事物的這幾個變化為主導性的變化，所以，就相對為陽，表現顯著。

陽五在內外兩圈的中央，是表示，這一階段既是本事物整個變化過程中最顯著的階段，也是本事物整個變化過程中大轉折的階段。在第五階段之前，本事物是由弱到強的發展；在第五階段之後，本事物就是由強到弱的衰退。

陽一與陰六、陰二與陽七、陽三與陰八、陰四與陽九，都是同位相對，是表示歷史乃一條螺旋線，歷史上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在層次上不同，本質上有別，但他們的變化形式，是相似的。

《洛書》與《河圖》所描述的，就是兩種高級的“道”。

從這些“道”中，我們可以領會出怎樣的“道德”來呢？

個性，當然是要的。沒有個性，就沒有存在。沒有個性，更沒有發展。

但是，個性，只是一種本能啊；個性，只是一種低級的“道”啊。

協作性，也是要的；沒有協作性，個性，就是堅持不住的。

協作性，是一種能動性；協作性，才是一種高級的“道”啊。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別人看得太低。要學會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別人；進而學會約束自己，學會尊重別人。這是很有必要的。團結，就是力量。

當然，團結，不是自我貶低，不是去仰望別人，不是去乞求別人。

團結，是要正視自己的能力，正視自己的實力，去與別人進行價值交換；是要以自己的價值，去贏得尊重，贏得自己的存在。

中華民族之所以源遠流長，歷久不衰，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是個懂“道”的民族。

我們這個民族從長江之南發展到長江之北，又從長江之北發展到長江之南，儘管經歷了許多曲折，但是，我們總是在前進，總是在壯大。

我們很少去侵略別人，這並不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虛弱，而是因為我們懂“道”；我們總是能夠在被別人的侵略中包容對方，融化對方，進而和對方合成一體，也是因為我們懂“道”。

也許，有些人就是看不慣我們民族的這種性格，就是看不起我們民族的這種性格，他們很佩服西方人的高傲，很佩服西方人唯我獨尊的品質，他們認為那是一種豪邁，他們認為那是一種優秀。

可他們不知道，那也是一種作死，那也是一種自我凌遲啊。

為什麼西方的政治版圖那麼破碎？為什麼西方民族的歷史都那麼短暫？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道”，就是因為他們不善於團結與包容啊。在我們中華民族不斷發展，不斷壯大的時候，他們西方民族，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殺來殺去不罷休。結果，誰是最後的王者呢？

倒下去的，都是王者；新上來的，都是小屁孩。

今天，在西方人崇尚自由，崇尚民主的時候，我們崇尚民主集中制；在西方人主張自然，主張讓看不見的手主導社會經濟之發展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堅持宏觀調控，微觀搞活。

為什麼我們不走人家“成功”的道路呢？

因為，雙方的信仰不同，世界觀和價值觀不同。

西方人信仰的是“民主自由”，我們信仰的是“道”。

“道”，就是既要民主，也要集中；“道”就是既要尊重個人價值，又要發揚集體智慧；“道”，就是要比學趕超敬英雄，眾人揚帆開大船。

當然，“道”是一種理念，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品格。只有“道”，沒有“術”，那就是“坐而論道”，那也是“書生意氣”，是不能幹實事的。

在“道”的指導下，我們要怎樣來面對實際，腳踏實地地開展我們的工作，實現我們的理想呢？

這就是要實事求是，一切從現實條件出發。

我們的目標很遠，而我們的困難很近。我們要怎樣面對困難，去追求和實現我們的很遠的目標呢？

這就是要一個一個地去解決困難，就是要把我們遠大的總目標，分化成一個一個小而近的分目標，去一步一個腳印地追求和實現。

我們知道，周初大封建，號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可是，為什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周家王朝，後來卻還窮得要向諸侯們借錢呢？甚至於還債台高築呢？

這就是因為，諸侯們都有各自的武裝，在諸侯們的武裝加持下，周家王朝與這些諸侯們的關係，表面上是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分封制關係，實質上，還是一種“禮樂”關係，是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如果諸侯們不尊重你，不向你進貢，你也是沒有辦法的。

那麼，周家王朝，為什麼會讓這些諸侯們擁有武裝呢？為什麼不從一開始，就不讓他們擁有武裝呢？

這是因為，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當時的最佳生產方式，是奴隸化的大生產。

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諸侯們必須要有武裝，否則，奴隸們造反，生產進行不下去啊。

所以，儘管在周朝的時候，統治者就發現了諸侯們擁有武裝，過於獨立的弊端，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口號，意在加強王權，削弱諸侯們的獨立性。但是，現實的條件，決定了諸侯們必須要有武裝。而諸侯們有了武裝，他們就必然地擁有了自己的獨立性，就必然地擁有了與王朝相抗衡的能力。

到了秦朝的時候，秦始皇沒有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卻直接地將分封制改成了郡縣制。地方上的行政官員不管軍隊，軍隊也不管地方事務。這就真正地取消了地方上的獨立性，使王權落到了實處。

那麼，為什麼秦始皇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這是因為，這時候的生產力水平進步了，奴隸制生產，變成了農奴制生產。

這時候，不需要以武力來壓迫奴隸們生產了。所以，軍隊，就可以直接由朝廷控制。

從這個歷史的進程可以看出，有些事情，是勉強不得的。客觀條件擺在那裏，不尊重不行。

老曹説這話的目的，當然是針對一些人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辯論。

中國現在提倡的是“社會主義”，而在具體的操作上，是“宏觀調控，微觀搞活”。

其實，這個“宏觀調控”，就是“社會主義”，“微觀搞活”，就是“資本主義”。這就是用“社會主義”的框架，去引導“資本主義”在一定的範圍內，為發展社會生產力作貢獻。

理想的“社會主義”，還是要落實在現實的生產力水平之上的，這就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除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論外，據説，中國外交部，近些年收到了很多的“鈣片”。意思是，中國外交部“缺鈣”。

很多人敬仰毛主席，不光是敬仰他是人民的領袖；更是敬仰他的魄力，敬仰他敢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勇氣。毛澤東時代，我們中國人，骨頭是硬的；我們的外交部不“缺鈣”。

但是，在新中國剛成立的那段時間，香港，其實是可以收回的。當時的英國佬，根本就沒有打算，以武力對抗兵臨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準備一接到中共要他們滾蛋的消息，就立馬走人的。

可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了，卻是讓英國佬虛驚一場。

中國沒有打算收回香港。包括澳門也不收回。

還有，雲南起義的前夕，蔣介石從成都飛往昆明，中途得到盧漢要起義的消息，不得不放棄前往昆明的打算，轉道直飛台灣。這時，廣州也已經在解放軍的控制之下。蔣介石的飛機抵近了廣州，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葉劍英，請示中央，要不要把蔣介石的飛機給打下來。卻一直沒有得到迴音。蔣介石的飛機，就那麼從解放軍的注目禮中，飛過去了。

這都是為什麼呢？

這都不符合我們一般羣眾的心理預期啊。

還有，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在中國的“革命羣眾”們高唱着“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時候，是毛主席通過各種途徑，包括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記者斯諾，要其回去傳話，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從而實現了中國關係正常化。

後來的中越關係交惡，1979年的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也都是由此而起的。

而毛主席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主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毛主席這個時候安排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後來的1979年的鄧小平訪美，能夠順利成行嗎？

正像鄧小平説的，他一定要在自己的任內實現大裁軍，不給下一任軍委主席留麻煩一樣，如果不是毛主席，生前親自主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那麼，在他的身後，誰能夠有這個能力，去那麼快地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中美關係正常化，給後來的中國改革開放，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埋伏。

而在1979年鄧小平訪美，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邁出更堅實的一步時，美國人也是為此而欣喜若狂的，他們為鄧小平的到來，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典禮。

因為，他們把鄧小平當成了他們“和平演變”中國的代理人。

可是，十年之後，他們就發現，鄧小平不是他們“和平演變”中國的代理人，而是他們“和平演變”中國的攔路虎。他們上了中國人的當了。

那麼，他們到底是上了誰的當呢？

如果沒有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將鄧小平兩次打倒，美國人，當初會那麼信任鄧小平嗎？

可是，雖然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他卻始終是安然無恙，最後還是順利復出，成為了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這難道不奇怪嗎？

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的時候，比他大的，比他小的“走資派”們，都受到了很大沖擊，可是，他即使是還在北京，沒有去江西的時候，也是好好地在家坐着，沒有人，上門去找他的麻煩。等他到了江西，那就更是自由自在，成了一個“桃花源”中之人了，每月坐等毛主席的秘書長汪東興同志，親自給他發工資。

其實，我們還可以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最後的水落石出，其實，就是留下了兩個人：一個周恩來，一個鄧小平。

而這兩個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關係是很微妙的。

在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即將重新出來工作時，周恩來因為不經請示，擅自回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説雙方可以各自指定一個人，就軍事合作問題進行聯絡，而受到嚴厲的批判。

這個批判的時間很巧：“鄧小平進京，周恩來捱整”。

內容也很妙：“不是批判周恩來不經請示擅作主張，違反了組織原則，而是批判周恩來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找美國人撐腰”。

而周恩來的這個錯誤，也犯得實在是低級：以他一世的精明，他卻能夠犯違反組織原則，擅作主張的錯誤，這符合人們對他的一貫印象嗎？

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實際上就是造成了一個“鄧小平進京，周恩來捱整”的氣象。

而以周恩來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這種氣象的形成，意味着什麼呢？

問題是，當週恩來病重之後，鄧小平，就也“病重”了。

而當週恩來逝世之後，鄧小平，就乾脆地被打倒了。

這都是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聯繫到後來，鄧小平明明是黨的領導核心，卻不擔任實際職務，而要一再地將兩個黨內的“開明派”，推到前台主持中央工作，我們是否就會，想起一點什麼？是否就會，對當初鄧小平與周恩來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多少有些理解呢？

鄧小平與兩個黨內“開明派”之間的關係，不是他當初，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之翻版嗎？

實際上，如果周恩來不是死在了毛主席的前面，以他的資歷與地位，他很可能就會是毛主席身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而這，也正是西方政治家們所希望的。

因為，周恩來的行為作風，很像他們心目中的“開明派”。

既然如此，毛主席，就不會利用這一點，來釣魚嗎？

所以，“鄧小平進京，周恩來捱整”，實際上就是周恩來、毛主席、鄧小平合作演出的一場戲，是在為後來的局勢變化，埋下伏筆。

只可惜，周恩來，走在了毛主席的前面，這曲戲，沒有唱成。

但是，即使是周恩來死了，做好的劇本唱不成戲了，這曲戲，還是得變着法兒演下去，魚，還是得釣。

所以，周恩來去世後，鄧小平，就乾脆也被“打倒”了。

為什麼要“打倒”鄧小平呢？

不“打倒”他，他後來怎麼能去訪美呢？即使是能夠訪美，又怎麼能夠受到美國人的熱烈歡迎呢？

所以，我們前後比較來看，鄧小平明明是黨的領導核心，卻不擔任實際職務，而要一再地將兩個黨內“開明派”推到前台，這不是對毛主席，當初的那個劇本的延續嗎？不也是為了釣魚嗎？

可笑的是，魚釣完了，圖窮匕首見了，西方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了。

鄧小平，因為別人都要打倒他，所以，他也不等人家打倒，就自己下台了。

由於看到中國還有那麼多的“公知”、“帶路黨”、“推牆黨”，加上最頑固的鄧小平也下了台，美國人就認為，他們還有“機會”，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所以，他們就還要繼續堅持針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不動搖。

既然西方還有“機會”，那中國就沒有機會嗎？

中國的機會，就是建立在西方的“機會”之上的啊。

所以，西方有“機會”，中國就也有機會。

於是，中國後來的領導階層，就在鄧小平的指示下，“韜光養晦”，繼續“吃鈎”。

最後的結果就是，餌吃完了，鈎，還在水裏。

美國人現在不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了，而是開始和中國打貿易戰了。

這就是説，他們已經知道他們上了中國人的當，他們不再“和平演變”中國了。

這就是中國人的“術”啊。

所以，我們應該相信我們的黨，相信我們的政府。

我們應該相信我們的領導人，都是傑出人才中的傑出人才，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不但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更有超凡脱俗的鬥爭智慧。